我印象中的年画

淡然（李中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过大年之前，都时兴用年画把家里贴的满满的，好像这样一来才真的有了过年的氛围。不敢想象年馍也蒸现成了，年煤也和好了，一切年货也备办齐楚了，腊月二十四也扫过七灰了，也用王早岭挖回的白土把墙都粉白了，而没有年画的上墙，这过年会是什么样子。

应该说过大年贴年画在那个年代还真算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在我看来故乡的张贴年画经历了大约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文革前的手工书画；第二阶段是文革中间的毛主席画像的年画；第三阶段是1976年之后的丰富多彩的年画；第四阶段是本世纪的挂历之类的年画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过年张贴的年画主要都是村里的能工巧匠用手工为各家各户画做的较粗糙的年画。刚刚进入腊月，村里能掂起笔杆子的文人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那时候的人都很纯洁，给别人家写字条画画都是不记报酬的。似乎能为别人家写写画画是家里的一种荣耀。

最初的年画包括正堂的老虎下山，还有毛主席诗词类的字条，包括谷雨节的谷雨贴，都是村里的文人来做的，有一种山水花鸟的四条屏贴在家里感觉也很上档次。

　　当然堂房正中一般都是悬挂《猛虎下山》类的手工画。我知道画这类画是用一种特大版的长方体宣纸来画的，等画成之后还要装裱。这类画我家三老爹（家乡爷爷叫爹）和潞城村最后一位清末老秀才细文老先生做的最好。贴在堂房的正中，的确很有文化氛围和年味。

　　老虎这类字画挂在屋里的正中央本身就有镇宅避邪的作用。在谷雨节前用黄纸画的一种《谷雨贴》我认为也和过年年画是一个档次，记得这画的右上角还写有四句话：

谷雨三月中，

老君下天宫。

手拿七星剑，

斩段五毒虫。

以上这类年画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初步的印象。

再后来“文革”开始了。毛主席的画像正而八经算进了年画的系列。那品种真的是五花八门：有毛主席接近红卫兵的年画；有上半部分是红太阳下半部分是工农兵的年画；有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首都群众挥手致意的年画；有打到“帝、修、反”的年画。最最出彩的是毛主席巨幅画像的中堂：

　　记得有一年过大年我们家里有关毛主席的大小年画总共有一百多张。因此队里的小队长还表扬了我们，说我家在“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模范。

不过1976年之后，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开放，年画所印刷的内容真的是五花八门了。七六年到八六年期间的年画大概分几个类型：有胖娃娃骑着红鱼的年画；有老寿星类的年画；有《杨门女将》之类的戏曲年画，还有山水类的年画；还有花鸟类的四条屏年画。

　　这类年画都为村里的过大年增添了莫大的色彩。对于过年贴年画家乡有这样一句俗语：“家里花花，饿得抓抓”。透过这句俗语，说明在饥饿贫穷的年代，老百姓也乐意在过大年之前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张贴起内容丰富的年画来。

过年贴年画是家里不可缺少的内容。到了本世纪初，随着人们居住条件的大改善，有的农村住户转眼间变从了城里人了。窗明几净的厅堂，四面洁白的墙壁，年画张贴起来似乎有点不相衬，因此昔日丰富多彩的年画就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挂历也时兴过十几年，也能勉勉强算作年画的来看待，挂历的专业行很强，有商业的，政治的，有军事的，明星歌星的，有十二个月的，有双月的。随着手机的普及，挂历也渐渐退出人们都生活。现在在室内仅仅能看到中国结镶嵌挂历的工艺品了，年画的符号仅仅这样体现了。

　　年画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年画还能不能再回到我们的居室里，这是个大大的问号。不过我希望年画再来一个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