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娘 曲》 ——怀念张权的歌声

天下为公

“怀念我的父亲”系列之一件小事

(文案/闫光伟)

声乐表演艺术家张权先生，对于哈尔滨的60后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印象，而对于我这个出生哈尔滨的60后，却记忆深刻难以忘怀...

　　张权，（1919年4月12日--1993年6月16），享年74岁。江苏宜兴人，父亲私塾先生。

1936年17岁的张权，非常有主见，拒绝了家里安排就读医学院，报考了国立杭州艺专，主修钢琴。后师从俄罗斯籍教师马巽（marshin）学习声乐，打下良好的声乐基础；

1937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声乐系，师从周淑安、黄友葵大师；

1942年元旦，张权和莫桂新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留校任教后结婚。两人在重庆主演反战歌剧《秋子》，连续演出50多场，轰动了整个山城。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观看了演出，对张权和莫桂新的演技和歌唱十分欣赏并成为好朋友。

婚后1943年和1945年，他们的女儿莫纪纲、莫纪岚相继出生。抗战胜利后，他们举家北上，移居天津。

1947年6月张权只身一人前往美国纽约罗城纳萨瑞斯学院进修声乐。张权在海上漂泊了20天，到达旧金山时口袋里只剩下15元钱。她在举目无亲的国度里自立谋生：做保姆，打扫公共宿舍，当图书馆管理员……

9月，她进入纳萨瑞斯学院，系统地学习了舒伯特、舒曼、李斯特、施特劳斯等人的艺术歌曲，掌握了高超的演唱技艺。一年多后，她获奖学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先后获得音乐文学硕士学位、音乐会及歌剧独唱家证书。当时中美没有建交，英国和意大利为争夺人才，曾以优厚待遇邀请张权去深造或加入他们的演出团体，均被张权谢绝。

1949年考入美国罗城大学伊斯特曼音乐学校研究生院学习声乐；

1951年获音乐硕士学位以及音乐会独唱家和歌剧演员称号；

1951年9月20日，张权在周总理的邀请下回到祖国；

1961年，下放黑龙江省歌舞团；

1978年任北京歌舞团艺术指导和声乐教师；

1981年调入中国音乐学院。1982年任副院长；

1983年任教授、声乐硕士研究生导师。

张权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常务理事、北京文联副主席，北京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和北京分会，表演艺术委员会委员、主任，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教授。

1981年任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声乐比赛评委。

张权声乐造诣很深，擅长演唱西洋歌剧及艺术歌曲，曾在《秋子》、《茶花女》、《兰花花》等多部歌剧中饰演主角。也善于演唱中国的艺术歌曲，如《我住长江头》、《玫瑰三愿》等。撰有论著《我的声乐学习》。

　　 张权，气质高贵优雅、音质纯净、音色甜美、气息通畅、优雅抒情。她是全球第一位用汉语演唱意大利威尔第作曲的三幕歌剧《茶花女》的歌唱家。张权被誉为“中国音乐殿堂的一棵永不熄灭的巨星”，以及“东方的茶花女”。

1951年10月，张权被安排在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担任独唱演员、主演歌剧，而莫桂新则担任管弦乐队指挥。同年张权在北京举办首场个人独唱音乐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在纪念民主德国国庆节的晚会上，他唱完李斯特的《萝列莱》时，德国人把帽子抛向空中，跑进了后台。他们用德语对张权说：“我肯定你是在我们莱茵河畔长大的……”她回答：“不，我是在中国长大的，我没去过德国。”

　　当时张权发现国内有一个严重问题，“外国的月亮圆”现象，特别是音乐院校的学生更是深信：只有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才是事业成功的唯一途径。而广大观众也常常认为在国际比赛得奖与否，来衡量一个歌唱者水平的高低。

但有着多年海外学习、歌唱体验的张权却认为：这是对声乐艺术整体的误解，这种现象如不及时纠正，会导致青年学生畸形发展。而且误导、妨碍人民群众对真正歌唱艺术的认识和理解。

张权说歌唱不是简单、抽象的人声，而是音乐与语言高度结合的表演艺术。离开民族的语言，当然还包括歌词内容，民族的声乐艺术也就无从存在和发展。作为世界公认的科学唱法，例如，意大利、德国、法国学派，他们都是通过自己本民族的艺术，解释、传递给各国听众，并被广泛接受和喜爱，才登上世界舞台的。

　　现今的国际比赛的曲目，绝大多数是西方古典艺术歌曲和歌剧选段，我国选手之所以能获奖，也只能说明其在运用西洋唱法诠释外国声乐作品的艺术水准上，已经达到或超越了外国选手这一个问题。

张权说中国声乐如果要真正整体走向世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把西洋美声唱法的优点，与我国传统声乐艺术和语言吐字发声特点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声乐学派，逐渐被世界接受和认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张权倡导的“中国民族声乐学派”得到了贺绿汀、周巍峙、李凌等许多音乐前辈的支持，她本人也一直身先垂范，砥砺前行。

　　长期从事西洋歌唱的张权，在举办的每场独唱会曲目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中国作品。在她主持哈尔滨歌剧院的那些日子里，创作、移植和复排了大量的民族歌剧，在这些剧目中，她都亲自担纲主演。

1957年张权被错划成右派，工资连降了3级，受到不公正待遇。她爱人莫桂新是乐团指挥，含冤入狱。送到黑龙江密山兴凯湖劳改农场改造。

当张权带着3个女儿到北京半步桥监狱，为他送行时，看到他的胡子很长了，显得憔悴，由于缺乏营养，脸上好像抹上一层灰。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诀别。一年后，41岁的莫桂新病死在兴凯湖劳改农场，张权草草地把他掩埋在那里。

张权望着全家福独自伤心，莫桂新走了，永远长眠在兴凯湖劳改农场。自己将领着3个女儿艰难度日，心里十分酸楚，委屈的泪水潸然而下.....

好在3个孩子听话，学习用功，理解母亲的处境，全家共同渡了难关，3个女儿出类拔萃，大女儿莫纪纲成为我国著名歌唱家，这些是后话了......

　　1961年春，张权戴着右派的帽子被下放到黑龙江省歌舞团，3个女儿怎么办？多亏在亲友的帮助下长女和次女继续留在北京上学读书，9岁的小女儿莫燕跟随自己。张权坐上开往哈尔滨的列车，身边躺着9岁的女儿，对面坐着伯母（莫桂新的伯母），张权忐忑不安，不知到哈尔滨会受到怎样对待。

殊不知，时任哈尔滨市长的吕其恩，事先亲自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嘱咐他们一定要热情接待张权。

火车进入哈尔滨车站，张权呆坐在车上，有人问：张权同志吗？她毫无反应，直到身边两位同志又重复叫一声，她才醒悟，泪水从她腮边流下来，这是已经4年多没有人叫她“同志”了。

出了车站，两辆轿车早已在门口等候，她一家被请进小轿车，她才知道，是哈尔滨市文化局长、黑龙江省省歌舞团团长等人，让她们一家先到当时哈尔滨最高端的宾馆“哈尔滨国际旅行社”休息。他们给她们一家三口端来俄式面包、香肠、牛奶和酸奶。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牛奶和面包相当稀缺。作为天涯沦落人，此时张权心里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和哈尔滨人豁达的胸怀。

来到哈尔滨5个月后，张权终于得到平反，摘掉右派帽子，得到了公正待遇。当晚吕其恩市长设家宴，盛情邀请张权一家吃北京烤鸭。吕市长语重心长地说：“你才42岁，要振作精神，为人民唱出最好的歌……”。

1961年夏，根据张权的提议哈尔滨第一次举办“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在当时的困难时期，给大家带来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在全国引起了震动。

1962年春，张权在东北三省慰问演出途中，接到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通知。经周恩来安排，张权列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在政协会议期间，张权写出提案建议成立“哈尔滨歌剧院”。周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张权，非常重视她的提案，利用周末晚会的场合，他带着张权，会见了有关负责同志。

三个月后“哈尔滨歌剧院”正式成立。朱德委员长亲笔为歌剧院题写了院牌，从此哈尔滨歌剧院演出了很多感人的节目。

　　“文革”十年，张权在劫难中，经历过几十次抄家，几十次批斗，她没有绝望，咬紧牙关，她选择坚强。暗暗记下几百首民歌，自己在音乐的天地里寻找快乐。

在特殊的年月里，“中年丧夫”的张权几次婉言谢绝朋友介绍，失去了组成新家庭的机会。为了孩子，她耐得住孤独，耐得住寂寞，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自己热爱的歌唱事业。

“文革”结束后，1981年张权调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作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开创和实践者，得到金铁霖、马秋华等艺术家坚定的支持和继承。

　　哈尔滨人对艺术具有独特的喜爱和追求，他们热爱张权，喜爱她的歌声，张权也忘不了自己在落难时，哈尔滨人给予她的包容与豁达、热情与温暖。有一次演出散场，热情的观众冒雨在剧场门口等候久久不愿离去只为看一眼张权......这一场景使张权深受感动终身难忘。

张权在第二故乡哈尔滨工作了17年，培养了许多音乐人才。她1978年调回北京，先后在北京歌舞团担任艺术指导和声乐教师，1981年调入中央音乐学院，1982年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是张权一生最爱唱的歌曲，歌声婉转悠扬，充满了无尽的思念和期盼。这首歌也倾泻出她和丈夫莫桂新之间生离死别的全部情感，催人泪下。

　　1993年6月16日，一代“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开创和实践者张权，因肺癌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74岁。6月28日，在北京西什库天主堂举行追思大礼弥撒。她的遗体与丈夫莫桂新的遗物一起火化，合葬于北京百望山北边的天主教墓地。

张权在艰难的人生时刻，为中国歌唱艺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绚丽华章。

当初张权发现的问题，这种错误思潮和舆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就业，晋级、涨工资、评定职称时，拥有洋学历、国外比赛获奖证书者优先排在前列。

　　回忆一段往事，1966年，当时姐姐4岁，我2岁，“破四旧”的大学生和红卫兵闯入家中搜查，翻出我父亲收藏的几十张张权等人的黑胶唱片，并要没收。此时军人出身的父亲，抗战杀过日本人，哪堪这般羞辱，面对欺人太甚的一群毛孩子，血往上涌，于是父亲亲自挥舞斧头在走廊把几十张张权等人的黑胶唱片砸得粉碎，其中包括张权的《梅娘曲》。现场围观的红卫兵们都惊恐的看呆了，以后造反派没有再来骚扰。

这些78转的黑胶唱片是父亲的心爱之物，每天茶余饭后闲暇时间都会听。由于“破四旧”早已化为碎片，后来每每谈起此事，父亲悲愤不已潸然泪下......

儿时的记忆，父亲经常在家哼唱起那首《梅娘曲》，巧的是后来跟郭颂老师学习声乐时，推荐我（男中音）唱女高音的歌曲《梅娘曲》练声，用于打开喉咙、共鸣集中靠前，获得高位置，的确很有帮助。

1981年6月，记得那年我上高一，17岁，父亲58岁。正值一年一度哈夏期间，天气非常炎热，张权回到第二故乡哈尔滨，在工人体育馆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我有幸第一次亲临现场观看了张权演唱的《梅娘曲》。

1935年，田汉创作了话剧《回春之曲》，全剧将抗日救亡的主线和男女主人公高维汉、梅娘矢志不渝的爱情线索交织在一起，描写了爱国青年高维汉从南洋回来参加抗日，在“一 •二八”事件中受伤失去了记忆，每天只会喊“杀呀，前进”......。梅娘离开南洋来陪在受伤的爱人身边，对其精心护理了三年，在过年的鞭炮声中，高维汉的病奇迹般地发生了好转，并仍然保持着战斗的勇气。全剧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这个剧本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保持着并发展了田汉的艺术个性。剧中梅娘的一曲高歌，在当时使无数的观众为之倾倒，传颂一时，至今仍保持着鲜明的艺术魅力。

《梅娘曲》是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的第三幕插曲，聂耳谱曲，为了唤起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剧中主要人物南洋华侨高维汉，回国对日作战，负伤后失忆，他的恋人梅娘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从南洋赶回祖国，看到自己的心上人因受伤而昏迷不醒，后失去记忆时，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所唱的一首歌。

当张权演唱到：“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我为你违背了爹娘，离开那遥远的南洋，我预备用我的眼泪，搽好你的创伤，但是，但是，你已经不认得我了，你的可怜的梅娘......” 这时观众席上群情激愤已经达到了极限，不知谁首先炸雷一般高喊：“打倒小日本......”，紧接着“打倒小日本”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仿佛要把工人体育馆天棚震塌，此时已经听不见张权的演唱了......。这时剧场工作人员用麦克高喊“大家肃静”，可是现场气氛像火山喷发一样不可阻挡。现场的气氛，没有人不能被感染，我也热血沸腾，情不自禁跟着高喊“打倒小日本”......，这时我转头看父亲早已是老泪纵横了......,还有观众席上许多白发老人怒目圆睁、紧握拳头颤抖着或掩面嚎啕大哭、泣不成声......

这些观众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年人，想必他们是战争的亲历者或受害者，他们受到的屈辱和伤害压抑太久了。他们或许是当年的热血青年，或许是老兵，或许是平民。他们激昂敏感的情绪应该属于“战后心理综合症”，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种，又叫创伤后压力症、创伤后压力综合症、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重大打击后遗症。指人在遭遇或对抗重大压力后，其心理状态产生失调之后遗症。这些体验包括生命遭到威胁、严重物理性伤害、身体或心灵上的胁迫。

话剧《回春之曲》宣传抗日救亡，全剧以《梅娘曲》达到高潮，当年曾经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走上抗日前线对日作战。

现在和平年代重温《梅娘曲》，也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仿佛又回到国破家亡时代，才会再次点燃激情！

通过现场聆听张权《梅娘曲》的演唱，心灵受到震撼，心灵得到洗礼。感悟战争生灵涂炭，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战争给人类留下的心灵创伤是永远无法抚平的。

如今父亲早已故去，有一件事多年以来百思不得其解，就是父亲对张权，对《梅娘曲》的喜爱之深难以想象！

(面对张权演唱“晴朗的一天”，帕瓦罗蒂尊称张权为老师)

　　现在的演唱会恐怕不会再有这种场景出现了，因为亲历战争的人已经故去了。和平年代出生的人，不会有这种激情，可能他们关注的只是演员的外表、服饰。

前不久在中美2+2峰会上，杨洁篪正告美国人：“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终于真正站起来了，任人蹂躏，任人宰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谁要想用武力和经济手段对中国进行打压，那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和平来之不易，感恩先辈，感恩烈士，感谢祖国强大，让我们享受和平幸福生活。

不忘国耻，保卫和平家园，吾辈当自强，加油！

本文作者

　　自1981年17岁时现场观看张权演唱《梅娘曲》距今已有40年整，岁月如歌，不知不觉人已过半百57岁了。张权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

——谨以此文献给张权先生诞辰102周年纪念日！

闫光伟

　　2021.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