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晋陽红旗颂.1967》的老剧照

顾然

我们这个岁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的太原人大都还能记得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省城太原的决死纵队围攻红联总站的9.5事件，本篇所用的老照片（除彩色照片及最后一张图片)正是因该事件而后编演的大型音乐剧《晋阳红旗颂》的剧照。 1967年伊始，山西省城太原便开始处在WH大革命的派性斗争的乱局之中，各类红色的战斗的组织山头林立，你“保”我“揪”，我“挺”你“批”，在名义上的路线斗争而实质上的掌权之争的漩窝里，嗅着上层政治风向，或联合或分化…… 时局一时眼花暸乱令人莫辨。 时间到了九月中旬，那时我与弟弟顾桐借读于太钢第十一子弟学校（位于太原西山矿石厂)。一天上课时，班主任李贞华老师沉痛地告诉我们，前些天里，城里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的黑爪牙们疯狂地向红卫兵小将反扑，它们丧心病狂地围攻红卫兵在十中的总部，打死了一个红卫兵小将孟玲玲，同时还牺牲了一位工人阶级同志李成义。他们用生命用鲜血捍卫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与毛主席革命路线……。 这个消息震惊了我们，有的女同学开始失声痛哭，一时间悲愤的情绪茏罩着全班。 省城九.五事件后不久，太原十中的红卫兵们编排了一部大型音乐剧《晋阳红旗颂》，该剧以九.五事件为背景，表达了红卫兵对最高统帅的一片赤子之心以及誓死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屈斗志。 在剧中，起幕时先营造了一个黑云压城的革命处于低潮时的悲壮气氛，剧临尾时响起了音乐伴奏的《抬头望见北斗星》……。 该剧当时曾演出多埸，演出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五一广场时的公演，据曾观看过演出的人们回忆说，当时现场抽泣抹泪一片，口号声此起彼伏。 　　 1972年，我们太原铁建三团十连转制到太原新店砖厂，我在此厂工作至1979年，在此期间，得知了厂里的甘大姐曾在太原十中读书，是当年《晋阳红旗颂》的编演人员。 弹指一挥间，人至暮年，今年三月间，友人召集老厂友们相聚太原，又与甘大姐相逢，席间我提起了1967的那一事件，她说恰巧当年一起参加《晋阳红旗颂》演出的晓楠同学前不久发来了些此剧当年的剧照。我便请她将这些剧照转发于我。 甘大姐比我年长三岁，1966年红卫兵运动突起时，她正在太原十中读书，也就必然地卷在红潮之中。而我那时生活在远郊且岁数也小一些，对这场大革命的种种似懂非懂，对红卫兵们的“破四旧”、”大串联”、“受接见”等等壮举心有向往却是不得时遇，也就与这埸红卫兵运动擦身而过。 对着这些显现着当年红卫兵精神状态的老剧照，不由地陷入沉思。 半个世纪过去了，红卫兵这一组织又及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些东西己近磨灭无痕，但近些年來，各种思潮涌动，不断有民间议论此题，也看到一些文章分析，随着历史的沉淀，社会及民间各层对此“红“事物的有关定位定性，应是心里有数的。但从历史研究及学术方面对此都未见有份量的成果，当年何等的铺天盖地的红色狂飚，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问，可见褒也不是，贬也不是，只能留于比当下人更聪明的后人们去评说了。 但历史尚未走远，纵观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以及迅速波及整个国度的情形，首先是与长时间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下的造神意识形态的灌输有关，而八次“接见”活动朝拜教徒般的狂热正是此的必然的结果；二是有为其政治站台的推动力量。 　　 “造神”或许是因着政治阶段情势的需要，毕竟国度的政治文化也有此历史传统。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有违现代政治伦理，其登峰造极下的国家治理将是灾难性的，其实得不偿失，而更深层的是这种造神的政治手段与其政冶标榜是难以逻辑自洽的，将导致执政合法性的危机。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实质就是“造神”下的产物，适逢其时，其很快就被利用进而发展为一种政治力量，成为了“马前卒”，成为了“打手”，在一张大纸报吹响的号角下，内乱的悲剧拉开了序幕，据有关统计资料看，短短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各界知名人士数百余人死于这只“马前卒”的乱蹄之下。 历史永远是现实的，当年的红卫兵们垂垂老矣，人之将老，唤起良知，那些当年造反伤害他人的所作所为，己成为精神炼獄，解脱时日不多，于是就有了陈小鲁宋彬彬等当年的红卫兵们向受难者道谦的举动，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救赎，应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受害者的亲人们及并不买他们这个账，当年北师大附中惨死的卡仲耘的丈夫王晶壵斥责为虚伪表演，声明不接受这个道歉。当然这个”不接受”潜台词的深层因素我们不难体会。 红卫兵们及红卫兵运动是不应被忘记也不可能被忘记的，那些用指血写下的“表忠书”以及“接见日记”仍然在记忆的深处而又不断地浮现，思之，赤子热血悲情所在交集。 历史细节繁复嵌套，有时好象说不清，其实好多“说不清”是“不想说”而已，个中原因便是多有顾忌，难言之隐在于投鼠忌器。 从有关资料看，如何评价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给其定性，是十六届六中全会起草会议决议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当时党内外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对立，有一枝笔之称的胡乔木在执笔过程中煞费苦心反复推敲着措词用句，最终形成决议，将其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其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智慧是显而易见的。 　　（下面这张彩色照片由网络所截，左起二人即当年大有声名的红卫兵头目谭厚兰、王大宾。右起二人为林豆豆、李讷。) 前两年曾读到一篇名家杂文，建言对文革进行政治法律层面的反思，并言称文革“实质上是一埸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是权力发动并利用群众，用非法律的手段解决权力间的矛盾和对立面情况。”（此议存而不论，各位看官臧否自便。) 红卫兵运动于1968年底因情势的变化，也因自身先天的政治盲目性的作乱不止而被烦厌，终于偃旗歇鼓。对其组织形态上的处置应是在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红卫兵组织可不再继续存在了。文件下达后，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此件中不意出现的“历史使命”一词，其意难详，甚难解读。 附: 红卫兵运动的五大头目（其实是称为五大LX）当年平步枢机，叱咤风云…… 谁人不晓呢？大叹，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己是曲中人。 聂元梓，因率先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而红极一时，1966年8月18日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接见活动。1983年被判有期徒刑17年。 蒯大富，1966年因打倒刘少奇、批斗王光美声名大震，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韩爱晶，曾主持逼供和毒打彭德怀的“审斗会”，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谭厚兰，率两百多人至山东曲阜发动“砸孔庙”运动，制造了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浩劫。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了免于起诉的决定。 王大宾，“WG”一开始，他就迅速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而被小组器重。1978年被捕。1983年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