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一九八六年从新闻学院毕业后，开始寻找人生的舞台。在实习期间，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汤一平曾带我到深圳，去见他的知青战友刘红军。他们都是从广州下到海南的知青，也一起在《兵团战士报》工作。当时，刘红军任深圳市团委书记，靠着几万元在一间茅草屋中办起了影响全国的《深圳青年报》，并兼任社长。那时的青年报广开言路，如日中天，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是各种思潮交锋的阵地，是吹醒闭关锁国的号角。在他家那初具现代化的客厅里，听他谈办报的种种艰辛，再到未来的展望，在他高高而又精瘦的身上澎湃着一股激情和力量。他答应我：毕业后可以到报社当实习记者。八十年代的深圳，百废待兴，到处是新推开的红土地，一个个工地在兴建，一条条道路在铺开，充满着生机和希望。在这里，见了在南方宾馆工作的中学同学，她还带我到畔溪酒家喝早茶。</p><p class="ql-block">计划赶不上变化。回到家后，我将工作打算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一点也不高兴，他说，家里就你一个男孩，父母在，不远游。农垦报社也想留你，你在海口工作不是更好吗。其实，父母不理解我的想法：人生的舞台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我需要的是一个更大的舞台。就这样耗了几个月，等到父母有所松动时，却意外得到消息：《深圳青年报》被撤销停刊了。我只好到农垦局寻找出路。阴差阳错，我意外地认识了农垦局经管处陈继锋处长。事情是这样的：新华社记者任泽励在《人民日报》发消息，第一个在全世界宣布中国在植胶禁区大面积植胶成功。她的报道引起了哄动，农垦也因此而获得了国家发明一等奖。为了感谢她，农业部农垦局特别邀请她夫妻到农垦看看。她丈夫曾是我在新闻学院的老师。他们在海南由陈处长陪同。她丈夫谈起海南的学生，并说要见一下我。就这样我上来海口会面并一起吃饭。席间陈处长了解了我的情况，几天后他亲自下农场找到我说：经管处刚成立，需要你这样的笔杆子，到经管处来吧。我说，我是学新闻的，对经营管理不熟啊。他说，我看了你写的那篇上万字的调查报告《家庭农场的新起点》，关局长作了批示，从文中看出你对农场的经营管理还是有所了解的。他的一番话，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真诚实在的领导，跟着他没错。就这样，我跨进了农垦局经管处的大门。</p><p class="ql-block">那时农垦局还处于广东农垦总局领导，办公地点在海口市近郊的草坡，虽然有公交车到市中心，但要经过大片的水田和鱼塘。这里也曾是广东军区兵团司令部的住地，还留有地道和作战室。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称此地为司令部。这里规模很大，分为东西两个大院，西院是办公楼和领导的宿舍，东院是生活区。周边几公里内都是农垦的直属单位：供销、商贸公司、工厂、招待所、医院、学校等。机关人员待遇很好，隔三差五都有水果、鸭蛋和鸡鸭来分，逢年过节的年货基本都给备齐。住房条件也好，只要成家的都有套房，我那时单身，和一个刚来的华南农大的毕业生住一屋。经营管理处有六个人，三个是领导（一正两副），三个科员（其中一个大姐是资料管理员）。我们主要负责出台农垦局经营管理方案，指导各个农场的企业管理，同时承担农垦体制改革任务。我在经管处两年时间里主要完成这几项工作：一是参与农场大包干经管方案的设计工作。学习农村包产到户的经验，农场包干完成干胶产量、完成上交利润和确保职工收入。二是对直属工厂和场办工厂进行调研，针对场办工厂小而散的问题，建议成立工业集团，创办工业开发区。报告在《广东农垦经济》发表。三是参与了割胶岗位推行联产计酬方案设计，并以此为主题写了论文《割胶业经营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在农垦经济研究会上交流。</p><p class="ql-block">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十万人才过海峡。而我们正面临着合并分流的选择。海南和通什两个农垦局合并为海南省农垦总局，人员超编要分流。那时两家农垦报社也要合并为《海南农垦报》，原农垦局宣传处长王松华任社长。他找到我说，你是学新闻的，跟我到报社干吧。就这样我重操旧业，任农垦报一版编辑兼记者，开始了记者生涯的笔墨人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