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在记忆中的生产队长（二）

钱塘丐叟应子根

鹧鸪天/生产队长

天翻地覆时势迁，作兴集体治山川。

平均共产创新路，男女同工熬暑寒。
盼队长，学良贤，带头各户闯阳关。

只缘方略心机异，饥饱丰成各一天。

已消失了几十年的生产队长子级别，有似于现在农村的村民小组长,但责任和权力却比目前的村民小组长重千万倍。
生产队长要安排全队一年的规划、生产、种植、收割和粮食分配及劳动分红等工作，天晴落雨要每天分派社员不同的活儿,还要处理队里经常要发生的大小矛盾纠纷,真所谓“大管天文地理,小管鸡毛蒜皮”,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百来口人的生活吃饭与生产队长当的好坏有着直接关系,正所谓“官小责任大”.不仅要管好各种事务,还要想出办法来对付那些爱占队里小便宜自私自利的社员,以示公正公平，最大限度发挥社员劳动积极性，以巩固集体经济和提高社员收益。

同样的队长，同样的责任，可是每个队长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方法各有千秋。
当年某生产队的队长张和事，是一个忠诚老实的端正人，三十余岁的单身汉，甚至人单势弱连兄弟姐妹也没有。社员们起初十分赞同他担任队长，因为一是人品好，二是家中没有亲人牵连，不会“怀私背曲”，三是贫下中农出身几代清白。所以一选就中。张和事得选后感慨万千，愿意肝脑涂地效忠集体报恩社员。每天起早摸黑出工抢先收工在后，什么重活脏活都是自己以身作则。可是由于人性的懒惰弊端，渐渐出现了一些社员的消极怠工现象。队长看不过去心急如焚，有时也无奈地来了点小脾气。看到有些社员老是拄着锄头柄聊天偷懒，只能开口骂人。但是他有时骂人又言不达意，被社员回应得不知所措。反过来还批评他安排劳力没数目，那边治虫两个人就够，你要安排三个人；这边担栏坢要六个劳力，你却安排四个……。队长又骂不过他们。所以很多社员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耕田“割田后堪”碰到一个“蜂窝”也差摆队长自己来割；那个田岸见到一条“死蛇”也要队长来挑掉；那个“上落磡头”陡一点，稻桶难背一点也要队长来背；水堰的田水被别个兄弟队截去了，也必定要队长“自己”去交涉……。 有时看到个别妇女出工迟到了半个多钟头了，要扣一点工分以表“公正”，却又被骂：“我不比一些独自光棍，两脚扛屁股。我是上有老下有少，要照顾老老少少”……哩哩啦啦不可理喻。 更有甚者是有一次，一个妇女劳力拔秧时尿急，为避开众目睽睽而到上面一丘麦田的麦芃中小便，恰在此时有一个社员看到队长走过来，就故意自言自语说某某去上面麦田放一泡尿要这么长时间……。队长听后马上找到上田去“捉偷懒”，结果那个妇女轰一下光着雪白的屁股站起来骂他：“乱插眼，我是毬（蹲）这里擦‘身上’的，大腿都还是血红烈，我是命苦，为了赚工分，为了队里忙，“身上”来了还要来浸水拔秧，你连我擦‘身上’也要来管，你三十几了还是独自光棍一个，我给你‘乱插眼’插插爽……”队长被骂的狗血喷头红着脸皮拼命躲避……
马善屈人骑，人善被人欺。不要说这个张和事队长老实巴巴，缺少魄力。哪怕你自己老命放进去拼了也还无济于事。到年终还是粮食不增产，分红上不去。甚至在夜间分粮食时还是自作自受自吃亏。例如生产队分粮食，一般是一根大令（大秤）以适当高度悬吊在队屋“梁封牵”上，秤钩挂着一个特制的“大门彻”（大畚斗），可装几百斤粮食，软口可压放大小，随社员家伙大小而倒货，然后将打过“官堆”的粮食谷物，按“预分方案”占比数量，畚到“大门彻”过秤（那时候还买不起“洋秤”，而且“洋秤”也放不得“大门彻”），分粮食时又要以“队长应该多干点，‘独自人’少一点‘私弊’”为由，差摆队长在畚倾，其实是把犯臭骂名全加在这位队长身上而已。 某一个晚上，队屋分番蒔，最后还留五十来斤连毛夹翼的脚货，很多是黄泥和番蒔根之类。有些社员提出打六折给谁先预支去，结果大家看看都不合算没人要。最后队长想别人不受总是我自己受。可是正叫会计落账时，竟然有人出来不肯。宁愿集体拿去煮起来大家吃“夜宵”……
第二年春，有些正义的社员实在忧队忧己忧队长，大队干部也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后来特意冒着政治风险帮助该队增选了一个有能力的“队长柸”应顺潮（社会关系稍微有点瓜葛而不好当正队长）为副队长，辅助张和事撑起这个队的天，从此该队恢复了元气增添了活力。 可是另一个某生产队的队长李有成，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物。李有成队长五十来岁，有六七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刚刚那几年初中毕业回家务农。虽然他家人多劳力少，但是由于他善于盘算和勤劳节俭，家庭生活水平也未见的比劳力多负担轻的家庭差多少。
李有成队长在集体化的几年中，不但对自己队里有几亩几分水田，几亩几分旱地；哪一段是好水田，勉强适宜种双季稻；哪一段是靠天打水，适宜种什么农作物；哪一块旱地适合插番蒔种洋芋；哪一块地坦适合栽官粟种药材；甚至哪一丘山塘能容多少水，可灌溉多少面积……都胸有成竹。除此之外，对队里每个正半劳力男女老少的劳动能量到脾气个性都了如指掌。
他每天早上老早起来，准时到后道坛前街沿大喉咙一叫：正劳力某某某等几人带什么工具，到哪一个畈，干什么活；半劳力某某某等几人，谁去什么田打灰，谁去砍灰柴，谁去某某地段治虫打药……。派好工后，在出工的路口或什么地方检查一下，看到还有个别慢一点的，回头训斥“蛮相似了，人家老早在田里干了一大双了，你还掩死搏命，你自己讲讲看，要罚你几分……”
等大家都按部就班后，他才回家吃一点冷粥冷饭，带一畚箕鸡屙糠或什么，到自己自留地里先忙一阵。大概半午前左右，扛着锄头畚箕钩刀，到每个片段去检查生产进度和质量，检查有没有磨洋工什么的。看看整个生产运作流畅了，他就到某某坑孔边割一畚箕草回去垫进自己的猪栏里。有些社员看了嘴巴不响，苦臀也在出气。但有些社员也说：不要管他，反正我们队里由他生产安排落科，每年分红全村最高了，还有什么好说啊！ 有一次，他儿子的小伙伴不知天高地厚地向他提意见：你自己儿子与我们同年又同学，又同一年‘搏底分’，干活比我们还偷懒，为什么底分要比我们高几分？第二天，李有成队长就安排那个小伙子与他自己儿子去前山岗比耕田。结果他儿子马马虎虎会耕几犁，而那个小伙子只能望洋兴叹。 当时，这个小伙子义愤填膺地控诉：“难怪，你是原来早有预谋压制我们，某次我要跟着你‘太子’去学耕田，不给我去学，要我跟着妇女拔秧去；某一次我要跟着去学插秧，又故意差摆我去割草、打灰……。原来就是限制我将来的‘全犁耕作’，好限制我的底分……”

又一次，一位“九分头”底分的后生，责问队长：“我论力气也比多数‘十分头’大，论‘干工’也样样会起，凭什么我只是九分底分？”第二天，队长派这个后生与另一个“十分头”吴实一起到二百田备田岸。同一丘田同一条田岸，一个从东至西，一个从西至东。过了一二个小时，两人会师宣告结束。队长故意叫来另外两位老农给予检查评定，按照速度长度，还是那个后生比吴实多备了五六米，可是后生备的田岸，备坭中“麦竿茬”多，“田魄（蝼蛄）孔”多，备泥表面也比较粗糙”。后生看了红着脸皮默默无语了。
在秋收分配粮食时，其他兄弟队一般是按可分配粮食（除了先国家后集体之外）的75-78％作为按人口的基本口粮分配，22-25％产量分别按工分粮、肥料粮、饲料粮……不同比例破掰。而李有成这个队就是要按80％以上按基本口粮分配。也就是队长和其他人多劳力少的户头稍微有利了一点点。人们都说这个队是“口粮分”的势力压倒“工分”的势力。只是造化即便如此，比别人队里还是好得多。
可是这种队长，在向自己生产队以外的地方，也总是会千方百计维护本队和本队社员的“利益”。譬如在公社或大队组织做山塘水库时，或在大队开大寨田的时候，都是记大队的非包工工分（就是公益和基本建设需底垫的义务工），每个劳动力每年要干几十个义务工。这个时候大队都会派他去“发签”或“记账”等管理事务。在那肩挑畚箕担的人海战役里，本队社员碰到他发签时，往往会明明一挑一根签，偶尔在没有旁人时会发你两三根，明明以五担画一个“正”字时，没人时给你多记上几个“正”……，所以平时在队里经常会发啰嗦的人，被他这么一诱惑，往往就会怨散恨消了。
如今想来，“领导是一个集体的核心灵魂”和“科学管理出效益”的道理，在当年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里，何尝不是如此啊！

千千万万的生产队长，尽管在那特定的岁月里，在激进的浪潮中，尽管你们是个小得不能最小的“芝麻官”或“小皇帝”，你们都是与中国亿万最草根的农友同舟共济的带头人，交农业税和爱国粮的带头人，你们用几十年的宝贵年华顶起了中华农业大国的云天。亿万农民不能忘记你们，中国的历史更不能缺席了你们！哪怕是世道的阴晴圆缺之无奈，哪怕是有些许身不由己……你们绝对是中国农民的精英和骄傲！

应子根 2020年6月1日18:5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