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炉•我的大学(43)北京不信眼泪

皇粒

我第一次去北京，是乘坐军列路过。那是1972年底参军入伍，新兵们坐闷罐军列一路北上，在北京南郊的丰台火车站下车，列队去丰台兵站吃饭，吃完饭再上闷罐车继续一路向北行进，爬过八达岭的人字铁路，最终去了张家口的高炮68师。

第二次去北京，是我当学员学开车进行城市训练。那时训练已近半年，结业之前的最后一个训练科目，是进行复杂道路中的城市道路驾驶。北京市，是整个训练中的最后一个城市。记得我们的教练车，是从北郊的昌平向南进入北京城区，最后是从长安街由西向东穿过，结束了整个训练。助教班长一路上讲了很多城市交通规则，因为北京的路边到处都是交通信号牌和交通指挥灯，这些全是知识点。

我当时感觉，北京的交通眼花缭乱，自行车行人如潮水一般。还是张家口开车清爽。那时候张家口人自嘲：两个警察站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小城市，车少、人少，真是安逸、自在。

我第三次去北京，是当兵后第一次回乡探亲，在北京站转火车。那时我在卫生科开救护车，在后勤部机关灶当给养员的老乡肖书义，正好要去北京出差购物，热情邀我同行。书义常来北京采购，对北京非常熟悉。是书义为我计划安排出大半天的空闲时间，带我逛故宫、北海公园，去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我们一起坐公交去北京站转车，临分手书义还反复叮嘱我，要小心北京站那里的人群，有小偷混在拥挤的人群中，专偷外地旅客的钱包。

后来，我开车执行任务常去北京办事。从张家口到北京那条公路，开车要穿过八达岭居庸关的那个门楼子，门楼子外边是一片不怎么平整的停车场。那时，八达岭那里没多少车停留，也没有什么游客，停车、参观都不花钱。我每次进京执行任务经过那里，都在那个停车场停车休息，专门给同行的新司机留点时间，让他们爬爬八达岭长城，看看在崇山峻岭中蜿蜒起伏的天下第一雄关，体验一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滋味儿。



　　我来北京这么多趟，全是走马观花，看到的只是北京的皮毛。直到七九年我当战勤参谋，专门出差来北京，为汽车连的战友王义办理复员回北京安置的差事，才真正体验到了北京内部的曲曲弯弯，看到了北京的另一面。

士兵复员回原籍安置，很少有出问题的时候，但轮到王义还真就出问题了。在王义的档案里，最重要的安置依据，是那张“应征入伍登记表”。这张表格上有士兵应征入伍的详细登记及体检信息，有地方相关部门如就读学校、户口所在派出所和地方人民武装部的红色印章。王义的问题是档案里这张重要的登记表，上面相关部门的印章都是秦皇岛市的。

王义的叔叔当时是从秦皇岛市为他办理的入伍手续，找熟人帮忙办的，当时没想太多，但已经铸成了大错。因为，我们国家安置退伍兵的基本原则是从哪里入伍回哪里安置，城市兵还涉及到城市户口和安置工作，在执行安置政策方面更加严格。

我在汽车连当排长兼教员时，很喜欢王义这兵。他聪明大气，办事利落，外场上敢闯敢干，但又能服从命令、令行禁止，是非常难得的北京兵。王义跟我说过，他的亲生父母在他很小时就去世了，他和姐姐从小就过继给北京的父母。他亲生父亲是兄弟三人中的老大，王义在北京的父母，其实是他的二叔二婶。

王义的父亲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和大提琴教授，母亲是音乐附中的高级教师，妥妥的一对搞音乐教学的专家夫妻。王义父亲当年还是在延安鲁艺跟冼星海一起演奏过黄河大合唱的乐手，也是新中国派往德国留学培养的第一批音乐家领导。王义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父母从小培养他拉大提琴，希望他子承父业，可他偏偏不喜欢乐器。为学大提琴他没少挨揍，可越打越逆反，他烦透了拉琴。就这样，王义十六岁那年初中还没毕业，一个人离家出走到秦皇岛市，找他那当兵的叔叔去了。

王义的叔叔是秦皇岛高炮师的副师长，王义到军营后天天缠着叔叔要当兵，他叔叔跟他父亲老哥俩再三商议，最后同意了王义的要求，把他送到了张家口我们高炮68师当兵。

王义这个兵走的容易，再回来麻烦大了。

我带王义去了好几趟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负责的同志一看档案，直接拒绝接受。他们的理由就是退伍兵哪来哪去，这兵是秦皇岛市人民武装部征的兵，你找我北京市安置是找错了地方。

我再找安置办公室的领导详细说明情况，王义的母亲和姐姐陪着，拿着他们家的户口本给领导看。这位领导看了看说，王义入伍前可能是这家的户口成员，可他参军后就注销北京户口了，现在这家的户口本上没有他这个人。你们想在北京安置他，可他没有从北京入伍的手续，他是从秦皇岛市入伍。按国家的退伍安置政策，他只能由应征入伍的城市负责。

王义的母亲和姐姐急得直掉眼泪。可是没用，安置办的领导和办事人员全是斩钉截铁的回绝。北京不相信眼泪，只信那个安置政策和应征入伍登记表。

我后来想变变路子，再跑跑北京市政府试一试，让王义给拦住了。他已悄悄打电话问过他叔叔，秦皇岛那边接收安置他确实没有问题。王义内心也真为北京失望，自己当年任性出走，现在再回北京确实非常为难父母和部队，他个人决定将错就错，回秦皇岛安置工作。

我想做最后一次努力，我一个人去了王义父母户籍所在的街道派出所，询问像王义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先给恢复北京户口，毕竟他是这家的儿子，先回家再说。我想单纯恢复户口会简单些，等以后再说退伍安置工作的事情。

派出所所长否定了我的想法。他说，以王义退伍为由恢复他的北京户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他确实不是从北京市入伍。他恢复北京户口的唯一办法，还是当年他过继给北京父母的那个办法，但再那么办一次，能不能办成，多长时间办成，现在还真不好说。

派出所的同志跟我说了心里话：在北京，像王义这种情况的可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不仅仅是他这种去外地当兵的，去外地随军的军属也是一样，北京户口离开很容易，再恢复非常困难。目前在军队系统，完全符合进京条件的人很多，北京市接受不了这么多人，现在是用每年多少个进京指标控制着，让这些人排队等候进京指标逐步安置；不符合进京安置条件，或者部分符合进京安置条件的人，连排这个队的资格都没有。他们这话说的够明白，我这个兵，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

王义回北京安置这事，到了没办成。他最终还是在秦皇岛市安置，给市委领导开专车。王义自己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但这事儿在我这里，一直心存遗憾。



我爱人转业回北京工作之后，我对北京的接触更深了一层。我在北京陆陆续续经历一些事情，几乎颠覆我的三观。

我爱人生孩子，坚持要在北京生产。我们部队有自己的医院，那里还有我们的战友，护理照顾起来多方便，干嘛非要在北京。我爱人的理由是把小孩子生在外地，进北京落户口时会有麻烦。我不大懂这个，但我为王义办退伍安置的事印象深刻，知道涉及北京户籍不是一般的麻烦，只好同意妻子在北京生产。

我们的孩子是在海淀的一家医院出生。产妇刚送进医院，病房就急着赶家属走人，说什么也不让家属在病房陪护。那家医院的妇产科是在一栋老旧的平房里，破旧的大门口旁边，坐着一个老护士把门，任谁也不许进去。老护士豪横。

孩子出生后，医院只准在规定时间探视，一点都不能通融，还不让给产妇带点儿鲫鱼汤和小米粥。我和我爱人都是在医院工作过的，哪见过这么照顾产妇的医生护士？没办法，这里是北京。

我爱人单位分配住房，更是令人吃惊，无语。

她那工作单位分房，竟然优先按照单位的职务高低分配，一般职工只是陪同单位领导走走分房的过场。我爱人是连职军官转业，带着哺乳期的幼儿和保姆，跟父母一家人挤在一起生活。如此困难状况，仍不能享受任何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政策，更不要说什么军属的优抚政策。她那单位不给她分房不说，还给她开了一张“住房困难证明”。啥意思？单位承认你住房极端困难，但就是不能给你分房。我爱人把那个“住房困难证明”递给我看，伤心绝望的嚎啕大哭。

单位不给住房怎么安身生活？没法生活又怎么能安心工作？军转干部都是这样安置的么？这事搞的我有点怀疑人生。伤了自尊，也伤了自信。我为军转干部流泪，为现役军人流泪。可北京不认眼泪。

1987年春节过后，我到北京休探亲假。邻居郭伯伯来家里串门，闲聊中说起了北京的军转干部安置。郭伯伯是老一代的军转干部，对北京军转干部的安置情况相当熟悉。他说在北京无论什么单位，只要说是接收安置转业干部，这些单位其实都有相当的负担和压力。年轻的不安排职务的还好些，军转干部职务越高，涉及待遇越多，就越难安置。但在有些单位，急需某种有专长的人时，算是例外。北京的用人单位，对紧缺或急用的人，都是四处物色，甚至在全国招聘，在安置上，自然也会好很多。

郭伯伯问起我的年龄、学历和专长，他说像我这样熟悉机关业务的年轻干部，国家机关很欢迎，可以到有特别需要的部门试试。他说附近一个国家机关的政策研究室一直在物色研究人员，一般大学生都不符合要求，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此前，我从未想过转业的事，更没想过转业回北京生活工作。依我的年龄和任职状况，至少还要再干五年以上。但我看到爱人单位给她分的那个“住房困难证明”，看到妻子天天抱着小孩挤公交车上下班的现实，我开始疑惑我的道路。我能这么不管不顾无着无落的老婆孩子，铁心在部队谋求个人的发展么？我好象突然明白，我面临着一个人生的抉择。

我虽然尚未决定是否转业，也不知道部队首长会不会同意我转业，但我很想看看国家机关正在物色的、急需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我想看看我跟这样的人有多少差距。

我找到了这个国家机关。它在一家大宾馆东北角的一个院落内办公，行人从院落西边的小侧门进入，门口没有招牌，没有标志，也没有门卫，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国家机关。

这里管人事的老处长挺客气，他向我详细介绍情况，说这里是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欢迎军转干部和大学生加入。但必须符合岗位的职业要求，还必须通过用人单位的专业考试。如果这些考试都通过了，用人单位同意要人了，最后会上报到国务院人事局批准。

我听明白了。这个人事处仅仅是个具体办事的部门，没有任何决定权限，连考试审查的权力都没有。十几分钟后，我被人事处的人，带到了政策研究室的办公室。

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姓门，挺稀少的姓氏，是一位五十多岁、看起来挺睿智的老同志。互相简单介绍之后，门主任开始进入正题，他向我询问有关情况，并详细介绍他的具体要求。

他首先要求来人有大专以上中文专业的学历，毕业证上还要有学习过的课程和考试分数，明确说其它专业的大学学历不予考虑。他说研究室有内部工作通讯期刊和参考资料要定时完成编写和编辑任务，这个岗位必须具备熟练的写作技能和较强的文字编辑能力。

这个要求我感觉一般地方的大学生大都符合要求，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军队转业干部都不符合要求。军转干部上大学的本来就很少，侥幸上学也是上军队院校，军队院校哪来的中文系毕业文凭呢！

门主任的第二个要求，是要求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并要求有具体的研究发明成果，以证明自身的研究能力。他说政策研究工作是这个研究室的主要职责之一，研究室的每个人都要具备有关管理课题的研究能力。

我问学中文的应该有什么研究成果，门主任说无论什么研究成果，最终都需要用中文写成学术论文表达。如果没有研究发明成果，就必须有学术论文，特别说明军队的学术论文也可以，但必须是发表在国家一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才算数，还要求至少三篇以上。

门主任的这个要求可不低。我们国家正规大学培养的大专生、本科生，有几个人能在国家级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恐怕就算是研究生这个层次的，也没几个这样的人。我心想难怪这里招不到可心的人，这条件定的确实有点离谱。

门主任最后对我说：“如果你自己觉得符合这些要求，可以写个简历和自我介绍，拿着毕业证和学术论文过来找我。” 他告诉我，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会安排下一步的专业考试。言外之意，达不到这个门槛，就不用再来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一度紧张的心情如释重负。这个政策研究室的门槛太高，根本不是给军转干部的岗位。但我好像侥幸具备他们要求的这些条件。我有点庆幸当年放弃上军校而选择上河北大学的中文系，庆幸我一直坚持在工作中以学术研究作为先导，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

我决定马上回部队一趟，找找发表存档的后勤学术论文，取回自己的大学毕业证书和成绩单。我决定把这场谋职的尝试进行到底，全力争取和完成接下来的各种专业考试。

我迫切地想验证我这个在军队大熔炉中淬炼出来的大学生，到底有多少份量。我渴望得到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肯定，期望着迎接并完成这场艰难的考试和验证。

待续：

熔炉•我的大学(44)我的专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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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炉•我的大学(42)军队要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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