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常老

张明（谢绝私聊）

　　今天是常老110周年诞辰。怀着对他的深深的敬仰之心，回忆记述一些他的工作片断，献给大家，用以昭示后人，纪念逝者。

1988年3月初，组织决定派我给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黎夫做秘书。第一次到常老办公室，他请我坐在他身边，详细地询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和家庭现状后，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这里事情不太多，能留给你自学的时间，希望你勤奋努力，认真学习，做个革命的老实人。＂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时，常老是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多次聆听他的讲话，他从不讲官话、套话，风趣幽默，爱讲故事，打比方，引人入胜，是我非常敬佩的领导，到他身边工作，我心中感到异常兴奋，同时又忐忑不安，怕自己能力有限，不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但我还是暗下决心，好好向常老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

3月22日，常老就带领着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前往北京，开始《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三卷）的前期编辑工作。这次主要任务是＂文献卷＂的查档工作，和＂回忆录卷＂的统编工作。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书，是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重大题材的内容之一。当时定由常老组织西北五省区共同编辑。为了加快这套丛书的征编工作，经请示中征委和商请兄弟省区同意，常老于1988年春，调整了征编工作班子，由陕西省党史办完成，常老风趣地说，他是总承包。

常老一口浓厚的米脂地方腔，个别地方听不太懂，这给我的服务工作带了点困难，好在同行的原省委白秘书长也是陕北人，他关键时刻给我翻译，不太影响工作。

　　我们一行五人，于1988年3月22日到达北京，住在中央党校招待所，这里条件非常简陋，我和常老住一间，白秘书长和贾自新住一间，房间都加了一张桌子，成为住宿兼办公。

常老刚到北京，就给时任中央档案馆馆长王明哲打电话，（王馆长是常老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时的档案处长）说明来意。很快，王明哲就来到中央党校看望常老。我们集中在常老房间，也算是第一次会议，常老说＂这次来北京，两项任务，大家都明白了。住中央党校有三点好处，一是离中央档案馆近，好查阅档案；二是离中央党史征委会近，好汇报沟通；三是姬也力在中央党校住，（姬负责整套书的概述起草）好讨论研究问题。＂接着，常老风趣地说＂这套丛书，我是总承包，你们就各承包一方面工作。大家明确分工，相互配合，抓紧工作。＂虽然他是笑着说的，大家都感到身上责任重大。王明哲当即表示，＂凡是中央档案馆可公开的材料，编辑组可随时查阅复制，全力支持。＂有了这样的支持，大家非常高兴，立即开展了工作。

白秘书长和贾志新等同志，每天早出晚归，白天都在档案馆查阅复制材料，午饭就在档案馆职工食堂解决。常老嘱咐；＂打开了档案馆的门，我们尽可能查阅复制的宽泛一些，回来文献卷能用的用，不能用的，作为背景材料或辅助材料，对写概述和大事记有好处。同时也可以充实省委党史办的资料。＂周密的安排，在于常老对陕甘宁边区的熟知，对编辑这套丛书胸有成竹的细致规划。

每天查档的同志从档案馆回来，都是满满的收获，复制很多材料。我们在党校学员食堂吃饭，查档的同志就汇报情况。到房间，常老又马上根据复制文件题目、内容进行分类。大部分先交姬老阅读，为写概述时用。

白天，常老就埋在材料堆里，不但要一一阅读复制的档案材料，还要阅读各地寄来的回忆文章，一些重要的材料，他反复阅读，读一读，写一写又思考一会。这些回忆文章，都是曾在边区工作过的老同志撰写的，内容详尽，共有几十篇，六、七十万字。常老曾做过六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秘书长兼秘书处处长，对查阅出的资料非常熟悉，很多都是他亲自起草的。晚上，他和编辑组同志交流时说，复制的某个文件，印发的背景是什么？还有哪些配套文件？对当时边区政府工作有什么指导意义？对编辑资料有什么作用？说的明明白白，对查阅档案很有指导性，针对性，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家一致认为常老是陕甘宁边区的活档案。

　　常老有严重的眼疾，白内障、青光眼。那些日子常老完全埋在材料堆中，他阅读起材料，全神贯注，半天不动地方，有时实在看不清楚了，就从兜里取出眼药，给困乏的眼睛滴点眼药。那些日子，常老滴眼药，不是遵医嘱按时间要求滴，而是眼睛模糊了就点一次，好似眼药成了润滑剂。我要帮他，他幽默地说，＂点眼药你还不行，我自己滴眼药，连医院的护士都佩服，点了多年了，功夫强着呢＂。

看着常老阅读一会，点一次眼药，又俯身阅读的背影，我心里特别难受，一位78岁高龄，又患有多种眼疾的老人，如此的用眼，我真为他担心。为减轻常老眼晴负担，我就把那些字迹模糊和字小的资料誉清，尽量把字写大点，字写粗点，能让他一目了然。我也常常劝他休息一会，他却说，＂这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你现在理解不了，等书编好了，你也许就会享受了。＂我提出给他读，他接受了，但是他听到重要的地方就说，＂这段让我自己看，对将来写概述很重要。＂常老就这样一个执着的老人，让人即操心，又敬佩。

慢慢的，我和常老越来越熟悉了，他看材料时间长了，我就说咱们出去散散步，看看中央党校的院子，或者到党校商店，给孙子们买点东西。他就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走转转去，休息休息眼晴。

我们一边走着，常老一边给我讲很多边区的故事，听着常老的故事，我眼前似乎出现了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艰苦奋斗，开展生产、学习的生动画面，敬佩那些为新中国建立而奋斗的前辈，这也许是常老所说的＂享受＂吧！

　　丛书共分为三卷，＂文献卷＂＂回忆录卷＂＂大事记卷＂三者既独立又统一，相互印证，准确、全面反映陕甘宁边区，十多年的建设发展情况。丛书反映了从中央红军长征到延安，直到抗战胜利，十多年的时间，党政军民，工农商学，统一战线……各各方面的工作，300多万字。常老要求我们，要把三卷的内容统筹考虑。文献同回忆文章及大事记，相互联系，相互印证，不能出现大的事件，在时间上有矛盾的地方，在内容上有冲突的地方，以档案文献资料为准，文献资料没有的，参考当时报纸，如《解放日报》的报道，进行甄别分析。特别是回忆文章，由于时间长，有些老同志缺乏资料，在撰写时，事件和时间上可能有误。如有一位老同志，回忆文章中提到359旅进驻南泥湾，第一年垦荒多少亩，我们查阅了当时报纸的新闻报道，核准了数字，并在大事记里反映了此件事情；还有回忆文章和回忆文章之间，记述事件和时间不同的地方，常老都要求我们认真核对，并反馈作者；在撰写概述时，常老亲自审查修改，经他修改后的概述，立意，逻辑，结构，文字更加完美，大家对常老的才华心悦诚服。最终做到了整个300多万字的丛书内容和事件时间等完全一致，事件准确无误，增强了丛书的科学性，权威性。

在统编回忆录卷时，常老利用同我们一起散步，或工作休息时间，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他说＂抗战时期，边区的粮食和草料都是靠骡马运输。一次，粮食局骡马队死了一匹骡子，饲养员是个江西人，长征干部，伤心地蹲在地上，好像死了亲人一样，失声痛哭，我和骡马队长郭应奎怎么劝也不起来。＂接着常老又深情地说＂那时，边区确实困难，我作为边区粮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压力很大，粮食局的同志们也真着急，但大家精神面貌非常好，有一股什么都不怕的干劲，东奔西走调查研究，调整征粮政策。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后，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一年后，边区的粮食问题基本解决。＂我们眼前，似乎呈现出了轰轰烈烈的边区大生产运动，军民热情高涨的生产、工作，建设的场景；他们那种精神动力，一定是延安精神！

我们感到，常老这是在教我们，编辑回忆录时，要注意一些有意义的情节，教我们学会发现生动，有感染力，易教育人的故事吧。的确，回忆录卷统编完成后，得到撰稿老同志的高度认可。

常老带着我们一行，经过不足一月紧张有序的工作，概述定稿了，回忆录卷统稿完成了，文献卷中央档案馆资料也收集齐全了。常老在这不足一个月时间里，阅读的资料在几百万字，对他的眼睛确实损害很大。我们都很敬佩常老的敬业、奉献精神，同时也为他的眼睛担心，可他依然不停的工作。

这期间，常老到中央党史征委会汇报了丛书进展情况，得到中征委肯定。常老又拿着文献目录和摡述稿，专程去习仲勋习老家，汇报了丛书编辑情况，并请习老为丛书作序，习老欣然接受，并给丛书和编辑组人员工作予以高度肯定。这次到北京的任务基本完成。

　　我给常老做了近13年秘书，回想起来，青春没有虚度，幼稚变为成熟。常老的言行举止，道德风范，在我脑海中永远地矗起真正共产党人的丰碑。常老对我的教育那样的深刻，那样的具体，有那样的生动。常老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他长我48岁，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长辈，他同我说话如朋友，风趣幽默，娓娓道来。他常说；＂一部好的党史书，应该具有存史、资政和育人作用。这几年，你也接触了大量党史资料，原始资料看似枯燥，但需要严谨认真、为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后还要锻炼写些材料。＂

常老是陕西省委第一任党史研究室主任，为陕西党史征集、研究事业做出开拓性，奠基性贡献，在他任上完成了陕西＂一战＂、＂二战＂期间党史资料的征编工作。我做常老秘书这13年来，常老直接参与编辑的党史丛书《国民革命在陕西》《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振根据地》（三卷）《陕西靖国军》《杨明轩》《张德生》等十几套、册。其中许多复制的资料需要我誊抄。那时，我也有把字或标点符号抄错的现象，常老看后都一一修改。我感到有些惭愧。想起常老曾经给我讲的故事，＂50年代初，国务院刚成立，周总理日理万机。每天，秘书厅都有送总理审批的文件，我发现周总理连标点符号都有修改，就给秘书厅的同志们说，我们认真细致一些，那怕熬点夜，不要让总理把珍贵的时间，用在修改我们起草文件的标点符号上。”当时，我没有真正听懂常老故事里的道理，后来我是真正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从此就格外认真，少出这些小错误。

随着时间推移，接触党史资料越来越多，常老逐渐锻炼我的写作能力。记得在编写《张德生》一书时，常老让我采访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请她写一篇营救张德生的回忆文章。去之前常老给我讲；＂1930年10 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前夕，敌人已侦探到，有两个中共重要干部，从西安密赴陕北组织暴动，国民党在绥德县城乱抓乱捕时，抓捕了刘澜涛和张德生，关在绥德监狱，刘澜涛有绥师职员掩护，学校校长（中共地下党）出面保释出狱。我认识的一位狱卒告诉我，在审张德生时，张德生只说他是来看女朋友的，其他啥都不说。我那时代理团陕北特委书记，就让在绥师读书的积极分子杜岚，装扮成张德生女友，又是送脚垫，又是送吃的，又是写情书，又是去看望，迷惑了敌人，敌人也真找不到什么证据，只有把张德生释放了＂。听了常老的故事，我心里有了底气，更有了信心。见了杜校长说明来意，她讲了那段经历并风趣地说，＂我那时是个中学生，哪会写＇情书＇，就在绥德书店买了本这方面的书抄，有意送到监狱，我还几次去监狱看张德生，最终救出了张德生。＂最后杜岚还笑着说，＂这都是常老布置的任务＂。杜岚挍长的文章写好了，送她审阅，得到杜岚校长的认可，我高兴及了，一是独立完成了第一次的采访，一是采访这么大的名人，她是新中国成立当天，同时在澳门升起五星红旗的人。这对我的教育终生难忘。

给常老做了近13年秘书，是我一生中难能可贵的经历。这13年的言传身教，耳闻目染，循循教导，使我从常老身上感悟到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具备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我离开常老身边后，到其他单位工作，经常去看望常老，看着这位近乎失明的老人，我心里特别难受，又格外敬仰。每次常老都嘱咐我好好工作。这些年，我都按照常老的嘱咐，努力工作，勤奋学习，诚实做人，圆满完成了工作阶段的各项任务。现在虽然退休了，我仍然记着常老的教诲，并把这种教诲传授出去，发扬光大，启迪后人。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