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让鬼变成人——读《沈醉回忆录》之《我这三十年》、《我的特务生涯》

章旭东

　　《沈醉回忆录》是一个系列，共五本，真正值得品读的是其中的两本，《我这三十年》和《我的特务生涯》，它们是相衔接的，既有史实性，又兼具文学性，可以作为上下两本阅读。这两本书我先后读了三遍，第一次读时读到半夜3点，第二天一早又读，直到下午，读得昏天暗地，真是欲罢不能，不忍释手，这种情况只在以前自己读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陈忠实的《白鹿原》和齐邦媛的《巨流河》时出现过，可见沈醉这两本回忆录的吸引力，同时在读的时候，自己不时流下了眼泪，止都止不住，一是写他思念母亲，母亲告诫他不准杀人时；二是他狱中思念妻儿，为她们担心；三是写周总理逝世时，跟着他泪水奔涌而出，可见这两本书情感细腻，非常有感染力。

《我这三十年》中，沈醉是一名中统特务，深得戴笠的喜爱，28岁就仼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可谓少壮春风得意。戴死后，他又助毛人凤上位，反而受到毛人凤的排挤，被派往云南保密站担任站长，1949年12月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通过十一年的监狱改造，沈醉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由一名旧社会的恶人变成了新中国的新人，被人民政府提前特赦，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开始写回忆录，揭露国民党中统特务的罪恶。1980年由战犯身份改为起义将领。《我的特务生涯》中，沈醉也曾是天真淳朴的热血青年，可是他后来成了精明冷酷的军统巨头。从戴笠的得意部下，到新中国的阶下囚，国民党军统宿将沈醉自曝18年曲折离奇的军统生涯，披露不为人知的军统秘闻及特务的累累罪行。

这两本书既是沈醉的回忆录，也是他的忏悔书！

沈醉的回忆录之所以吸引人，就是他的经历和人生比较跌宕起伏。 沈醉从十八岁进入复兴社特务处 ，短短几个月就从交通员升职成为了情报组的组长，手下是十几个比他年龄大一圈的特务们。第一次杀人是在戴笠的考验下，亲手杀死了投靠日伪的叛徒，也是他之前很熟悉的一个特务同事。从此在戴的栽培下，杀人无数，成为了军统的一把暗杀利器。其中包括很多共产党人，以及反蒋的各方势力。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白公馆”、“渣滓洞”，就是由他选址创建的。《红岩》里的严醉，原型人物就是沈醉。历史上的江竹筠（江姐）受审的情况，在沈醉的回忆中有记述。因为有戴这个大靠山，沈醉自己又属于敢闯敢干的性格，可谓少年得志，一帆风顺，甚至在旁人眼里俨然就是戴的接班人。但是随着戴笠意外身亡，他的靠山倒了。继任者毛人凤将他排挤出了局本部，“发配”到了云南任保密局站长，并切断了他退往台湾的后路。沈醉晚年享受着副部级待遇，每天会见老友，著书立说，一直到1996年才安然辞世，得以善终。洗心革面后，新生成了人民共和国的政协委员，当年被他监视的很多人，最后握手言和，他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沈醉回忆录》这两本书之所以耐看，还在于内中具有丰富的情感，很有吸引力。沈醉和过去对手的共产党人的交往很有看点。因为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沈醉对交代历史材料表现的非常配合，很是积极，在《红岩》被改变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时，还被主创人员邀请，给演员“说戏”。《红岩》中有一个人物华子良，原型人物是地下党员韩子栋，因多次被捕，受尽酷刑，他很有经验，掌握了底层兵士和看守的心态，靠着装疯卖傻，让看守放松警惕，终于成功越狱。当年韩子栋被关在白公馆，沈醉前去视察时，发现其他犯人都是被单独关押在牢房里，只有他疯疯癫癫的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绕圈子跑，周围的看守还在不停的逗他。沈醉在军统审问犯人无数，见过很多共产党员，从没见过疯成这样的革命者，而且发现韩子栋的眼神很犀利。沈醉判断这人在装疯，于是命令手下将他押回牢房，严加看管。当然最终韩子栋还是找到机会越狱，回到了解放区的组织。但是沈醉的这次小插曲让他在白公馆被多关押了几年，增加了他越狱的难度。沈醉在出版了回忆录《我这三十年》后，收到一封来自贵州的信，是韩子栋写来的：我对你写的《我这三十年》非常感兴趣，但因贵州新华书店买不到，想请你寄一本。沈醉收到信后都懵了。回过神后赶紧写了封回信，结尾是：敬请韩老指教。连同书一起寄过去了。一个星期后，收到了韩子栋的回信，附有他的近照，信中还写了“革命无先后”。沈醉自己写道：“这是何等的胸怀，一个收到敌人破坏，死里逃生的共产党员，又回过头对当年迫害他的人说出了这金灿灿的五个字，这岂止是对我个人的宽恕，更是党对过去敌人的政策深入人心。”

文革中，他又被关押了五年，狱中和他同房的竟是几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老党员，他们之间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其中一位，说出来还是老相识，在抗战前为党做地下工作的老干部，他在上海干革命，沈醉上海搞反革命，曾经是被监视的对象，是准备逮捕的革命人士，如今却关在了同一个房间，四个人关在一起的日子，真是无话不谈，建立了患难与共的交情。其中一位出狱了，然后从上海到北京来找沈醉，在家里像亲兄弟一样，有过几个月的相处，还怕材料被抄走，把材料交给沈，保存在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大量档案材料中。另外那位曾在上海被他监视的老党员，象兄长一样对待沈醉，狱中四年时间里他像严师益友一样，真心诚意地帮助自己，指导自己，他比沈醉迟出来三年，一出来就和自己联系上了，后来一直交往，感情很深。

　　沈醉一直对戴笠盲目信从，他回忆，有一次某个股长没办好戴安排的任务，戴骂完了还不解气，抄起椅子要砸人，沈醉忙上前挡开，并示意股长赶紧跑。人跑了之后，沈醉说：你今天打副官，明天打科长，哪天打到我头上，我可受不了这气。我从小就没被人打过。以后谁还愿意跟着你干啊？戴笠叹气说：你是没见过我是怎么受委员长的气的。从这类细节可以看出戴笠对他确实跟对待其他手下不一样。在军统上下，只有沈醉敢跟戴笠争辩。

宋美龄访美前，戴笠负责宋的安全工作，极力推荐沈醉当宋美龄的侍卫长，陪同前往美国大约大半年。这是个让沈醉飞黄腾达的机会。实际上宋身边并不缺这样一个侍卫长，而且美国中情局也安排好了保镖。戴笠在蒋及宋美龄面前夸赞沈醉夸了好几次，蒋才答应。但是飞机起飞当天，宋美龄的行李太多了，飞机放不下，她哪件也舍不得丢下。戴只好让沈醉留下来。

沈醉性格外刚，又是一线特务出身，不是职业军人，文化只有初中，不是蒋欣赏的能言会道的人，他自己也不喜欢在蒋面前露脸，觉得太拘束，只喜欢干外勤，冲在一线。

戴安排他到总务处，本来是个肥差，他总觉得工作太繁琐，一直想调到行动处。军统有八大处，其中总务处是油水最肥的部门，各方势力都想安排自己的人。但历任处长均干不满一年就因贪污被罢免了。只有沈醉，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七八年。从他的回忆录来看，他也没少贪，别人行贿他来者不拒。只是他贪的没有别人那么赤裸裸，被周围人反衬的反而“清官”了。书中回忆了很多情况，整个国民党从上到下，腐败贪污成风，如郑介民的太太用棺材走私鸦片、毛人凤的太太倒买倒卖、宋子文养外室等等，难以胜数。

沈醉的政治敏锐度不高，对时局也认识不清，抗日胜利前夕，有谣言国民党可能会投降日伪军，沈醉不知真假，对戴说：反正我跟着你，你去哪，我去哪。他把戴当做他的座标。一次戴陪蒋夫妇散步，看到炮兵总监乘坐一辆豪华的汽车驶过，蒋面露不悦。戴很善于察言观色，从那以后，每次去见蒋都改用一辆旧车。以至于旧到连蒋也看不下去了，主动提出让他买辆好点的汽车。

沈醉把全家老小接到重庆后，为了住房问题费了很大心思。他当时任总务处处长，因为这个职位的油水太多，住太好的房子容易被别人攻击。住太差的房子自己又不舒服。他想起戴坐旧汽车的这件事，决定如法炮制，在一块大菜园旁边盖了一座茅草屋，外表破破烂烂的，但里面装修的应有尽有。终于有一天戴经过大菜园，沈醉趁机指着茅草房说：“那边是我家，进去喝水休息一下吧？”然后再指着门前河沟边玩的满身是泥巴的小孩说：“那是我的大女儿。”戴看着茅草房直皱眉头，说：“我不去，你也太给我丢人了！你好歹是个总务处长！”然后转身让人给沈醉拨了一笔款，让他重新盖个房子。

戴笠一天一夜不知去向时，他觉得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蒋怀疑飞机迫降在“苏区”，要军统安排一个将级以上的军官亲自前往跳伞营救。毛人凤立即召集紧急会议，问谁肯去寻找戴，可是整个会议厅顿时鸦雀无声，没人敢去“苏区”，又是抗战胜利时，大家都在抢收日伪财产，大发横财的机会，日后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只有傻子才会去送死，沈醉也和大家一样闷头不语，后来他翻来覆去地想着，权衡着，猛地站起身来，说:“我去！”让大家都如释重负，毛则泪眼汪汪的疾步上前，紧握住他的双手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原以为大家会争着去，结果这么久没人表示，想不到，只有你肯去！”随即拉着他去见蒋，一通报，蒋马上接见，毛人凤说沈醉愿意去寻找戴，蒋立即快步走上来和他握手，要他下午就出发，要求他做好跳伞准备，并给他写下了手令，盖上公章。沈醉在飞机失事现场，亲自确认了烧成黑炭的就是戴，并在南京为戴设了一个灵堂。

对于戴的这种感情，沈醉做好了被批斗的思想准备。结果改造班的管理员很出乎意料告诉他，共产党允许与反革命的亲友划清界限后，私人间允许有私情上的怀念。只是不要再去影响别人，自己放在心里想念就行了。

出狱后，沈醉去南京参观，专门去了戴的坟墓。当时身边还有溥仪一起陪着。坟前没有墓碑，溥仪问这是谁的坟墓。沈醉回答是戴的。溥仪吓得失色，拉着沈醉赶紧走，要跟反动阶级划清界限。沈醉不肯走，说既然党没有挖他的坟，说明党有政策，不会因为看他的坟就乱扣帽子的。

　　其次，沈醉的婚姻家庭生活由于他身份的原因，以后全家分隔天涯，各自组成了家庭，由于处理得当，最后也有很好的结局。

二十岁出头的沈醉，正在“复兴社”里崭露头角，引起了戴笠的注意，并打算重点栽培，给了他一个公开的身份：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少校行动组长。这个职位名义上是维护社会治安，是旧上海滩的警察，表面上是负责抓捕小偷、抢劫犯、侦破仇杀等刑事案件。为了方便特务工作，沈醉还有一个记者身份，化名陈仓。他遇到了初恋情人，他在回忆录里称之为“白云”，实际上是左派女作家，本名陈淑媛，在上海化名“白冰”，在上海某个刊物做编辑，因为这部刊物的内容比较“左倾”，是特务社情报组比较注意的对象。这是一场充满欺骗的恋爱，又甜蜜又悲哀。白冰一直以为陈仓是警察兼记者，初见面，对他很有好感。而白云活泼外向的性格也打动了陈仓。陈仓与白冰，两人谁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就这样相爱，同居。陈仓渐渐察觉到了白冰的思想比较左倾，但他正陷在热恋中，觉得这只是跟白冰的工作有关，只要结了婚，回家带孩子，一切都正常了。特务结婚是需要打报告的。当他向戴笠提出，要跟白冰结婚，戴笠拒绝了。两个人的交往其实戴笠一直在暗中关注。因为白冰的进步思想，戴笠不同意手下爱将跟这个“左倾”女青年结婚。另外，沈醉的母亲也不喜欢白冰，觉得她性格太外放，像个男孩子大大咧咧，也坚决不同意两个人的婚事。两个人私定终身，尽管同居了很久，还生了个儿子，但是一直没能结婚。白冰曾利用一切机会影响陈仓，但是一旦遇到两个人理念不合的话题，陈仓就闭口不言。白冰也不是穷追不舍的性格，于是两人休战。时间久了，思想观点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白冰对陈仓越来越失望。有一次，白冰读完鲁迅的杂文集后如获至宝，极力推荐给陈仓看。陈仓根本不想看，实际上他正在戴笠的指示下亲自布置了对鲁迅的监视工作，还去现场检查过，监视的房子在鲁迅住房的对面，从窗户里能看到鲁迅晚上在书桌上写字，旁边周海婴在地上爬。白冰看鲁迅文章看的正过瘾，极力要求陈仓也看。他不想给白冰泼冷水，于是匆匆看了几篇。但他的内心感受跟白冰大相径庭：这老头真厉害，也真讨厌，怪不得戴笠要安排监视他！他隐隐觉得戴笠是对的，他这种身份的人是不能与白冰结婚的。最后两人分手。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让大批热血青年对当局感到失望，纷纷奔赴延安。于此同时，戴笠命令手下的特务机关对在通往延安的各路关卡上设防，进行阻止。为了培养“人才”，戴笠建了很多特务培训班，对外招生宣称是为国效力、征集革命青年。实际上很多学生来了才发现上当了，但走也走不掉。沈醉也担任了培训班的教员。一次游泳训练中，电讯班的女学生粟燕萍溺水，沈醉从水中救了她。粟燕萍表现的并没有像普通女子那样慌乱，虽然全身湿答答的，仍然落落大方的冲沈醉一笑，跑开了。沈醉觉得这女生遇事沉着、不慌乱，是个难得的女特务人才，正好行动班缺少女生，就强行把她调到了行动班。行动班学习跟踪、暗杀、绑架等，粟燕萍很不喜欢，但是敢怒不敢言。粟燕萍父亲病危，请假回家探亲。正巧沈醉外出公干，顺路，粟燕萍请求搭沈醉的车，沈醉同意了，干脆好人做到底，直接送到家门口。结果粟的家人以为沈醉是她男朋友，带到粟的父亲床前，快要咽气的粟父拉着沈醉的手，交代他照顾好自己的女儿。人之将死，沈醉将错就错，没再解释。沈醉回家后跟母亲聊起这件事，母亲说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沈母对粟燕萍很满意，认为她文静大方、知进退，极力促成二人。彼时蒋介石下令抗日期间不允许干部结婚，戴笠也规定不允许教员与学院谈恋爱，否则严惩。但是规律都是用来约束别人的，在自己身上不适用。这次的结婚申请被戴笠睁只眼闭只眼的批准了。沈醉如愿的娶的娇妻归。婚后，粟燕萍再也不肯上学了，坚持要回家做太太。沈醉在狱中，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妻儿，以至于旁人都说他“太重私情”。他在回忆录里写到，当时有个日记本，封面是列宾的油画“阳光之下”，画中人太像他妻子了，这个日记本他一直带在身边，聊以慰藉思念之情。这种思念的感情让人刻骨铭心，让读者的感情随着他的遭遇而不安，忍不住流下同情的泪水。

粟燕萍带着沈醉母亲和孩子到了香港，犹如圈养在笼里的金丝雀被放逐到了野外，没有丝毫生存本领，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她带着6个儿女，沈醉的老母亲，还有2个佣人，一家十口住在帝国饭店坐吃山空。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了沈醉的起义通电后，她慌了。在香港的粟燕萍，也的确如大哥所预料的，她没了靠山，整个人生都没了方向。弟弟带着两个女儿回大陆后音讯皆无，此时又传来了沈醉已被枪毙的消息。她整个人崩溃了，想过自杀，但是眼前又有4个孩子让她放不下。她身边一直不缺追求者，此时一个前国民党独立团的副团长，逃到香港后，靠打理一家养鸡场为生，遇到粟燕萍后，知道她手里还有不少财物，于是趁虚而入，答应一起抚养她的4个孩子，两个人结婚了。

粟燕萍跟沈醉结婚后，沈醉对她一直温柔以待，宠她爱她，两人从未红过脸。结婚时她父母已过世，还有3个弟妹未成年，沈醉一直照顾，带在身边，毫无二话。天真的粟燕萍以为，世间男人都是沈醉这样的，会温柔的对待妻子；而且沈醉带大了她的3个弟妹，所以她觉得再找个男人带大4个孩子也不是问题。但是结婚后，她的丈夫才暴露了真面目，一次次向她索要钱财，对4个孩子非常不耐烦，动辄打骂，家里鸡飞狗跳。再加上她又怀孕了，随着沈醉大哥一次次来信催逼，她陆续将4个儿女都送到了台湾。 她来香港时带着全家10口人，如今儿女天各一方，香港只剩她一个，现在再嫁，又发现上了当。粟燕萍觉得自己靠天天塌，靠山山倒，她性格软弱，没有主见，连保护自己儿女的能力都没有，她将大女儿最小的女儿送回大陆，大女儿活活饿死，小女儿沈美娟在大陆长大，遭受了很多的困苦磨难，受父亲的牵连，考上大学也不能录取，想进部队，人家也不要。

1962年，沈醉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沈美娟也到了读高中的年纪，在沈醉的申请与周恩来的批准下，沈美娟去了北京的女六中读书。

在女六中读书的三年期间，沈醉尽到了一个做父亲的义务，他给女儿洗衣做饭，指导她功课，可谓是又当爹又当妈，沈美娟也在尽力地让父亲从失去另一半的痛苦中走出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沈醉曾如此写道：“孩子是费尽心思安慰我，事事依我，我被她的一片孝心感动，今后长时间父女相依为命地活下去，我不得不为她的健康和兴趣着想，让她愉快地生活在我身边，我真想不到，我晚年能有这个小女儿能给我这么大的安慰。”

失去亲人多年的沈醉，把小女儿看成珍珠一般宝贵，与其说是女儿依恋他，不如说是他离不开女儿。一次，沈美娟和同学们下乡劳动锻炼，沈醉就度过了吃不好睡不好的一段时间，等沈美娟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瘦了一圈，沈美娟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该给父亲找个伴了，好让他的后半生有人陪着。其实，也有很多人想给沈醉找个妻子，可为了女儿日子好过些，沈醉把来说媒的人通通拒绝了，沈美娟知道，父亲一半是为了自己不受委屈，一半是还想着母亲粟燕萍。

之后，沈美娟一直劝父亲再婚，可都被沈醉拒绝，她只得出了个苦肉计，说自己从小就离开了母亲，十分渴望母爱，想有个妈妈来疼自己。沈醉被女儿说动了，他开始去相亲，去为后半生找个伴。1965年，沈醉顺利地与相亲对象杜雪洁结婚，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书中沈醉的母亲这个形象是非常感人的，沈醉是一个孝子，对于自己的母亲非常的孝敬，对于母亲的话，他也很听从。母亲一直告诫他不能杀人在云南的时候，沈醉对毛人凤恨之入骨，已经准备用毒药毒杀他，被母亲发现制止，她的形象让人觉得非常的善良，善良得在沈醉时常最思念时，让人不时为她掬下眼泪。

沈醉对周总理怀有深厚的敬仰之情，在总理病中的时候，他就常常牵挂，让人感动的是周总理逝世的时候，那天沈醉骑着自行车上班，“这一使人震惊与万分悲痛的噩耗传出之时，马路上的人都哭了，连正在岗位上执勤的民警，也是带着哭声劝骑车的人，不要因为悲痛而不注意红灯、发生车祸。我长这么大什么稀奇古怪的场面都见过不少，像这种一个人死去会使得人人哭、家家哭、全城哭，全国的人都哭的事，不用说看，连听也没有听到过。”

回忆也记录了广大群众为总理灵车送别的场面。

而且沈醉还有幸旁听了公开审讯林彪死党与“四人帮”，作为代表列席了，书中记录公审的一些情况，回来在汽车上，他用极其兴奋的心情，轻轻的喊着“中国得救了！”

　　沈醉是幸运的，他在最后关头被迫起义，因而得以度过十一年的改造生活，能够幸存下来。他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关怀，促使他拿起笔写下了许多反映国民党黑暗统治和罪恶的回忆文章，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他解决了住房和女儿读书等问题。解放后的十几年，真是最好的十几年，经济发展，人心向上，他作为幸存者见证了这一切，小女儿历尽艰辛，但父女终得团圆，远在香港的妻子虽然改嫁，但他后来被特批香港探亲，他妥善处理好，两家又友好相处，让妻子和她后夫称自己为三哥，让我们见证了一段人间真情，这都实属难得。

沈醉在书中说，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共产党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而且给了我自由，给了我幸福，给了我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掩卷之后，心绪久久难以平静，为看到这两本好书而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