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我国第一个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朝代

零碎时光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也称殷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也是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传说，商人的祖先是帝喾之子契的后裔，契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地（今黄河下游地区 ），开始兴起。经过五百年的发展，到成汤时，己经成为夏国东方的强大部落。

商汤伐夏 建立商朝

　　汤，名履。他本是夏朝的方伯，专管征伐之事。夏末，王室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君王荒淫无道。汤则在国内布德施惠，轻赋薄敛，使百姓亲附，政令通行，国家日益强盛。为改变商地处黄河下游、连年遭受水灾的困扰，也为替天行道顺应民心，汤决定推翻夏朝。

商汤在贤臣伊尹、仲虺（hui）等人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积蓄力量，伺机破敌。为了彻底察明情况，商汤大胆派遣伊尹充当间谍，多次打入夏桀内部了解和掌握其“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混乱状况。军事上，商汤采取先弱后强、由近及远、逐一剪除夏桀羽翼的战略，把第一个打击目标指向夏的属国葛（在今河南宁陵北），以替童子复仇的名义起兵消灭葛国。之后，商汤集中兵力逐次灭亡了韦（今河南滑县东）、顺（今山东城东北），并攻灭夏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支柱、实力较强的昆吾（今河南许昌附近）。“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的商汤基本完成了对夏桀的战略包围。

这时，夏都到处流传着“上天弗恤，夏命其卒”的民谣，意味着伐桀的时机已到，商汤决定把灭桀行动付诸实施。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優”，立国四百余年的夏王朝不容小觑。商汤首先停止向夏桀纳贡以试探其反应，夏桀当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得知后，马上向夏桀“谢罪请服，复入职贡”，暂时稳住夏，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又传来夏桀诛杀重臣、众版亲离的消息，商汤再次停止向夏桀纳贡。这一回，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起，还有缗氏公开反抗，商汤认为伐桀时机已完全成熟，下令起兵。

　　公元前1726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揭开了鸣条之战的序幕。战前，商汤誓师，义正词严列举夏桀破坏生产、施行暴政、残酷盘剥欺压民众的罪行，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将拯救民众于水火，同时商汤还严肃地宣布了战场纪律和作战要领。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誓师结束后，商汤动用作战性能良好的兵车70辆、能征惯战的敢死队6000人，会同各盟国的参战部队，“以近为直”，迅速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突袭夏桀老巢。一直沉于醇酒美人的夏桀这时才如梦初醒，方寸大乱，无奈只能仓促应战，西出抵御商汤进攻。两军在鸣条（在今河南落阳附近）地区相遇，在商汤军队勇猛无比的冲击下，夏桀部队溃不成军，商汤一举攻克夏邑，赢得了鸣条之战的胜利。夏桀兵败南逃，商汤挥师南下，对夏桀残部实施打击。夏桀穷途末路，率极少的残部逃奔到南巢（今安微寿县南），不久便病死在那里，夏王朝宣告彻底覆灭。

商汤率师凯旋西毫（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有众多诸侯参加的“景毫之命”大会，得到三千诸侯拥戴，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一个新的强盛的统治王朝——商朝在铁血之中诞生了。

伊尹辅政 盘庚迁殷

　　伊尹是曾经废立天子、辅佐商朝五位君主、为商朝的太平盛世奠定基础的第一名相。他辅佐商汤灭了夏朝，夺得天下。商朝建立以后，伊尹为相，帮助商汤处理朝政。他向商汤主张“居上克明，为下克功”，强调“任官唯贤才，左右惟其人”，并常用夏桀暴虐无道导致政权灭亡的事实提醒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商汤逐渐稳定自己的统治，呈现出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景象。

商汤在位十二年后去世，由商汤儿子丙经、仲壬先后继位，他们执政时间都很短，商朝大权实际掌握在伊尹手里。伊尹在商朝的地位不可撼动，不仅仅因为他的功劳，还有他的德行与治国方略。仲壬去世后，伊尹做主，由商汤长孙太甲继位。伊尹努力教太甲如何做一个好君王，但是太甲不遵循汤法，贪图享乐。伊尹劝告，太甲不听，于是伊尹将太甲流放到桐宫（今山西省万荣县），去给商汤守灵，自己则代理国政。太甲经过三年悔过，脱胎换骨，伊尹又将太甲迎回复位，商的统治逐渐呈现出清明气象。

　　由于长时间国家安定，在商王太甲以后，商朝历代的君主便尽情享乐，奢靡无度。商朝的继承制度是兄弟享有优先继承权，没有兄弟才传位儿子，因此很多人对王位都虎视眈眈。从仲丁开始，王室子弟为了争夺王位斗争加剧，政治动荡连绵不断，王室力量日衰，国力减弱，再加上水涝、干旱等天灾不断，商王室的统治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中。从仲丁到盘庚，历经“九世之乱”，商朝的统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摆脱困境，盘庚决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安阳小屯村）。但盘庚迁殷的决定，遭到举国上下反对，大多数贵族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盘庚没有动摇，他树起“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宣称为人民来争取民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盘庚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挫败反对势力，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从此，商朝的都城就永久地固定在殷城。盘庚在殷整顿政治，使商朝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有了更大发展。之后，又经过武丁时代的繁荣发展，到了商中后期，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城之一，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局面。

纣王暴虐 牧野亡国

　　商朝到了纣王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纣王的统治下，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关于纣王暴虐最早的记录，始于牧野之战前。为了师出有名，周武王和姜子牙历数纣王四大罪状，并记录于《尚书》之中：听信妇人谗言、不认真祭祀祖先、不用叔伯兄弟专用罪犯和奴隶、暴虐百姓。900多年后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又称纣王宠幸妲己、炮烙大臣、酒池肉林、虐杀比干等种种罪名。

后来根据殷墟出土文物研究，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历史误解。比如，商人祭祀天神或祖先会选用的奴隶，多者一年祭祀杀死奴隶近万人，而纣王杀人祭祀的事少之又少，据统计平均一年不超过2人。而且纣王在征服夷方等部落后，并未将俘获的奴隶杀死，而是将他们充入了自己的军队，这些超前行为在商朝贵族眼中就是离经叛道。而纣王提拔的下层官吏文化程度过低，在施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纣王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开拓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使商朝疆域得以扩展，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

　　商社会动荡，周日渐兴盛。周文王时期已开始部署伐商战略，可大业未竟就不幸病逝。武王继位后继续做灭商准备。约公元前1068年，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力，试探各诸侯国的态度和商王纣的反应，周武王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诸侯小国纷纷响应，率领人马前来助战，力劝武王立即向商都朝歌进军，史称“孟津观兵”。人心向周、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经形成，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并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

两年之后，武王探知商纣王更加昏庸暴虐。良臣比干、箕子忠言进谏，一个被杀，一个被囚。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武王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公元前1046年甲子日，经牧地誓师，周武王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出兵东征。纣王惊闻周军来袭，仓促武装大批奴隶、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开赴牧野迎战。商军抵抗仅仅坚持一天就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己去，返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亡，统治华夏500余年的殷商王朝在顷刻间轰然倒下。

后母戊鼎 甲骨文字

　　商朝在政治、经济以及科学等各方面都比夏朝有了长足进步，已完全脱离了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由游牧改为定居。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开始了人工养殖淡水鱼。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商朝的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安阳殷墟发现的商后母戊鼎是已知的我国古代最重青铜器。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般墟还出士了大量的占卜龟甲，上面的文字是我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古代文字，因镌刻、书写于龟甲与兽骨之上而得名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内容是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二百七十年之间的卜辞。因商朝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再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朝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甲骨文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研究我国文字源流的最早而又系统的资料，同也是研究甲骨文书法的重要财富。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用笔、结字、章法三个基本要素，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具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

　　商朝统治的同时代，古埃及王国的统治已进入鼎盛时期，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正在崛起，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帝国也在崛起。它们和商朝东西辉映，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