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杠坡人的美篇（二十二）

青杠坡人

《南疆战事回顾》

（二十二）忆当年 • 我所经历的

那些情报战线工作回放（C篇）

　　在上篇《回顾》（二十一【B篇】）中，我曾提到当年（1980～1981）团情报站开展特情工作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参与组建和发展越南游击队。四十多年过去，按照国家相关保密制度规定，应该早就过了保密期。今天，我把当年15团情报站所经营的那段值得浓墨重彩、隐藏显赫业绩的情报工作成果分享于后。

　　下图为作者1981年与团情报站侦察员在猛硐的合影。从左至右：赵维华、项新民、李平先、刘建芳、罗江远。

　　1980年初，我在开展对越兵要地志调查工作中，通过时任麻栗坡县公安局局长黄洪兴的引介，结识了茨竹坝越南游击队绿水河二中队的政治员兼军事顾问周贤考。

周贤考岀生于越南河江省官坝（又称“管箔”）县一个华侨家庭，16岁他就加入了越南人民军。1954年3月，周贤考随同所在部队（第308师）参加了越南抗法战争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奠边府战役。1955年初，周贤考被调入新组建的越南人民军第21步兵师，同年年底该师被命名为第1野战师，1959年1月，第1野战师最终被命名为第1步兵师。

　　1959年底，周贤考在步兵1师被提拨到3团一个连队任排长，由此他与该连副连长阮青山成为生死弟兄并缔结“儿女亲家＂，即：今后如果双方各有儿女就指腹为婚结为夫妻。后来2人婚后生育的孩子均是男孩，于是两人又承诺结为终生“干亲家”。

　　1969年，周贤考在部队因公受伤导致左小臂截肢，这位曾经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数十次立功授奖的越南人民军英雄不得不从指导员的位置上离开军队转入到地方工作。他先后在越南河江省同文县、官坝县等政府部门工作，1974年起曾任官坝县组织部副部长。1978年越南加大反华排华期间周贤考被迫返回中国。

离开越南军队的周贤考与“干亲家”阮春山一直都保持着密切联系。越南国内战争后期，周显考和阮春山当年所在的越军第1步兵师又更名为越军步兵341师，该师在1975年解放西贡的胡志明战役和1978年侵略柬埔寨的战争中都屡立战功，先后两次荣获越南军队最高荣誉“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后来，与周贤考分别近10年的阮春山一路青云还晋升为341师上校副参谋长兼作战科长。

下图是在越南独立战争中屡立战功挂满勋章的周贤考

　　1980年仲夏的一天，我在团边防股办公室同周贤考调查核实越方兵要地志资料时，聊天中偶然得知他与阮春山之间有这种特殊的关系。这个线索立刻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我觉得利用周贤考的这层关系与境外的阮春山建立特情关系完全具备了主客观条件，当天下午我就将这个情况向张启仁参谋长作了汇报。那时的边防股就设在麻栗坡县种子公司的二楼上，这里离我们司令部住的水工队大楼不足200米。张参谋长听后一拍大腿站起身道：“好啊！赵参谋，这条线可以钓到大鱼哟！”说完，他就带着我和蒲光成股长快步走进了李清云副团长的住室。（注：当年我团司令部和政治处机关都驻扎在麻栗坡县城的水工队大楼上，政治处住二楼，司令部和团首长住三、四楼，办公睡觉都在一间屋子里，工作起来比较方便。）

李清云副团长（1981年3月后任15团团长）和张启仁参谋长以及蒲光成股长都是老侦察情报员岀身，通过对周贤考这条线索的评估和研判后，认为这是一个打入敌方内部获取情报的极好机会。于是，当晚几位首长亲自策划部署，把阮春山定为重要情报关系来发展（代号“山货老板”），周贤考定为重点耳目兼一号交通员（代号“大龙”），我作为联络员（代号“小龙”）负责单线与周贤考保持联系，侦察股长蒲光成作为内勤总管（代号“供销社”），开展情报业务总体由张参谋长负责管控，并把这个绝密方案称之为《眼镜蛇行动》。

　　后来在实施《眼镜蛇行动》中，主要是由我单线与周贤考接触和向他下达工作指令。第一阶段先由周贤考与阮春山加大书信往来，保持不间断联系。周贤考写给阮春山的书信，基本内容都是以朋友、亲戚的角色发岀，一般就是聊聊家常，叙叙旧情，从不涉及政治和军事之类的敏感话题。信件也不能固定在一个点发出，有时从越南的官坝县发，有时从同文县发，有时从黄树皮县发。

　　通过二人近半年的通信往来，我们从阮春山给周贤考的回信中察觉到阮有厌战情绪和亲中思想，特别是阮春山在信中流露出了对中国军队当年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的感激和怀念之情。此时已经到了1981年我军即将收复扣林山的前夕，于是我们将《眼镜蛇行动》转入到第二阶段的工作：由周贤考邀约阮春山择时到边境线上见面。

　　（注：下面这个手写资料是我委托罗江远战友近日专门到麻栗坡档案馆查阅复制的，我一眼就认岀这是当年团边防股干事李鵬飞的笔迹。文中勾红线处有当年周贤考等人岀境工作的记录。）

　　见面工作一波三折。1981年3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周贤考带口信要我去八布街上碰头，那天正好赶八布街，我到八布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见面老周很失望地告诉我，本来这次阮春山找借口岀差到了越南官坝县准备与周贤考见面的，但由于信件在途中耽误时间太长，他收到信时阮早已离开了官坝，错过了见面机会（注：当时阮春山写给周贤考的书信一律都只能寄到越南境内再通过特殊关系转给周贤考）。就在那天，周贤考又神秘兮兮地从一个小竹笼里取岀来约两拳头般大小的一只小蜂猴对我说，这是一位游击队员从境外带回来的“小灵猫”，送给我带着以后作为到边境接头的联络暗号。打这以后，我便请示张参谋长将周贤考的代号改为“大灵猫”，我的代号改为“小灵猫＂，《眼镜蛇行动》则改称《灵猫计划》。

　　下图为当年麻栗坡绿水河越南游击队顾问兼政治员周贤考从境外带回送给我的特殊联络员一一蜂猴“小灵猫”。（注：该野生动物已被我国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第二次是阮春山主动写信与周贤考相约见面，当时预约的见面时间是拟定在1981年5月上旬，因阮春山老婆是越南黄树皮县人，他准备以探亲的借口到黄树皮县后再择机到我方马关县的都龙边境线上与周贤考见面。但由于当时我军刚刚打响收复扣林山的战役，整个边境形势异常严峻，故不得不再次取消。

上篇我曾提到了因扣林战役15团新增建步兵4营，站长吕增毕又调去新4营任营长，后从文山军分区情报站派郑开礼来我团情报站接任站长。说来也巧，首任站长吕增毕和第二任站长郑开礼都是云南曲靖人。郑站长同样是情报战线的一名老兵，他上任后进入角色很快，原由蒲光成股长分管的《灵猫计划》内勤（“供销社”）工作也于1981年7月后就全部移交给了郑开礼站长。从1981年7月至1982年下半年，《灵猫计划》的经营业务主要是郑站长和我两人在具体管理。

　　1981年12月下旬，我们终于收到了一份极具军事价值的情报。这是阮春山委托他舅弟转送的信息，大致内容是：鉴于我军当年收复了云南方向的扣林山和广西方向的法卡山后，越军总参谋部正在加紧调整部署兵力，阮春山所在的341师拟转归越军第68军建制，并很快就将调往河北省（现为北江省和北宁省）紧邻谅山的边境地区（广西当面）驻防。该师的主要任务是担任第68军战略预备队，随时准备机动支援法卡山、靠茅山边境的战事。

　　获取这份情报上报分区和军区后，当时并没有引起上级军事部门的高度重视。因为当年边防一线境外关系提供的情报线索往往水份都很大，不少卧底还是双重间谍身份，所以许多情报要么是过了期的信息，要么就是编造的假情报。由于我们一直没能与阮春山亲自见过面，对该人的基本情况并不完全摸底，所以对他报来“341师拟转属第68军并准备调往越河北省担任军预备队”的情报一时难以判断真伪。

1982年4月中旬，周贤考带着绿水河游击队员从茨竹坝方向的下月亮坝出境到越南纵深开展侦察活动时，不慎触发地雷，光荣牺牲。为了不让《灵猫计划》半途而废，我们仍通过书信方式继续与阮春山保持不间断联系。由于写信的笔迹不一样了，我们就以周贤考说他因车祸压断右臂并截肢住院，所以只能靠别人代笔。

后来到了1982年下半年（大概是8月份），我探亲回部队路过昆明，顺便到昆明军区情报部领取侦察器材时，正好遇见昆明军区情报部副部长朱奎（后来任部长）。他告诉我：最近通过技侦获悉的准确情报，越军341师目前正调往广西当面的越南河北地区布防，这充分印证了头年末阮春山向我团情报站提供的情报是真实可信的。

　　下图为情报站长郑开礼（左）与作者1982年3月留影于麻栗坡县猛硐南温河

　　1982年10月，阮春山随341师移防越河北省山东地区驻防不久，因对我国一直保持有友善情谊，加上越南当局穷兵黩武，国力萧疏，民不聊生，致使阮春山厌战情绪加剧，他越来越对当局失望和不满，于是，他巧借回家休假的机会，偷偷从我团猛硐3营13连的野猪塘8号阵地方向跨越中越边境，向我方投诚。

阮春山是上世纪末十年中越战争中向我方投诚职务最高的越军军官。也是我军情报战线成功策反的最高级别的越军军官。

　　下图为15团情报站1982年的全家福。前排右起：项新明、文世林、王瑞武、周先林、贾山洪；二排右起：罗江远、伍孝群、谢开武、郑开礼（站长）、李世栋（教导员）、杨正清；三排右起：朱绍祥、刘建芳、李平先、许贵林、周光林、杨正坤。

　　【补记：此《美篇》刚一发岀，当年猛硐13连指导员张国仓就给我发来短信作以下补充——

1982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连野猪塘后山8号阵地接到野猪塘小学一位老师报告，有一名越南军人当晚摸进了野猪塘寨子。接到报告后，8号阵地的2排6班班长肖树良、副班长闫胜春、战士孟必庆、茶自明、越语翻译彭永富、军犬员杨建国（带军犬“边防＂）立即赶往野猪塘寨子迅速展开战斗队形包围了越军潜藏地，并很快将其擒获。

经突击审问，该人称自己是越军一个师里的副参谋长，名叫阮春山，是自愿到中国来投诚的。第二天早上连队就将此人交猛硐边境站移送相关部门。此次行动连队为肖树良、闫胜春、孟必庆、茶自明记嘉奖一次。】

　　以下照片为15团情报站部份侦察员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麻栗坡、八布、猛硐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