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叔

穷乐居士

重访曾经养伤的山洞

三叔梅建明

终于有了时间静下来整理三叔生前的回忆录音了。听着那远去三十多年却仍然十分亲切的声音，不禁又让我眼前跳过一幕幕对三叔的记忆。
　　在我很小，还不知道“县长”的概念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三叔是“梅县长”。“梅县长”被我接触得到的大人们，尤其是老人们津津乐道，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不绝于耳。从他们的嘴里，我知道了很多三叔的故事。
　　但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三叔”，一个很严厉的“三叔”。
父辈三兄弟

三叔是我爸爸嫡嫡亲亲的同胞弟弟。我爸爸老二，他老三。他们这一辈弟兄四个，前三个都在解放前参加了革命，么叔没赶上，解放后去了朝鲜战场。我的爷爷也曾经参加革命，并死于国民党追捕。
我记事起，小的时候能见到三叔的机会不是很多，也许每年有一次两次，也许一年两年也见不了一次。但每次见到他，是既兴奋又害怕。
三叔个子不高，很胖，总是把一张藤椅坐得满满的。圆脸，五官端正，很像奶奶。右眼因眼疾和受伤失明，解放后，眼珠也被摘除并换上替代品，因此总戴着一副墨镜。极少谈笑。说话简洁干脆。听大人们讲过一个故事：他当县长时，一个部下因对工作安排不满意，找到他诉苦，他一句话把部下说跑了：“那好，你来当县长，我到你那里去。”
父亲去世那年，我十三岁。从那以后，三叔每年总要到新洲来一两次看看我们。我们也每年要去他那里住几天。接触就相对多了。

时任新洲县长的三叔，陪同省长张体学视察水利工程建设

大约是1974年暑假，我第一次单独和三叔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星期。那时三叔经历了文革后刚恢复工作，在白莲河省发电设备厂主政。三婶在黄州，几个子女也都在外地。
三叔每天上班，拿一双手套直奔车间。手套上总是油乎乎的。厂里有食堂，但他没让我去食堂就餐，而是买了菜让我做饭。有时有剩菜剩饭，三叔就用一个淘米的筲箕盖上。于是，我到车间外找了几根废弃的铁丝，又找三叔要了虎口钳子，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碗罩架子。他回来吃饭时，我给他看，说要买点蚊帐布蒙在外面，他就给了我十元钱和一尺布票。我买回后就将布蒙上并用针线缝好，一个十分漂亮的碗罩就做成了。他回来后，我将剩余的钱给他，没想到他十分温和地说，你留着用吧，想买什么你就买。这是我感受到的他对我最人情味的一次，他是有意给那么多钱我的，其实买布只要几角钱。后来我听说我走后，他逢人就拿这个碗罩炫耀，还连连说：“这是我家仲平做的！”
但他从不当面表扬我，只有批评。
1976年十月，因奶奶病重，我们都回了老家。他问我在知青点的情况，我都正面回答了他，他偶尔点点头，脸上仍是没有任何表情。最后，我说了些我看不惯的走后门现象，丝毫也没有要他为我开后门的想法，却遭到了他一顿严厉的批评。他要我端正思想，正确对待组织和自己。当时，我真是一肚子委屈。
那年底，我们大家庭相隔多年后又一次相聚老家过年。三婶考虑到我家孤儿寡母的不方便，写信叫我们作好准备，到时安排车来接我们。那时，别说坐小车，在我们的县城里看见小车都是很稀奇的事。三叔是有小车坐的，我们当然乐意沾光。我立即给三婶回了信。谁知被三叔知道了，发了一大顿脾气。他说小车是组织上配给他工作的，不是让家人享受的。除了他，谁也没权利坐小车。他的几个老战友做他的工作也没用。见面后我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1986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安排什么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那时领导干部照顾亲属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三叔曾在新洲当了八年县长，有权有势的部下不少。但我没有什么奢望，也不敢去找他。妻子不信，非要我去找他，于是我们去了。结果依旧是挨了一顿批评。后来，我凭自己的努力工作，从基层走进了县委机关，他很高兴，说：“这样好，靠自己努力才是真本事！”

作者夫妻与三叔合影

三叔对我们是严厉的，对他自己也是严格的。1987年暑期，根据组织安排，他惯例到大崎山避暑。住在他主政的那个部门下属的招待所里。我去看望他的第二天，他结束避暑，然后下山去他战斗过的地方走走，这也是他的惯例。临出发时，他叫我跟司机一起到招待所食堂去结账，事务人员说什么也不收钱，说：“他是高干，是应该享受的，他的费用由单位出。”我当时还十分窃喜，谁知司机说：“你们还是按老规矩办吧，不然他又要发脾气了。”事务人员只好收了钱，开了票交给司机。回来的路上，司机告诉我，他曾为这样的事没少挨我三叔的批，所以他知道该怎么办。
但他也有特别亲和的时候。他们家总有过去他战斗过的地方的老人或孩子来，他总是很热情地接待他们，帮他们解决困难，走的时候，还要买好多东西他们带回去。每次，他都要跟我们讲，当年这些人是怎样支持革命，怎样保护部队，怎样照料伤员。嘱咐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
战争年代，他曾长期在新洲辛冲湖区活动，与那里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湖区是个水袋子，十年九涝。他刚恢复工作不久，就向上级申请了一个排涝工程，1974年四月左右，工程竣工那天，他专程从外地赶来，把我也带去了。听说他回来了，四里八乡的老百姓都赶过来看望他，那场景真让人感动。那些老人，他都一一叫上名字，跟他们握手，跟他们寒暄。他还长久地紧紧握着一个老婆婆的手对陪同他的新洲县领导说：“她就是我们的‘沙奶奶’，当年待我们比《沙家浜》里的沙奶奶还好！你们要好好照顾她。”
其实，三叔相当爱我，因为他在背后总拿我作教材来教育我们的叔伯兄弟姊妹们。他能数出我做过的很多他看来满意的事，包括我的每一点进步。
1979年，我参加了对越自卫作战。四月的一天，我们部队从广西回防河南，路过武汉。那天早上我们在武汉兵站早餐，在去餐厅的队列里，我意外地看到了么叔，惊喜过望的我迅速请了假，跟着么叔来到人头攒动的临时会亲大厅，我见到了妈妈、姐姐、妹妹和弟弟。更让我惊喜的是，三叔三婶也来了，随三叔三婶一起来的还有堂姊、七婶。不知他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昨天下午就到了兵站，在大厅里等了一个通宵。三叔年近花甲，又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真不知他这一晚上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拉着三叔的手时，有点哽咽了。在我参战的日日夜夜里，他们是怎样地在为我担忧。我告诉三叔，我在前方咬破手指写请战书，他连连点着头说：“好！好！好！”因为意外地见到了亲人们，那天我没有吃早饭，竟然一点也没感到饿。以至到了豫北驻地，我还沉浸在兴奋之中。
在生活中，三叔对我们的要求是严苛的，但在学习上，对我很慷慨。在北京上军校时，我想要一套《辞海》，而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只好写信给三叔，当时我不敢多要，只是列了几个分册。没想到几天的时间，三婶就给我寄来了。在回信中嘱咐我：只要学习上需要什么就告诉他们，要钱也行。
三叔是1990年五月初去世的。记得那时对高干的丧事管理较严，对丧事的规模、形式有很明确的限制。但那天来送丧的人还是远远地突破了，不少人是从外地赶来的。送葬的车队超出了规定的好几倍。人们都说他一生严厉，但人们又都特别敬重他。
三叔的职务不是很高，离休时才享受了个副专员级待遇。但他的行政级别不低，实行工资制时，他就是行政十四级，后来几十年没变，每次调级，他都让给了别人。直到快离休时，由组织决定才调为十三级，享受高干待遇。虽然工资很高，但没有什么积蓄。他资助过的人太多了。三婶后他一年去世，除了大约一万元的存款之外，所有财产都是我处理的：陈旧的家具分给了农村几个远房亲戚和几个比较贫穷的老区的关系户；我自己留了一套用了几十年的竹桌椅，算是个念想。住房是休干所的，当即就退让了。
　　三叔去世后，受诸多老前辈及三婶和亲友的重托，我用心为三叔撰写了碑文并亲书于碑上。最后是这样的：“李公对党忠诚，为政清廉；待人宽厚，关心群众；严于家教，以身作则。革命一生，无私利之资，无裙带之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凡知之者所共仰。”这就是我对三叔最深切的感受！
　　三叔真的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他又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厚的遗产！他的这份遗产让我受益匪浅，使我永远底气十足地走着我的路，做着我的事，让我能够面对工作，面对事业，面对过去而踏实地问心无愧！
　　我永远永远敬爱着我的三叔！

2018.3.5于穷乐居

中坐左三为三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