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切的教诲，崇高的品质 于玲

qag

虽然我没有在粟裕同志身边工作过，仅由于我的爱人乔信明的关系而与粟裕同志有过接触，但他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粟裕同志一贯谦虚谨慎、关心同志、爱护部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要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和在那里长眠的战士在一起！”多么感人肺腑的语言啊！当我从广播中听到他这最后的遗愿时，不禁热泪盈眶，饮泣不已，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又重现在我的眼前。

在大“扫荡”的日子里

我是在日军大“扫荡”的枪声炮火中，开始认识粟裕同志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苏中著名的丰利战斗（注1）以后，日军组织了一次长时间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目标对准粟裕同志率领的新四军一师师部。

为了轻装，粟裕同志将机关里的女同志都打了埋伏，为防止马蹄印被敌人发现，连马也打了埋伏。机关轻装简从，仅留一个警卫营与敌人周旋。信明和我结束了华中党校第一期学习，带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孩子、警卫员和一匹白马来到这里，等待分配工作。我们还没来得及处理孩子和马匹，吃完年饭，敌伪“扫荡”就开始了。

师部立即要转移，我和孩子怎么办？就地打埋伏，人生地不熟，跟着走吧，实在是又给部队带来麻烦，再说还不知道允许不允许。

正当我和信明同志为此发愁的时候，只见朦胧的暮色里，一个个子不高的人正快步向我们走来。信明兴奋地对我说：“你看粟司令来了！”只见粟裕同志穿着一套普通的不甚合身的灰布棉军装，腰束一条阔皮带，上面别着一支大号勃朗宁手枪，显得非常精神。信明立即迎上去，敬了一个军礼，就憋不住内心的焦虑，问道：“粟司令！我们……”

粟裕同志还军礼后，就从我手里把孩子抱过去，亲切地吻了一下孩子的小嫩脸。

“多可爱的孩子啊！”他慈祥地对我说：“带着她走吧！”

“这样好吗？”信明犹豫起来。

“难道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能把她们母女扔下？！”粟裕同志严肃地说。停了一下，他拍着信明的肩头，用不容争辩的口吻说：“快准备吧！”说完转身急匆匆地离去了。

信明和我呆呆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一股暖流涌向心头。我们心中明白，这次“扫荡”是鬼子有计划有目标的联合行动，他们除武装出击外，还布置了一个情报网，配合行动。这是多么严峻的时刻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有多少问题需要考虑，多少事情需要处理，而他却还关心着我们和孩子！感激之余，我就暗下决心：行军决不掉队，途中决不让孩子哭一声。

第一晚，从师部所在地如东转移到东台七灶附近，约走了七八十里路，半夜二点才到宿营地。刚休息了两个钟头，敌人就追到了，轰隆轰隆几炮一打，接着就是机枪扫射。粟裕同志带着机关部队边打边撤，一口气跑了七八里路，忽然前面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同志们急忙找船渡河，附近河面上却看不见一条船。信明急中生智，脚一蹬就跨上了他的白马，回头对粟裕同志说：“我到河那边去找！”然后又指着白马对粟裕同志说：“回头叫它来接你！”

粟司令赞许地点了点头。只见信明两腿在马肚上紧紧一夹，把缰绳一拉，白马就撒开四个蹄子跃进了水里，奋力向前游着，不一会儿，就把他驮到了对岸。信明急忙跳下，手一挥，白马掉头又跃进了水中，一会儿它就上了岸，低垂着头，驯服地站着，等候渡人。粟裕同志一见白马顺利回来，便要我立即骑上去，我不肯，这时枪炮声又紧起来，粟裕同志急了，大声命令我：“快上去！”

在这前有大河、后有追兵的形势下，我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抱着孩子迅速骑了上去。我和孩子刚一上岸，信明就大声叫起来：“谁叫你先过来了？！”“粟司令！”我低声答道。

白马经过两次来回已冻得有点发抖，但信明一吆喝，它还是下了水。信明对我说：“我先过来，因为要找船，这又是我的马，它听我指挥，粟司令先过来要指挥部队，你先过来有什么用？！”

这已是第三次了，白马驮着粟裕同志又跨进了冰凉的河水里，又冻又饿的白马在河中沉浮得利害，望着河中上下起伏的粟裕同志，我们的心都吊起来了。好不容易，白马总算上了岸，粟裕同志一下马，看见我脸上挂着泪水，就转身对信明说：

“你不要怪她嘛，我不知道你这匹马的脾气，它毕竟是畜牲，万一不听指挥怎么办？让她们女同志、小孩子先过来，我就放心了。至于我，没有你这匹马，也一样会过河的。”他弯着腰边挤棉衣裤里的水边说。

“可你的手不行啊！”信明关切地说。因为他知道粟裕同志的左臂重伤致残，右臂也负过伤，子弹尚留在里面，要在冰凉的河水里游泳过河是十分困难的。信明早在一九三二年在中央红军学校时就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学习和工作了。一九三五年在粟裕同志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时，他任第二十师参谋长，又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工作。在当时最艰巨的突围战斗中他亲眼看见个别领导因指挥犹豫而失败，而粟裕同志却不顾两手伤残，行动不便，机智勇敢地带着一部分部队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进入苏区，后来在浙南建立了根据地。对这样一位首长，信明一直怀有一种崇敬的心情。

由于敌人到处设立密探，我们每到一处，刚把饭烧好，敌人就来了，我们常常只能饿着肚子转移。这对于我来说，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奶水越来越少。夜行军时，大家坐在田埂上休息的时候，我就抓紧时间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没有奶水也只得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小嘴巴，防止她哭出声音来。帮我带孩子的阿姨到附近河沟里舀碗冷水来，我一小口一小口喝着，勉强把带着薄冰碎片的冷水咽下去。粟裕同志惦记着孩子，他走过来看看，把别人给他的一把炒玉米花送给了我。

坐在离我不远的钟期光主任，也在黑暗中把他口袋里仅有的一把玉米花掏给了我。多好的首长啊！我内心激动得又一次涌出了感激的泪水。这时，呼啸的北风已把严冬午夜的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我心中却温暖如春，有这样的领导，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

粟裕同志带着师部和敌人周旋了约半个月之久，敌人一次又一次扑空，半个月前的锐气渐渐减弱了，戒备也松懈了。这时粟裕同志调动主力部队，粉碎了敌人经过周密布置的大“扫荡”。我们也在他的爱护下，度过了这次大“扫荡”的艰难岁月。

远方送来的温暖

粉碎敌人的“扫荡”后，信明被分配到苏中二分区工作，任副司令员，具体负责分区的武装工作，管文蔚同志则以苏中行署主任的身份，兼任了分区司令员。

由于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和三年牢狱，信明的身体很不好。刚到苏中二分区工作不久，他的旧病就复发了，连马也不能骑，只能坐在担架上工作，直到下肢失去知觉，才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到新四军军部卫生部治疗。从此，我们一直和粟裕同志隔着山山水水，不再在一起工作了。但是粟裕同志仍然时刻惦记着我们，他那深厚的战斗情谊温暖着信明同志长期被病痛折磨的身心。

一九四三年夏天，信明刚从上海治病回到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临时住在招待所里。一天中午，我们正在睡午觉，忽听门外有人问：“乔信明同志住在这里吗？”我连忙出去一看，“啊，是粟司令来了！”只见汗水把他的衣服都湿透了。信明急忙用手撑着身体坐起来，喊了一声“粟司令！”喉头就像被棉花塞住似的说不出话来了。他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远在苏中的粟裕同志会来淮南军部看望我们的。烈日炎炎的中午，农民们都歇午了，粟司令怕影响随行人员的休息，竟然冒着酷暑一个人跑来看望信明，多么诚挚的心意啊！

我从水缸里舀了盆凉水给粟司令擦脸，可是汗还是不断地冒出来，天实在太热了。粟裕同志边擦汗边对信明说：“我这次是到军部开会的，因情况变动，今天下午就要走，所以只能抽中午时间来看看你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交给信明说：“这是带给你的休养费，军部困难较多，所以给你带一点钱，自己买些东西，补充营养，让身体快点好起来！”

信明握着信封，面对粟裕同志竟讲不出一句话来。粟裕同志抚摸着信明的病腿，不断地安慰他。信明见到老首长，不由想起了过去在他领导下杀敌斗顽、驰骋疆场的时候，是多么的神气啊！现在却被病魔捆住了手脚，成了一个上不了前线、干不了后方、行动还要坐担架的部队的累赘。想到这里，他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竟痛哭起来。粟裕同志体会他的心情，再次安慰他说：“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与牺牲的同志相比，你还有座青山，休养一段时间，即使不能走路，革命工作还是有你做的。何况社会在进步，医学在发展，只要我们胜利了，完全治好你的病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现在你的任务是安心养病，可能的话，搞好学习。这方面失掉了，那方面又获得了。你文化不高，正需要学习啊！”

信明边听边点头，一席话使他豁然开朗，不觉脸上绽开了笑容。粟裕同志看他高兴起来，又亲切地问：“你还有什么困难？告诉我，以后有什么问题可托人带信来，苏中还是能解决的。”“我还有什么困难呀！即使有，我也会努力克服的。”粟裕同志听了很高兴，他看了看表说：“时间到了。”就迎着那如火的烈日匆匆地走了。

从此，信明遵照粟裕同志的指示，请供给部长宋裕和同志找木工帮他制作了一张可放在床上的矮脚小桌子，每天伏在上面，读书写字。他这样边养病边提高文化，生活有了明确的方向，心情舒畅起来，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豫东战役的日日夜夜，粟裕同志肩负着总指挥的重任。这是因为他向党中央建议，集中兵力和蒋介石在中原决战。他日夜无法安睡，只有在行军途中才有时间休息。骑马打盹有掉下来的危险，所以管理部门的同志为他制作了一部马车。可是他坐上这部马车就想到了远在山东后方不能行动的信明。不久，粟裕同志就派人把这部马车从河南睢杞前线送到了山东德州附近的华野后方总留守处。

信明得到这部马车，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先要警卫员把他抱上马车坐坐，摸摸那里面铺着棉花的坐垫，靠一靠那同样软软的靠背。接着他又要饲养员把马架上辕，拉着走一段路。回来高兴地对我说：“我从此可以结束坐担架的命运了！”说着就要我打开地图，他用火柴梗量从河南开封前线睢杞地区到山东德州段家店庄子的距离。他的眼睛湿润了，自言自语地说：“粟司令在前线那样紧张，还想到我这个残废人。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粟司令是：‘千里送马车，礼重情更重！’”

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是这样，全国解放后，他仍然是这样。

一九四九年夏，上海解放了，信明在上海进行了手术治疗，他的两条腿竟然能走路了，七年来只有在梦中才有的走路自由，没想到竟然成了事实，该有多高兴啊！特别是他还没有出院，粟裕同志就要他到南京军管会工作。后来又调他到空军，参加创建工作。党的无限关怀，怎么不促使他日夜兼程干工作呢！

可是，他的身体由于坐牢、打仗，损害得太厉害，终于又得了重病，被迫住院了。那时他才四十多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又要离开工作，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正在这个痛苦的时刻，粟裕同志托人送来了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放大镜，还亲笔写了一封信。信明高兴得笑了，握着放大镜的小木柄对病友说：“粟司令还没忘记我这个倒霉鬼。他在国外那样忙，还想到给我买个放大镜！”

病友们都争着看这个放大镜，边看边赞叹。信明要我把它珍藏起来，我就用丝绒做了一个套子，把它和家里的文物一起保存着，因为信明说：“我们保存它，不是保存一个小小的放大镜，而是珍藏粟司令的一片真情，珍藏粟司令高尚的道德品质。”

“依靠干部群众，一定能把工作搞好！”

一九四七年初，华东野战军在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尚未结束，外线出击的新任务又开始了。信明突然接到电报，要他立即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谈工作。他惊呆了，“我不能打仗，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电报不会发错吧？”他又仔细看了一遍，没有错，立即坐着担架前去。经过一天一晚才到达司令部驻地，这时已是凌晨三点钟了。司令部各个房间里烛光闪闪，庄子上人影绰绰，滴滴嗒嗒的发报声音与嘀铃铃的电话声交织在一起，指挥机关一片繁忙景象。信明的担架刚进庄子，一个熟悉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把担架抬到这里来！”接着一只有力的手伸过来和他握手了。

“路上辛苦了吧？”

“粟司令！你还没休息？！”

“蒋介石不批准嘛！”粟裕同志诙谐地说。

“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啊！我这个教训还不够吗？”信明深有体会地说。

“更重要的教训是怕贻误战机！”粟裕同志郑重地说。

“这倒是的。”信明想，真是几年不打仗，说话都跟不上形势了。他不由地自责起来。

粟裕同志看他在炕上坐定后，就说：“你大概也很想

快点谈工作吧？我们就抓紧时间吧，你不感到疲劳吗？”

“不疲劳，又没走一步路，倒是你太累了！”

“我吗？抢着时间就是胜利！”他回头对站在一旁的警卫员交代说：“谈完工作，你们首长立即就要回去，你们快去准备担架。”然后他就和信明亲切地谈了起来。

“我们主力已外线出击了，要打大仗，打恶仗，要和蒋介石进行决战。歼灭他的主力。司令部马上要走，这里留下一大摊后方机关，目前约有五万人左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动员到前方去。现在各纵队和总部都有自己的后方，有的以师为单位，甚至还有以团为单位的。他们都各自为政，其中有小部分人员，思想比较混乱：有的认为部队要开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去了，有的则认为又要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极少数人有保命思想，不愿上前线；南方人过不惯山东的艰苦生活，想回江南去。诸如此类思想的产生，都是由于缺乏统一领导造成的。同时要注意到，这里是新解放区，还有敌特活动，环境极不安定，要和地方配合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决定成立一个华东野战军后方总留守处，由你负责，当然还要给你配备一些干部的。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把分散在各地的后方机关迅速集中，整顿组织，整顿思想，减少前方后顾之忧。一段时期以后，还要办妇女大学，提高文化水平。我们华东的女同志，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她们原来都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不搞学习，她们会苦闷的，她们决不会愿意在后方坐等胜利。所以要办大学，为她们进入城市工作做准备。……”

信明听到这里，不禁愣住了，心想：挑重担我不怕，可现在这副担子，和打仗不一样。这支队伍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残的残。办大学，那就更困难了，自己没念过书，文化水平低。想到这里，他就对粟裕同志说：“粟司令，我一不能走路，二没有文化，又病了这多年，这样大的摊子，这样高的要求，恐怕我干不了！”

粟裕同志望着他笑了笑，说：“你干得了的。你主持这个工作，前方各纵队干部都比较放心，他们都是你的老战友嘛！你干这个工作，就一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是让你来干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你说的那些困难也是事实，但目前这些困难是次要的。你有自知之明很好，这样，在工作中就能虚心求教，依靠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来把工作搞好。”

听了粟司令一番话，信明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呢？他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正如粟裕同志指出的那样，华野后方总留守处的工作，在野司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纵队、总部和野后等负责同志的支持下，经过总留守处全体工作同志的努力，竟然在短期里取得显著的成绩。

各后方机关迅速在山东德州附近按指定地点集中，并按纵队、总部和野后等十个大单位成立留守处，由华野后方总留守处统一领导。动员了三万多人上前线和担当二梯队；在自卫战争最困难的时刻，通过清理仓库、清理财务和动员私人捐献，共上交折合本币一百六十二亿五千五百九十余万元的资财。后方家属女同志经过学习，提高了觉悟，斗志昂扬，纷纷鼓励丈夫在前方杀敌立功。

当时后方还有许多学龄儿童，又有许多可以当教员的女同志，在粟裕同志具体关怀下，创办了子弟学校和幼儿园。前方缴获的东西，凡是后方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适用的，就都送到后方来。这样就使我们后方的同志在吃小米、高梁窝窝头的同时，还能吃到五磅一听的美制铁罐奶粉；孩子们在穿土布衣服的同时，还能穿上美制童装和洋毛线衣。

为了办好妇女大学，还曾调了文学家黄源同志、数学家孙克定同志和会计学家顾准同志等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当教员。后由于其它工作的需要，他们来了不久，就因新任务而离开了。但是从这些行动中却使我们看到了粟裕同志办妇女大学的决心和要求。妇女大学终于在一九四八年秋正式办起来了，由章蕴同志任校长。

后方办学，在战争年代是一件新鲜事。前方的同志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妻子、儿女在这样紧张的战争环境里还能上学读书、进幼儿园。所以，每当作战胜利的间隙，根据粟裕同志的指示，让他们夫妻儿女在驻地“会合”时，前方的同志看着提高了觉悟、提高了文化的妻子，搂着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孩子，抱着那白白胖胖、逗人喜爱的小婴儿，都无不深深地感到党组织的温暖和领导的关怀，在前方艰苦作战的辛劳，一下子就都消散了。同志们把一片对组织感激的心情，化作了与敌人拼死决战的勇气和力量，又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投入到新的战斗之中。

本文原载《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第338页至第398页。

本文的于玲手稿1

本文的于玲手稿2

本文的于玲手稿3

本文的于玲手稿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