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两次高考圆梦交大

孙铭

　　此篇原本属于《1974：铁路工人激情燃烧的岁月》第四年的部分，二者绝对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不可分离，只是因为前面的字数太多了，而且工作与高考并行，所以特把两次高考部分分离出来。上篇只谈工作，这篇只讲高考。

一，77年首次高考差点二上中专

二，78年二次高考圆梦西安交大

三，附件

一，77年首次高考差点二上中专

　　1973年3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候，不到一个月就顶着压力推出了“高校招生增加文化考试”的政策（我当年在铁工校还跟着瞎胡闹）。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马上8月提出推迟招生，10月正式恢复高考【2】。不得不佩服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力挽狂澜的眼界与魄力。这种顺应历史潮流，敢于“三落三起”与两次推动恢复高考的行为，不知道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1977年8月邓小平关于推迟1977年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批示及1977年10月3日华国锋、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批示

　　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10月初就已经传开了。有人说，在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是一个比不上“工人阶级”响亮的称呼，我觉得是瞎说！我们工厂的工人师傅们绝对尊重工程师与技术员，我们既有理论也有动手能力；从工资而言，我们几个中专毕业生两年后的工资就跟工作十几年的工人师傅差别不大；再加上我们天天跟工人师傅们吃喝玩乐混在一起，肯定更容易得到认可。

自文革起十几年人们的工资一直没增长，1977年8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国家财政情况开始好转的基础上，为部分低工资的职工调整工资，使3000多万职工生活开始有所改善。工厂一些66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工人，工资较低的这次都能有所调整（大概调整五元）。当时大学毕业生转正后的工资是56元，而我们中专毕业生转正是43元。这次工资调整我们74年工作的不在调整范围，而我上大学后的1979年（或1980年）就调整到了48元。

　　10月下旬，记得我还是出差在青岛机车车辆厂，得知“推荐上大学”制度被废止，高考招生再次恢复。招生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跟我们上中专当“工农兵学员”不一样了，不论家庭出身、不需单位批准；基础学历、年龄不受限制；本省市招生的学校和专业登在报纸上任申请人选报……。

因为当年的招生考试被推迟，时间非常紧迫，全国统一出卷来不及，当时全国也没有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所以全国统考是不现实的，于是教育部统一组织制定了高考复习大纲，各地以这个复习大纲为依据，制定各省的考试。还听说大部分生源比例（大概80%）都留给“工农兵考生”，那咱必须要去试试啊！我当时就打电话给厂工会主席，要求报名参加考试。

　　正式公布恢复高考后明确：(1)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1977年各省的准考证，可惜我的没保存下来

　　说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随便自由报考，实际报考时，由于各地执行政策的情况不一，还是有一定要求的。1977年—1979年期间，内蒙古自治区规定，区内院校招收少数民族考生的比例不低于15%。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考生，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10分。可惜我是怎么也靠不到少数民族队列中。直到2018年后，所有考生的高考加分才不再累加。记得我到技术室时，金工车间铣刨组曾来了一个蒙族美女“塔娜”，铣床田兄的师妹，她可是我在内蒙20多年唯一近距离认识的蒙古族美女，她就可以加分，后来她考进内蒙古大学。

我去报名时候还了解到，1977年报考大学还有几项特殊规定：其中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大学、大专、中专任一学校（78年取消），而大学、大专、中专各校会分别划定不同的录取分数线；我是中专毕业生，招生办（好像是知青办代管）开始不建议我报名，后来又说不能跨专业报考。于是我叫上工厂工会于师傅，带着工厂的介绍信，证明我尽管是机械专业毕业，但是一直从事电器设备设计、制作、维修工作，这才允许我填报非机械类的专业。

1977年高考是先填报志愿后参加考试，填报志愿学校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和大学、中专之区分，也不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只能填三个，在“备注”栏还可填报是否服从“分配”或其他。因为我当时参加高考纯属是“随大流”，记不清志愿怎么填的，只记得备注栏没填，三个志愿学校有个北航，因为看了几年《航空知识》；其他的真是没有任何印象了，可能是撞大运思想作怪，好像没有填内蒙古的任何大学，肯定不会有大专或中专的学校。

　　说实在的，我们这些非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工农兵预考生们，多年来在社会上的磨练，我们的双手早已被农村的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这时候再次拿起笔捧起书，对数理化知识、对考场考卷，真的是非常非常陌生的事物了。我们能鼓起勇气去参加高考，确实也并非一桩很容易的事，不知道是不是一次壮举。

当时考生报考文科的人远远高于理科考生。有真喜欢文科的，知识较为全面，文笔特好；也有的是对数理化一窍不通，平时政治学习多，或许是想趁着恢复高考来碰碰运气。顺便插一句题外话：我大学一个同班同学，绝对高分录取西安交大，但上学后，他突然不喜欢理科要改学文科了，我跟赵兄专门去他家做过工作，后来他还是退学重新参加了后面的高考，如愿改上了文科大学。

确实有很多人都是抱着试一试、随大流、撞大运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毕竟这是十几年来中国少有的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梦想应该有，万一实现了呢？！”我们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继续抓革命促生产，接受祖国的挑选”。

　　现在回想，我当年报名参加高考，确实也是一时冲动的行为。报名后发现周边没有一个跟我“志同道合”的，而工厂里已经传的满城风雨，我已经是骑虎难下，必须破釜沉舟勇往直前了！

出差回到工厂，尽管工作并不紧张，但也不能为补习功课而请假啊！好在工作不错，不需要考虑后路，除了面子问题，其他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补习考试心态很随意。

当时的广大考生，就算上过高中的，也是一毕业就把课本扔了，而现在要报名参加高考，要熟悉课本，实在无书可看。我们都一样，到处找可用的资料，偶然看到一些油印的复习资料，也如获至宝。

我自己因为没上高中，初中直接上了中专，没学过化学，但是自认为数学学到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学到理论物理和材料力学，这两门的知识应该高于普通高中。再有平时看书不少，政治上要求进步，紧跟时代。这么算一算，数理化语政少一门化学好像也无所谓。

鉴于基本没有什么复习时间，我决定直接放弃化学，想用数学、物理、语文、政治抢分。仅仅两个月的业余时间，根本不可能全部复习一遍，于是重点放在背数学物理的定理公式，至于语文，我就根本就没有复习任何东西，也不知道高中学的什么，更不知道怎么复习。政治好办，当时的人都是关心政治的，不用多花时间去复习政治，只是按照复习材料，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大致背景做了一些死记硬背的工作。

　　我中专同学没有要参加高考的，初中同学有一些上了高中，可是毕业后不是下乡就是在家待业，也不知道有谁要参加高考，真是一人孤军奋战。好在我在车辆厂工作的铁工校同学王君，他当初来自包头一中。他告诉我包一中有很多高考补习班，可以陪我一起去学习。真是好兄弟啊！当时社会上的学校热情绝对高涨！确实如同以后的描述：瞬时间，多年间积压的成千上万的考生，从乡村、农场、牧区、工厂、矿山、营房、学校涌出来，从各个角落搜出尘封的课本，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学习大复习随处可见，朗朗书声随处可闻。

为应对77年的高考，包头很多学校的补习班都忙于帮助应届高中毕业生做最后突击准备，我们这些“工农兵”属于被遗忘的角落，为我们这些被学校补习班抛弃的社会青年而开班的寥寥无几，能在包一中开办的社会大课堂听高考辅导讲座，对我们绝对是“及时雨”啊。那时候的老师真是正气满身纯粹是奉献，所有补习大课都是免费的。数百人的大课堂，满满一屋子的年轻人，个个都听得认认真真，最夸张的是后排的一些人，往往如同看电影一样，站在椅子上听讲，来晚的人看到的只是高大的人墙。

　　当时我已经调到电工班工作，师傅们非常照顾我，一般修理电机下线之类的工作都不让我插手，只管看书，偶尔处理个别设备的控制电路问题。我电工班是金工车间里的一个单独房间，不但有办公桌还有一张床，所以我特别喜欢上夜班，白班只能看看书，夜班可以关上门专心做题，很少有人干扰。

文革结束，大家精神放松，经常是工作完还要一起吃饭喝酒。那时候工人们一起喝酒都是散装酒，很便宜大概不超过1元。我在工具柜中藏有一些好酒，大部分是好友刘兄送给我的。记得1977年元旦时候，在车辆厂工作的好友刘兄突然跟我说，他也要离开阿吉拉去当兵了。此刘兄就是我们铁工校时期的素民，来自内蒙兵团玻璃厂，真正的工农兵学员，这次要由工返兵。他去的部队可是响当当的抗美援朝“铁原阻击战”的63军！因为比较突然，没有来得及召集同学做正规欢送仪式。我自己去他在阿吉拉的宿舍帮他收拾东西，他从柜子里翻出4-5瓶好酒送给我，只记得有两瓶汾酒，其他的忘了，肯定没有茅台酒！😂那时候的中国十大名酒：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特曲、西凤酒、汾酒、古井贡酒、董酒、洋河大曲、郎酒。当时汾酒3-4元一瓶，茅台没买过，大概7-8一瓶。

自己补习功课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若是去包一中听大课，不能迟到，所以需要提前退出聚餐。这样每次聚餐时，我就给朋友师傅们贡献一瓶好酒，这样他们会很通融的放我先离开。但是每次退场前，都要先干掉一大杯白酒才能离开！因为是非正常上下班时间，经常是没有通勤列车回家，常常需是“挂”在调度的火车头，或者像铁道游击队的“飞虎队”一样，“扒着飞快的火车”回到包头东。

　　1977年冬天（各省命题，内蒙古考试日期定在12月13日~15日），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大门再次正式打开，它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冬季进行的高考，这是一次各省独立出题的考试。内蒙高考考试形式为文理分科同时开考，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总分400分。只有报考外语专业的要加试外语，其他不用考外语。

我真是晕晕乎乎的进考场开考。政治肯定排第一个，感觉没有紧跟形势潮流，平时对政治挺关注的，怎么也能遇到答不出来的题？估计也就70分到头；下午理化考试时候，物理部分感觉答的还不错；化学考题部分，本来想写一句话声明：没有学过化学……；后来拍引起“逆反”，别再搞出一个“白卷孙铁生”，一道题都没答，给老师保留了一个特别整洁的试卷。物理部分估计最多40分。第二天上午考数学，没有觉得有什么难，可是答题觉得别别扭扭不是很流畅，仅仅比及格强一些，估计也就是70多分（我们交大77级一个“双新”人竟然在新疆考了100分）。

最最奇葩的事发生在最后一门的语文考试。语文试卷分为语文基础与作文两部分，各50分。作文的题目是《在红旗下》和《论实事求是》两题任选一，满分50分。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提前半年，肯定就好答了，可当时写《论实事求是》好是有点不好发挥。想一想自己从小生长在军人之家，家里父母的奖章勋章一大堆。老妈1958年还接受过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合影（可老妈从不把合影照片挂出来），我可绝对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尽管文革早期差点变成“黑五类”，但总体还是“红”的时候多啊。于是毫不犹豫选择了《在红旗下》。真是写得激情饱满，意气蓬发，洋洋洒洒的几百字一气呵成，还特别得意洋洋的提前交卷。结果乐极生悲！

两天神圣而又紧张的高考终于结束，不管考得好与不好，结果怎么样，反正一下子觉得轻松了，乐乐呵呵的回厂继续工作。

　　当时的考题确实并不太难，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中国青年来说，这却无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艰难的事情。

　　约一个月，迟迟没有任何消息，我急了，找到招生办（或知青办）查询到成绩单，哇！一下看到有两个0分，差点没晕过去！化学肯定是0分，有心理准备，其他不应该啊！一查原因，说我作文跑题写的是“散文”，所以0分！天啊！当时考卷上好像并没有什么限制文体啊！而且我一个考理工的哪里懂得什么是“散文”，甚至直到现在我都搞不懂“散文”是个什么东东？也许是里面“秃噜”了什么不应该的话，否则怎么也不应该真给0分啊。咳，我这“奇葩”之考，碰上“蒙古”判卷老师，结果总分连“250”都没够上。

这些语文试卷哪有一个对作文有特殊要求啊？

　　写此文时特地上网查了一下：散文，就是结构凌乱不稳的记叙文、议论文、诗歌……。散文形散神不散，自由发挥，随心所写，心静如水；诗歌讲究韵律意境，结构稳定，心如烈火。诗比散文更需要激情与灵感。好像明白了，先乱写就是散文，增加韵律热情奔放，一步之遥变成“诗”；终于明白了77级师兄“诗人”多的根源所在！

　　其实仔细想想，当初参加考试纯属瞎胡闹，别说有一门课根本不会，就是全都学过也不一定能考高分，真不知道当时怎么敢冲上去的！

招生办的人还真不错，找出我填报的志愿，说此成绩能上某些专科“带帽大专”或者中专。当时国家批准各个学校扩大招生，扩招约30%，可以对考生进行补录。志愿填高了没被录取的，按照“服从分配”原则，可调剂到普通大学或者专科学校。招生办人说，很多人在“志愿表”的备注栏都写有：“如大学不能录取，愿到任何中专学校就读”，所以77年有一些高中毕业生直接考进中专学校。招生办也可以让我补填专科学校，这也太打脸了，俺一个中专毕业生来考试，再考回一个中专学校，来个“回炉铁工校”，这不是开玩笑吗？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既然上不了大学，那就放弃。

1978年二上考场，考上西安交大后，既烦恼又庆幸。烦恼的是，由于77年没有考上，后来认识一位比我小几个月的家伙，我还要称他“大师兄”，仅仅因为他是77级。庆幸的是，当时作文是0分，若再多个30-40分，一下给分到一个普通大学，那么后面怎么还能当“老师兄”，哪里还会有那些大起大落的多彩变化经历。

　　铩羽而归后的一个多月后，得知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孙兄考进北方交通大学（后来留校博导）。小学时我们就是同学，初中都在铁二中，1972年我上中专，他上了高中。1977年恢复高考他首战告捷，也是到目前我所知道的，唯一我小、初中同学当年考入大学的人。早知道当年应该找他一起复习补习，也许沾他的光撞大运也能到“北方交大”，没准现在中国会多一个“铁路专家”！😂😂😂不管怎么样，我是真心佩服77级的师兄师姐们！👍👍👍

二，78年二次高考圆梦西安交大

　　1978年的高考有别于1977年各省市的高考自主招生。1978年的高考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高考正式恢复。理工类实行理化分卷，文史类史地分卷，都考五门课程，总分500分。英语考分仅做参考（1983年后英语纳入必考科目）。

　　1978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一期的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数学家陈景润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时代英雄，激发了无数人的科学热情。作者徐迟在文中这样写道：“大凡科学成就有这样两种：一种是经济价值明显，可以用多少万，多少亿人民币来精确地计算出价值来的，叫做‘有价之宝；另一种成就是在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宇宙天体、基本粒子、经济建设、国防科研、自然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等等等之中有这种那种作用，其经济价值无从估计，无法估计，没有数字可能计算的，叫做‘无价之宝，例如，这个陈氏定理就是。”看到陈景润的事迹，一方面佩服他惊人的毅力，另一方面感叹数学的深奥，导致我后来上大学后，系里要把我转到“计算数学”专业，差点吓晕我，根本不敢把数学当毕生工作。

　　春节后的春风吹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也吹来了全社会对知识、对科学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我再次被刺激的“兴奋”起来，决定继续参加1978年的夏季高考。老爸是1937年的老兵，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5月，当兵8年后被组织送到北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医学院军医科学习两年；老妈是1950年当兵，1951年入朝参战，1955年10月回国后，又从厦门转战包头，1958年同样是当兵8年后再上医学院学习五年。我是青出于蓝，他们八年我四年，所以父母非常支持我继续求学的愿望！

技术室的年轻人，两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

　　配件厂领导得知我还要继续考大学后，新来的党委赵书记还开玩笑跟我说，其实你考不考大学都一样，很快你就能进级技术员，你考上大学，几年毕业回来还是技术员。我“冠冕堂皇”的回答，知识程度不一样，贡献也不一样，几年学习后回来能做更大的贡献（原话肯定没这么高尚，当时觉得上学后可能还是哪来回哪）。厂里对我还真的挺好，把我调到技术室工作（打杂）。在技术室的几个月大家都挺照顾我，好像几乎没有给我安排什么正经事情干，两个同在技术室的新毕业大学生还帮我找了一些学习资料。真是感谢工厂的领导跟朋友们！

1972年王老师送我上中专，1978年王老师再帮我复习高中物理

　　这次可不能再像77年吊儿郎当复习、稀里糊涂去考试了！认真找了几个具有同样理想的好友（王兄郝妹等）一起复习，他们都有高中文凭，我们之间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1978年的高考，基本还按照1977年冬天教育部统一组织制定的高考复习大纲为第二年高考命题的依据。这次一定要按“复习大纲”仔细准备，把数理化放在首位复习。从“复习大纲”上看数学脉络比较清晰，物理摸不清重点在哪？化学这次必须要重视，不能再放弃了。于是又找到铁一中的化学胡老师和铁二中的物理王老师，请我们最好的老师每周帮我们几个好友补习一次。真是好老师啊！两位老师二话不说，完全免费利用空余时间来帮我们补习功课。因为我当时连水分子都不知道，所以化学可不是补习，完全零基础，从化学元素周期表开始学习。按每周一次授课，算算时间只有16-17个半天学习时间，确实有点紧。胡老师要求我们上课以外时间，要多做练习，并且要把化学元素周期表上所有信息“倒背如流”。化学实验课实在是没时间，也没有合适的条件进行实验。于是胡老师带我去了一次化学实验室，让我认识了解一般化学实验需要的各种设备基本用处用法。物理王老师知道我上中专学过理论物理材料力学，但他告诉我，那些跟高中物理有差别，于是王老师按复习大纲的要求，把高中物理序列从头到尾帮我们捋了一遍。并根据他的经验帮着标注了一些重点。

印有我小名章的数学手册一直陪我大学毕业

　　数学没有找老师专门帮助补习。当年0.93元买了一本《简明数学手册》，内容从代数、几何、数学分析、微分方程、概率统计、直到最优化与计算机算法的所有公式定理全覆盖。我天天带着这本巴掌大的手册，选择出所有高中数学的定理公式，充分利用上下班通勤列车来回90分钟的时间，死记硬背。一边背一边大量做题。特别感谢当年王兄认识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忘记名字了）也特别喜欢数学，很有水平，他经常过来找我们，一起按考试一样按时答题，并不时的找一些难题偏题来难为自己。

年轻人肯定没有用过计算尺

　　我初中班主任陈老师就是一个特棒的语文老师，可语文真不知道怎么复习，重点放在数理化，所以也没好意思去麻烦陈老师，只能找到几本高中语文书，经常翻看翻看。政治除了看一些大纲上要求的书，重点还要关注时政热点。

　　1978年春节后，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当上政协主席之后，他主持的第一个会议就是3月18日开幕的“全国科学大会”。这场会议上，他又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论断，叫“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会代表其中有一个年轻的解放军代表任正非，后来他也是我最敬佩的中国企业家！郭沫若写的《科学的春天》，反复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差点像读“老三篇”一样背下来。结果高考第一题就是“生产力”名词解释。

　　1978年4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命题的消息。

　　1978年5月11号，《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会成为中国几十年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常识成为最出名的一个标题。我肯定也参与了这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经过全社会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一句著名的政治格言，并且还催生出了其他格言，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些讨论出来的新共识，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理论基石。不由得想起77年高考作文选题之一的《论实事求是》，觉得也许高考政治会跟此事沾边。上考场后，政治考题中好像真有一道大题与此有关，不过我却没有发挥好。

　　为78年的高考提前做了充分准备工作，职务也改为电工，可以理直气壮的报考非机械类专业了！

　 四个多月的高考准备期间，我没请一天假，没耽误任何工作，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复习。若放在现今，一定会得到大量的“点赞”。

　　1978年为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高考，与前一年的高考有很大的改变。一是考试时间改了，考试改为夏季，具体考试时间为7月20、21、22日三天。二是虽然大中专仍然分开考试，但有一个特殊的规定是78届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能考大学不能报中专（据说以后又可以考中专了）。

　　这回我真是信心满满的二上考场，坚信这次绝对不可能再有0分现象了！考试科目顺序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没考出什么感觉，只是把该答的题都做了，自我感觉还不错。语文试卷的古汉语答的非常不好，别说当时，现在给我还是看不懂。其中的作文题，是要求将《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文缩写成500至600字的短文。文章提出，建设速度问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建设起步时的现状投影，折射了当时人们迫切希望国家走上正轨、渴望国家富强的信念。这种类型应该是咱比较拿手的，可惜只占总分30分。

1978年高考化学试题

　　数学物理比较顺，没有不会的题；最后一门考化学，这是我的弱项，好几道题我根本就是稀里糊涂，尤其是最后一道题，我根本没看懂啥意思？现在也搞不清楚当时怎么答出来的，只知道“化学反应各元素化合价不会发生改变”的定理，愣是用数学方式解答出来了。当我们在里面开考时，胡老师在外面看到试题时候就说：孙铭没上过化学实验课，估计至少要丢失20分。确实，别说跟实验相关的题了，好几道题我都是题目都看的稀里糊涂，只记得是按数学物理平衡公式解答，绝对是“不知甚解”，最后所有题解答完，再用化学价验算一遍（大概意思），最后整体感觉良好！考完化学我特别有信心的跟胡老师说，至少80分。胡老师高兴极了，说我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

结果后来发布成绩单时，化学最好98分，数学物理好像都是80多分，具体好像物理比数学好点，政治语文两门加起来不到120分，忘了是哪门不及格，肯定是两门平均成绩不到60分。

　　1978年填报志愿，大学有了“重点”和“非重点”之分。每个考生允许填报的志愿包括重点大学5个，普通大学5个，大专和中专若干。当年内蒙古的大学录取分数线是340分，我大概高出了30-40分（具体分数忘了）。当时对中国的大学知之甚少，真不知道该填报哪个大学。尽管父母都是从医，可看到他们那么辛苦，我可不想再学医。由于包头有几个特牛的军工企业，如“一机”、“二机”、“202”等，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的大儿子刘允斌就在202厂工作（文革时期也被冲击），所以我特别想进军工企业，当时还想继续报北航，后来物理王老师根据我的爱好，建议我第一志愿报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一系。肯定要听恩师的话了，第一志愿填报西安交大无线电一系（当时还以为无线电就是专业）。接到录取通知书上是：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一系计算机硬件81班。

　　接到录取通知书，一看是西安交通大学寄来的，里面注明的是“无线电一系计算机硬件专业”。当时根本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东西？最近看到一个“中国高校环形图”，西安/上海两交大同在一个圈，当年可不是这样啊！试想一下：如果把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北京交大、西南交大、新竹交大五所交大合并成一个“中国交通大学”，那是否应该是“中国第一”高校了！😂😂😂

派克钢笔丢了，英雄100保留至今

　　铁工校在包头的同班同学们得知我又要去西安交大上学，大家送我一支超豪华的钢笔，上海英雄100号钢笔，应该是当年最贵的钢笔售价18元，相当于两瓶多茅台，月工资的1/3啊！老爸也把他抗美援朝获奖的一支派克钢笔也送我了（上学期间被人匿名借走）。好吗，若不好好学习都对不起这两支钢笔。

　　新高考招生还是延续了工龄五年以上的可以带工资读书的规定。我当时没搞清楚我是否应该带工资上学，也有人搞不清楚西安交大与北方交大的区别，还跟我说，中专是铁路，工作四年铁路，再上铁路的大学，肯定能带工资。其实西安交大当时是直属教育部的大学，跟铁道部毛关系也没有。

尽管很早就拿到录取通知书，我还是天天到厂里，要全勤拿全额工资啊！铁路电话是全国直拨，所以消息特别灵通，9月底时候听说中央要给“四五”平反，而且上海正在公演四幕话剧《于无声处》【3】，这对我可是双喜临门喜上加喜，一扫压在心头两年之久的阴霾……。厂党组织也特别兴奋给我写了一份厚厚的推荐信让我带给学校。

十一后，工厂给我开了一张到西安的乘车免票，我带着朋友们的厚望，揣着最后领到的几十元工资，兴高采烈的离开工厂，告别了我激情燃烧了四年的地方，踏上了新的征程。

这次的住校行李要比铁工校的复杂一些，日用品必须带足。行李很简单，被褥往军用马搭子一塞一捆就行，再增加一个简陋旅行箱，一起直接发往西安。记忆最深的是，活到20多岁，第一次一下子获得三件新外衣。老爸送我一件呢子上衣，二弟给我寄来两件军装（一件四兜干部服，一件两兜士兵服）。呢子上衣从来没舍得直接穿，外面永远再罩一件其他衣服。

报到时间是十一以后，我十一前就出发了，把行李和旅行箱直接发到西安，上火车随身携带一个军挎包，外加一个八一制片厂安大哥送我的铁皮电影胶片箱（可加锁），先到北京玩几天，到父母几个战友那里报喜，再看望几个好友，然后再去西安报到。

407号坦克，跟我有缘啊！

　　我中专同班最好同学之一党兄还在北京“装甲兵指挥学院”学习，我专门跑到他们学校住了一天，又过了一天军队生活。我这党兄不愧姓“党”！中专上学时就是党员，还是校“革委会”委员；毕业后分配到“包头西车辆厂”，同时是呼铁局团委委员，当时绝对是呼铁局红得发紫的风云人物。可是他不愿当官非要当兵，1975年1月又报名参军。当年人们当兵，一是为入党，二是退伍有工作。党兄这是为什么？他可是有党票有职务有工作……。基础好就是不一样，一年后又被推荐继续大学深造！党兄在那里可是第二次当“工农兵学员”，不过这次是名正言顺，不再是应届生！我去看党兄时候，他刚参加完“全军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标兵”大会，特地送我一个有“标兵大会”LOGO的装甲兵公文包。结果后来西安交大校园中，经常多一个“假军人”，真忽悠得几个外班的校友以为我也是现役军人。

　　我还有一个中专同班发小好友朱兄，他毕业分配先在包头东，再到集宁分局后到呼和浩特铁路局。我到西安交大上学时，他已经在“西南交通大学”学习。我报到后，他马上给我寄来一些他用过的学习教材以及最热门的数学习题集。绝对的好朋友！他后来是铁道部最年轻的局长，两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2年我从学生成为“工农兵学员”，六年后，我又从“工人阶级”再转回学生，这次是名正言顺的大学生。1978年春节，77级刚刚入校，仅仅半年后的秋季，我们78级的也入校了。77级78级两次招考时间仅仅相隔半年，又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一年时间内两级大学生同年入学的现象。入校后我们又经常一起上课，绝对是绝无仅有的一段历史。

《交大校园那点事》就不在这里讲述了。

　　我们77/78级毕业30周年的时候，在学校树立了这块“历史拐点”的大石头。对我们广大学子而言确实如此，然而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1978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真正关键拐点更为准确！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拍摄的记录片《中国1978》里这样描述：1978年的中国，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如果说1949年中国的变化是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那么1978年的变化则是中华民族走向富裕道路的开始。堪称是20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剧变发生的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年。这一年，有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因中国的变化而改变；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前进的每一个脚步都将引起全世界目光的关注……。

三，附件

附件【1】

那年的“工农兵中专生”也有传奇

铁路工人激情燃烧的岁月

附件【2】

1977年恢复高考

1977 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紧跟着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邓小平，一位执政党的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用整整5天时间与30多位科学家、教育家真诚座谈，共商振兴科学教育大计，这并不多见。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邓小平在总结发言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会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二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中国大中专院校（第二次）恢复了高考招生。在《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这一特别规定和提醒，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考试和录取机会。同时，还规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也可提出申请参加报考。

1977年12月的冬天，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重新敞开大门，570多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考生涌进考场。

1977年，报名考生约有590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后来，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610万人参加高考，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

以北京来说，四科总分及格，达到240分的有32127人，占考生总数的20％。北京当年最低录取线260分，共有9555名考生被大学录取。其他地方，如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7名新生，人均总分317分，在广西录取14人，人均总分超过300分。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26人，最低290分，最高340分。大体而言，参加1977年高考，若总分能上300，就有希望上清华、北大。

1977年的高考是不公布成绩的，而公布高考分数又是邓小平在1978年3月做出的决策。4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个别不同意见没能阻挡时代前进的车轮。根据邓小平的指示，6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为了发扬民主，杜绝‘走后门’、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试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这是70年中国高考史上一个重大变化，高考分数从保密到阳光是招生考试的重要进步，从此，每位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有权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大大减少了录取环节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和观念逐渐广泛流传，并深入人心。78级以后的大学生都知道了自己的高考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