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怀人之一</p> <p class="ql-block">疫事缠绵不绝，如热恋中男女，欲说还休，欲罢不能。为减少被捅喉的麻烦，多是自我限足在家。斗室之间，包括老妻，都是见惯不惊的旧物。百无聊赖时，就东拳西脚地胡思乱想，也不乏悲天悯人的可笑情怀，但主要一项副产品，是顽固地想到早年的一位工友龚国良。是真名，非小说家言的化用和虚构。想到他，不是古人云的“三不朽”作祟。他立功谈不上，并还是反面，有“罪错”挂身；立德不好说，似乎也没有什么高风亮节、泽被后世的流传；立言更无从谈起，他大约连小学也未毕业，文化是他一生的短板。此路不通，退而求其次，就想到负翁中行先生之语，大约是有“可感之事，可念之情”吧。从这个思路上驰去，也就无妨谴诸笔端。</p> <p class="ql-block">从头说起。1971年十月初，我所在的太原铁建三团十连，结束在灵丘京原线的筑路任务，集体回师太原，进入位于北郊的新店砖厂，由筑路“民工”变为砖厂劳力。砖厂抟土为砖，地处荒郊野外。那个年代，以文化的名义，却鲜少文化的活动。八小时以外，我们一群，正值“儿女正当好年华”的十八九岁，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找不到精神为之快慰的事情，日子陷于苦闷。其时，本文主人公出场。是晚间，以曹阿瞒先生言，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在四野萧疏、万籁静寂间，只见一人抱着一把老旧三弦，坐在宿舍区的围墙豁口上，叮咚有声。这围墙年久失修，是正宗的残垣断壁，他自顾自地忘情所唱：回想起来，大致是“外婆家一只老母鸡，咕咕咕，叽叽叽，不下蛋，只吃米……”其时，我出于僻壤，涉世未深，此情此景令我大感惊奇深为折服，觉他是个异人。</p> <p class="ql-block">认识龚君国良的起首，若以文章写法，属豹头起兴。之后，熟识了，知道有关他更多的人生细节。他是厂原住民，老职工，上海人，比我大七八岁，近三十了，未婚，这个年龄，在当时是被谑称为“王老五”的。在太原，无亲无故，孑然一身。原因是，他是少管所出身，也即早先所谓的“少年犯”。详情述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或后期，父母离异，他随父。父再婚，好像后母并不怎么待见他这枚前妻遗留下的“油瓶”；而生母再嫁，也无由再去管他。于是，十一二岁的他就乐得发野，成了里弄的顽皮孩子，打架成了常事，后来发展到为泄恨去砸同学家的玻璃。父亲没时间管他，一咬牙，送到少管所了事。那个时期，新政权立足未稳，逃到海那边的蒋先生咽不下丢失江山这口气，就要“反攻”就要“光复”之类的。自然，这是蒋先生一面的说辞，咱这边称“窜犯”。因了这种情况，沿海一带就紧张起来，要净化社会或省些城市口粮，将“莠民”们，也即劳改、劳教人员迁往内地，以免生出乱子，弄成“里应外合”。龚国良所在的上海某少管所自然不例外，连所带人，一并迁往山西祁县。六十年代中期，又辗转至太原新店少管所。再后来，少管所撤消，变为社会性的新店砖厂，他的身份也随厂而变，如似旧时勾栏女士的从良，脱了妓籍，成为新时代的正常人。</p> <p class="ql-block">大约总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道理所在，厂子里的人，对龚国良少管所的底子，大家并不在意，相反，倒有几分赞赏，认为他讲义气，存性情，能做事。当时，他一人独居一间宿舍，因我文前所述的仰慕之心，就常去他那里聊天，听他讲少管所里的有趣故事。不夸张地说，那些年，他的宿舍成了我的精神家园，他自然也成了我的精神导师。在我不断累积的印象中，他很感性，有任侠气，行大于知。这个问题很哲学，有多解，如“知行合一”或“行成于思”之类，我以为是事物的两极，即做和说。以《论语》的教导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龚国良属此，或更胜一筹，是行而不止，无遐为文。举例，是七十年代中期，如火如荼的岁月，报纸上刋登了一则异于平常的消息，时语有谓“特大喜讯”。大意是在某思想的引导和感召下，湖北神农架原始森林发现了野人，但惜乎不曾捉到。龚国良闻此，十分着急，顿足大叹。他觉得自已应该出把力，帮忙捉住野人。我知道到他的这个豪情壮志，不免惊骇，劝他不要鲁莽，说不是科考专业人士，徒劳无益。但，他是敢想敢干的人，并不按套路出牌。不久，他即“风萧萧兮易水寒”。以我当时想，他此行，怕是壮士一去无回还了。大约半个多月后，他回来。我见到他，问野人捉到没有？他指着额头一道划痕，说，瞧，野人挠的。我一时不辨真假，对他愈发高山仰止。后来，还是他悄悄告我，根本就未进入原始森林，在山外就被挡住。当地人玩笑他细皮嫩肉赤手空拳的样子，说，倘遇到男野人还好，不过是将他捉去食用；若遇到女野人，他倒插门无疑。</p> <p class="ql-block">七十年代底，他三十四、五了，仍独身，婚姻不动，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自在生活。这或许是有奈无奈。有奈是，他的确对男女之事并不上心，常说大丈夫四海立身，何为裙衩折腰的豪言壮语；无奈是，他在婚姻市场上，因为身世而成为“三无产品”，即无家庭无地位无钱财，大凡行世俗、无识见的女子都难投他青眼。但，事情终究有了变化。当时，厂里有一个女团支书，二十五六，也是企业里的一级干部，他因少年史上的一点污渍，是人家的帮教对象。这样说，很容易让人陷入耳鬓厮磨的非非之想，以为日久生情，但这是通俗小说的路子，现实生活中很难见到。事实上是，这位女团支书，在一次生病做检查时，发现患了癌症。医生下口太狠，对她的家人说，好生照顾吧，这人多则活个两三年，少则一年半载。这话，女支书知道后，精神几近崩溃。这是厂里当时广传的一桩大事，我们听到，为女支书叹息不已，所做只是捐些钱粮以慰。</p> <p class="ql-block">而更惊人的事情发生，龚国良决定娶女支书为妻。我们一干朋友知道后，苦口婆心，劝他不要冲动行事，说些同情不等于爱情的陈词滥调，娶一个来日无多的女子，这不自陷麻烦吗？又不是真找不到对像！他不为所动，说，非夫妻而不能分担不幸与苦痛！话至此，知他的确有深思熟虑。之后，在一厂子人的感佩眼光下，他坚定完成了他与女支书的婚事。婚后，他加班加点工作，十天就完成一月的计件（陶瓷车间的注浆成型）生产量，之后，就带着病妻浪迹天下，游山玩水。这月，富春江上荡舟；下月，长白山头浴风，日子过得真如神仙夫妻般，其间，他们还有了一个儿子。我知道，他这是想让病妻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多地享受人生快乐；但我也愈发感叹，这也不啻黄莲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了。而出人意外或令人欣喜的事情是，或许是他的乐天性格在家庭中的影响，女支书的生命极大地越过了那个死亡临界点。在他们的孩子八九岁时，女支书才辞世。他承受了这晚来的也是预料中的结果。记得当时，我去安慰他，他只淡淡说，新兰（女支书名）留下一个儿子。</p> <p class="ql-block">大约十数年前，是早春时节，清晨，曾同在一厂的朋友打来电话，说龚国良死了。问具体情形，大致是，儿子结婚后，另过，他一人寓居河西一间小屋。儿子只是隔三差五或不定期地回来看一眼。这天，儿子回来，敲门不应，好在有钥匙。打开房门，见父亲斜在沙发上，推摇不醒。于是打了120。急救车赶来，医生们诊视一番，说这人已走了两三天了。说完，还不忘瞪他儿子一眼。我急忙赶去，联系好的殡仪车还未到，掀开被角看，他仍是生前的那个样子：半眯着眼，嘴角挂着一丝善意的坏笑。环顾室内，见沙发上有未盖上盖的一塑料壶酒。推想是酒后进入黑甜之乡，长睡不醒，而将他的人生终点定格在六十刚刚出头。他一生行事就是如此，连归去这样的大事，也很率性。“君子疾没事而名不称也”，他似乎无意君子之列，并不在乎这个，自顾而去，不遗一言。</p> <p class="ql-block">（补记：文章写完，又想起一事，不记得是哪年了，我偶去他独居之处，说话间，他递给我一大纸包，打开看，是他的档案。我问，怎么回事？他说，花两千元从老厂里买回。我说，买这干甚？他说，想看看自己的纸上人生。我笑他，是郑人买履。忘了真实的自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