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的故事

乡恋

学历，顾名思义是指求学的经历，我的学历拿不出手，仅仅小学毕业而已。一句发人深省的警示名言“书到用时方恨少，白首方悔读书迟”大概就是对我这类人的真实写照吧！

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我于1966年小学毕业，毕业前夕，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所谓两种准备即回乡务农或继续深造，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填报志愿天山一中。

小升初的考场设在岗台中心总校，监考者由天山一中教师负责。

答完题交卷后，和一同交卷的同学们对了一下答案，自我感觉不错。

至今历历在目的是考试结束后，班主任老师领我们进了一个教室，告诉大家，天山一中宋国锋老师要找八方校的每名考生谈话，主要内容是了解各自家庭状况，希望同学们不要紧张拘束。

同学们一个个进进出出，轮到我时，高兴地进去，那时年龄小，特听话，问啥答啥，无半句谎言。最后结束时，宋老师顺便问了一句，翟玉祥是你哥哥吗？我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就出来了。

当时美滋滋的，宋老师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样子一直在心头萦绕。。

暑假好漫长，过了十多天，天天掰着指头盼着天山一中的录取通知书。等得心急火燎却一直没有动静。

八月下旬，听说不少同学接到了通知书，可我的始终毫无信息，不由心中掠过丝丝不安，默默祈祷可别落榜啊！东打听西询问，方知没有接到通知书的还有刘永前，翟玉山，孟凡枝等。

眼见开学季到了，我的希望彻底破灭。考上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去天山一中报到，而我们几个同病相怜的人凑到一起，哭得一塌糊涂。刘永前说，咱班今年考得最好，是历年来没有过的好成绩，升学率三分之二，不如咱们的都考上了。我哭得很伤心，认为这辈子算完了，想继续深造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这么命苦？竟然和初中无缘。

班主任蒋怀友老师比我们还着急，亲自给天山一中领导写信，询问录取情况。后来听说，主要原因出在一中老师的谈话笔录上。因为我们如实地汇报了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由此未被一中录取。

听到蒋老师的一番分析，我和刘如梦初醒，是呀！我俩特别强调了家庭困难的事实。我父亲早逝，母亲一人拉扯三个孩子。永前特别强调了父亲有病，家里兄弟姐妹多。我俩事前曾经交流过，多说困难可能会获得助学金。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我俩可谓人小鬼大，却聪明反被聪明误！

或许是造化弄人，考上一中的同学们不到一学期，竟赶上了特殊时期，草草收场回到家乡闹革命。而我们几个则上了村办农业中学，农中班有上中下三届小学毕业生，还有不少年龄相仿的社会青年也重新步入了校门。农业中学即半耕半读，我们几个落榜者在学习上还算佼佼者，但在劳动方面我可差得太远了。无论农活还是重体力劳动都甘拜下风。

第一次去校田地榜地就出了洋相。那天去晚了，到地头一看，别的同学已经耪到半截地了，而我无从下锄，琢磨半天，薅地割地都是一人两条垄，耪地肯定也不例外。于是手忙脚乱地占了两条垄，先耪一垄左一锄右一锄，再耪另一垄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吭哧吭哧半天，锄头总也不听使唤，累得满脸是汗，就是不出活。老师领着同学们已经齐刷刷地返了回来，看到我耪了几丈长的两条垄时，乐得前仰后合，笑得我一头雾水。班主任看后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并学着我手舞足蹈的样子，一抡锄一抬腿的。男女生笑做一团。臊得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我已经哭哭啼啼地嘟哝着不念了。扛起锄头气冲冲地往家走，不管老师和同学们怎么招唤就是不回头。

下午没去上学，第二天还是不去。真的想辍学到底了。

后来女同学们来家里找我。我才就此下台阶，巴不得立马回到学校。

在农中，我经历了文革初期的运动，也赶上了学习毛选的热潮，既有辛酸也有甘甜。

我从小学的学习委员升级到农中班的副班长，红卫兵的带头人。还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过学区举办的讲用会，也曾参加过学代会和红代会。一时间名声在外，总校的领导和各校的老师们大都认识了我。

农中历时两年无疾而终，尽管自己风光一时却也未获得一纸初中文凭。白白混了六百来天。此时村村落实上边指示精神，小学戴帽办初中已成为大势所趋。我们这些四十多名的农中生又摇身一变成为初中生。一切从头开始，还是以政治为统帅，文化学习为其次。没有统编教材，在语文课上，毛主席著作、语录及诗词是主要学习内容，作业不是抄写就是背诵。上数学课少之又少，又消磨了半年时光，我班几名女同学目光短浅，商量后意见统一同时辍学。

小学毕业后，在学校读书近三年，究竟什么学历？自己也弄不明白。

七十年代初参加了教育工作，履历表上填的都是初中毕业。

记得72年民师转正后，初中学历工资31元，高中学历工资37元。高中生比初中生多一级工资。曾有人开玩笑说，初高中毕业只是笔头之差。其实当时想填啥就是啥，无人追究也无人考察，全凭自己捏造。的确如此，一般情况下，个人档案都以原始填写为主，包括年龄或工作年限。我填表时曾有人参谋让填高中，可我心实，从不弄虛作假，填初中还是抜高了呢！有人说弄张高中毕业证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尤其是以前，一张证明全解决问题。我不为所动，还故作清高的在日记本上写下豪言壮语：“工资多少无所谓，教书育人最可贵。生活俭朴非羞耻，思想变质实在卑”

自己从教36年整，教初中近30年，初中文凭一直伴随左右。初中生教初中在特殊年代已不足为奇，然而到了拼文凭年代却是寥寥无几。而我依然是其中之一。

83年，我在天山口中学教书，阿旗进修校承办了蒙汉两个离职进修的中师班，主要解决全旗初高中毕业的公办教师学历不合格问题。我理所当然地参加了中师班的学习，不知什么原因，一年后中师班停办，学员全部插入函授中师班。又是一个不了了之，一怒之下，我什么班也不报，一切顺其自然！

91年在新农中学教初中语文，曾有两名大专生（分别电大函大）找校长说：“你让我们大专生教小学，却让那些土八路教中学合理吗？”校长理直气壮地回应：“这几个土八路别看没文凭，即使名副其实的大学生也不交换。”可见校长对我们的认可和厚爱。我虽戴着小初中生的帽子，但无论走到哪里，干得都是大专生和本科生的活，从没有让领导失望过，也没有使自己的工资待遇受损过。

七十年代末，初高中学历的工资差别在调整中持平，80年在天山口高中百分之四十晋升工资中自己涨了一级，反超同级别的高中生和师范生一级工资。因此，有无学历对我冲击并不大。

可是在87年教育战线实行教师职称评定时，没有学历的我曾一度自卑过。由于学历关系，在评职称上我遇到了麻烦，初中教师必须大专以上学历，而我的初中学历显然属于不合格范畴。按照职称标准和论资排辈，我连中二都难以排上。生平以来第一次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没有学历的危机时时威胁着自己，和众多有中师或大专学历的教师相比，自己显得尤其渺小。一直争强好胜的我此次乖乖地败下阵来。

回顾十几年的教学效果，被别人落下总有点不甘心，于是亲自去教育局找副局长，直接申诉理由，争取中二职称指标。副局半真半假开了一句玩笑，“小初中生还要什么职称，硬杠不够！”不听则已，一听羞愧难当，立即进行反击，别五十步笑百步，初中生不合格，中师生教初中也不合格”。中师生能评中二，我为什么不能呢？旁边主抓职称工作的刘兴佑老师在场听了我倆的对话后，跟我说回学校等消息，我们商量一下。

下午接到总校通知，让我填表，可以申报中学二级教师职称。我高兴之余，心里犯了嘀咕。硬杠不够会愈来愈吃亏的，下一步必须取得相应的学历。

86年寒假，我参加了赤峰教育学院举办的中小学教师专业合格证书培训班，历时20天的时间，我的主攻专业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现代汉语，现代文选，古代文选，写作等。

我狠下功夫，从“学习报”上提供的线索，买了几本复习材料，并根据授课老师布置的作业，边学边背。过了半年，第一科现代汉语考试圆满过关。当时参考的初中语文教师，镇里只有我和三中代国文老师及格。接下来寒暑假继续去教育学院培训，一年只能考一科，教 、心学一张卷，共考了五年，也许多年教初中语文的缘故，我考一科及格一科，五年下来，我是全旗唯一一名没有补考的语文教师。而有些年龄稍大的教师早已半途而废。

考专业合格证很难，难在监考纪律太严。每年考试如同高中生考大学一般，拉单桌清考场查书兜，旗与旗之间监考教师轮换。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总算拿下了初中教师“专业合格证书”。心中轻松了许多，以后再晋升职称将不受限制，它等同于大专学历。

过了几年，我的专业合课证书派上了用场，顺利晋级中一职称。许多和我一样的不合格教师纷纷投入专业证书的学习中去，有的经学校批准，离职一年去赤峰教育学院进修。

专业证书只能对教师评定职称有决定性作用，但不能改变个人的文凭，对外填表依然是以前的学历。不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基于此，在进修校韩国喜校长的鼓励下，我报名参加了“汉语言文学”的大专函授学习，以前“专业合格证”考过的几科不用再考，故此我少交两年的学费和书本费，跟着那些函授学员坚持三年，96年，一张大专文凭也欣然到手，以后再填个人档案和任何表格时，学历一栏告别了“初中”二字。更幸运的是大专学历在进副高时一路绿灯，2001年自己被聘为中学高级教师，享受副高职待遇。临退休前还灿烂了一把，我的工资曾在三中居过首位，令许多老教师羡慕不已。

俗话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谈学历不免有些啰嗦。回首教学生涯，一生无怨无悔！不求一官但求“半职”（半职指职称），夙愿实现光荣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