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野史故事：梁武帝的时代

江源刘春生

梁的建国

南齐的明帝极为暴虐，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杀害了高帝和武帝的儿子二十多人，这种残暴的施政被有“恶童天子”之称的东昏侯所继承，最后被在雍州襄阳(今湖北襄樊)起兵的萧衍(梁武帝--南朝梁的开国皇帝，502-549年在位)所灭。

萧衍是南兰陵人(今江苏常州)，南齐萧氏族人，其父萧顺之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族弟，亦是南齐开国功臣。萧衍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很早就因文武双全、才干出众而被寄予厚望，他被列为南齐王族中的读书人、历史上著名的竟陵王萧子良的“八友”之一，在儒学、老庄思想、佛学上有深厚的积淀,是个有修养的人。这一点与南朝各代开国者都是非贵族出身的军人的情况，存在很大的不同。

南齐末499 年，萧衍成为湖北要冲雍州的守将率军抵御北魏的入侵。当时，东昏侯的暴政肆虐，就连萧衔之兄萧懿也成为其牺牲品。萧衍终于在501年连同藩镇的属官及襄阳地方的豪族和土豪，历数东昏侯的种种罪行，起兵并攻陷建康，第二年(天监元年)接受南齐的禅让，开创了梁王朝。

武帝(萧衍)即便在隆冬时节也会在凌晨两点起床处理政务满怀经世济民的理想和责任感，推行宽政，致力于恢复疲敝的民生。在官吏录用政策上，一方面明确士庶贵贱的区别，另一方面为了顺利地实现国政运营，打出了重视个人才能和教养的方针寻求贵族层的自我革新，并辅以官制改革，谋划对贵族制度进行重建。

为此，梁武帝在位期间出现了南朝历史上少有的安定与和平的局面。武帝在位将近五十年，由于施政有方，文化繁盛一时乃至后世用诗讴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梁武帝的改革

武帝即位后，立即招来竟陵王“八友”时期以来的盟友范云、沈约等人，努力解决宋孝武帝以来出现的、给政界带来极大弊害的恩幸政治。然而，经过宋、齐两朝的统治，本应承担王朝重任的贵族，其素质却急剧地下降，他们都失去了过去曾有的进取精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将皇帝身边的亲信——下层人、商人等赶走，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前面我们提到，萧衍出身南齐萧氏一族，是南齐朝中的贵族。只是南齐萧氏一族也是由于军人出身的萧道成建立了南齐政权，才得以跻身贵族行列，这就意味着，南兰陵萧氏虽然也是贵族，却具有“一步登天”的特殊性质。

然而，从其他方面来看，在这种“一步登天”的贵族中，有的人身上也有过去贵族所具有的进取精神。萧衍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信任的不是生命力渐失的老牌贵族，而是与自己相似的、出身下层贵族的读书人。

萧衍任用由此选拔出来的智囊，致力于礼制和法制的建设，旨在重建贵族社会。改革最明显之处体现在官制改革方面。在原来的九品官制下，官品数越低表示等级越高，即一品高于二品，二品高于三品。梁武帝对这种官制进行了大改革，采用了十八班制，将九品中的大约六品以上划分为十八个等级，官班数越大等级越高(即十八班高于十七班，十七班高于十六班)。

根据原来的贵族制规定，出身贵族家庭的人天生就具有贵族的身份，在朝廷中居于高位，而出身平民家庭的人则不可能晋升到贵族之列。贵族不想担任需要承担重大责任的要职或需要评判争端的司法官。而喜欢出任像秘书官这样责任不太重大的官职。因此，官僚制的内部便逐渐形成了两类官，即由贵族出任的清官以及贵族极力想避开的浊官。

官僚本应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而开展工作的。然而这种官僚制中出现的清浊之分，却阻碍了皇帝权力的正常运作。武帝向这种僵化的官僚制开刀，对原来的等级进一步进行细分，并将等级高低的标示方式颠倒，据此改变了原来的标准，加强了皇帝对官僚制的控制。这明显地表现在将原来贵族不喜欢担任的、对犯法的官僚进行弹劾的御史中丞等对皇帝权力的行使具有重要作用的各种官职的官班，实质性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级别，进一步强化了皇帝权力对官僚制的控制。

另外，在推行十八班制的同时，武帝还对下层士族的官制六品至九品的等级进行了改革，将其分成七班至一班的等级，重新设置为“流外”，即非贵族最初担任的官职。

当时，贵族从乡品二品起做官(门地二品)，而武帝的改革在原来这些贵族中加入地位更低的、从乡品三品至五品起做官的士族，显示了他重整贵族制的用意。

学术文化的繁荣

武帝即位后，在贵族子弟就学的国子学之外，还开设了名为五馆的学校。在五馆中， 由精通儒教经典——五经的博士向学生授课。但五馆并非只是讲授学问的地方，还是进行考试、选拔官吏的官员培养机构。

当时，五馆的培养对象主要以出身寒门的子弟为主，即使身份极为卑微，也有机会得到录用。换言之，这项政策的特点在于，选拔官吏时不分地位尊卑，只论才能高下，从这一点上看，开五馆的措施可以说是此后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的其中一个源流。由于对学术的奖励，梁朝的学问非常兴盛。武帝本人即是在儒学、老庄思想、佛学上具有深厚造诣的当代一流学者，这样的人物处于政治的顶点，鼓励进行学问研究，形成了一种风气，不久便促成了文化的繁荣，涌现出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优秀诗文进行汇编的诗文集《文选》、魏晋以来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等书籍，也出现了讲究技巧、辞藻艳丽、被称为“宫体”的诗文创作风格。

尤其是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从周代至梁代跨度大约一千年时间的诗文中，精选出内容深刻又兼具优美文采的作品。《文选》对唐以后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也被认为受其影响，是奈良、平安两朝期间读书人的必读书籍，并对《万叶集》等日本文学作品也有很大的影响。

武帝及其虔诚的佛教信仰

在论述梁武帝时，不可忽略的是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武帝原本对佛教颇有研究，在其在位的中后期，他对佛教的信仰变得更为热忱，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而且他的信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乃至将佛教导入政治的世界，希望据此建设理想的社会。

武帝修建了大量的寺院，举办大法会。中国人原本用牛等活物作为祭祀祖先时的供品(称之为“血食”)，武帝认为这样违反了佛教的不杀生戒，便下令用水果代替。

佛教认为，世俗的世界是苦难的世界，苦难的根本源于人对不断变化的物质、现象的执著，只有断绝了这种执著，才能生出觉悟。这种思想将现世看成是没有实体的虚幻世界，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重视祖先崇拜以及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联系的家庭纽带的民族，可称作是中国民族宗教的儒教是对这种思想所作的体系化总结。因此，在儒教的国家体制下，皇帝却亲自取消了祭祀中的血食，这原本是违背传统的大忌。

在中国社会中，“孝”被视为是人需要具备的德目而最受重视，皇帝作为社会的师表，也有义务重视和实践“孝”道的要求，而武帝却对这一方针作出了重大改变。

武帝践行的四次“舍身”

武帝为了表示其佛教信仰的虔诚，践行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舍身”。顾名思义，“舍身”是指舍弃自己的凡身、自作苦行供养佛祖的壮烈行动，一般通过布施财物代替苦行。武帝在位期间，曾于527年、529 年、546 年和 547 年一共践行了四次“舍身”

“舍身”的经过是这样的:武帝御幸同泰寺，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皇帝脱下龙袍，身披袈裟，舍去凡身，以一介凡夫的身份为佛寺服杂役，为比丘、比丘尼开讲佛典。后来，群臣以一亿万钱将舍身的武帝赎回，大臣们恳请他回到皇宫。武帝三次舍身，又三次还俗。最后一次他再次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不再回到皇宫，并实行大赦和改元。

后世的史家指出，武帝如此奉佛的方式，招致了梁的亡国。表面上看，武帝的尊崇行为似乎脱离了常识，我们不妨注意一下最后一次“舍身”时所进行的大赦和改元。中国的国家仪礼通常依照儒教之礼进行。然而，武帝在这里却遵循了佛教的规矩(虽然并非一切国家礼仪均如此)。

改元本是作为人世间统治者的皇帝所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改元即象征着皇帝在万象更新的世界中重获新生。而大赦则旨在与万民同享万象更新的世界，以期重建皇帝与万民之间的纽带。武帝根据佛教的仪式，进行了这两种象征性的活动。

佛教传播到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教徒人数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这从留存到现在的许多佛教遗迹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而佛教得以如此迅速地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的背景在于，汉帝国经过长达四百年的稳定统治之后崩溃，继而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期到来，民众无法从原来的儒教价值观中获得自我解脱，只好从异国宗教——佛教中求得自我救赎。

总而言之，武帝践行舍身的行为，如果单从其虔诚的佛教信仰中寻找原因则存在不能解释的地方，一般认为，这里面包含着武帝的意图，他希望将舍身的仪式定位为借用佛教所举行的国家仪礼以及象征世间万象更新的仪礼，同时实现国家团结。

不应忘记的是，当时同样希望借助佛教实现镇护国家的北朝的行动，当然也进入了武帝的视野中，而他对佛教的虔诚崇拜，在追求实现天下再统一的南北两朝中亦具有意识形态战的一面。

然而，像武帝这样以“大慈悲皇帝”为目标而对佛教的狂热尊崇，虽然梁朝的统治使佛教盛极一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不良风气再次滋生、皇族放恣，亲信专权，贵族层开始在工作中避实就虚。

武帝的失政

武帝的六弟是临川王萧宏。这个人曾经担任对北魏作战的主帅，却临阵退缩，抛下 部队径自回到自己的封地，导致梁军大败，出了大洋相。然而。武帝却表现得很宽容，非但没有问罪，此后仍对他委以重任。有一次有传言说萧宏私藏兵器图谋造反。为此，武帝只带了一名随从前往临川王的府中，酒宴过后，对王府进行查看，发现府中有三亿多钱和满库的绫罗绸缎。原本临川王便是有名的贪婪无度之人，据史书记载，武帝因为在这次检查中并没有发现萧宏藏有武器，非但没有责备他囤积私财，反而说道:“阿六，汝生计大可!”随后又高兴地畅饮起来。

除了萧宏之外还有很多例子说明，伴随着宽容的“仁政”而出现了皇族、亲信等人的放恣和专权，武帝却不加追究。再加上后来由于昭明太子(501-531)去世，武帝将昭明太子之弟萧纲(简文帝)立为太子，又招致了皇族的不满，诸王之间出现了不和，王朝的统治基础逐渐瓦解，最终走向了灭亡。在这一点上与西晋的亡国有着相同的轨迹，可以说这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局限性。

然而，武帝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他对政治流于放纵以及对佛数的崇拜所带来的危机。武帝本人对自己正在实施着的良政坚信不疑。

有一次，官员贺琛上书道，现在人民流亡情况严重，这是朝廷派出的使者横征苛敛所造成的;奢侈之风渐兴官吏收人很高，热衷于饮酒作乐和蓄养女伎，为此不择手段地敛财;小人当官，权臣作威作福，疯狂搜刮民脂民膏;财政负担很重，而赋税又浪费惊人，为此民力疲惫不堪，应该精简节约，休养生息。

不过，武帝看到这份奏章后勃然大怒，对贺琛进行了全面的反驳，说自己注意节俭，但凡有所营造，一定都会支给费用，不会无偿使役民众。不近女色，不好酒乐。因此不知道奢侈之责从何而来。如果说官吏横征暴敛，到底具体是谁?说要精简节约，那么到底需要削减哪些财政支出项目?

然而，当时对于官吏的管理确实非常松弛，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越来越多的官吏鱼肉百姓，收取贿赂，贪赃枉法，王侯子弟及其随从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城中公然杀人越货，本应被官府缉拿的凶手却逍遥法外，种种不法行为在现实中发生。

武帝的通货政策

在经济层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前 所述，南朝期间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而制造铜钱所需的原材料铜却相当匮乏，私人铸币导致了劣质货币泛滥，妨碍了货币经济的正常发展。

武帝即位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发行优质货币，致力于消除通货的不稳定。因此梁代江南地区出现了活跃的商品交易，据记载长江上甚至有载重量达二万斛的船只往来。

然而，523年(普通四年)武帝为了解决因铜缺乏所产生的问题，推出了一项即便是今天看来也是难以想象的政策——铸造铁钱以便替代铜钱用作通货，同时采用铁钱向官员支付俸禄。这项政策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从其他角度来看，用铁钱支付俸禄说明了南朝货币经济渗透程度有多深，同时又凸显了当时货币经济存在的问题有多严重。

也许可以说，铁钱的使用最初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货币不足。

然而，一旦铁钱全面取代铜钱投入使用，由于铁比铜便宜，一定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偷铸行为，这是事前应该能够预想到的结果。换言之，可以预料使用铁钱将会使货币的信用急速丧失。六世纪三十年代铁钱价值的急剧下跌，便是明证。至此武帝的通货政策以完全的失败告终。

侯景之乱

这样的经济混乱促使农民阶层瓦解，许多人流离失所，社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正巧此时北朝东魏的将军侯景向梁朝请求归降。侯景是北方人，在北朝末年的大乱中发迹，成为东魏实际掌权人高欢的心腹。然而，高欢去世、其子高澄继承事业之后，侯景遭受中央的猜忌。看清形势的侯景携河南十三州的土地，向梁投诚。无需征战便能得到河南的土地，梁于是接受了侯景的归顺。东魏立即出兵讨伐侯景，将侯景及梁派出的援军一并击败，再次成功地将河南的土地纳人东魏的版图。侯景被东魏打败，带领少量残兵逃到寿春。这时，东魏同时向梁表示了不愿进一步扩大事态的意图，寻求与梁议和。

梁朝内部经过一番讨论，接受了对方的提议，向东魏派遣和平使节。梁与东魏的议和，无异于将侯景逼入了死角。

于是，侯景串通对梁武帝心怀不满的临贺王萧正德，仅率兵一千渡过长江，于548年十月二十二日，对建康发动突袭。由于侯景的军队乘虚而人，都城陷人一片骚乱。建康上一次被卷人战乱是在武帝攻陷南齐时，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这次遇袭,城内格外混乱。

据生于同时代的颜之推的记载，当时人们羸弱不堪，“从未骑过马，一看到马嘶鸣跳跃，就惊慌害怕，以为是老虎”。

功臣大多都已作古，后辈武将又都外派镇守各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守备建康的官员打仗几乎都是外行。

侯景一边攻打西面的石头城、北面的白下城，一边自己领兵突破建康南面的朱雀航，渡过秦淮河，攻入城内街道。在此期间，仅有少量兵力的侯景军不断吸收对梁朝国政不满的民众，逐渐壮大起来，二十五日建康都城的四面都被侯景军的黑旗所淹没。

守城的梁军与攻城的侯景军展开了激战，这时各地援军先后抵达建康。武帝第六子邵陵王萧纶统兵三万，于十一月首批抵达。军粮不足的侯景军看到援军出现在都城的东北方，马上陷人了狼狈至极的境地。不过由于下雪以及初战告捷的有利条件，他们一举歼灭了萧纶军。然而，更多的援军随后陆续以建康为目的地集结而来。

建康的陷落

另一方面，在建康城内坚守的梁军发生了非常事件。担任守城军总指挥、此前孤军 奋战的勇将羊侃突然去世。城内军心动摇，侯景趁机加紧攻城，陆续将登城车、火车、虾蟆车等兵器投人使用，又从都城北面的玄武湖引水灌台城，实行水攻，同时为了准备与援军的交战，放火烧毁建康南面秦淮河南岸的一大片民居和寺院，发挥了其百战磨炼出来的军事才能。

然而，援军方面都是由相互猜忌的宗室诸王统率的混合部队，无法统一指挥，其中甚至还有与侯景军串通，或与侯景军一样热衷于掠夺的军队。因此，本来为援军的到来而欢欣鼓舞的民众，立刻感到非常失望。

在这种形势下城中军民坚守了一百多天，城中储备已消耗殆尽，士兵争抢捕捉老鼠和小鸟，甚至将铠甲煮了吃。雪上加霜的是，侯景军在水源中投毒，城中的人身体发青脓肿死去，胀鼓鼓的尸体堆积在城内各处，“臭气熏数里，烂汁满沟洫”，呈现出一片惨状。围城开始时虽然城内有男女十余万、兵三万，而到这个时候能够拿起武器打仗的只有不过两三千人。而侯景军方面的处境也很不妙，由于前往储藏兵粮的东城之路径被切断，单靠余下的粮草仅够维持一个月的时间。

于是侯景心生一计，即佯装议和。当然议和只是表面的动作，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粮供应、修补兵器、使士兵得到休养。

和谈的提议得到了皇太子的响应。老迈的武帝却从中察觉到侯景有诈，宁可战死也不愿议和。然而，皇太子力求道:“如今已被侯景包围很久，援军之间又相互牵制，无法出战。姑且接受和议，再作后图。”武帝犹豫半天，最后接受了皇太子的恳求，说道:“就按你的意思去做吧。只是千万别做出贻笑千古的事情。”

549年二月，双方缔约，朝廷割让江西四州，换取围困台城的侯景军撤退。然而，随后侯景并没有撤去围城的军队，虽经数度督促仍继续围着建康城。而在援军方面，荆州的湘东王萧绎(后来的元帝)担心和议一成侯景更加肆无忌惮，撤走了对建康的援军，更加剧了混乱。

一直观察着事态发展的侯景于三月撕毁和约，不分昼夜地再次对台城发动猛攻。台城再也无力继续抵抗，固若金汤的建康城于十二日最终落入侯景军手中。武帝被幽禁起来，觉得口苦而索要蜜糖未得，在台城陷落两个月后，这位八十六岁高寿的皇帝终了一生。皇太子即位当上皇帝(简文帝)，却已经处于侯景的严密监视之下，不过是个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