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张永芳

图个吉祥

　　近来闲暇时间多了，重新整理书橱里的各类书籍。对于朋友和同事赠与的书籍，我格外珍视，单独放在一起，以便随时带着念想去翻阅。其中张永芳赠与的最多，有十几本。他编辑的《战地诗选》，可追溯到1975年，他撰写的《师友集》，收录了赠与我的诗作。掩卷沉思，我又想起了他，想起他那朗朗的音容笑貌，出众的学识，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多年来彼此相处的一些往事，此时我的内心却不由得隐隐作痛。

1970年， 刚参加工作时的张永芳

　　1971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在盖县团山公社中学读书。夏季的一天，我到学校给自行车轮胎打气。学校办公室门口有个公用的气管子，用一根细铁链子拴着。不巧，气管子坏了。我正蹲在地上为难之际，张永芳走过来，问我做什么？“给自行车打气，气管子不好使了，”我站起来回答。“东西一姓‘公’就好坏。”他随口就来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怔住了，呆呆地瞅着他。他看我一脸疑惑，接着说：“你看，抽烟人都用火柴吧，如果一个人用，会精心保管，轻易不坏。烟点着后，就将火柴盒放进衣兜里保存。如果大家都来用这盒火柴，谁也不注意保管，一盒火柴一会儿就破损了。公家气管子也是这个理，好使时谁都用，坏了谁也不张罗修理，所以东西一姓‘公’就好坏。”说完，转身走了。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还有点想不通，他怎么能说公家的东西好坏呢？在那个年代，即使有这个想法也不至于说出来呀！但他说得简洁明了，又举例子又分析，听起来也有一定道理。他这种与众不同的独立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

当时，张永芳是团山中学的语文老师，在学生中很有名气。他是北京人，1965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文革”中被定为“5、16”反革命分子，据说是因为对“文革”领导小组的一些做法持不同观点。1970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团山中学杏树沟分校，时年24岁。

张永芳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文章，议论文、散文、小说样样都行，诗歌创作更是信手拈来。有一段时间，县革委会在我们公社修拦海大坝，抽调他在指挥部政治处搞宣传工作，就是相中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据说，他讲课引人入胜 ，受到学生们的热捧。在分校，他创办了《红卫兵文艺》、《红卫兵诗选》两个刊物，鼓励学生们投稿，每篇稿件他都亲自修改。他领学生劳动休息时，自己盘腿坐在地上，让学生结合劳动场景作诗，当场点评。做不出诗的，唱歌。

那时，我在中学的主校上学，他在分校教书，只是耳闻他出众的的学识，没有机会接近。有时他来主校开会或代课，只是见面打个招呼，那次关于气管子的对话，是我与他的第一次接触。

1972年，团山中学首届毕业生合影留念，第二排左二张永芳

　　张永芳在分校教书不久，经人介绍，与当地的一位农村姑娘结婚了，这在学校师生中成了热门话题。分配到团山中学的年轻大学生有5、6位，有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大等学校毕业的，都在期待回城的机会。他怎么会在农村找对象呢？这不把自己拴在了农村吗？大家都不理解。

后来在一起共事时，我曾问过这个问题，他毫不掩饰地吐露了当时的心情：“那时候，我内心的痛楚和失落，是旁人无法揣摩的。顶着“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档案里装着这方面的黑材料，工作也不给好好安排。刚到分校时，当饲养员，喂猪，进行劳动改造，让我抬不起头来。后来，学校缺语文教师了，才让我上课。那时，我对前途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只想在农村扎根生活了。”听了这番解释，我似乎理解了他近乎无奈的人生选择。

我接着问：“你们夫妻之间这么大的文化差异，能合得来么？”他微笑地说：“我爱人长得不错，善良又勤快。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只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但会说话，能办事，明事理，走到一起也是缘分。所有的家务事、地里的庄稼活，她都包下了，从不让我伸手。家里家外的事情不用我操心，就是酱油瓶倒在地上也不用我来扶。我曾写诗夸她，“懒笨如吾坐享福，勤劳似汝尽操心”。在家里，我特别省心、顺心，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只管教书，看书，写文章。”

　　“不过日子长了，也总会有些磕磕碰碰，毕竟有些理念不一样。”他讲起了一件趣事：有一次发了工资，他爱人让他到县城给家里买些生活用品。路过新华书店时，他发现一套文学丛书，就将买生活用品的钱用来买书了。回家后，他爱人生气了，觉得他不会过日子，买这些书干什么？不顶吃，不顶穿，就将这些新书一页一页地撕掉。张永芳顿时也来了脾气，把家里的床单和布料拽过来，一条一条地撕掉。他们夫妻俩就这样坐在炕上对着撕，你撕我的书，我就撕你的床单和布料，撕得满屋子狼藉。

张永芳说：“那套文学丛书刚刚出版，是我梦寐以求的文学作品，非常喜欢。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掏钱就买了，还高高兴兴地回家。没想到不仅挨顿说，书也被撕了，我也就来火了。回头看，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那时生活困难，全靠我的工资来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我爱人注重过日子，比我更实际，这无可挑剔。不过，自从那次抗争后，她也妥协了，似乎理解了我对书籍的痴情，以后再也不撕我买的书了。”

张永芳夫妇在黄遵宪故居前

　　1975年，盖县城里有一位中学生，路遇失火现场，奋不顾身地冲入火场救人，被火烧伤，医治无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县革委会为表彰这位中学生的英雄事迹，安排了几个笔杆子来写报道，结果所写的材料均通不过，时间拖了两个多月。此时，有人推荐了张永芳。他接受任务后，只用3天时间就将材料完成，县革委会审议时一次通过。

我向他请教，这个中学生的英雄事迹材料，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我用两天的时间看材料，到现场考察，与学生家长、老师、同学，以及救火时的目击者座谈，再用一天的时间把材料写完。我也没想到，县革委会开会，一次就通过了。”

　　他还告诉我，他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喜欢写作。读初中时写的作文，时常被高中语文老师拿去当范文，读给高中学生们听。

县教育局领导知道张永芳的文学才华后，于1976年顶着政治压力将他调入教育局教研室工作。之前，我先于他调入教育局教研室，我们俩又成为同事关系。

在教育局时期，张永芳心情愉快，工作劲头十足，与同事们相处融洽。他感到教育局没有歧视他，而是重用他，给了他用武之地。他写材料是“快手”，无论是领导布置的任务，还是同事们求他帮助修改材料，从来不打怵，材料很快就出手。

有一次开会，局领导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大家都在作记录，唯独他拿张报纸专注地看，似乎对会议精神的传达心不在焉。局领导不高兴了，直接点名：“张永芳，刚才传达的会议精神什么内容？”会议室顿时寂静，大家都将目光投向张永芳，我更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出乎意料，他放下报纸，将上级会议精神5个方面的内容，扼要地说了一遍。局领导看他回答基本正确，也没再说什么，只是强调以后开会时，不要再看报纸了。会后大家议论，张永芳这脑瓜子咋长的？记忆力也太好了，一心二用还这么清晰。

1976年，张永芳在县教育局时与作者，左一张永芳

　　张永芳刚到教育局时，与我同住一个宿舍。在我的印象中，他除了看书就是写作，没有其他嗜好，连扑克牌也不玩。他读书成瘾，手不释卷，每有新书在手，便欣然忘食，挑灯夜读。穿着不讲究，很随意，只是冬天脖子上经常系一条毛围巾，稍显时尚。吃饭不挑剔，高粱米干饭，一碗酸菜汤，半块豆腐卤，吃得倍儿香。平时，愿意与同事们聊天，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古今中外、天南地北、话题十分广泛。至于人际关系，他从来不考虑那么多，与人为善，敞开心扉交流与沟通。到了就寝时，只要倒在床上，几分钟就酣然入睡。

平时，他注意收集发生在同事身边的逸事趣闻，编成类似章回小说似的一段段故事。如“半推半就，矮个马笑承主任；诚惶诚恐，胖子刘拒呼局长”。“忙里偷闲，孟局长日视自留地；弄巧成拙，姜主任夜晒红棉被”等。在开会或集体学习前的等待时间里，以及茶余饭后，他就绘声绘色地讲上几段，就像现在小品似的，给大家带来轻松愉快的笑声。

1976年，县教育局部分同志参加会议时留念，第二排左一张永芳

1977年，县教育局职工欢送工宣队，第三排左三张永芳

　　1978年，张永芳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并被录取，师从季镇淮教授。他属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经历了两轮考试，第一轮初试，全国有几百人报考，合格30多人；第二轮复试，只录取了6人，竞争十分激烈。

　　张永芳入学后不久，他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他既登上了北大的文学殿堂，又摘掉了“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两件大喜事接踵而来，这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啊！他高兴得不得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接二连三地给我来信报告喜讯。信中说：“我能有幸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感谢党中央。在新的长征路上，我当更加努力前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以勤补钝，争取多学一点东西。”信中附诗一首，“曾于梦里游书肆，且喜今朝返校门。勉顾前期知任重，追怀往事聚酸辛。早从十月开新宇，待向‘四凶’讨青春。莫谓春兰时已晚，秋菊犹可斗芳芬。”

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省广播电视大学任教。我们聊到他的父母和兄弟姊妹都在北京，为什么不留在北京呢？他说：“我有家庭负担，爱人和3个孩子都在县城，孩子们又小。北大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但爱人和孩子们调不进北京，户口落不下，只得回辽宁。我的想法很简单，只想到高校教书，哪所高校能把我爱人和孩子们的户口落入沈阳，给我分房子，我就到哪所学校教书。辽宁大学我也联系了，开始也愿意要我，听到我提出的条件时，为难了。省广播电视大学听说后，主动地找到我，不但把我爱人和孩子们的户口落入沈阳，还给我分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把我爱人安排到学校的印刷厂工作。我感激省广播电视大学，帮我解决了家庭的实际困难，就来教书了。”

听了他这番话，我无语了，还能说什么呢？“良禽择木而栖”，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八十年代初，北大的研究生凤毛麟角，稀缺资源。他如在北京或学术氛围更浓的高校平台发展，学术成就会更大，却为户口和房子折腰。想到此，一丝说不出来的酸楚从心头掠过。

后排左二张永芳

　 有一次，我参加张永芳小儿子的婚礼。家长讲话时，平时滔滔不绝的他却哽咽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讲台的中间呆呆的站着，参加婚礼的来宾们愣住了。一会儿，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纸 ，念了一首祝福的诗，随后泪流满面，哭了起来。此时，我坐在来宾席上一直注视着他，为他着急，也似乎读懂了他，这是喜极而泣啊！

张永芳的大半生，经历了两大压力，前期政治压力，后期生活压力。他们夫妇俩省吃俭用，将3个儿子扶养长大，供他们读书，组建各自家庭，实属不易。现在小儿子结婚了，大事完毕，心头的生活压力彻底解除。他激动地说不出话，高兴地热泪盈眶，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张永芳落户沈阳后不久，我也调到省城工作，我们两家经常来往。我依然敬重他为老师，有什么问题就向他讨教，他总是侃侃而谈，让你有所裨益。我这才发现，他的知识面更宽了，不仅文学功底厚重，在政治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宗教等方面都颇有见解，是个做学问的杂家。他认为，人生在世，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去做，但这些事情的内在道理要弄个明白，否则就白活了。他指点我：“写文章一定要有亮点，无论文字多少，一定要有那么几句话或一段话十分精彩，读起来让人眼前一亮，犹如“万丛绿中一点红”，这样的文章才会招人喜欢。”

90年代初，我负责编辑了一本《辽宁留学人员画册》，宣传留学人员爱国奉献的先进事迹。考虑到画册准备拿到国外进行宣传，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我请他在文字方面把关，并撰写部分文稿。他爽快地答应了，两天就完成任务，不要任何报酬。

再后来，张永芳辗转来到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硕士生导师、二级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还担任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在教师新村，分到了一套宽敞的住宅，他感到了人生的满足。在此期间，他安心教书育人做学问，文思汹涌，笔不停挥，著述若干。每有新作出版，便送我先睹为快。他经常在校刊和《辽宁日报》、《沈阳日报》及一些杂志上刊登文章，发表论文数百篇，诗歌创作近千首，为新时代的文学天地增光添彩。

张永芳与沈师大文学院研究生交流

　　遗憾的是，张永芳退休不久，还没等到好好享受晚年，便因病于2011年去世了。听到噩耗，我一下子懵住了，愣了半天，眼前泪水如雾，一片模糊。我为失去一位已经超越师生、同事关系的亲近挚友而痛惜不已。

人生在世，认识的人不少，相知相近的人不多，许多人渐渐地淡出了视野，我却时常想起张永芳。想起他总是笑呵呵的敦厚模样，敬慕他扑面而来的书卷气，佩服他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专注精神，喜欢他率真随和的处人处事风格，赞叹他“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本分品质。我时常从书橱中拿出他的作品读一读，朗诵几句他写的诗歌，追忆与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写此文，既是回忆与怀念，也难免心情有些黯然。

当年在团山中学分校与张永芳同为语文教师的金锡春，年逾八十，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填了一首词纪念他，并寄给我一份。这首词是对张永芳65年人生的简要写照与追思，那就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悼永芳·水调歌头》“梦系魂牵绕，君离去太早。回忆浩劫岁月，高才逐西套。南开来函断言：不许授业传道，须劳动改造。耻与辱何妨？汝付之一笑。

‘四害’灭，乌云散，红日照。大鹏展翅，海阔天空任逍遥。北大读研三年，电大沈师从教，育秾李艳桃。写华章名著，流芳千古俏。”

注：西套，团山中学分校所在地位于鹤羊寺山岭以西，这个区域临海，山岭环绕，俗称西套。

2022.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