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力量”——走进抗战中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李庄旧址

七公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我国1983年成为国际博物馆协会成员国，并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今年这届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

国内文博界人士，一般对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台湾故宫博物院三院的历史渊源都比较了解。然而鲜有人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边陲的小镇李庄存在过六年之久，名扬中外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寇除对华军事入侵、经济掠夺外，还有组织、有步骤对我国文化、教育机构和古建筑进行野蛮轰炸，劫夺文物典籍，破坏文教设施，推行奴化殖民。
抱着文化不亡则其国不亡的理念，进行着艰苦卓绝文化抗战——以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为手段，抵御外辱。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其大量中华文物艰难辗转，就是这次大行动的重要部分。 相继在“八一三”事变和淞沪战役中惨遭日军连续轰炸的国立上海同济大学，被迫走上西迁道路，1940年，校务委员会致电四川宜宾南溪李庄镇，商请允许该校落脚李庄办学，罗南陔等32名地方乡绅即复电：“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所需，地方供给”。同时，为躲避日军不断轰炸，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社科所，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文化教育机构也先后从昆明、重庆等地迁来，并被博大胸怀的李庄人所接纳，直到1946年。这让小小的李庄也一度成为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的四大抗战文化中心
当时面积还不到1平方公里的李庄腾出庙宇、祠堂充作教室、宿舍，甚至举家搬迁，把私宅腾出来供学者们居住。就这样，常驻人口仅3000余人的李庄接济了学者、师生共1.2万余人。 在抗战时期，为了内迁而来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及随行的3000多箱文物，张氏族人义无反顾将其供奉的祖先排位取走腾出了宗祠，体现了李庄人的开放、大气、包容的精神，古老的张家祠在中国现代史上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其大量文物所在地的张家祠，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占地2000平方米，张师德等族人集资文银660两购买所得。是一所上为祠堂，下为厅房的四合院式木构建筑，建筑结构严谨、用料实在，整体宽敞通透。现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40年，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李庄。这是中研院里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研究所，旗下分为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四个组，而人类学当时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时任人类学组主任的吴定良就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奠基人。 石窗雕花“福”字 “禄”字 梁思成曾将张家祠堂的楠木雕“百鹤祥云窗”与旋螺殿、魁星阁、禹王庙九龙碑并称为“李庄四绝”。 当年，在李庄云集了一大中国批顶级学者和优秀文化人才，号称有八个之父和一个“第一人”，八个之父分别是：建筑学之父-梁思成，考古学之父-李济，胚胎学之父-童第周，东巴文化之父-李霖灿，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甲骨文之父-董作宾，中国万里长城第一人-罗哲文。 1941年6月9日，由中央研究院三个研究所主办的“考古文物展览”和同济大学医学院主办的“人体解剖展览”分别在李庄的板栗坳和镇上的祖师殿开幕，那天也是中央研究院成立13周年的纪念日。此次活动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和中共《新华日报》均作了报道。

博物馆的力量是无声的，然而也是无穷尽的。正当我们民族遭受最危难的时刻，一群有识之士肩起中华文脉的脊梁，在博物馆的殿堂里将东方文明古国的精神本质传承下来，为我们后人铺垫了进取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