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路上

朱 伟

目 录

评论 圆梦一一读朱伟的散文 陆士清

前言 复旦老教授为我写书评（新民晚报）

001 上海解放的记忆

002 石库门里的夏天 （上海老年报）

003 儿时过年 （新民晚报）

004 儿时过年杂忆（上海电台广播）

005 迎財神的一些变化

006 读四年，换三个地方的版校

007 青春的记忆 （新民晚报）

008 想起了刘老师

009 风雨十三年

010 那年下乡 （新民晚报）

011 下乡演戏 （上海老年报）

012 供销社办起了阅览室（文汇报）

013 重回南桥 （上海老年报）

014 辉煌的七年

015 送“粮” （宝钢报）

016 不普通的读者 （宝钢报）

017 难忘他 （宝钢报）

018 充满活力的人 （宝钢报）

019 第二次献血 （宝钢报）

020 一段情 （新华人报）

021 老有所乐 （新华人报）

022 书香一代传一代

023 曾经的吴淞老街 （新民晚报）

024 《曾经的吴淞老街》写作始末

025 难忘的金婚庆典

026 慧眼眺东方 珠光耀浦江

027 父亲节想起了父亲

028 我的母亲 （上海老年报）

029 姐弟情深

030 情深谊长

031 痛惜 . 追思 （上海老年报）

032 欢聚在“老半斋”

033 与晓林一起 （上海老年报）

034 江阴街忆旧 （上海老年报）

035 喜悦的老人

036 开刀旧事

037 香港受骗记

038 圆梦 （上海老年报）

039 病房偶遇

040 都是疫情惹的祸 （新民晚报）

041 浓浓祖孙情 （新民晚报）

042 三喜临门的510

043 宝山的崛起 （已出版）

044 我写《宝山的崛起》

045 也有一点回忆

046 书外的一段往事

047 近距离看俄罗斯

048 有故事的老房子

049 美国西部五十天

050 沙漠草原蒙古包（上海老年报）

051 同学情 故乡行

052 姑苏行

053 “喜悦号”上过春节

054 情深深 雨濛濛

055 我的故乡是绍兴

056 乘莫斯科地铁遇意外

057 惊魂喀纳斯 （上海老年报）

058 人少景美澳新游

059 英国爱尔兰随笔

060 风光旖旎的北欧

061 挪威的美丽峽湾（上海老年报）

062 走进西班牙王国

063 科尔多瓦的鲜花（上海老年报）

064 瑞士印象 （上海老年报）

065 美丽的波西米亚（上海老年报）

066 多瑙河上的明珠

067 高雅艺术的殿堂

068 一个神秘的国家

069 另类的里雅斯特

070 啤酒之都慕尼黑

071 世外桃源羊角村（上海老年报）

072 金秋美食在东湖

073 烟花三月下扬州 （上海老年报）

074 游锦溪 有惊喜 （上海老年报）

075 初游甪直古镇

076 说走就走的北海道之行

077 今日渔村

078 参观宋庆龄故居（上海老年报）

079 我拍夜景 （上海老年报）

080 退休以后 （上海老年报）

081 疫情后的香港游

082 佛罗伦萨过情人节

083 巴黎的奇遇

084 旅欧琐忆 （上海老年报）

085 后记

天鹅湖 朱 伟 摄

作者近照 2022.6.26 Ben（德） 摄

圆 梦

一一一读朱伟的散文

陆士清

与朱伟先生，从未有过交往，他的大名也只偶见于《新民晚报》等刋物上。也许是有缘吧，悠然间，他的三本散文汇编，放到了我的写字台上。那图文并茂的装帧，封面上他那老克拉的形象，扉页里大气而雄健的签名吸引了我。我欣赏阅读……

朱伟的散文是坦荡人生的真情告白。《圆梦》写的就是他作家梦“破”而又圆的历程。当年，因客观原因，上海出版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郊县新华书店当图书发行员，看别人的书，卖别人的书，憧憬着有一天自已也能追随那些名作家之后，拿起笔来描写世事和人生，但未能如愿。当时代改变，美篇软件为人们提供了流畅创作的平台时，他重新整理、修改、抄录，先后把以前的所有文字汇集、编辑，打印了两本美篇书，于是：“我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署上了我的真姓大名……我的作家梦想总算‘实现了'！”“我珍而重之地把它们放在书架上，久久凝视，只觉心中充实，人生圆满。”

他写的《风雨十三年》（五）是人生一段难忘的经历，也是尘封已久的往事。21岁的他，参加市领导亲自组建的上海市文化工作队，与沪剧团的十八位演艺人员，下到奉贤农村八个月，搞文化建设，又排练沪剧《芦荡火种》为农民演出，每次都是人山人海。他深感荣耀，认为这是他“人生第一个高峰”。《辉煌的七年》写的是他受命为宝钢六万建设者服务发行图书。他从一般的供应图书，到“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他毎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提了干，入了党，超越了他对人生的预想。他很自豪：“应该说，为宝钢服务的七年是我人生中最最精彩的一页，让我终身引以为豪的。”

朱伟不仅有一个奋斗、创造、业迹辉煌的青春韶华，而且享受了金色的晚年。他笔下的《难忘的金婚庆典》，场地是西郊宾馆；嘉宾有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演艺明星……，可谓亲朋云集，名流荟萃，举杯为朱伟贤伉俪五十金婚祝福，真是：夕阳正红幸福满满。

在他的篇章中，他有高峰就说高峰，有辉煌就笔落辉煌，既无夸饰虚骄也不掩掩藏藏。他不自傲但自尊。他敢于肯定生活，有对人生的充分自信。

朱伟的文章中，遊记至少占有三分之一。他亲吻祖国锦绣山川人文，50多次旅游境外。《美国西部五十天》、《美丽的波西米亚》、《多瑙河上的明珠》、《高雅艺术的殿堂》、《一个神秘的国家》、《走进西班牙王国》、《风光旖旎的北欧》、《近距看俄罗斯》、《北海道，我们来了》等等，都能找到朱伟的足迹。朱伟叙写游览历程，欣赏、享受世界的山川人文风光，开心、舒坦。在《多瑙河上的明珠》一文中写道：“我们游玩了巴拉顿湖景区北岸的蒂豪尼小岛，古木参天，熏衣草遍地。小岛上还有蒂豪尼小镇，镇上有建于1055年的修道院，有巴洛克式的各种华丽建筑，置身小岛，碧玉般的湖水、松软的沙滩、充足的阳光……好舒服啊！”

朱伟乐见美景，也不忘揭示历史的悲剧。布达佩斯多瑙河边六十观鞋雕记的就是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妇女儿童的罪恶。他对旅途中所见陋习和受骗，也毫不留情予以批评。更难得的是，对域外美景，始终抱着平视的态度，没有一丝崇洋媚外的气息。他热爱祖国。在《国庆有感》中写道：“七十年弹指一挥间，七十年风鹏正举。中国的昨天已载入史册，中国的今天正在创造。读朱伟的这些作品，不仅可以与他一起分享世界的自然风光，品味异国他乡的人文奇迹，还可以见识到朱伟这个堂堂正正、落落大方、家国情怀浓浓的、有品味的上海老克拉形象。

他有些作品是记写人事的。《我遇到的好医生》，写手到病除医者的仁心医德；《痛惜 . 追思》则是对好友电视台主持人陈曦英年早逝的痛悼。《一段情》写前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张浩波在任宝钢党委书记兼副总指挥期间，对他书店工作的支持。而《充满活力的人》则是写他与“人民艺术家”赵丹的一段交往。朱伟不仅写出了一身是戏的艺术家的平易亲切，而且描绘了身处逆境的赵丹依然坚持读书学习，而且激情不减，年近六旬了，仍“童趣”依然。

朱伟写的《上海解放的记忆》、《我的故乡是绍兴》、《读四年，换三个地方的版校》、《石库门里的夏天》、《儿时过年杂忆》、《曾经的吴淞老街》、《金秋美食在东湖》、《欢聚在老半斋》、《今日渔村》等作品，或感时代变迁，或记欢乐校园，或描叙昔日年俗，或回味苦度炎夏老上海的市井生活和餐饮文化传承，写得具象鲜活，具有历史人文意义，也深获好评。《曾经的吴淞老街》一文还被新民晚报副刋部收入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我爱夜光杯，我爱上海2019》书中。

朱伟说：岁月，是一支难忘的歌！成绩的背后是艰辛，辉煌少不了你的奋斗。他要紧跟时代步伐，把一生一支难忘的歌，唱得更好、更响！他还“会继续梦想下去，写更多的事，抒更多的情。”

我相信阅历丰富，体健笔健的朱伟先生，必将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一定会作家梦圆，人生梦圆。

2020.8.8

复旦老教授 为我写书评

复旦，是我年轻时非常向往的学校。遗憾的是，我一辈子也没有踏进这所学校的大门。没有想到的是，到了老年，为我的业余习作撰写了三千多字评论文章的，居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协会员陆士清先生。

陆老与我从未谋过面。他看到我托人送去的所谓散文集时，上海文汇出版社正要出版陆老的《品世纪精彩》一书，也需要他校对。88岁高龄的陆老没有敷衍了事，而是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把我写的12万字反复看了多遍，有的还做了标记和摘录。当我看到陆老用电脑打字、又做成文件夹的评论文章时，一股敬意油然而生。他，太认真了。

细细阅读陆老的文章，我深深地佩服一个耄耋老人还有如此清晰的思路、流畅的文笔。他从我写的文章中，非常准确地捕捉或者发现、分析我的内心世界，相当到位地评论我的理想与人生。一些与我长期相处、相交的亲朋好友，有同感，却没有陆老这么准确的表达。陆老用词，对每一个文字都很认真。他说我的散文“是坦荡人生的真情告白”，说我40年的工作成绩“超越了对人生的预想”。更让我惊喜的是，他看了我多篇国外游记后第一次说出“对域外美景，始终抱平视的态度，没有一丝崇洋媚外的气息”。

陆士清先生桃李满天下，疫情前还经常飞往海外，参加华文文学活动和刋物的编辑工作。一位作家、教授能如此认真对待一名业余写作爱好者，足见他的为人。我把陆士清先生的评论文章放在我集子的第一篇，既是评论，又作为序。我经常翻看这篇文章，每次都好像又回到了学校的教室里，聆听老师朗读、分析我写的作文；每次又都能读出一些文字之外的意味，悠远、绵长。

2021.7.23刋登《新民晚报》

001， 上海解放的记忆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上海的报纸、电视、广播前所未有的大篇幅报道当年解放上海的情况，历时将近一个月。

我很喜欢看那些回忆文章和珍贵的影像资料。解放上海那年，我只有5岁多一点，有些印象，但懵懵懂懂。记得，当时我们南市弄堂里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大门不出。大人叫我们把旧报纸裁成一条条，贴在窗玻璃上，像米字，说掼炸弹时玻璃不会震碎。还关照我们，掼炸弹时一定要躲在八仙桌下面，双手抱头。我确实也听到过枪炮声，有天晚上天空是火红火红的，枪炮声没有停过。

我曾经爬在窗口看到弄堂外面的马路，有一支长长的军队(不知道是国民党军队还是解放军)由北往南朝江边码头方向行进，还是撒退？我也亲眼看到过，有很多当兵的席地而坐，有的靠在墙边睡觉，有的躺在地上睡觉。以后才知道这是解放上海的解放军官兵。尽管年代久远，我一直记忆犹新。

还有，可能上海解放不久，我们去老成都路亲戚家玩。吃好中饭在街口玩耍，剌耳的警报声一阵又一阵，突然飞机来了，有机关枪在打飞机，空中有点像放礼花一样，我们赶紧往回逃。还有一次，我从小西门的亲戚家回来，也是飞机掼炸弹，我亲眼目睹一个黄包车夫在中华路被弹片削去一只耳朵，鲜血直流，我逃回家里还在索索发抖。这两件事，我小时候经常提起，大人们也证实发生在1950年。现在也知道了，当时解放不久，国民党一直来骚扰，有过"二.六"轰炸等等。从我家步行十多分钟就是南市发电厂、自来水厂，都是轰炸的重点目标，我们一直都是战战兢兢的。

等我长大了，才慢慢开始懂，特别是看了电影《战上海》，知道了解放上海是怎么一回事。为了保护上海的高楼大厦和人民生命财产，解放上海是一场很不容易的战斗！后来在上海实地拍摄电影《战上海》，攻打四川北路邮政大楼那场戏，我们去观看了，真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当然我们站得远远的。我还到剧场观看前线话剧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也看了原班人马演的同名电影。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观看解放上海的故事特别有味道。

解放上海战役，从开始到结束都在五月份，前后半个月。上海解放后，懂得感恩的上海人民把五月称作"红五月"，永远纪念为解放上海牺牲的英烈们。上世纪一首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也经常在上海响起，十分的应景。

新中国成立后，纪念解放上海只是极小一部分。每年五一、国庆都要游行庆祝的。在我的印象中，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是解放以来最隆重、最热闹的一次。我参加了白天的大游行，天不亮就要在当时的和平电影院马路上集合。到游行结束真够累的。那天的国庆之夜，真的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市中心建筑物，都用一只只电灯泡串连勾划出大楼的轮廓。红旗、鲜花，像一片海洋。那时的人民广场很大，还没有市政府的人民大厦、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和城市规划馆。可以不夸张的说，人民广场已经没有一块空地，到处是人山人海，人们一圈又一圈围起来跳交谊舞、跳集体舞。夜空中不时燃放五彩缤纷的焰火……这是一个狂欢之夜！一个通宵之夜！

今年是建国70周年，一个强大的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正在发挥越来越强大的作用。全国各地也都在快闪《我和我的祖国》，我们期待隆重、热烈又简朴的盛大节日的到来！

2019年5月27日

上海外滩 朱 伟 摄

002， 石库门里的夏天

在我出生以前，我家从老静安与普陀区交界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搬到南市石库门弄堂里，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我出生在那里。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在那里度过的。石库门里的夏天，只有一个字一一一"热"，白天热，晚上也热。

我们的弄堂很浅，不足50米。有前弄堂、后弄堂。弄堂中间还有一条横弄堂，长度大约一、二百米，呈"廾"字形。石库门房子的格局都差不多，有天井、客堂、厢房、灶间、后门和楼上。每个门牌号内住三、四户人家，没有《七十二家房客》这么夸张。弄堂口则是南市很热闹的一条马路。

那时的夏天，也是一道少有的风景线。

盛夏的早上还是比较凉爽。睡眼惺松的我，拿了一只小板凳，坐在后门口的弄堂里。起得晚的新娘子还在墙边阴沟洗刷马桶。很多家庭主妇已经拎了菜蓝子从小菜场回来了。我喜欢拿只粉红番茄吃，甜甜酸酸的。有时啃一根黄瓜，清脆又可口。

坐了一会，有人家生煤球炉了，就进屋吃早饭，抓紧做暑假作业。兴趣好的时候，多做几天，以后可以轻松点。那个年代，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文化生活可想而之。物质生活也匮乏，没有空调，电风扇也是奢侈品。我家窗外是大同中学的大操场(解放前叫大同大学)，这个操场比当时的沪南体育场还大，常常举行运动会和消防演习。这个大热天里，一早也有人在踢足球。

我们弄堂外面有个小人书摊，可以坐在那里看，也可以借回家看。所谓小人书就是连环画，《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古典的多，也有一些电影连环画，很吸引小孩，也有大人看。我们常常借回家里看，一看就消磨了一整天。

弄堂对面是蓬莱公园，公园不大，有假山、小河、亭子，还有一个图书阅览室，可以免费看书，看报刊杂志，也有几个吊扇慢悠悠的吹吹，这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还有，经常到蓬莱市场、文庙走走，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去的场所。

大热天的中午一般不出去的，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马路上的柏油也晒得融化了。我们坐在房门口的走廊，有股"穿堂风"很凉快。弄堂里有些人家用长凳搁几块板，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晒，叫晒霉，衣服晒得滚烫喷香。有一家邻居养条草狗，狗也躲在阴凉处吐着长长的舌头，热啊！我们窗外大同中学操场旁边的树上，知了"热啊，热啊"叫个不停。几个调皮小孩翻墙爬树捉知了，捏在手里听叫声。他们还喜欢晚上去捉蟋蟀。

有时，小贩会在弄堂里叫卖"叫蝈蝈"，一根扁担上挂着许多小巧玲珑的竹笼子。小小的竹笼子编得很好看，还有一个活动的门。养叫蝈蝈也简单，只要给它吃生毛豆就可以了，挂在家里不时的叫几声，也是夏日的情趣。每天傍晚前，有一个中年男子略施粉黛，嘴里的大金牙特别显眼。他左手弯一个竹篮，香脆饼、脆麻花上面盖了一块布。他翘起兰花指，用苏北话说:"吾给大家唱一段越剧十八里个相送梁山北(伯)……"我们小孩子都叫他"雌婆雄"、"娘娘腔"。他有时听到会抓起烧饼佯装砸我们，马上又缩回去放到竹篮里。

太阳落山了，天还亮着。夏天最精彩的一幕开始了。

弄堂口外面马路的上街沿，已经摆满竹榻、躺椅和行军帆布床。大家不会争抢地盘，好像都有默契一样，都在自己固定的位置。男的不管老的、小的，都是赤膊、短裤，斯文一点的穿件圆领老头衫或者背心。小小孩已经洗好澡，身上和额头都是白白的痱子粉。

走进弄堂，也将就位。辛苦劳累一天的当家人，已在家门口放好小桌子咪起了小老酒。女人们把大脚盆搬进房间洗澡。我们就在自来水笼头上穿了短裤洗冷水澡，顺便浇几盆冷水在后门口弄堂的水门汀地上。等洗好澡地上已经干了。搬了二只长凳，搁几块长板，舖上一条席子，悠哉，悠哉。

夜幕降临，喧闹了一天的街市渐渐的安静下来了。

但是，那些马路两边和弄堂里的人们还没有安静。抽烟、喝茶的有; 昏暗的路灯下打扑克的有; 在吹牛皮、嘎山胡的有。也有酣声响起，快到苏州的人。大人有大人的圈子，小孩有小孩的"淘伴"，各有所乐。我有时也会有同学或者邻居发小来嘎山胡; 有时独自仰望夜空，看着满天的星星，看到流星飞过。

大热天的，那些急于相亲、赴约的小伙子也够苦的。几个要好朋友在帮他精心梳理，出谋划策。两个小孩用大蒲扇在拼命的扇风降温。然而，换好白衬衫、长裤，还没有出门已经汗流夹背了。

到了半夜零点左右，暑气渐消，略有凉意。大部分人先后撒退，回屋睡觉。只有少数几个，盖好被单继续"战斗"到天明。

一段苦夏，市井百态。这种场景不仅南市有，全上海每个角落都随处可见。即使繁华无比的南京路也不例外，有旧照作证。老上海人美其名曰"乘风凉"，其实，实在是屋里厢闷热难熬啊！

2019年8月22日刊登《上海老年报》

　　003， 儿时过年

我们小时候喜欢过年，那个年代缺吃少穿，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过年图的是“年饱”，可以穿上一件新衣服。

毎到过年前的一、二个月，大多数的爷娘已在想方设法，宁可自己不做，也要帮小孩做套新衣服。当时服装店既有买现成的，也有当场量体裁衣的。有的人家会把裁缝请到家里，做上几天。也有的自己动手做中式棉袄，纳底做布鞋。这些新衣服做好是不能穿的，要压在枕头底下大年初一才能穿。做衣服、买衣服都要布票、棉花票，穿件新衣也很奢侈的。

这是新年的序曲。新衣服做好，家家户户就要忙着大扫除，叫“掸尘”。大人小孩一起动手，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要揩一揩、扫一扫；讲究的人家还要用白石灰刷刷墙，干干净净的迎新年。遇到天气好，大家还要忙着洗被子、晒被子。

做完这些，离过年也不远了。家庭主妇忙碌准备年货，毎天小菜场要跑几次，可惜都要肉票、鱼票的。平时不舍得吃的或者乡下亲戚送来的呆婆鸭（酱鸭）、咸肉、香肠都吊在风口，还有自家腌制的虾油卤鸡，真的又鲜又好吃。那时的年糕手工做的，又大又厚，有做成元宝、鲤鱼样子，是“招财进宝，年年有余”讨口彩的。我们小孩子放假了帮着切年糕，磨糯米粉，还要在煤球炉上做蛋饺。这时，弄堂里常会传来“切水笋了”的吆喝声，有的人家把浸泡多时的水笋交给他切。水笋烧肉是新年的保留菜，烧了满满一锅，吃了热，热了再吃，到最后剩下的水笋更好吃。

那个时候，过年前还有很多旧习俗。“祭灶”、“祭祖”，也是图全家平安，缅怀老祖宋。过年的气氛渐渐浓了，常常走进弄堂就能闻到烧菜的香味。而大年夜是最热闹的一天，也是最重要的一天。不管在本地还是外地的，都会尽可能回家来，年夜饭也是全家的团圆饭。当时的年夜饭都是在家里自己烧的，冷盆热炒满满一桌，都是平时吃不到的东西，这一桌菜是一年之中最丰盛的了。相比现在，一次同学聚会，就胜过当年盼望已久的年夜饭了。

年夜饭后是我们小孩最激动的时刻，大人会分发用红纸包好的压岁钱，虽然里面只有几毛钱，最多几元钱。大人们嗑着瓜子、喝着茶坐到半夜，叫“守岁”。没有电视，没有“春晚”，我们到烟纸店买一点散装的小炮仗放放，觉得很开心。

大年初一早上起来，有新衣服穿，有自家做的汤圆吃。我喜欢逛到不远的南市“蓬莱市场”，一块很大的空地上，有猴子出把戏、大力士气功表演，还有木偶戏、看西洋镜，看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像老北京的前门天桥，喜气洋洋，又热热闹闹……

我们小时候没有双休日，更没有黄金周。商店的牌门板上红纸一张“欢度春节，休息三天”，到了年初四都上班了，我们小孩子也准备开学了。

刋登在2020年1月18日新民晚报夜光杯

　　004， 儿时过年杂忆

元宵一过，年过完了。有些人感叹，现在的春节年味不浓，没有劲。我觉得，现在这个节、那个节，三天两头在过节，反而冲淡了春节气氛; 其次，以前物质、文化生活都匮乏，过年是图"年饱"，盼吃、盼穿。不像现在应有尽有，天天像过年，一次聚餐就胜过以前的年夜饭了; 还有，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也带走了许多旧的习俗，现在的年轻人不懂。焰花炮竹不能燃放，也冲淡了一些喜庆的年味……

我生在上海南市石库门，长在石库门弄堂里，从小看到的过年景象还历历在目，那真的是热闹，让人留恋。

每到过年前的大半个月，我们弄堂里开始有过年的气氛了。大多数的爷娘就想着要帮小孩做新衣服。当时大大小小服装店都有量体裁衣的，到店里买现成的，或者定做都可以。条件好点的、或者家里要办喜事的，会把裁缝请到家里，做上几天。也有一些家庭，中式棉袄是自己动手做的，布鞋也是自己做的。有的小孩衣服做得又长又大，裤脚卷了好几层，因为小孩长得快，是想来年再能穿。这些新衣服做好是不能穿的，一定要压在枕头底下到大年初一早上才能穿。

新衣服做好就要忙大扫除，叫"掸尘"，大人小孩一起动手，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彻底揩一揩、扫一扫，讲究的人家还用白石灰刷刷墙，用干凈的环境迎接新年。与此同时，碰到天气好家家户户还要洗被子、晒被子，这些都是新年前必须的前奏曲。

做完这些，离过年不足十天了。家庭主妇开始准备年货，每天小菜场要跑几次。把酱肉、咸肉、腊鸡、酱鸭、香肠用绳子吊到风口。小孩子放寒假了，帮家里切年糕。那时的年糕手工做的，像鞋底一样又大又厚。有的还做成元宝、鲤鱼，上面贴一小张红纸，有"招财进宝、年年有余"讨口彩的用意。我记得，切好的年糕浸在水缸里，每天要换水，年糕要吃到正月十五。有时年糕发绿发霉了，用小刀挖掉还可以吃。

我家有一个石磨，平时放在吆二角落，春节前派上大用场了。我们把浸在水里的糯米磨成粉，大人们可以用来包汤圆。这个石磨很受欢迎，今天东家借，明天西家借，邻居亲戚轮流排队借用。我们小孩还要做的是，在煤球炉上做蛋饺。这是一个细心活，炉火不能太旺，否则蛋饺会焦掉。这时，弄堂里常会传来"切水笋罗！"的吆喝声，我们把浸泡多时的水笋交给他切。水笋烧肉是新年里的保留菜，烧好满满一锅冷掉会冻起来，吃了热，热了再吃，到最后肉都烊掉了，剩下的水笋更好吃。

腊月廿四到了，不会忘记"祭灶"。换上一张新的灶王爷像，烧几个菜，点好香烛，是保佑全家平平安安的。

"祭灶"以后过年的气氛更进一层了，一进弄堂就能闻到烧菜的香味。到了大年夜是最热闹的一天，也是相当重要的一天。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年夜不管在本地的、在外地的，一定要回家，年夜饭也是全家团圆饭！所以，这天一早起来有人贴大红对联，有人贴"光荣人家"。大人们锅盘瓢盆忙开了，冷盆热炒喷喷香。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帮着抬开八仙桌，每年必定要"祭祖"。桌上有菜、有酒、有碗筷，点好香烛，大人会再三叮嘱，桌凳不要碰，上面的菜不能吃，要让老祖宗先吃。还口中念念有词，请这个请那个。最后烧好锡箔，整个仪式要持续一、二个小时。

"祭祖"结束，桌上的菜回锅，又要冷盘热炒重新摆满一桌，最后还有一锅肉丸、爆鱼、蛋饺、百叶包、肉皮、粉丝塌棵菜汤，可以说，这一桌菜是一年之中最丰盛的了。

吃年夜饭的时刻，马路上没有车、没有人，静悄悄的，非常的寂静。酒足饭饱后是小孩子最激动的时刻，大人依次分发压岁钱，是用一张红纸包好的，里面也只有几角钱，最多几元钱。那个时候甜的、咸的可以买很多了。之所以叫压岁钱，是要当夜压在枕头底下的。大人们嗑瓜子、喝茶要坐到半夜，叫"守岁"。当时根本没有电视，没有春晚，收音机也只有少数人家有。我们吃好年夜饭跑到弄堂口，和小伙伴嘎嘎山胡。或者到烟纸店一分钱买十个小炮仗，手上拿支香放放小鞭炮。有的人会放大炮仗(高升)，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焰火。到了十点多钟大家就回家睡觉了。

大年初一早上起来，穿上新衣服，藏好压岁钱，自家做的汤圆已放桌上。吃汤圆也是新的一年团团圆圆的意思。按我家习俗，年初一不窜门的。家里吃下来的果壳糖纸，垃圾是不能扫的。我们还是站在弄堂口互相欣赏新衣服，口袋里装满瓜子、长生果和糖。高升、小炮仗此起彼伏。我还喜欢走一刻钟的路到中华路学前街，那里有个"蓬莱市场"。南市除了城隍庙，蓬莱市场是最热闹的场所。这里有猴子出把戏、大力士气功表演、有木偶戏，还有看西洋镜，人是里三层、外三层，有点像老北京的前门天桥。那里还有历史悠久的"蓬莱电影院"，我常常来看电影，有学生场，星期天有"早早场"，票价一角。蓬莱市场还有一长排固定好的点心摊，上面有帐篷，风雨无阻。生煎、锅贴、小笼、年糕、油豆腐线粉汤，品种非常多，来吃的大人居多。就在点心摊旁边有个"中青溜冰场"，穿上四个轮子的溜冰鞋，看你的本事了，有人身轻如燕、潇洒自如; 也有的不停的摔倒，骨折也有可能，这里一直很吸引众多的少男少女们，也是谈情说爱的地方。

再往前走一点，就是著名的《文庙》。上海南市有三宝: 文庙、豫园、老城厢。文庙已有七、八百年历史，以前是上海唯一祭祀孔子的庙宇，占地17亩，内有棂星门、泮池、三顶桥、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尊经阁、放生池等，与山东曲阜的孔庙有得一比，这里是我们儿时美好的回忆。每到休息天，文庙里人山人海，有烧香祭拜的，有带着小孩游玩的。晚上，广场还有跳集体舞、交谊舞的。我最喜欢到后面原来的藏经阁，解放后改为图书馆，那里能看报纸杂志，还可以办卡把书借回家。我看了不少长篇的文艺小说，《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林海雪景》、《浮沉》等等都是那个时候看的，对我很有帮助。现在再看文庙，变了味了。

新年里的文庙，人挤人。特别是马路两旁各种摊位都有，有吃有玩，煞是热闹……

大年初二开始走亲访友，我们小孩也没朋友，外婆家是必去的。外婆、舅舅、舅妈、表弟表妹一大家子就在不远的老西门。老西门旁边的复兴东路有座"关帝庙"，我还是关公弟子，取名"关培"，当然要去叩拜了。人民路和方斜路交汇处有个岛形的地方，耸立着一座五、六十米高的水泥塔，塔的顶端有一只很大的铜香炉。小时侯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塔？现在才知道是《陈英士纪念塔》。陈英士是中国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之一，被袁世凯的爪牙暗杀于上海家中，卒年40岁。孙中山非常悲痛，亲写祭文，并在老西门建造了纪念塔。文革初期当"四旧"拆除。纪念塔的东侧是《中华大戏院》，我们在这个戏院和《老闸大戏院》看过很多次六龄童演的绍剧西游记。

在我们小时候，没有双休日，更没有黄金周的。商店排门板上红纸一张"欢度春节，休假三天"。过了大年初三，都开始上班了。我们小孩抓紧把过年脱下来的寒假作业做好，也马上要新学期开学了。而年前准备的菜，还要一点一点很节约的吃完。

新年很短，记忆犹新，也很难忘。所谓"年味"，不就是回味吗？我想，你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回味！

2019年3月9日

部分点评摘录

庄震伟: 看完文章勾起满满的回忆，那时过 年真开心！我最喜欢的就是到阿爷阿娘家去磨糯米粉。

陈昶英: 哇！仿佛看到你们那时过年的情景再现。

张 晔: 踏破铁鞋无觅处，正好今天儿子要写这篇作文，如获至宝 ，赶紧给他学习学习。 朱老师的文笔生动依旧，娓娓道来，年味十足！

沈慧英: 《儿时过年杂忆》一文把那个年代过春节时那份浓浓的人情、亲情、风情和神圣、隆重、喜庆、吉祥的浓郁年味一幕幕呈现，好有层次感、画面感，想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暖回忆。

忻亦孚: 好一篇通俗朴实、生动风趣、令人动容的散记杂文。阅后，已勾起吾六、七十年前孩提岁月时甚多早该迷糊了的趣闻轶事，更仿佛又嗅到了当年那股久违了的浓浓年味。说内心话，我很赞赏你朱兄通俗中不乏雅气，朴实间溢有儒质的文风。那股丝丝入扣、首尾贯通、一气呵成的叙事墨笔，实令吾连连称妙！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送

005 迎财神的一些变化

今天是大年初五，是迎接财神的日子。我在《儿时过年杂忆》一文中只写到了年初三，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没有双休日，更没有黄金周的。以前年初四的早上，商店卸排门板的声音此起彼伏，开始开门迎客了，也没有听到如雷贯耳的鞭炮声。印象中，只有一些做生意的人，相互见面会双手一拱：“恭喜发财，生意兴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大家都拿工资吃饭，没有发财不发财的，所以财神爷也受冷落。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改革开放，国家有了多种经济，计划经济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比较走在前的南方，一些习俗也流向各地。他们喜欢8，8的读音就是“发”！于是，“恭喜发财”的声音多了起来。以后的私家车牌照要选8，私宅电话、手机号码最好也有8。我家里座机号码末尾是8088，是一位朋友帮我留的，用到现在30多年，搬家五六次，跨越几个区，即使现在没啥电话也不舍得弃用。

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每年的年初五零点，焰花炮竹像大年夜一样会响彻全城，夜空中五彩斑斓，确实好看、热闹，可以持续一个小时之久。有一次，小区里的焰火窜得比我住的15楼还高，吓得我半夜赶紧起来关窗户。老百姓的心理，借助迎接财神老爷企盼工资涨一点，奖金多发点，生活好一点。最好买张彩票能夠中大奖，迅速致富！弄得财神爷也很忙碌了。

上一轮的兔年2011年，上海天气比较寒冷，我们特地去广州、顺德、东莞、中山、香港、澳门、珠海兜了一圈，想过个暖冬。每天从粤式早茶开始，感受浓郁的地域文化。南方各地，到处张灯结彩，大红灯笼高高挂，不时传来悠扬的广东音乐。有天晚上，我们外出回到宾馆，节日的宾馆大堂空空荡荡。两位总台小姐看到我们，马上起身礼貌的说：“恭喜发财！”，我们马上也回了“恭喜发财！”。没有想到她们还有下一句：“红包拿来”，我们一愣，很尴尬的对她们说：“不好意思啦，红包没有准备。”她们也只是笑笑，别无他意。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地的风俗，都会准备一些像香烟壳子大小的红包，里面放5角，财大气粗的放5元，碰到小区门口保安问好会赠送的。南方人叫“利是”，或者叫“利市”，喜气洋洋图个吉利，讨个口彩。

城市禁止燃放焰花爆竹后，管的很严，罚的很重。大年初五基本上不再看到、听到焰花爆竹声了，新年冷清了许多，有人感觉年味淡了很多，财神爷也清静了。

但是，有了手机以后，人们又想起了财神老爷，亲朋好友之间会相互问侯祝福。特别是有了智能手机以后，图案越来越好看，现在还有了小视频，能夠重现爆竹声声、烟火升腾的欢乐喜庆场面。恭喜发财，财源滾滾也只是一种美好的心愿或者祝福，那会真的发大财？真正财源滚滚的也是极少一部分人，大部分朋友是不可能“心想事成”的。今年的年初二，我看到有人在迎财神，有人说小年夜就有了，看来迎财神老爷也提前了。

2023年1月26日年初五

招财猫 朱 伟 摄

006， 读四年，换三个地方的版校

去年是我的母校一一一上海出版学校成立六十周年。逢十，学子们都会举办校庆活动。我也看到了同届美术班同学、现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周志高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的回忆文章。受篇幅限制，他没能写得很详细。

我的母校创办于1957年，原先只是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的内部子弟学校。到了1960年经市高教局批准，正式向社会公开招生。当年只在市中心四个区招生120人，南市区是30人(我是其中之一)。

这个学校座落在上海威海卫路(现威海路)48号，离现在的上海大剧院寸步之遥，是一座花园小洋房。

学校大门是两扇看不见里面的大铁门，只有早上和放学时敞开，平时要末紧闭，要末开扇小门。进门有个小亭子是传达室兼收发室。右边是个小花园，小花园顶端有个大平台，还有台阶供人走路的。两个朝南落地大窗内是六O出版文科班和六O出版理科班，我是理科班的。

学校生活也很有趣的。记得我班隔壁的文科班与发行班有几个同学，课余时间喜欢拿三弦学唱当时很流行的蒋月泉的弹词开篇《杜十娘》。有一次，文科班的班长也凑过来，用浓重的家乡囗音刚唱了一句“窈窕风流杜十娘”，马上引来哄堂大笑。弹三弦的同学说“评弹是苏州人唱的，你苏北人轧啥闹猛？”这个班长说：“吾不是苏北人，吾是镇江人！”……很长时间成为笑料。每天，也都会有趣事发生。

走过平台和台阶右转，有个骑楼，我们的校长(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兼任)罗竹风的轿车就停在此，参加一年一度的开学典礼。进了门还有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当时五七班刚毕业，还有五八班、五九班了。转弯处有个很气派的楼梯，上面是一个可以容纳二、三百人的大礼堂。逢年过节这里要举办联欢晚会，每个班级都要出拿手节目。我记得五九班的女同学沈觉民很受欢迎，她课余时间参加黄浦区艺术馆沪剧队的，《新民晚报》和广播电台经常报道称她是"小丁是娥"，深得丁是娥喜欢。前几年我还在电视中看到她参加有关活动。

这个大礼堂平时摆放几个乒乓台，供大家打球和比赛。有时候四周墙上挂满上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来楚生、拱德邻等人的条幅，让我们欣赏和学习，因为我们一进校就要上书法课。

当然，花园小洋房里没有大操场。骑楼朝北有一块不大的水泥地，是我们上体育课的地方，地上放几个垫子，练习跳鞍马。有时就在人民广场跑步。学校里还有一个食堂，我们的伙食费是学校包的。食堂的爷叔阿姨每天翻花样为长身体的我们增加营养。在国家困难时期，吃得最多的是烂糊面、淡馒头，就是"光荣菜"或者豆腐渣也要做出好吃的味道。

正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有个调整的八字方针，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和前途。

第二年(1962年)搬到梵皇渡路(现改名万航渡路)的华东政法学院，解放前是圣约翰大学。学校很大，环境很好，是教会式的楼房、花园，还有标志性钟楼建筑"韬奋楼"。我们吃、住、读书都在学校。教学楼下面有个很大的地下室，有同学说是打仗时逃难用的，有的说可能是活动室，反正谁也没下去过。有次下大暴雨，地下室水漫金山，我们开门下去就闻到浓浓的福尔马林的味道，吓得逃了上来。后来才听说，这是以前大学医学系的解剖室。

我们的宿舍楼男同学在底楼，有四、五级台阶，女同学在楼上。宿舍不算小，还有木质的百页门窗。走出房门是很高很宽的走廊，紫红色的木质地板，走在那里总有五四青年的错觉。初夏的夜晚，路灯下有复习迎考的同学，也能隐隐约约看到成双结对的人影。这年的五四青年节，学校请著名沪剧演员邵滨荪来作报告，他一身毕挺的浅色西装，雪白的衬衫领子翻在西装外面。我们不知道校方请他的初衷是什么？到现在我还记得邵滨荪说的一句话:"现在，我钞票越拿越少，汽车是越坐越大！"……

第三年我们又搬到内江路的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学校在不远的长白三村老工房里为我们安排了宿舍。房间很小，放了四张高低床。晚上，蚊子飞舞，酣声四起，窗外传来青蛙"呱呱"的叫声，真象一曲交响乐……

还有更难受的是，开学后我们六O班除了美术班，文科、理科、发行三个班併为二个班，有近视、色盲的去了发行班; 眼睛好的同学分去印刷班，还要再读二年。与我们命运相同的音乐学院附中和上海实验歌剧院也有同学併入印刷班。

前面二年虽然是国家困难时期，我们还是年轻无知，无忧无虑的过日子。到了毕业前夕，大家都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了。最终，我们不仅被改变了专业，当初报考学校的希望、理想都成了泡影，而且很多同学分配到上海郊区和外地，最远的是新疆乌鲁木齐。

尽管如此，每每回忆母校，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因为，国家遇困难，学校还是给了我们知识，培养我们成长。当时学校的教导主任、教师都是著名的出版人、出版社的编审、书法家，我们所学的东西受用终生。

我们的学校，为以后上海新闻、出版、印刷、发行系统输送大量的人才。五七班的宋崇(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之子)曾任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 他的同班女同学培养儿子赵讫鸥成为央视主持人; 有同学担任市新闻出版局的处长;有的是出版社的副社长、上海外文书店总经理，更多同学成为出版社的骨干力量。我们六O出版理科班的周德海同学曾任徐汇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青浦区政协主席。去新疆的我班同学也成为新疆新华印刷厂的厂长。

我们六O班是第一次社会公开招生，也是最后一次的招生，上海出版学校以后就不存在了。现在，参加校庆活动的老师和同学越来越少，我们最小一届的同学也年已古稀。我觉得，写写回忆母校的短文，也是很好的纪念。学校的老师、同学和一切，都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永远不会也不应该忘记！

2018年7月5日

威海路版校旧址 朱 伟 摄

　　007， 青春的记忆

那天，偶然路过华东政法大学的门口，尽管墙上“圣约翰大学历史建筑群”和“优秀历史建筑”两块牌子在我眼前一闪而过，却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1961年，我所读的学校与另外二个中等专科学校一起搬进了这所大学。这里，解放前被誉为“东方哈佛”的圣约翰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

校园很大，环境优美。远离闹市，又很安静。我们吃、住、读书都在学校里。当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吃的非常艰苦，一直有没吃饱的感觉。但是，我们住的还算舒服。学校大部分建筑最高只有三层，中西合壁。既有中式的飞檐翘角，又是拱门拱窗。不管是教学楼、办公楼或者宿舍，门外都是又高又宽的长廊。

我们的宿舍在“韬奋楼”的东边，是两层砖木结构楼房。男生住楼下，女生在楼上。我们的房间很宽畅，层高起码有三米。雪白的墙，紫绛红的木窗、木门、木地板，窗还是百页窗。走出宿舍，走廊木地板也是紫绛红色的，走廊的一边有雕花的围栏，围栏上面有拱型的墙，还有三五级台阶。我们有时候常常会有时空倒流的感觉，好像自己是在五四时期的电影里。怪不得几十年后很多电视剧《情深深雨濛濛》、《画魂》、《青春万岁》都在这儿拍摄。

去教学楼要走过校内一座木桥，穿过苏州河，在苏州河的北面，是一幢很普通的水泥楼房。当年四周还没有高楼，空旷旷的可以看见附近的仓库和农田。我们教室门外有扇门，常年铁将军把守。有同学说，可能是防空洞，打仗时逃难用的；有的说，可能是活动室，不给我们玩。那年台风暴雨，苏州河的水溢进了教室。校方打开旁边的门排水，我们闻到了福尔马林的气味。后来听说，这幢楼以前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这个地下室是个解剖室，吓得我们，从此再没人提起这扇神秘的小门。甚至上夜自修课，同学们都要结伴而行。

春暖花开时，校园里又有别样的风景。用功的同学，为了不影响其他人，常常在昏暗的路灯下背古文、背外语单词，或者温课迎考。你也能隐隐约约的看到，高年级的男生和女生在花前月下漫步……

我们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一年后，搬到其它地方去了。时间虽短，留给我们的却是美好的、关于青春的一段回忆。

2021.3.5刋登《新民晚报》

华东政法大学，1961年上海出版学校搬入该校，图为当年的宿舍楼。

　　008 想起了刘老师

今年上海的夏天特别的热，而且热的时间有点长，气温居高不下，酷暑难熬。清晨，到附近的公园里去走步，想凉快一下，也是一身汗水湿透衣衫。我看到一群爱好摄影的老年朋友，都是长枪短炮的，有的还拉了小推车，好像在等候什么？一问之下，原来他们是从各区赶来，专门来拍金丝鸟的。我很佩服他们的精神，老有所乐呵。我，还是慢慢的走我的步吧。

走到小河边，我看到了荷花。荷叶相互卷曲，荷花有开有合，颜色有粉有白，它们不顾高温，静静的盛开着。看到荷花，我突然想起了学校最后一年教语文的刘老师。他是个北方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暂住在上海学校的单身宿舍里。他衣着非常朴素，一套蓝布中山装已经很旧了，脚上不是布鞋就是胶鞋，看上去是一个有点不修边幅的书呆子。

我们学校有个专修班，是面向全国招生的，学校在长白三村老公房安排了宿舍。老公房是没有客厅的一居室，教师两人一间，两张单人床面对面，中间放了两个课桌，是教师备课和批改作业用的。我们学生八人一间，四个木制的高低床，没有课桌椅。到了晚上，酣声、梦话、蚊子嗡嗡叫声此起彼伏，加上窗外的蛙声常常睡不着觉。

刘老师喜欢看书，从宿舍到学校有一段煤渣路，当年汽车极少。他走在路上，手里总拿着书看，有一次还撞在电线杆上。刘老师博览群书，满腹经纶，特别是古诗词好，字也写得好。我们学校大食堂的一角是教工专用的，同学们经常看到他买了两只淡馒头，一盆素菜，坐在方桌长条凳上，边吃边看着书。刘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记得有一天早上，刘老师说，错把安眠药当作降压药吃了，第一节就是他的课，刘老师没有请假，也没有与人调课，坚持睡眼惺忪的出现在课堂上。那天，他朗读不知谁的诗篇，说的就是荷花。他讲解，水陆草木之花，人各有爱。有人喜欢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有人欢喜荷花，花之君子者也，出淤泥而不染……尽管那天刘老师上课有点迷迷糊糊，但他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还借花喻人，把荷花睡莲比喻人品和人格，贊美真诚的做人美德。这一幕，虽然己经过去了50多年，我一直记忆犹新。

我们那个年代，毕业前夕，大家都会拿出日记本请老师和要好的同学写临别赠言。刘老师给我抄录了一篇庄子的文言文，意思是有个人天赋很好，但不刻苦。万事要努力，精益求精。刘老师的临别赠言击中要害，又很注意分寸，保护我的自尊心。刘老师的教导，让我改变了不少。

现在回想起来，刘老师一心扑在教书育人上，清廉朴素，和蔼真诚，不就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吗？

今日看到荷花，让我想起了刘老师，再过几天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这不会是一个巧合吧！

2023.8.28

009， 风雨十三年

一

分配去郊县工作

人生再过二年就步入耄耋之年了。有位名牌大学老教授、作家说我，“有过辉煌的青春韶华，也有令人羡慕的金色晚年”。一些经常接触的好朋友、老同学也有此同感。其实不全是，这是表面的光彩。我有过磨难和曲折，我也有过孤独和不快。但我生性乐观，愿意把苦难留给自己，把快乐与大家分享。我参加工作最初的十三年，20岁到33岁，是我宝贵的青春岁月，是我在远郊工作最最艰难的日子，也是经历了文革整整的十年。十三年，在人的一生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我觉得这十三年特别的漫长。我一直不想再回忆这些，因为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所以写作时都是避开或者一笔带过，没有写过片言只语。现在，我弥补这段将要被遗忘的历史。

我只是讲述一些事情，还原一个过程，不歪曲，也不美化。写文章也要有道德。有些过去的领导、同事、同学和朋友已经逝去，我不会借机攻击他们，不能亵渎他们的灵魂。文章中的时间和地名都是真实的。人物的姓名，有的用了化名或者谐音。

1964年9月初的一天，天气很好。早饭后，我拎了一只网线袋，里面放了一条薄棉被和替换的衣服，底下是个面盆和洗漱用品，还带了一只草绿颜色人造革包，依依不舍的离开生活过20年的南市石库门弄堂，向陆家浜路走去。那里有43路公共汽车，只要五分钱可以乘到徐家汇。平时，我都是走的。那怕在梵皇渡路（现万航渡路）读书的一年里，每周回家也是步行。因为弟兄多，家境条件不好，没有什么零化钱给我。

徐家汇，上海西区很普通的一条街道。有衡山路、肇嘉浜路、天钥桥路、漕溪北路等几条马路汇集在一起。徐闵线长途汽车站就在天钥桥路路口，很简陋，也很拥挤。我的上海出版学校同窗四年的同学小马已经等在那里。他比我早去奉贤半年。今天特地来带我的。车站里人很多，里三层，外三层，只觉得闹轰轰的。小马说：

“路有点远，我们排个坐队吧？”

“我听你的！”我说。

其实，在学校里他很听我的。他个子不高，皮肤黑里带黄，性格内向。衣服总是很宽大，裤脚卷了好几层。我猜想家庭条件可能也不好。课余时间，小马喜欢和我在一起。他常常同我天南地北的聊天。有时候，他会问我“昨夜袁滨忠的《红灯记》听了吗？唱得真好！”。我是受他的启发，请楼上阿弟帮我装了一个简易矿石收音机。每当夜阑人静时，躺在被窝里欣赏各地方戏曲。我们一直有共同喜欢的演员，不管是沪剧、越剧还是黄梅戏，所以很投机。现在，以前的同学，今后要成为同事了。

这条公交线路确实很长，从徐家汇要到闵行。当汽车经过漕溪公园门口时，我突然想起了读初中时，班主任张老师带我们春游来过，还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说到张老师，还是很想念他的。张老师大约一米六五的样子，胖登登的，稍为年长我们几岁。他来上课，不是西装毕挺，就是时髦的罗领茄克衫。他担任班主任三年，兼教数学。课余时间同我们又说又笑的。因为心直口快，曾给校长提意见，据说1957年时差点犯了错误。

我不会忘记，读初中二年级那年眼睛近视了。我在班里又算长的高的，坐在最后一排。文史课还可以，数理化计算公式一点看不清，慢慢的跟不上了。到了毕业前，偏课厉害。当时要考大学，家庭经济也要好一点的。于是，我只能选择南京新闻学校是中等专业学校作为志愿。不知道张老师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有天放学，张老师径直朝我走来，直呼我的小名。这个小名只有小学一起进中学，而且是住家附近的发小知道。张老师对我说：“侬不要报考南京新闻学校，南京是外地！”他把“外地”二字说的很响。接着，他告诉我看到上海出版学校的招生简章，可以试试？

我回答张老师：“简章也看到了，全市只招四个区共120人。南市区只有30人，难度太大了。我知道班上的阿才已报名了。”

张老师说我“侬又不笨。数学脱下来有原因的。我以前也没有注意，早晓得侬近视眼像中德一样坐到第一排去。”中德是我班上的好朋友，比我还高。他原来同我一样坐在最后一排，还有阿庚。阿庚笛子吹得很好，被上海民族乐团招去，成为“笛王”陆春龄的徒弟。我们三人是好朋友。

后来，张老师安排数学课代表帮我突击补课。数学课代表是个孤儿，他从启东来沪寄宿在班上一个男同学家里，这个男同学叫阿良，是我小学同班很要好的，家里开染坊和豆制品工场。他有个妹妹在沪剧团学馆，后来唱主角了。我天天朝他家里跑，他爸妈是常州人，把我当自己儿子一样。数学课代表拿出自己的课堂笔记，从第一课开始详细为我讲解和辅导，还不时的出题叫我做。大约20天后，我参加了考试，我和班上的阿才都被录取了！

我很感谢这位亦师亦兄的班主任张老师，当然我也很感谢这位数学课代表，感谢阿良一家的热情招待。转眼离开学校四年多了，母校嵩山中学一直在我心中，就是没有机会再碰到张老师。事也凑巧，我的二个弟弟先后也成为了他的学生……

汽车开过漕河泾，宽大的公路两旁已是一片农田。听说这条宽阔的公路是为发展闵行工业区而修建的。我眼望窗外，又想起了几天前，上海市新华书店人事科的杨老师来我家。杨老师很朴素，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来通知我，分配去奉贤县新华书店工作。她有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年青人要志在四方，现在不少人去新疆的也有。到艰苦的环境去锻炼，过个五年再回来。”老实说，她说的奉贤在什么方向我也一无所知，只牢牢记住了“五年再回来”……想着，想着， 汽车到了终点站是闵行。

这时，已快中午了。我第一次乘坐这么长时间的汽车，坐的也夠累的。站着的更可想而知了。小马说，“我们去吃点面。再到闵行一条街看看，难得来看的。”

我们在小饮食店里吃碗面很便宜。小马又带我逛了闵行一条街。这条街同张庙一条街一样闻名上海。只见宽阔的柏油马路，一排排整齐的商店。那时还没有高楼大厦和大型商场。路上行人和汽车也不多，显得很空旷。我们只逛了半条马路就返回，去了闵行老街。老街的格局同南市差不多。边走边看，我心里在想，今天小马的安排是领导佈置的吧？

我们来到江边，那里有轮渡码头，只要六分钱就可以乘到对岸。骑自行车要再付六分。旁边还有车客渡，大大小小十几辆汽车依次开上轮船，摆渡过江。上岸地方叫西渡，属奉贤县了。不远处有个汽车站，有的人奔跑几步，因为起点站可以抢到座位。这是一条县级公路，可以通到杭州，叫沪杭公路。我们大约乘了四五站吧，途径肖塘、江海两个公社，就到了县城南桥镇。

“奉贤，我来了”，我心里暗暗的说，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奉贤地处上海最南面，靠近杭州湾。县城南桥镇不算小，但不繁华，看上去有点老旧。我们走到镇里的十字路口，有座很小的水泥桥记得叫余庆桥，说它桥，还不如说它是斜坡更加确切。县城以东西南北中设街名， 过了余庆桥进入中街，这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段了。左边依次是杂货店、理发店、百货商店、中药店、老虎灶和很普通型的中街饭店。右边有个油酱店，当地出产的玫瑰乳腐久负盛名，乾隆皇帝也品尝过。往前是食品店、缝纫店、点心店。点心店的旁边就是三开间门面的新华书店，与中街饭店遥遥相对。新华书店也算开在闹市中心了。

新华书店是两层砖木结构的老房子，三开间门市部。左边有扇铁皮小门，我们由此而入，进去是个很小的天井，天棚是用玻璃搭建的，采光很好。转弯有一个木楼梯，又陡又窄。我跟在小马后面拾级而上，是一个大办公室。再左转是一个十多平米的经理室。一只写字台靠窗，木质很不错的。小马向我介绍了县书店经理。经理四十多岁的样子，保养很好，脸色红润，头发整齐的向后梳。听说，他以前是上海新华书店、发行所的科长，后来下放县供销系统又归队的。只见他坐在旧藤椅上，右手拿着折扇轻轻的摇曳，左手拿起紫砂壶悠闲的喝着茶。小马介绍的时候，经理还是坐着，点了点头，他向我介绍一些基本情况。我觉得这位略带绍兴口音的经理架子不小。

一会儿，来了一位副经理，人瘦瘦的，外貌极像现在的大导演张艺谋。他是个南下老干部，山东人。因为文化不高，身体也不好，转业安排到书店担任副职，实际上是养老。新华书店是学习前苏联的体制，垂直领导，经理负责制。所以，经理不是中共党员却是一把手；而副经理虽是中共党员反而担任副职。经理要结束与我的谈话了，他说：“明天你跟副经理下乡去，熟悉一下情况，以后新寺、胡桥两个公社的图书发行你去搞了。年轻人要下去锻炼锻炼”。我是一头雾水，初来乍到，连县城也刚刚看到，马上要我下乡去“锻炼”了。

那晚，我睡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宿舍倒有三大间，就在经理室再转弯进去，没有任何设施。洗漱要自己到外面老虎灶泡开水，在楼下天井有个简易的水池。晚上起夜也要兜一大圈下来。小马也住了一夜，第二天他要去另外一个奉城镇新华书店上班。

我久久没能入睡。我要开始工作了，算是参加革命工作。在这个既陌生又远离亲人的地方，我将会面临什么？五年后能回上海去吗？……

在上海市嵩山中学操场留影

1959年4月张老师带我们在漕溪公园春游，照片中都是儿时最要好的同学，大家都只有十四五岁。

二

参加工作第一天

太阳依旧从东方升起。生活终究还要继续。

我迎来了第一个异乡的早晨。郊区的气温略比市区要低，但这里的人们习惯早睡早起，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商店七点开始营业，新华书店也不例外。我跟随副经理在门市部挑选最近出版的书籍，准备带到公社供销社去批发代销。我打量一下还算宽畅的店堂，只有两个营业员都是中年妇女，巧合的是，她们的名字中都带有一个“银”字。一位略胖的是当地人，说话“吾那”（我们）“拾拉”（他们）当地口音；另一位瘦小干练，原籍福建莆田，说的普通话带有明显的闽南腔，她丈夫是县里的干部。

我们选好图书，用算盘劈里泼拉结算金额，行话叫“码洋”。然后开具内部调拨单，货单同行，由各自入帐，一切非常顺利，可以看出大家的基本功。剩下的打包，是我拿手绝活。我曾在市新华书店的储运部实习过半年。我依仗年轻，把两梱书扎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与副经理出发了。

我们骑车不过十几分钟，出了解放路转弯就是一片农田了。虽说这是一条沪杭公路，当年汽车不多。我的车技我自信。读小学时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也被摔跤过好多次。最可笑的是，有次骑车去虹口公园，四川北路还是有轨电车。我的车轮滑到轨道里出不来，摔了个狗啃屎。这个教训一直没有忘记。

一路上，副经理给我介绍奉贤县和新华书店的情况。我也知道了他患有肺气肿，体质很差。这个老干部还是很老实随和的。半个小时后，我们从公路弯到一条小路，进去是新寺公社所在地。这个镇很小，不足百米。只有一些生产、生活需要的农具、肥料和食品在小商店出售。我们同公社文教干部认识一下。又同供销社门市部的同志交待业务。我们重点还是学校、卫生院，他们是需要图书的人群。新寺公社有两所中学，柘林中学是奉贤县最南端的学校了。有一位教语文的杨老师文质彬彬，也是市区分配去的，写过不少好文章刋登在报纸。对有才之人我总是很敬佩的。

柘林中学再往南，靠近海滩有一个国营盐场，是1958年建立的。到了冬天是白花花的一片。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是市区去的，我们很谈得来。身为异乡客，沦为忆乡人。

这天，副经理还带我去了胡桥公社，当地人叫“南胡桥”，这是奉贤县最最南边，与淅江乍浦交界的公社。原来属于新寺公社，因为地域庞大而分离出来。通往公社只有一条机耕路，也就是只有手扶拖拉机能开的烂泥路。我们骑车进去也是半个小时。照例先拜访公社的文教干事，我们的工作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别看胡桥公社地处幺二角落，一个镇还颇具规模呢。供销社门市部也不小，一个年轻，一个年长，都是女同志。听说年长那位的丈夫是公社领导，所以开展工作顺利得多。

看得出副经理很朴实，以前的干部大都不会弄虚作假。他也是难得下乡来，是认真负责还是想表现一下自己？他对我说：“我们再去胡桥公社的一个下伸店，在法华镇。”我只能说好。就是这一次，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一幕！

胡桥公社的法华镇不是上海虹桥的法华镇。说是镇，其实很小，只有几家买油盐酱醋之类的小店铺，还有一个卖肉的小店。那里还有个天主教堂，倒是有点名气。我们到法华镇已经是傍晚5点了。这个下伸店也兼卖图书，卖不掉多少，书都被店员看旧了。我们帮他调整陈列方式，突出政治读物。又嘱咐他如何宣传介绍图书。不知不觉的天色暗了下来。

昔日的上海郊区农村还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物质生活艰苦，文化生活更不要谈了。在回去的路上，天黑路窄，我们一前一后只能推着自行车，在月光和星光的照耀下慢慢前行。副经理在前，我紧跟其后。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们竟然走到了一个村庄里，在一户人家的竹林下面还看见有二座坟头，在夜幕下时隐时现的闪着蓝光。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缺少娱乐活动，只有常常听别人讲讲故事。这不会是故事里所说的“鬼火”吧？这时，我的自行车后轮发出“嘎吱吱，嘎吱吱”的声音，心里突然害怕起来，小时候听过的故事不停的在脑子里浮现。我从小到大没在农村待过。考取上海出版学校后去过青浦参加三秋劳动，也是一个班级一起去，还有老师带队，哪有今天我们俩人 在孤夜里行走啊！肚子饿了，心里更怕。我跟着副经理继续走，也不敢回头，心里在默默的唱歌，唱歌可以壮胆。

可是走了一圈怎么又回到了原地？副经理停下来，干咳两声，他是上过战场不会怕的，也许不认路有点尴尬。他掏出香烟抽了一支，我们继续走。乡下农民习惯早睡，我们连问路的人也碰不到。这样又走了几圈，我们终于走到公路了。初秋郊外的夜晚已有凉意，我的额头上却还有汗珠，衣服也有点潮湿，这不是累的，而是吓出来的！

我们在沪杭公路昏暗的路灯下，把卷进后轮的稻草树枝拿掉，骑车返回县城南桥，已是晚上十点钟了。我躺到床上还是惊魂未定。后来，我们“坟登头里兜圈子”一时成为同事们谈笑的资料。这就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也总是忘不了的一天。

第二天开始，我要独立工作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20岁的年青人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人带，没有人教，去经受环境、工作和人生的考验了。

经修改后刋登2023.9.10（新华人报）

在奉贤县文化馆文化单位人员合影

三

连车带书落河中

我到了一个地方，喜欢了解它的简单情况，就像外出旅游前做点功课一样。

奉贤全县面积730多平方公里，人口七八十万，有十七个公社集镇。追溯历史，四千年前，奉贤境内已有人类栖息。据传，孔子弟子言偃晚年到江南传道讲学，奉贤是最后一站。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奉贤设县，为纪念这位百姓崇奉的贤人，起名“奉贤”，意为“敬奉贤人”之意。这让我想起了，奉贤多教师，有敬奉教师的传统。上海滩有个有名人物“X老三”，出生于奉贤的奉城镇，他的名字里就有贤，而且还很景仰的。他的父辈们都是当地有名的教师匠。 奉贤县也像其它郊县一样，原来隶属于江苏省管辖，1958年以后才划归上海市。新华书店也相应划归上海市新华书店领导，党团关系在地方，一般与当地文化单位组成联合支部。

再说说我就职的新华书店。县店有正副经理二人，还有一个业务兼仓保，一个会计，是管理部门。县店有个发行组，一个组长，一个组员。还有两个门市部，一个是县城所在地南桥门市部，也是中心门市部，营业员二人；另有奉城门市部，一个营业员和一个农村发行员，全店加起来总共10个人。人不多，规模不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郊县店基本上是这个模式。

上海市新华书店不断向郊县店补充新生力量，但我隐约的感觉到，奉贤当地有很强的本位观念，有无处不在的排外情绪。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奉贤人，也有外乡人，甚至也有上海人。当他们和当地人或者也是上海人结婚，在那里安家落户后会有这种情绪表露。他们很少会在工作上指导你，也不会在生活上关心、帮助你，让你感到很孤独，很无助。 我们农村发行员有个要求，每月出勤不少于22天，也就是说，每月回家集中休息4天以外，几乎每天要骑着自行车去下乡。为防刮风下雨，县店配备了人造革的雨衣雨裤，像消防员一样，又闷又热。一年满勤，可以报销裤子一条，价值7元人民币，布票自备。另外，下乡去，凭发票可以报销4角钱伙食补贴，这4角钱对我们很重要，在县书店也很诱人的。

转眼国庆节快到了。晚上开会时，经理说：“越是节日，越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所以国庆节不放假，坚持上班。”我一下子发呆了。一年之中，国庆和春节是最热闹、最幸福的时刻。国庆节是共和国的生日，春节是合家团聚的日子。虽然都只有短短的三天，男女老少都十分盼望和喜欢的。现在，不能回家过国庆节，以此类推，以后的春节、五一节也都不能回家过了？未免有点伤感！

国庆节的早上，街上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歌唱祖国》的乐曲，这首歌太熟悉了，每逢五一、国庆都会响起来。 我想起了国庆十周年的那一年，真是一个难忘的狂欢之夜啊！

如我所料，以后十三年的所有节日我都是在奉贤度过的。当地有家的人，下班回家热菜热饭，全家团聚。我们住集体宿舍的，有时食堂不开，只能到对面中街饭店买碗面条吃。时间长了，饭店营业员都已认识，会给你多放点油和面。

节后不久，新来一个复员军人叫小龙，也安排做农村发行员。小龙家在市区，住在棚户区，住房条件不好，所以不大回家去。他叫蹄膀为“天膀”。脸上的青春痘很厉害，晚上常常药水涂得像白花脸。我看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来也看过拍成的电影。这个小龙言行举止很像剧中的陈喜。他复员以后有好几套军装。他把一条新的宽大军裤改成时髦的小裤脚管。我们市新华书店农村业务科科长是位南下少壮派干部，他看到后劈头盖脸的狠批了小龙！说他“丢掉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忘本！” 。后来，市店又临时派来四个人，说是配合四清运动后期来指导工作的。带队的姓骆，是市店农村业务科的科员；二个是市店供应科的科员；还有一个是上海音乐书店的、高我一届的校友。

四清运动后期的“洗手洗澡，放下包袱”是针对犯有错误的领导，我们县里却搞“人人过关”。有天晚上开会，突然要我放包袱，说我户口没迁下去是不安心工作。我想不通，很委屈的说： “四清运动斗争的矛头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一个20岁刚刚参加工作的，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更不是走资派，为啥要针对我？ 第二，我到奉贤新华书店住宿舍是来工作的，暂时不会安家落户。我为啥要把户口迁下来？迁了户口就算安心了？ 第三，我搭伙文教食堂，是缴粮票、油票的，他们并没要求把户口迁来。如果不迁户口不能搭伙，我就不搭，在宿舍里挨饿好了。”当我说完这些，开会的人都面面相觑。第一次交锋就这样过去了。

我知道，几个月的工作和生活以后，他们对我的“历史”已经有所了介。其中一个还是同住宿舍的老前辈。他老家在苏北，娶了奉贤当地一个农村妇女，住在女家。也许有妒忌，也许有我猜测的排外情绪，不是每个人都与人为善的。

天气渐渐冷了。郊区人少，楼房少，觉得特别的寒冷。一天，我去胡桥公社供销社，带了一些新书给她们，又把多余的农民识字课本收退回来。 江南地区大都种植水稻，有双季稻，还有三季稻，产量高。种水稻离不开水。但三秋收割以后田里是光秃秃的一片。我前面说过通往胡桥公社的是条烂泥路。有一段路还有很多的缺口，好像10米左右就有一个缺口，这是种水稻碰到下雨天排水到河里去的。这对骑车人很不方便，一直要下车搬自行车过缺口。我曾经扭伤过腰，有近半个月不能动弹，在门市部帮忙。

这天，我收好识字课本准备回店。左边是光秃秃的稻田，右边没树，没护拦，是条河，河面到地面有10公尺的落差。我骑一段路，下车连车带书扛过缺口。走了没多远，后面的农民兄弟叫我“你的大包松了”。我就再次下车，刚支起撑脚架，空旷的田野，冬天的西北大风，马上把我的自行车连同两大包书吹翻到河里。还好掉在河面的水草上，没有沉下去。我吓傻了！怎么办？我是无法把自行车搬上来的。淳朴的农民兄弟从旁边的斜坡走下去，正好看到有小船过来，马上招呼帮忙。他们连拉带拖的把自行车和书拖上岸来。我除了说谢谢，说不出其他的话。 过了很长一会，我把书重新牢牢的捆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县店的。

我向经理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倒也没多责怪，还帮我一起打开大包，把书放在太阳底下晒了几天，有的只好报废。好在我多包了几层牛皮纸，包也扎得紧，没有全部损失。

事过不久，崇明一个农村发行员也是自行车翻到河里，不幸的是，车压住人淹死了。他可能是车技不好，翻下河的。为此，上海市新华书店专门郑重其事的发文通知，要注意农村发行员的安全。后来知道，自行车掉河里的不止这二起。

四

艰苦的工作，枯燥的生活

以前城乡都有个习俗，新年前要买几张年画，还有大红对联，张贴在门上、墙上，喜气洋洋的过新年。我上学时也看到过。那时的年画内容都是胖娃娃，或者古装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每到这个季节年画都会编号出样挂在新华书店门市部供大家选购。现在的年画都是新人新事和英雄模范了，叫“新年画”，移风易俗了。这个季节又快到了，而我，不再是读者，是卖者了。

经理根据上级的要求，说要“送画下乡”。他还在经理室石灰墙上画了一张表格，每天统计某某人卖掉多少张，相互竞赛。

送画下乡，谈何容易。时值冬季，呼嘯的西北风哗哗的吹，年画纸薄，每张一角三分，容易吹破。领导要求“穿村庄、走田头”，我们到了空旷的田头，只有男老力在施肥，他们没有兴趣。偶尔在棉花地里碰到一群采棉花的妇女，把年画就地一放，一叠一叠一张一张的翻看。看中一张抽出来，往往还会被大风吹破。到了乡下的打谷场，可以避风摊开，可是这整叠的纸张像刀子一样，一不小心会划破手指。

经理想出办法两人一档，可以互相照应。与我搭档的是高我一届的校友，大家叫他“阿德哥”。阿德哥矮胖，戴副近视眼镜。他家也住南市，城隍庙旁边的福佑路。他原来分配在奉城门市部做发行员的，在他嘴里“四团、头桥、青村”非常的熟悉，这些都是他分管的公社，而且是比较大的，很偏远的公社。奉城毕竟是地区门市部，到县店也有一小时路程，路远不方便，他要求调到县店来了。

有一天，我和阿德哥下乡去卖年画。奉贤也是江南水乡，河多，桥多。有的村庄，是简陋的竹子做的独木桥，走上去“咯吱咯吱”会响的。有的像上海埋在地下的水泥管子，圆圆的，中间空的。这天，我们就碰到了水泥管架设的“桥”。为了保险起见，我先把年画搬过去，然后拎起自行车再走过去。阿德哥九曲桥走过无数次，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桥。他胆又小，怎么也不敢走。我只好硬着头皮走回过去，把他的车和几包年画先扛过去。阿德哥空着身还是不敢走。怎么办呢？附近又没有其它的桥，总是要过的。正当我很无奈的时候，突然看到尴尬的一幕，只见阿德哥匍匐在水泥管桥上，很紧张的慢慢的爬过来。目睹此景，我觉得好笑又好气，马上又有一股酸酸的感觉涌上心头，农村图书发行员的艰辛，别人知道吗？

郊县新华书店的发行员都会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体验。碰到的难处，经受的痛苦一言难尽。我想，这就是艰苦的环境，也是在锻炼人！

我们每年都要下乡参加“双抢”、“三秋”劳动，短则二周，长的三周。水稻在南方一般种两季。“双抢”劳动时间紧就更加艰苦一些，当地老农说“双抢脱层皮”，一点没有夸张，因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要抢收，还要完成抢种。我们割稻、挑担、脱粒、插秧都干过。最怕的是，插秧时遇到蚂蝗，冷不防被它盯上，很难拉，弄不好会一断二。“三秋”劳动稍微好些，但天气有点凉了，採棉花时鼻涕也会流出来。

生活中有苦恼，也有快乐。

店里新来一个人叫小解，是出版局财会训练班毕业的，当然是来做会计的。这个新同事极像电影《地道战》里“高家庄，马家河”的演员！巧的是，他报到当晚有电影招待票，放映的就是《地道战》。电影散场回到宿舍，我对他说“老远看到你了”，他笑呵呵的说“是吗？”

我们住宿舍的，搭伙在不远的周家弄，叫文教食堂。很窄的弄堂，一座白墙灰瓦的院子，据说原是地主人家。文教食堂顾名思义是文教单位的。在这里搭伙的有文教局的机关干部、学校教师、血防站工作人员，还有奉贤山歌剧团的演职人员。因为大家在一个食堂吃饭，慢慢熟悉了。山歌剧团请我们看过一场戏，是移植歌剧的《江姐》。我没有想到，在食堂里很不起眼的，竟然演出了一场非常不错的大戏。念白像沪剧，都是沪语。唱腔是山歌调，虽然单调，真的好听。主演江姐的A角是上海人，B角是当地青村人。

除了免费看戏、看电影，我也学会了游泳，可以来回游50米。下班后，八分钱一场，消暑解热，但也不是每天舍得都去。店里只有大办公室有一只吊扇，宿舍里是没有电风扇的。郊区，热天酷热，冷天奇冷。

我们住宿舍的还有一个任务，发行的图书（货源），是从上海陆家浜路公路运输站发运到南桥站，要自己去提货的。白天街上人多，我们总是在晚饭后，四五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每人最少装二大包，最多的五六大包，浩浩荡荡的骑回书店。沿街的居民说我们像“武工队”！各个郊县店大概都是如此。

转眼到了1965年的夏天。上海新华书店首次在松江县的农技学校举办全市农村发行员学习班，为时半个月。市店孙经理也是南下少壮派的老干部，他也住在下面。学习文件、交流经验、实地操练基本功。什么结算打包，书写推荐单。最噱的是，在一块水稻田里，要骑车（没有带书）通过一米宽、廿米长的地埂小道。能顺利踏过去的，在对面有人给你拍照留念。有好多人跌倒在水稻田里，像只落汤鸡。

这是第一次举办的农村图书发行员学习班。不管是年轻的，刚参加工作的，还是稍有年纪的老法师，都一直怀念这次活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后没有办过类似的学习班了。

五

尘封已久的往事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华书店七十纪事》一书中有一段记载：“1965年8月 上海市委组织文化工作队下乡，市店派员参加由市出版局、文化局组建的文化工作队到奉贤县为农民巡迴演出，辅导农村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同时组织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流动供应图书，为科学种田服务”。我就是市新华书店派出的一员。

1965年秋，当我参加工作还是第二年，只有21岁，就遇到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刚刚参加好市书店组织的农村发行员学习班回店，大家按照学习班的精神，下乡开展活动。我接到了县店经理的电话通知，叫我去市出版局开会。我有点纳闷，一个县店农村发行员到市局开会？怎么也轮不到我这个小青年呀！

9月初的一天，我走进绍兴路5号市出版局的大门，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会议室里没有几个人，是小型会议。这时，局办公室主任游云，（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的夫人，我的学长宋崇的母亲）主持会议，马飞海局长也来了。大致内容是，市委侯补书记杨西光提议组建"上海市文化工作队"，一队去金山，一队去奉贤，由市文化局和出版局抽调人员组成。奉贤的队长是上海人民沪剧团副团长陈剑云; 副队长是上海新华书店的向铸。 团员有:蒋鉴明(人沪灯光设计); 张丽娟、张菊芬、奚秀芬、吴国强、陈树伟、於正言(人沪青年演员); 张杏生、吴寿生、王志良、于华强(人沪乐队); 周苏生(上海人民评弹团青年演员); 陆潛、朱伟，共16人。后来又增加了从大型沪剧《赤道战鼓》剧组下来的吴斌、凌娟娟(人民沪剧团演员)。

出版局和文化局的组建会议是分别召开的。会后二、三天，我们在愚园路469号的上海人民沪剧团集合出发了。每月回市区休假一次，也不知道要待多长时间。

当时我只觉得自己很荣耀，刚刚踏上社会不久，在全市新华书店这么大范围会被领导看中，参加由市领导提议组建的"上海市文化工作队"。 后来，我们渐渐的知道，当时内蒙古有个乌兰牧骑小分队，只有十多个人，每人吹拉弹唱、一专多能，很受群众欢迎。主管上海文教卫生的杨西光书记也想搞，安排在他"四清"蹲点的奉贤、金山两县。

我前面文中提到过，1965年的上海郊区农村，还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农村是比较落后的。我们住宿安排在大队办公室旁边、贫下中农让出来的灶间，高低木床放了六、七张，中间几张课桌是学校里借来的，拼起来是开会、写东西用的。门口还有一个烧柴的大灶。几个女队员住在贫下中农家里。我们吃饭是搭伙在大队砖窑厂食堂。每天不是青菜，就是当地人说的“捏落素”(生茄子用盐捏一下)。秈米饭会一粒粒朝下滾的。

大队办公室门前是一条公路，很窄，晴天一阵灰，雨天一层泥。 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还有卫生条件也相当差，白天苍蝇嗡嗡乱叫，有时飞在糞坑那里，转眼又飞到你的面前。白天还算好，到了晚上，我们总要开会，课桌上点盏煤油灯，开始大家围坐两旁。不过一会儿，蚊子飞舞，嗡嗡乱叫，似乎专门叮我们陌生人的。后来，没有办法，大家躲进蚊帐里开会。

我们也算蹲点，在奉贤县三官公社光明大队搞四清运动后期的文化建设。我们要访贫问苦，摸熟每家每户的情况，碰到好人好事还要写稿给县广播站。有一天晚饭后，队部安排三人一组分头去各生产队开会。我和演员小奚和乐队的小于是一组。尽管农村艰苦落后，那时的空气质量极好，真的是:月似银钩，满天星星。远处草屋炊烟袅袅，还能隐约听到勤劳人的织布声。我们三个人走在田埂小路上不用点煤油灯，看得清清楚楚。突然，小奚情不自禁亮开嗓子唱起了"芦苇疗养院，一片好风光……"专业演员唱的蛮好听。她唱着唱着，我却大汗淋漓、两腿发软，慢慢的蹲了下来。俩人马上问:"怎么了？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他们俩人扶着我到了生产队，又是一阵冷得发抖。农民兄弟马上叫我躺到床上，盖了厚厚的乡下老布棉被，出了一身大汗好了。

以后隔一天又犯了，人一下子瘦了许多。当地公社党委书记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正在本公社巡迴医疗的"上海市卫生工作队"的上海医生。医生骑自行车来看了后，叫我去县医院验个血。我把验血单子给医生看，他说是疟疾，是隔日发作的(他说了医学术语)，很凶险。这位医生又回到自己队部，马上给我拿来药，嘱咐我按他说的服用。他又给我另外一小包药，要我明春服用，可以断根，不再复发。我按照他说的，果然没有再发过。我再三的感谢他。看上去他30出头的年纪，戴了一副眼镜。我问他

"医生贵姓？在上海什么医院？"

他笑笑说:"我的姓很少的，一个工，二个人，在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我想了一下，说 "巫医生，谢谢你！"

这里要插补一下，事隔38年后，在2003年非典期间，我一直在报纸、电视上看到这个医生，他已是传染病方面的专家巫善明医生。

到农村大概二个月后，1965年11月11日的下午，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大队办公室旁边，杨西光书记和秘书，还有一位联络员从车里出来。杨书记穿一身灰色毛料中山装，好像50多了。他们走进我们简陋的宿舍，坐在长条凳上和我们亲切交谈。我是笫一次这样近距离和市领导在一起。然后，书记一行又察看了周围的环境。临上车时，我们队里的蒋鉴明说:"杨书记，我们能合个影吗？"杨西光书记爽快的答应了。蒋鉴明好像有准备的，从包里拿出老式的照相机，大家在破旧的大队办公室门前拍了一张。

杨西光书记走后大约一周，《解放日报》摄影记者陈莹和《文汇报》摄影记者陈根宝到我们队里，拍了一些我们活动的照片。过了没几天，我单位同事打电话到大队办公室，告诉我"照片登报了！" 我真的高兴，我是第一次照片上报纸，还是二幅。电话里请同事保存好报纸，我一直收藏到现在。

我们在农村，度过了潇瑟的秋天，迎来严寒的冬天。在最后二、三个月，我们已协助大队办好图书阅览室，培训了一批文艺积极分子，调整了大队领导班子。我们就抽出时间自编自演身边的好人好事。我们的陈队长，在担任人民沪剧团副团长前也是演员，他还会写，会编沪剧唱词。他后来觉得不过瘾，竟然要在乡下排人民沪剧团的经典大戏《芦荡火种》。我们总共18个人，怎么演？他们看我化妆后的形象还不错，叫我演刁德一的副官。可惜我唱不行，换了小周，他是人民评弹团的青年演员，舞台经验和唱的都可以，就是苏州味道太浓，也不行。后来，陈队长想出了"智斗"、"授计"、"斥敌"几个经典段子和人物少的演；人物多、场面大的则请小周用苏州评话来串场。效果不错，受到欢迎。

我们在本公社各个大队轮流演出。所到大队都像过节一样热闹。有的大队还用课桌、木板搭成简易的舞台，用两根又长又粗的毛竹竖起，挂上汽油灯作照明用。我们演出是化妆的，还从剧团带来服装、简单的道具。所以每次演出都是人山人海。我们演出结束，往往要走一、二个小时回到住地。没有夜宵，在大灶上烧点开水喝喝。

1966年5月中旬，《解放日报》来了二个人，同我们开座谈会，还要大家写小结。听说《解放日报》社论也写好了，要欢迎我们胜利而归。可是，几天后我们回到市里，只在上海电视台汇报演出一次，就悄无声息解散了。

现在回想，像杨西光书记这样级别的领导，他肯定已经知道文革要开始了。

果然，仅仅几个月后，"砸烂旧市委，打倒陈曹杨！"(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的大幅标语舖天盖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杨西光被斗得很厉害。

文革结束后，从报上看到杨西光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调去北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在《光明日报》上刊登的。

我们文化工作队的一批青年演员在十年里没戏可演，被耽误了。那位队长、上海人民沪剧团副团长陈剑云，后来担任了上海沪剧院院长; 我们队的队员、人民沪剧团的灯光设计蒋鉴明也担任过上海沪剧院院长，可惜他俩都英年早逝了。

1965年11月11日上海市委杨西光书记在奉贤县三官公社光明大队接见上海市文化工作队。

六

经历文革的十年

文化工作队结束回店，不久，文革开始了。

因为年轻，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政治敏感，总觉得整个社会静不下来。报纸不时的发表长篇大论，标题都是醒目的，批判的都是很有名的……

我们新华书店不停的收到业务通知，今天这批图书停售下架，明天那批图书下架封存。可以卖的书越来越少。 抓革命，促生产。门市照常营业，我们下乡少了。十多个人的小单位，常常白天晚上开会学习，还要“斗私批修”大批判。文教系统也来了工作组。

文革十年，是个难写的话题。我不想赘述具体的内容，只写一些个人遇到的事情。

有天晚上开全店大会，又一次提到我的户口问题，要我“斗私批修”。这次我没有反驳，而是抽空悄悄的写信给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市长曹荻秋同志，诉说我的理由。没有收到回信，但工作组找我谈了话，好像批转下来。我的户口问题也不提了。这算是第二次交锋了。

我们单位也同社会一样，造反、夺权、革委会。参加造反队，头头不是我；他们在夺权，我在家休假；选我当革委会委员，我要求退出。我有个版校同学，读书时经常在一起玩。毕业前的全校春节联欢会，他还叫我演一个独幕话剧里角色。他有很强的组织活动能力，也有表演欲。他会鼓动人，营造气氛。兴趣爱好又是广泛，打篮球、打排球，与体育老师称兄道弟。学校里有演出少不了他，是个性格非常外向的人。在校时，他嘲笑我“做人不能太平庸，太老实，老实要被人欺。”他还说“做人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总之，他是个桀骜不驯的人。我同他性格恰恰相反，生性内向，不善言辞。叫我写写还可以，说话说不上两句就脸红。毕业后，他去嘉定，我去奉贤，联系很少。文革开始，他不仅是全市新华书店的造反派头头，还是上海出版系统的司令。我们单位里，有人知道了这层同学关系，与我套近乎；也与这个司令频繁的接触。

我们单位小、人员少，造反队称队长，不是司令。正队长原籍苏州，我们叫他名字的谐音“会唱歌”。他和青村镇当地人结婚生子，定居在青村，每天上下班骑老坦克回家，逢年过节回苏州探亲。在店里是搞业务仓保的；副队长就是那个老家江苏，娶庄行乡下农村妇女结婚，住在女家的，有点猛张飞的吃相，有人背后叫他名字的谐音“污坑缸”。我深知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开了一个十几人的羊毛衫小厂，在“唯成分论”的年月，一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我一直认为司令同学，家是嫡传三代工人。我不能相比。我也没有资格像店里的小解那样，在批判会上声嘶力竭的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谨慎小心，夾紧尾巴做人必须时刻铭记。

但是，那个年代不参加造反队也不行。能参加造反队还很光荣。参加造反队后，能经常到市区开会，顺便回家。我也第一次去了北京。在首都工人体育场，除了毛主席和那位副主席，所有中央领导参加了大会，周总理等还分乘敞蓬吉普车绕场一周。 在上海，我第一次走进外滩的市革会听报告。我还在淮海中路的社科院，看着王司令穿了一身新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坐了上海牌轿车进来，还作报告。我也参加了一次在新华印刷厂食堂的批斗会，曹荻秋低头挂牌站在饭桌上挨斗。我就在边上不敢看他。只看见他穿的黑色松紧布鞋和蓝色卡普龙丝祙。

1968年秋，市店又分配来四位应届毕业生，三男一女。女的姓麦，一看名字就是祖籍广东的。在楼梯转弯处，我们用木板帮她单独隔一间，放下一张小床和旧木箱搭起来的算写字台、饭桌、梳妆台了。小麦身体不好，有脉管炎，药物不停，没见她有谈恋爱的迹象。她同店外人的关系很好，人民医院很多医生，越剧团的编剧是她的闺密。与她同来的小伙子叫小钱，很斯文，一本英文词典不离手的，他姐姐、姐夫都是医生。但他的身体也不好，患过肺结核。这两个年轻人都住在虹口区，很近。

接着，县城的小学平老师调进书店，她是中共党员。又有梁老师、顾老师先后调进来。最厉害的是，上海警备区连营级干部老文转业进书店，四十多岁，英俊潇洒。能说会道，字也写的不错，一看就是机关文职军官。人员一下子比我来时多了一倍。新华书店是市属单位，在县城也很吃相的。市店下来指导运动的四个人，回去了三人，老骆留下来成为县店一把手。

淅江口音的经理先靠边，后挨斗。历史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他过去接触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无法证明经理的清白。他被抄家、隔离、批斗，吃过药，跳过楼，没有了昔日的威风。副经理也靠边。还有一个有点经济问题的，也斗了好长时间。老会计出身地主家庭，20岁时得肺病在家休养，说他也是地主。小小一个单位，出了这么多问题。

陪我到奉贤的小马同学调走了。说是得了肝炎，照顾他，调到离家较近的卢湾区新华书店。我不知道，他是不慎染上的，还是有其它原因？听说有些插队知青，是用自已身体换来返城的。

我的年迈父亲在弄堂里被斗了一次。 大弟弟去了甘肃天水插队落户。

1969年3月19日，我又去彭浦车站送最小的弟弟到贵州插队落户，他只有18岁。那天，碰到我原来的班主任张老师。他穿了很朴素的蓝布中式棉袄，帮我们兄弟几个在火车前拍了合影，马上离开还要去招呼其他的同学。记得作家艾明之在小说《浮沉》里写道，大意是生离死别是人生最痛苦的。在火车站送别，一声鸣笛就像生离死别一样，确是如此。彭浦火车站原来是装卸货物的。那天，简易的火车站里黑压压的一片，挤满了送别的人群，但又是静悄悄的在叮嘱、在话别。当火车一声鸣叫，车站上“哇”的瞬间哭声一片，你不想哭也忍不住。我小弟弟头伸窗外，眼泪鼻涕足有一尺长，像北方冬天屋檐下的冰柱子……

没有多少年月，我的造反司令同学下台了，他没有回嘉定，去了上海县新华书店工作。以后，就像人间蒸发了，有人说他偷渡出境，有人说他客死他乡，有人说他去了国外，常常引起各个书店和原来学校不同年级同学的关注，反正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

苦难一个接着一个。到了1970年，矛头第三次针对了我，也是最厉害的一次。因为这是“一打三反”运动。一夜之间，写我的大字报从上到下贴满整个大办公室。除了不迁户口不安心工作外，说我“奇装异服大包头”，“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与店外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还要我交代与司令同学有何勾当？ 真是没有想到！我想起了，有次夾在书里的一张照片掉在地上。这正是参加学校联欢会，穿着借来的西装，第二天是我20岁生日拍照留作纪念的。至于大包头，上学时我是三周就要去中华路的理发店剃头吹风。到了奉贤后，对面中街饭店有个服务员是理发店调来的，抽空帮我剪剪。 说什么孝子贤孙？我16岁未成年就住学校的集体宿舍，吃的是国家给中专生的饭贴。我不可能为了出身成份，与家里断绝关系。即使断了关系，也是没有用的。 我说迁不迁户口不用多说了。工作六年，哪一年没有做好？哪一年没有安心？这是有目共睹的。 司令同学，他在市店，我在奉贤。我没有参与他的活动，也不知道他活动了什么？应该去问他本人。

让我气愤和寒心的，住在一个宿舍新来的老三届小青年，叫我“低下狗头！”和“老实交代！”。我看到领导向他示意，不要这样。 全店大会结束前，叫我写检查，休假延期。 第二天开始，我吃饭，店里几个小青年也吃饭。傍晚，我去邮电局打长途电话，告诉家里要开会，休假延期，没有说发生的事情。还是这几个小青年远远的跟着。睡在同一个宿舍里，大家已经互不交流。 开了不是批斗的批斗会。不算隔离的隔离盯梢你。但我知道，“揭发”我的这些问题，是夠不上“上纲上线”。

我到奉贤工作六年了，说“五年再回来”的人也自身难保，制订这个计划的领导都下了台。扪心自问，我一刻也没有安心过，我确实不想在奉贤待一辈子，我经常幻想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上海市区？

1969年3月19日在上海彭浦火车站

1964年2月摄于上海摄影图片社的生日照片

七

风雨人生

这样沉闷的日子，我已经忘记持续了几天结束的。叫我低头和盯梢的小青年，向我表示歉意，说是受领导指使。我没有也不应该责怪他们。没有多少时间，这个喊口号的小青年也因为说错话成为批判的靶子。几乎每个人都会轮到，说“人人自危”一点不为过。

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那些没有开口的几个青年。像小麦，有正义感，有自己是非判断，不是人云亦云。在我调离奉贤以后，她也调到杨浦区新华书店。可惜，没有过上几年安稳的日子，她店里的领导告诉我“小麦得了肺癌”。我听了真心难过。四十多了，没有结婚。不到五十，得了绝症！1999年的大年夜下午，我去她家里。她戴了顶绒线帽（化疗过），穿了中式花棉袄，坐在煤球炉边煎中药，满屋子弥漫中药味道。眼见此景，我心酸得要流泪。而她，有点尴尬的笑着对我说：“等我毛病好了来看侬，一起出去白相”。她是在强颜欢笑。我没有等到她好了白相的那一天，她还是走了。

我提到过的，与小麦一起分配进店的小钱，他奋发自学，考取了上海中医学大学，现在是岳阳医院肿瘤科的副教授。现已七十多了，终身未娶，我不敢问他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人生。人的一生会风平浪静，人的一生也会波涛汹涌。我有点心灰意冷，有股压抑透不过气的感觉。

春暖花又开，油菜花一片金黄。我们早已恢复了常态工作。

早上，我带书骑车去光明公社（文革前叫三官公社，就是我们文化工作队蹲点的地方）。半小时的路程，我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双手脱把。公路上汽车少，我的车技也不错。

还没有骑到公社集镇，在光明中学门口感觉有气无力，出虚汗了。几个教师看到，把我扶进办公室，正好有巡迴医疗队的人住在他们学校。走过来一个年轻女子，给我测量血压80/60 ，她说低血糖。我才想起早饭没有吃。女医生跑回宿舍，拿了一块巧克力和几块饼干叫我吃。慢慢的恢复了。女医生对我说了一套又一套，像上卫生知识课。人很文静，有修养。我知道了她是上海闸北区中心医院的医生，下乡巡迴医疗也是来锻炼的。我再三的谢谢她。

到了镇上，我先把图书弄好。照例问问销售情况，有啥需要？看看时间不早，我喜欢到公社食堂去吃中饭。因为我们文化工作队在这个地方曾经生活过八个月，大家都很熟悉。不管是公社书记、办公室主任，毫无架子。公社大院的边上有个广播站，一个站长姓刘，年龄稍大，业务很熟。一个叫小苏，学校毕业不久，待人很和气。他的舅舅是公社供销社的主任。

广播站外面一间是办公室，里面一间是有隔音的机房和广播室。我喜欢到机房里听听戏曲。尽管门外写着“机房重地，外人莫入”，他俩从来不把我当外人看待。有时广播时间到了，他们叫我别出声，然后打开机器，对着话筒用奉贤话说“光明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有时读读报上的消息，有时介绍本公社某某大队的好人好事，或者公社的重要通知。最后播放歌曲，或者当地人喜欢听的戏曲。

阿德哥和我几个人曾经二次相约，休假骑车回家。我们骑的不是运动员的赛车，而是永久牌28寸重型自行车。我们一路说笑，一路前行。我先到父母家看望一下，再骑到吴淞，少说也有六七十公里。后来，因为路途较远，路边除了树，还是树，没有任何商店。消耗体力不说，自行车发生故障也没地方修。我们就放弃了。

我在单位里不受待见，店外人与我相处还很好。特别是遇到同是市区下来的，会有共同语言，会惺惺相惜。也许，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需要距离？虽然他们不一定都是中共党员，他们也不是个个坏人。

我要离开县店一段时间，奉城门市部的同事生病，叫我去代班。在整个奉贤县，县城和奉城是两大集镇，都有悠久历史。到了奉城，从公路的汽车站下来，走到里面镇上十字路口起码十几分钟，说明这个镇有点大。但是，新华书店门市部并不大，一开间的门面，上面还有一间住宿的房间，是临街的前楼，是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当我住下以后才知道，里面还有天井，还有住房。房东大伯，皮肤白晢，为人和气，有点像民国电影里老太爷的味道。他是世代居住奉城的书香门第。上世纪二十年代，老伯与他弟弟在奉城曙光中学教书，参加了地下党。文革中说他们有历史问题。在我去代班前，写过《党的儿子穆汉祥》和《年青的一代》，后来当大官的亲侄子曾专程回来看望大伯父。据说，他的汽车停得很远，甚至没有通知镇上的领导，他从我们门市部旁边一条窄窄的走廊进去，又从走廊里出来回去。老伯的儿子是武汉大学的教师叫“熙熙”，文革开始一直病休在家，为人很客气，我们也很谈得来。

我在奉城门市部代班时间不长，没有更多的了解。其实，那里有很多又不便敍说的故事。

风雨过后见彩虹 朱 伟 摄

八

引以为豪的成绩

我们县新华书店有个临街的阳台，站在那里，社会风景一览无余。我觉得是观察人间百态的瞭望哨。刚来的时候，这条街人来车往，都是自行车或者劳动车。街上的人们穿着有些老土。会经常看到穿了自己织布的乡下老布衣服窜来走去。碰到收粮收棉季节，老农们还会在中街饭店叫几个菜，喝一个“小炮仗”（土烧酒）。每当傍晚，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妇女，东家长李家短嚼舌头根。县城一点小事，马上会传遍各个角落。

到了文革时，我们的阳台又成了检阅台。破四旧、游街、庆祝最新指示发表的游行都要从这里经过。

我们的阳台也是晴雨表。一段时间后，趋于平静了，不再那么乱轰轰。

我们的工作照常。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开辟了租书阅览的新业务，新生事物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领导要求我们也要去做。

整个县只有两家新华书店门市部，其余的都由供销社代销代售。他们看重自己的主业，经营图书麻烦，看的人不一定都会买，卖掉的金额实在也不显眼。这些工作要做好已经困难，你再叫他们搞额外的租书阅览难上加难。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在我分管的胡桥供销社愿意尝试。这要归功于那位年长的营业员。她是公社干部的家属，又做过教师，遇事稳当，也有说服力。但是，供销社办租书阅览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一经提出，就有反对意见。“商业部门搞图书出租，不伦不类。这是新华书店、图书馆的事，何必多管闲事”，也有的说“供销社门市部本来人手少，现有的工作还忙不过来呢”。要搞，还是不要搞？讨论了好几天。县店安排她们参观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现场。回去后，她们向领导汇报。领导觉得，这也是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大事，应该支持。

要办一个租书阅览室，确实有不少的困难，不是喊喊口号可以解决的。她们把原来堆煤饼的仓库腾出来，用白石灰刷墙。没有桌子、凳子，就废物利用，把学校里、公社里淘汰的拿来修修补补。一个因陋就简的租书阅览室搞起来了。上海市新华书店农村业务科的同志和我，还有当地公社的文教干事，供销社的领导一直在商量，在指导，在总结。

开张以后，阅览室里常常坐满人。有镇上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有放学的中小学生，有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也有镇上的居民，化一、二分钱就可以看到喜欢的书籍。也可以登记租借回家。为了更方便大家阅读，阅览室延长时间，经常灯火通明。

供销社领导关心这件事情，千方百计为租书读者改善就读环境。到了夏天，为阅览室安装电风扇，点蚊香，喷药水。这个阅览室已成为胡桥公社广大群众十分喜爱的活动场所，大家都夸奖供销社为大伙做了一件好事，用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占领了农村阵地。我把这些整理成文，公社文教干事寄给了《文汇报》社。1974年1月22日文章发表，还加了通栏标题和编者按。胡桥供销社的租书阅览业务，是继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后上海第二家，也是供销社系统的第一家。

前来胡桥供销社参观的络绎不绝。有本市书店的，有供销社系统的。还有全国好几个新华书店专程来参观。市店领导几次陪同前来。

这是我继参加上海市文化工作队后，人生旅程中第二个引以为傲的经历。

真正改变我现状的，是一次偶然的活动，发生在1974年的秋冬季节。

天气渐渐的冷了。原奉贤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要带几个人下乡调查研究，领导通知我参加。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我们每年“三抢”、“三秋”都会安排下乡劳动。这位副部长是个女的南下干部，有点像电影《南征北战》中，不是游击队长，就是支前模范。我们跟着她到泰日公社，一个已经忘记名字的乡下。每天不是访问，就是了解情况。我是几个人中最年轻的。副部长段大姐是山东大嫂，烟瘾特别厉害，她还喜欢用纸自已卷着抽。同去的二位也是不停的抽烟。毫不夸张的说，晚上在小房间里开会，烟雾缭绕，看不清人脸。我被熏的眼泪直流。也从这个时候起，他们递烟给我，慢慢学会抽烟的陋习。

刚去，段部长叫我写点队里的好人好事，叫人送到广播站广播了。后来，她的开会发言，甚至总结都叫我写。有些写的材料被县团委作为文件下发。她对我很满意。别人都叫我“秘书长”。在结束调研时，她对我说“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我”。我想，书店不属地方领导，也没什么事可以找她的。脑子转而一想，有说无说就说一次吧。我说“段部长，我有点家庭困难，两地分居……”我把实际困难情况同她说了。我知道她管不了我们系统。但是，县和县之间可以沟通的。我不奢望调回市区，就近能调宝山县也好。段部长没有拍胸脯打包票，她说想想办法。

过了几个月，我们县店领导向我透露，有希望调宝山县新华书店了。我是一阵狂喜！段部长没有食言，她把此事放在心里的。我终于可以回去了。但在同事面前还不能说，我时时刻刻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但是，事与愿违，调令来，却把小解调走了。领导对我说“讲好调你的”，我也百思难解。多年后，我听说，宝山新华书店的罗店门市部有我版校的同班同学，他同经理的关系有点僵。这位经理怕我调过去同学联合，所以有了“狸猫换太子”。我也听说，小解的家离那位经理的家很近，小解的父亲是所住区的烟糖公司经理。

我受到了莫名的打击，而且这个打击太大了。我像电视剧里知青返城名额被调包一样的难受，曾经梦魅以求千百次的内心呼唤，想回上海去，回到离家近的地方去，泡汤了。我已经在奉贤待了十年，远远超过了当年“五年再回来”的承诺。失去这次机会，我还要再等多少年啊？还有多少个十年啊！

九

奉贤五七干校

奉贤的最南边是海滩，而且每年都在往外面长的海滩，与杭州湾相连，又和南汇、金山的海滩相接。在一大片的海滩上，有前面提到过的盐场，还有星火农场、五四农场，安排过数以万计的应届知识青年。随着战备的需要，大批四吨卡车驶向海滩，建立军民共用的高炮靶场，试射军工厂制造的各种国产炮弹。上海的新闻、出版、电影、文化、卫生、教育系统都在海边建立五七干校。后来合併为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

应干校的要求，奉贤县新华书店去设点为他们服务。领导安排我和一位老三届青年轮流去，每人一周，公家还配备了棉被。 在干校的大门外、公路边，建造一座简单的平房。一间给下伸店，供应烟糖食品，香烟要凭票的；另一间给新华书店，没有店招，有书架，有玻璃柜台，还有一小间卧室。前门读者进来，后门通向干校，是方便我们去食堂就餐，到锅炉房打水。我说简单，是黑的泥土地，高低不平，还很潮湿，不及干校学员宿舍的水泥地。

虽然靠近海边，离县店有点远，我也很喜欢。清静，远离是非矛盾。而且，干校里集中了上海滩的名人！我是个影迷，非常喜欢看电影，我在这里近距离的看到太多的明星。我认识了食堂的小舟姑娘，来自上海电影制片厂。她总是多给我一块肉，多打一点饭菜，晚饭也有了。我认识了锅炉房的小王，用水随到随放，没有时间限制。有时还可以用布帘一拉，用热水洗个澡。我还认识了车队的小李，莫用违言回上海休假搭个车，省了不少车钱。有幸还认识干校的第三把手小徐，她是上海越剧院的，因为年龄差不多，和大家很谈得来。她曾叫我回上海休假时带过一封信，送到延安中路原儿童艺术剧场对面的洋房里。收信人原是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文革结束后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

有一次，小徐关照我们：“明天赵丹、白杨从监狱出来到干校，校部通知不要去围观，更不要去同他们说话”。赵丹是我很喜欢的演员，特别喜欢他演的《马路天使》和《聂耳》。读书时，有年春节我买了票在文化广场是用望远镜看上影演员的演出。

第二天晚上，干校广场放映电影《第二个春天》。我很早拿了小凳占了位置。学员们按单位排队进场。我看到了赵丹，脸色出奇的白。生活在海边的人，太阳晒，海风吹，个个黑不溜秋。赵丹上身穿蓝色涤卡中山装，下身毛料西裤。而学员们都是破衣烂衫，打了补钉，有点格格不入。不过第二天，他也换上了破旧衣裤。过了一段时间，胡子拉碴，也是黑不溜秋了。

上海滩的电影演员都在干校。别看穿的破，晒的黑，他们的面部轮廓确实精致，男的英俊，女的漂亮，都是没有整过容的。他们的容貌和讲话声音，同他们演的电影里一模一样。

我们小店后门，是干校的一块蔬菜地。有时晚上肚子饿了，悄悄的摘几根黄瓜或者番茄充饥。旁边还有一条小河浜，用网可以捞到鲫鱼、昂刺鱼。我还抓到过麻雀，这些都被改善伙食了。 不到一年，政治气候明显有变。干校对这些“牛鬼蛇神”也放宽了限制。我喜欢的大明星赵丹，与我有点熟了。那时买东西都要凭票。他叫我到隔壁的小卖部没票买点好烟抽抽。“飞马”、“光荣”牌已是大明星的好烟了。有次，赵丹叫我去他宿舍玩，啊，艾明之、舒适、刘琼、夏天、顾也鲁都在，足可以拍部电影了。

除了电影系统，还有好多名人。一个电视台的造反派头头，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听说，他是说了一个电影女明星的过去，被批被斗，在干校里养猪。他悄悄的对我说过，他是个孤儿，无牵无挂。后来他“解放”了，又担任了上海电视台国际部的主任，他创办的《国际瞭望》栏目深受欢迎。

他看到上海戏剧学院的蒋老师为我画了一幅油画肖像，也帮我请来同他一起养猪的国画大师、连环画专家刘旦宅。我知道刘旦宅的大名还在读初中，我哥哥临摹他的一幅刋登在杂志上的仕女国画。在干校的刘旦宅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络腮胡子特别明显。他化了二个下午为我画了一幅人像素描，画得太像了。他签了“旦宅”和时间，还留给我瑞金一路家中的地址。可惜，这幅珍贵的画像，放在老妈家里被弄丢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经常在电视、报纸上看到他，他鹤发长须，颇有齐白石的遗风。这段在干校短暂的工作和生活，像个调味品，使人忘记了烦恼，每天接触有趣的故事。虽然当时有些人还身陷囹圄，甚至是革命的对象，后来都恢复了名誉，重登各自的舞台，又是一个个耀眼的人物。

曾写《充满活力的人》（宝钢报）

《刘旦宅为我画像》（上海老年报）

十

终于回来了

时间到了1976年，这是终身难忘的一年。三位伟人、开国元勋相继去世，又遇到惊闻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山河流泪，举国同悲。全国人民都有点不知所措。

这年的深秋，沉寂多时的奉贤南桥镇中街突然又热闹起来。我们纷纷跑向阳台远望，只见从余庆桥那边过来一支游行队伍，敲锣打鼓，红旗横幅，口号一声接着一声。等到队伍走近了，我们看到也听到，是打倒电影电视里经常出现的那几个大人物！我们都有点惶恐不安，不可思议。

后来，游行队伍越来越多，一队接着一队，有的还燃放了鞭炮。我们看到店里领导接到通知去开会，回来马上召开全店紧急会议，传达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以后的几天，我们抢着看报纸，听上级一次又一次的文件传达。

往后的一段日子，我们开会学习多，工作也正常起来。新华书店历来是党的宣传阵地，任何运动都离不开與论工具。上海市新华书店用最快的速度，用四吨卡车给我们送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新的领袖画像，不再通过上海陆家浜路公路运输站托运。我们门市忙，下乡也忙。好在近几年进来一批又一批的小青年，他们是新的生力军。至今我还记得，先后进店的有黄萍、钱瑛、赵益平、赵益群、盛兴国、洑建勤、徐玉华、刘淑华、唐正贤、钱国华、赵颂烈。他们有的家在县城，有的在下面乡镇，都是应届毕业生，土生土长的奉贤人。我与他们相处时间长的只有三年，短的一年也不到。转眼已经有45年没有见面，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也应该退休了。遗憾的是，与我关系很好的英俊小伙赵益平前二年因病去世，我很怀念他！

我觉得整个环境变得宽松，不再时不时的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党的工作重点也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

1977年7月的一天，领导对我说，宝山县新华书店的经理要来。前几天听到风声，宝山要来调人。这天，我站在阳台上看风景。看到一辆面包车徐徐的在我店门口停下。我就走回自己的宿舍，迴避了。等听到他们谈好，面包车开走我才出来。领导叫我做好准备，要调去宝山县店。一同调走的还有阿德哥和搭班干校工作的小青年。

这次，我没有三年前那么激动。虽然内心非常盼望，也很高兴。因为上次调动未果，心存芥蒂。这次紧急调动，也不是照顾我们的困难，而是杨浦区的五角场新华书店划归宝山县店，杨浦区店只给一个空门市，没留一人。单靠宝山县店现有人员明显不足，经市新华书店同意急需调人。不仅从奉贤调，南汇、崇明也有人调入。

没有几天，宣布了调令。

1977年7月21日，奉贤县店派了二吨卡车送我们三个人回家。有人说我，日子记得这么清？因为当年有个“721”工农兵大学，我就牢牢记住了离开的日子！

在奉贤的十三年，算不上一部血泪史，至少也有一把辛酸泪。上海郊县新华书店的农村发行员，都会有共同的体会。奉贤，远离市区，除了有些本位观念，还多了点极左思潮。奉贤，也有过我不少好朋友。奉贤，还有我不能忘记的山东大嫂、段部长！是一次短暂的工作经历，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永远不会忘记。

再见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再见了，奉贤！

《风雨十三年》的后记

撰写此文的初衷

在新冠变异病毒突袭上海，封控在家足不出户的日子里，我突发灵感，化了整整七天时间，坐在阳台一角，一杯茶，一只手机，手写了二万三千多字以前不愿提起的往事。我没有端坐在写字台前，近几年不用笔、不用纸，在手机上写东西已成习惯。我先是回忆，必竟是58年前的事。然后构思，再在手机上写出来。到了晚上作一次修改。

我写此文的初衷是，弥补一段工作的经历，完整自己的历史。在幸福的晚年，回想年青时代多么不容易，也让后代了解自已。我决没有对某地、某事、某人怀有仇恨，请老领导、老同事们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即使当年有点偏激，也是大环境造成。每个人都想要进步，逆潮流而动的必竟是极少数。比我受苦受累的人多了去了，我这一点点又算得了什么！

时隔58年，为了不使记忆误传，我请比我晚十年进店、现在定居美国旧金山的老同事、土生土长的奉贤南桥人黄女士帮我把关。她说：“写的太真实了，这是心酸的回忆！”，她告诉我，第一天上班，刚学会骑车，还不会上车，是扶墙上去的。她一直骑到星火农场，腿都软了。结果也掉到河里，还好被一个石块掐住，否则也不会有今天了。

我原小区的党总支书记、市劳模写了将近四百字的长篇点评，“真是那段岁月的磨砺，造就了我们所遇见的您！”，“面对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在接受人生的考验与冼礼中，您自律，自强，坚守了一份本心，在成长中学会了成长，在前行中懂得了随遇而安”。

我的好朋友，原来小区的居委会主任，说“看完二次都掉眼泪了。没想到你的经历这样坎坷，太不容易了！”也是好朋友、优秀的社区干部依依说“人生很完美，前面所有的苦难都是铺垫”，“心境非常之平和知足。豁达包容，没有常人斤斤计较的心态，小事情过眼不过心，对生活无比的感恩”。

她们的鼓励和认可，是我完成的动力。回忆过去，知足常乐，觉得现在的生活更加幸福。 （2022.5.17～5.24）

　　

010， 那年下乡

1965年9月初，当时市委主管文教卫生的书记要组建一支乌兰牧骑式的“上海市文化工作队”，由市文化局、出版局抽人组成。这个队以上海人民沪剧团（上海沪剧院前身）为主，副团长担任队长，会吹拉弹唱的男女老少总共18人，刚参加工作一年的我也在其中。

两三天后，我们到了奉贤县三官公社光明大队，住宿在大队办公室旁边、贫下中农让出来的灶间。高低木床放了六七个，中间用课桌拼起来是开会和写东西用的。20多平方米的灶间只剩门口烧柴的大灶，还有一个很大的盛井水的缸。几个女的住在贫下中农家里。

当时的上海郊区农村还非常落后，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我们吃饭搭伙在大队砖窑厂，每天不是青菜，就是当地人说的“捏落苏”（生茄子用盐捏一下吃）。吃的籼米饭会一粒粒往下滾的。大队办公室门前有条公路，通往公社，也通县城。但是，这条路晴天一阵灰，雨天一地泥。条件艰苦，卫生更差。苍蝇蚊子齐飞舞，不得安宁。

有天晚饭后，队部安排三人一组分头去生产队开会。尽管当年农村艰苦落后，白天还是蓝天白云，夜晚看到满天星星。我们三人走在田间小路上还不用点煤油灯，可以看到远处草屋炊烟袅袅，还能隐约听到勤劳农人的织布声。青年演员小x情不自禁唱起了“芦苇疗养院，一片好风光……”她一曲没唱完，我两腿发软，慢慢地蹲了下来。他们扶着我走到生产队，农民兄弟叫我躺到床上，盖了厚厚的乡下老布棉被。过了一会儿，出了一身汗，好了。

后来几天又发了，人一下子瘦了好多。公社书记很关心我们，他知道有人生病后马上打电话给正在公社巡回医疗的上海市卫生工作队。医生叫我马上去县医院验血。他看了报告后说：“这是很凶险的疟疾，隔日发作的。”他给了我两包药，一包是马上服用的，另一包嘱我开春再服，可以断根不会复发。我按他说的，果然没有复发过。

时隔38年后的“非典”期间，我从电视、报纸上看到，当年为我看病的年轻医生，就是后来有名的传染病专家巫善明教授。

我们在农村足足待了8个月，这8个月，让我这个城市长大的人体会到当年农村的艰苦和落后。几十年过去了，当我重回故地，却已经找不到一点昔日的影子。我到欧洲旅游时，也曾多次遇到从奉贤农村来的朋友。他们的生活，早已天翻地覆！

刋登2019.10.9 新民晚报《夜光杯》

解放日报

011， 下乡演戏

1965年秋天，根据市领导的要求，由市文化局、出版局共抽调18人临时组成上海市文化工作队，去当时的奉贤县三官公社光明大队开展文化工作。

那时候，上海郊区农村还很落后，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白天苍蝇飞，晩上蚊子舞；农民穿的是自己织的土布衣裤，吃的是粗茶淡饭；文化生活更是枯燥乏味，现在的年轻人是根本想象不到的艰苦。

我们住宿在贫下中农让出来的一个灶间，借来的高低木床放了六七个，中间从学校里借来的课桌拼起来是开会和写东西用的，屋子门口还有一个烧柴的灶台。几个女队员只好住到贫下中农的家里。

我们在农村整整八个月，度过了萧瑟的秋天，迎来滴水成冰的寒冬。我们协助大队办起了图书阅览室，挖掘和培养了一批文艺积极分子，还经常给县广播站写稿，表扬身边的好人好事。我们的队长是上海人民沪剧团的副团长，他是演员出身，也会编写唱词。刚开始，队长自己动手把好人好事写成唱词，由队里的青年沪剧演员演给本队农民看。后来觉得不过瘾，想把当年很火的、毛主席也去观看的人沪原创大型剧目《芦荡火种》搬到农村。但是，我们只有18个人怎么演？还是队长想出了办法，人多、场面大的部分由队里的人民评弹团一名青年演员用评话说书形式表演，他从小师承名家，说起来头头是道。而角色少的“智斗”等几个经典段子由队里的青年沪剧演员饰演。本来看我化妆后形象可以，叫我也演一角色。可惜，我唱的达不到标准，换成评弹团的小周演。他的舞台经验和唱都行，就是苏州味太浓，让人忍俊不禁，结果也被换下了。

在队长的“导演”下，我们的《芦荡火种》在本公社的各个大队轮流演出。所到的大队，都像过节一样热闹。在晩霞还未落下时，已有人扛长凳、抱小凳，沿着田间小路走向打谷场，远看是幅很美的剪影图。打谷场里已有人用课桌、长条木板搭成简易的舞台。两根又粗又高的毛竹固定在左右两边，挂上汽油灯作照明用。我们的演员在农民家里化妆，穿上剧团带来的戏服，简单的道具，就开演了。

每次演出都是人山人海，有时其他大队的人闻讯也会赶过来看，人们兴奋得要谈论几天几夜。我们演出结束，往往要走一个多小时回到住地，没有夜宵，在大灶上烧点开水喝喝。

上海人民沪剧团一直有送戏下乡的传统。当年演出的沪剧《芦荡火种》后来被京剧移植，改名为人人皆知的《沙家浜》。不知不觉这段往事已过去了55年，现在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一点影子了。

刋登2020年9月10日《上海老年报》

新民晚报

012 供销社办起了阅览室

每当夜幕降临或工余休息时，奉贤县胡桥镇四周很多社员群众，都三五成群地向镇上走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了一个读书籍，学习政治文化的好场所。

这个好场所，就是胡桥公社供销社开办的图书阅览室。供销社设立阅览室，兼办租书业务，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去年五月份，这个供销社的一位同志，看到市区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在店堂内开设阅览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很受启发，他动起脑筋来：“在我们镇上是否也可照样办一个？”这个建议一提出，立即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部分同志认为，“自己是商业部门，搞图书出租，有些不伦不类，何况供销社人手很紧，房子又少。”；也有的说：“这是图书馆、文化馆的事，我们何必多管闲事。”但另有一部分同志，却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们觉得这不是“闲事”，这是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大事，也是份内事。党支部领导支持了这部分同志的意见，于是供销社的阅览室终于办了起来。

要办一个阅览室，自然有不少困难。没有现成的场地，他们就把原来堆煤的仓库腾出来；没有桌子、凳子，他们就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做。如今，当人们来到胡桥镇，在供销社的对门，可以看到一间引人注目的房间，墙壁刷得雪白，灯火通明，几块门板搁在旧木箱上，当作一张张桌子，零星木料拼钉起来的小凳子上，经常坐满了看书的人群。这里有周围生产队的社员群众，也有镇上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有正在念书的中小学生，也有撑着拐杖的老人。大家只要花很少的零钱，就可以租阅到各种自己爱看的图书。四个多月来，这儿已经接待的读者近二万人次，有时一天有九百多人上门借阅。阅览室的管理人员工作很认真，经常根据不同的对象，推荐不同的图书，还常常耐心细致地把图书内容讲解给小朋友听，深受家长们的好评。供销社领导也很关心这项工作，经常进行研究，并千方百计为读者创造阅览条件，在夏天，他们还特地为阅览室安装了吊扇；晩上还帮助打药水、点蚊香，使读者能安心阅读。

这个阅览室已成为胡桥公社广大群众十分喜爱的一个活动场所。大家都夸奖供销社的同志为他们办了一件好事。开办租书阅览室，原来并不是供销社的“本份”工作，然而他们主动做了，而且做的很出色，成为继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后又一个搞租书阅览业务的地方。

刋登1974年1月22日《文汇报》

文汇报

　　013 重回南桥

写下这个标题，让我想起上学时很喜欢的徐志摩《再别康桥》这首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我写“重回”与大文豪的“再别”，好像在情感上有点相似，他能把旧地重游的留恋之情、惜别之情、感伤之情真挚的表现了出来，我是写不出那样动人的诗篇，感慨还是很多的。

一年多前，与我相伴五十多年的妻子因病去世了，儿子最后选中的墓地在杭州湾海边的滨海古园，也就是我熟悉的原来奉贤五四农场。在一次陪同亲朋好友祭扫以后，我专门安排重回久别的南桥。老伴生前多次到过奉贤，还去海湾的“碧海金沙”度过假。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巧合，墓地不在奉贤，可能我不会再去。

南桥，是以前奉贤县的县城，现在奉贤区政府所在地。学校毕业后，南桥曾经是我20岁至33岁工作过的地方，我的青春在那里度过，我的汗水洒在奉贤的土地上。但是，为什么相隔45年没有再去看一看、走一走呢？说来有点话长。

青春应该是美好的，但我的青春谈不上美好。我刚刚参加工作的十三年，其中，有十年还是特殊的年月。在那个年代，年纪轻轻的我，付出了很多的辛劳，因为唯“成份论”而不被重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还曾经袭击了我。我觉得自己生不逢时，长身体的时候碰到三年自然灾害；参加工作分配到郊区，还遇到文革。我在奉贤的十三年，可以说除了艰苦，还有痛苦。我是不想再回首，不想再回去的，“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往事如烟，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很多不愉快的事都已经慢慢的淡忘和释怀。我时常会想起曾经工作过的南桥，想起参加工作的第一天，领导带我下乡迷路，在坟墩头里兜过圈子。也想起寒冬腊月天，我的自行车连带两梱图书翻入河中的情景。还会想起当时每天要经过的像斜坡一样的余庆桥和热闹的解放路。想起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和朋友间的欢乐。特别不会忘记一生中还有两段引以为傲的工作经历是在奉贤。我写过不少工作经历的回忆，唯独缺少奉贤这一段。有人说，应该补上这一段，比较完整。在上海新冠疫情最严重的2022年4月，我足不能出户，闭门思过，在一个星期里书写了二万三千多字，回忆在奉贤的日子。

是啊，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我对朋友们说，“将近60年了，我还记得当时的奉贤县有17个公社和2个市属农场：邬桥、肖塘、齐贤、金汇、泰日、江海、庄行、新寺、胡桥、光明、钱桥、青村、塘外、头桥、奉城、四团、平安，星火农场、五四农场”。

奉贤的老同事说，“一个字都没错，我们当地人还不一定记得呢”。

也许，有的现在已无踪影，但从中不难看出，我对当年的奉贤县还是有感情的。我想，之所以没有回南桥看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交通的不便吧。想当初，从上海市区到南桥镇，不过六七十公里的路程，要乘公交车，换长途车，还要过江轮渡，再换郊区长途车，总要半天时间。要想当天来回，是很紧张的。

我以前待的还是奉贤县。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属于江苏省，后来划归上海。现在已经是上海市奉贤区了。那天，我下车伊始，放眼远望，宽阔又笔直的马路，中间的隔离带鲜花竞相盛开。各种造型，新潮的高楼鳞次栉比。漂亮的小区，现代化的商场、酒店、写字楼，让我眼花缭乱，分不清东西南北方向，也完全找不到一星半点旧时的印象了，这还是我工作过的奉贤南桥镇吗？

奉贤变化真大，南桥变化真大。在去古华园那边游玩时，我蓦地看到“解放东路”的路牌，马上想起过去上班过的地方。当年南桥镇以“东南西北中”命名街名的。我工作和宿舍的地方叫中街，中街只有一二百米长，却是县城，甚至全县最热闹的一条街。中街的丁字路口就是“解放路”，这也是很短的一条路，但又是很重要的一条路，县委、县政府和总工会、各局党政机关都在这条路上。这条路还通往很有规模的“奉贤大会堂”，开会、演出、放映电影都在这里，是奉贤人民想往的地方。现在再也看不到这些场景，眼前的解放东路一眼望不到边，真是今非昔比了。

过去的奉贤南桥镇并不大，我们的业余生活很枯燥，根本没有一个公园。现在，据说有各类公园203座，“上海之鱼”、“泡泡公园”、“年丰公园”、“古华公园”，都各有特色，是市民休闲的好地方。靠近杭州湾的“海湾国家森林公园”，“碧海金沙度假村”不仅是奉贤人民休闲娱乐之处，也吸引市区游客光临。在我的记忆中，过去的南桥镇只有一个县委招待所，还在离镇五百多米的公路转角边上。小街小巷里也有一些小旅馆和客栈，市区或外地来奉出差人员租住的。看现在，五星级的宾馆有好几个，既漂亮又豪华。南桥镇变了，地域也扩大了，听说还划进原光明、江海等乡镇的部分地盘。对原来的光明公社，我也是有很深的感情。前面提到引以为傲有一段经历发生在1965年9月初，当时只有21岁的我，参加了由市领导提出组建的“上海市文化工作队”，在三官公社（后来改为光明公社）光明大队下乡了八个月。市委杨书记专程到农村看望我们，座谈合影，工作照片上过报纸，这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四十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我在奉贤时，地处远郊，隔了黄浦江，还很落后，乡下农村没有电灯自来水，城镇到农舍听的都是有线广播。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小都市，真令人感叹，也觉欣慰。奉贤的变化，是国家繁荣富强的缩影！

最近的三十年，上海发展变化很大，奉贤也是如此，修路架桥，地铁到达南桥，高架通达乡镇，大桥飞架浦江，市区到南桥只需要短短一个小时，缩短了的是距离，缩小的是城乡差别。

年青时离开南桥，重回已是耄耋之年。走马观花几处，我还来不及去看看原来的单位，因为很多老同事已经故去。

爱，没有先后，我承认自己爱奉贤是迟来的爱，她是我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和百年之后的归宿。

这里有我一段珍贵的回忆，不管是酸是苦是甜，也是我的人生组成部分。

我希望美丽、干净的奉贤，发展会越来越好。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2022.11.16 写于奉贤南郊宾馆

2022.11.22 上海老年报 有删节

南桥一角 朱 伟 摄

众亲友 朱景棠 摄

014，辉煌的七年

我自认为人生有三段时间很精彩、很辉煌，都是工作方面的，值得回忆。第一段是文革前的1965年、我工作一年后参加了"上海市文化工作队"; 第二段是文革后期的1975年，参与搞了全国首创供销社租书阅览业务，(详见《风雨十三年》); 第三段就是本篇要叙述的为宝钢建设服务。

这三个时间段，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结果完全不同。我在文革结束前的十三年中，有过更多的努力，付出更艰苦的劳动，但是，那个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唯成份论的，非红五类子女是要夹紧尾巴做人，不能流露一点点大城市来的学生腔、小资情调。文革结束后，搞改革开放，不再唯家庭出身，主要重在本人表现，我迎来了迟到的春天。

新华书店是市属单位，垂直领导，与区县地方没有关系。 1977年7月21日，我调到上海新华书店宝山县店担任发行组组长，分管吴淞、杨行和二岛一农场(长兴、横沙、前卫农场)的图书供应和批发辅导工作。由于我的出色工作和一人顶了以前农村组四个人的工作，当年年底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以后每年都如此。

半年后，宝钢开始筹建，全国各地有六万冶建工人聚集宝钢，领导安排我专搞宝钢的图书发行。怎么搞？没有现成的经验，靠自己去摸索、去闯。宝钢指挥部宣传处的朋友介绍我去找指挥部的后勤处长，我知道他是文革前的上海团市委书记张浩波。张处长爽快同意在指挥部食堂设摊供应图书，看得出，他是位爱书的领导。没有想到，书荒年代以后，数理化丛书、中外文学名著和各种图书大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相比较财贸系统设摊，我们被誉为送去了精神食粮。我们也从每周一次，增加到每周二次; 我们还走出丁家桥(宝钢指挥部所在地)，走向十二平方公里的所有冶建单位; 从一般的图书供应，到"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的高标准、高要求服务。我们征订、发行的学习文件，常常堆积如山，不进仓库，随到随送。宝钢各单位对书店也好评如潮，我店的销售量突飞猛进，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我也经常在《宝钢报》、《宝钢志》发表文章，写过很多新书介绍。电影纪录片《宝钢在前进》和以后出版的大型摄影画册《宝钢建设十年》中，都有我们新华书店供应图书的镜头。这是宝钢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可以这样说，从宝钢指挥部到各个冶建单位、从领导到工地上的普通工人都知道新华书店有个朱伟，我在宝山县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也小有名气。

在一次上海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兼宝钢工程指挥部政委陈锦华的讲话中，表扬了新华书店为宝钢建设服务。过了二天，解放日报记者张民章在宝钢设摊供应后找我采访。他写的《四面八方优先支援宝钢》的报道刊登在1978年12月19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文中提到"新华书店的同志在工地设了流动书摊，并在食堂里挂出购书登记簿，送书上门;工地没有的书，他们积极去其它书店调拨，满足需要"。当天的早新闻也广播了这条消息。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锦华的讲话和解放日报的报道，引起了市出版局和市新华书店领导的关注。市店有关部门也经常了解、收集宝山书店为宝钢服务的情况。在图书货源的供应上，也得到了很多的照顾。后来几年，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同上海市店联系，市店通过我和宝钢接待处联系，每次由市新华书店党委、经理室领导带队，我是一批又一批的带他们参观宝钢。

1984年的夏天，市新华书店组织部门派人来店调查，分别找一些同志单独谈话，我也在其中。别人谈话内容我不知道，问了我文革中的情况。我有二位同学是全市新华书店，乃至出版系统的造反司令，我说"当时不参加造反队是不可能的，能够加入还很光荣。但是打砸抢与我无关，因为一个'司令同学'家是三代工人，另一个'司令同学'是干部子弟，我出身资产阶级不可能同他们一样"。我并不知道谈话的来意。谈了一会，我还傻傻的问她能否调出书店？她的本职工作在业务部门，也是临时抽调的，她还是高我三届的学长。她想了一会说:"新华书店是只进不出的，再说……"她停了好一会，说"组织上正在考察你"。我听了也呆了，虽说文革后不再唯成份，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入党、要做官。读小学时担任过大队委员，后来连共青团的大门也没有跨进过。有人叫我写过入党申请多次，都没有音讯。能够每年评上先进，2%只有加我一人工资，已很心满意足了。

过了一个月，通知我参加市新华书店第二期十七天的"中青年干部学习班"。临近结束前一周，党委副书记来上课，并要我们每人写一份自传。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参加学习班的十多人陆续走上了领导岗位。

1984年12月21日，市新华书店一个电话把我和另一位同志叫到党委书记的办公室。他说了我俩的一些成绩、存在的不足、今后努力的方向，最后说，经党委研究决定，近日要宣布我任上海新华书店吴淞区店副经理，另一位任区店党支部副书记。领导班子只有三人，另一位老干部是主持工作的副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坦率的说，参加学习班后有思想准备，却又有点突然。我也是我家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做干部的，后来也有好几个入党做了干部。

三天后正式宣布了任命。又过了八个多月，1985年8月5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的基层干部吃苦在前，献血在先，处处要带头，奖金拿中间(平均奖)。不像现在，这个总，那个总，个个拿年薪。

我分管行政、门市一摊。宝山区域大、网点散，北有罗店，南有江湾，西有大场，东有宝山，大大小小10个门市部，还有吃喝拉撒的总务、车辆调度等等，我基本胜任。在全市新华书店优质服务比赛中获得过"优胜"。是全市书店系统基本功比赛的试办单位。编辑出版了《吴淞通讯》，操办过店内的迎春晚会。一个郊县店逐渐挤身于市区店行列。1987到1989连续三年，市新华书店还借我到宝山宾馆搞全国挂历、年画订货会的会务工作，把吃、住、礼品的大权交我一人。

1988年，吴淞区、宝山县"撒二建一"成立宝山区。市新华书店又任命我为上海新华书店宝山区店副经理。但是，领导不是好当的，要面对上级、班子和群众三个方面。我初入官场，不懂官场。自认为公正，不懂圆滑世故。受不了委屈，不会逆来顺受。工作再卖力，人际关系不注意还是要吃亏的。

我在宝山宾馆搞会务时遇到了原宝钢指挥部党委书记、副总指挥张浩波同志，他刚刚离休（副省部级）。我们可以说是在宝钢建设中认识的忘年交。他从22岁到38岁(文革开始)一直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是党的高级干部。浩波同志要请我到南楼小餐厅单独吃饭，我们市新华书店汪经理在场看到感到惊讶，宾馆熟悉我的工作人员也觉得奇怪。吃饭时，张浩波问我现在是什么级别的干部？我回答了他。他想了想说: "要是那时调来宝钢，不止是这个级。" 我也想了一会，对他说: "干部是啥个级不重要，我也根本没有想过要当官，关键要心情好。"我又问他"再调宝钢有可能吗？"他说"可以的"，还问我想去哪个部门？

"我不懂也不会技术，只有去政工部门，最好是《宝钢报》，也是我喜欢的"。我说。

他说:"关键是市店放不放你？"

是啊，有人说过新华书店只进不出，会不会同意调出呢？结果，第二次要求调出书店仍旧没有成功。

一个人的命运自己无法掌控。现在，我已退休十多年，一切都结束了。

退休后二年，我应邀去上海电视台五星体育频道总编室担任审片老师，五年的媒体工作，学到很多技术和知识，给我无比的温暖和惬意。记得有一年在锦江小礼堂的年会上，频道领导倪晓明陪同台领导滕俊杰首先向我们一桌敬酒，他对同桌在座的记者、编辑、主持人说"这些退休回聘的审片老师，30年前都是作过贡献的！" 听了心里暖暖的。

在新华书店店庆80周年时，全国总店寄给我一枚纪念奖章和荣誉证书，是颁发给在新华书店工作40年的老同志。我在书店工作整整40年，在一个单位连续工龄40年是不多的。

当下，正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也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人、受益人。回首往事，从来没有想过要入党、要做官的我，却在为宝钢建设服务的第七年被提了干、入了党。应该说，为宝钢建设服务的七年是我人生中最最精彩的一页，也是最最辉煌的业绩，让我终身引以为傲。我把辛勤的汗水撒在了宝钢，我把青春献给了建设工地，无怨又无悔！这就是我曾经的辉煌啊！

2019年1月28日

大型文献纪录电影《宝钢在前进》一镜头

在上海宝钢工程指挥部食堂

015　　送“粮”

早晨，离上班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已经在书店里忙碌开了。金色的阳光洒满小小的库房，书架上、桩脚上五花八门的图书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精神，它们似乎等得不耐烦了，催着快去宝钢。我紧张而又不乱地把一包包新出版的图书扎好，又把星期天从其他书店调来的读者缺书代办书带上，看看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马上带着同伴向宝钢出发了。

在通往宝钢的路上，车来人往，尘土飞扬，真是一派繁忙、抢建的景象。原来的飞机场航校，如今成了宝钢的指挥中心。指挥部大门前的围墙上“大战一百天，做好充分准备，为主体工程全面开工而奋斗”的大红标语，反映了宝钢的会战气氛，也显示广大干部群众抢建的劲头。望着眼前的一切，我暗暗的下决心，一定要把图书发行工作做好，为建设宝钢也贡献一份为量。

我们来到食堂，食堂里已有不少“老”读者在等侯。正在吃饭的工人师傅忙着让出饭桌，解放军同志抢着擦桌子……，一会儿，一个简易的柜台就搭成了。等我们把图书全部打开，简易的书摊前已挤满了人群。一位电工师傅捧着一本《电工手册》爱不择手；那个白发、戴眼镜的老同志静静的在翻阅着《简明英汉科技词典》，然后他又伸出食指指着《日汉词典》对我说：“请把这本也让我看看”。我问：“老同志，你英语、日语都行？”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珐琅眼镜架，回答我：“是的呀，过去学的英语，现在宝钢都是引进日本的，所以还要学点日语。”

开饭时间到了，食堂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下班的干部和穿着工作服的师傅们把书摊围个水泄不通。

“同志，我要一本《汉语成语词典》！”

“师傅，我要《新英汉词典》！”

“我要《日语》广播教材！”

“我要……”

要！要！要！宝钢建设者们为了把宝钢搞上去，确实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科技图书，这是一个多么喜人的景象啊！前一段时间，几亿人只能看几只样板戏。新华书店的书架上，除了样板戏就是“梁效”、“初澜”的书。科技方面的图书几乎没有，即使有一点，别人也不会来买，谁愿意走“白专道路”呀！那时的新华书店，店堂里冷冷清清，办公室里也在搞运动。

这一页已经过去了。图书发行事业也迎来了春天。随着宝钢工程的上马，新华书店的光荣传统也恢复了。流动设摊是战爭年代新华书店的传统，现在，这里虽然没有门市部的三尺柜台，但是，我们和宝钢建设者们面对面、心贴心，他们说，我们送去的是精神食粮！

正忙着，卄冶的马工程师走过来。前几天，他对我说“卄冶地下钢管桩切割机革新创造成功了，为了搞好总结，他迫切需要《古文观止》，从中学习论点、论证、论据。”可惜这本书已经售完了。我看着他期望的脸，决定再帮他想想办法。星期天去市区时，我跑了几家书店，终于买到一本。当我把薄薄的《古文观止》交给他时，马工程师显得很激动，一再表示感谢。

尽可能的为读者代办缺书也是新华书店的优良传统，业内曾有口号“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有一次，宝钢指挥部有位领导要《计算机原理》；有个处急需三百本《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干部学习文选》。这两种书都卖完了。但是，不管是一本还是三百本，我们都是积极联系，从兄弟书店那里调来，解决读者的需要。

时间过得真快，食堂里吃好饭的人群都离去了，我们才感到肚子有点饿了。我们匆匆吃好饭、收好书摊，登上回店的路程。一路上，我放眼远看，拓宽的公路两旁一座座高高的桩架、一幢幢新建的农民新村，还有一堆堆长长的钢管桩，再看看同伴们沾满汗水的衣服，心想，我们不是也在为抢建宝钢而战斗吗？！

刋登1978年12月1日《宝钢报》

016 不普通的读者

1978年初夏的一天上午，一辆黑色的上海牌小轿车，在我们老街发行组对面轻轻地停住了。车上下来一位老同志，看上去年纪有六十了，穿着一套已经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给人一种朴素儒雅的感觉。只见他，在看我们挂在门前的新书预告栏。

“他是谁？”我暗暗的思索着。我忙把室内办公桌上东一叠、西一堆的图书订单，还有内部的业务通知以及读者要求的缺书代办单据收拾一下，他也进来了。老同志说“刚开完会，想看点书，驾驶员把我拉来了。”我拿起一块揩布擦了擦椅子，想给年长的读者坐。我对老同志说：“宝钢建设开始，县店专门成立为宝钢服务的图书发行组。因为条件有限，这里是老街原来的旧仓库，临时用房。”

老同志非常和蔼的说：“哦，没有关系。我可以看看吗？”说着，他又看了看室内的一切，显得很随和的样子。

我听说他想买书，就习惯性的把当时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和很抢手的最新的数理化复习资料挑了厚厚的一叠，放在桌上让他挑选。老同志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副很老式的老花镜戴上，粗略地翻了一阵，他摘下眼镜问我：“我能到你的库房里去看看吗？”

我笑着回答“当然可以了。”他也笑了笑。

如果说他是走进小仓库的，倒不如说是从书堆上一脚一脚跨过去的。老同志一会儿翻翻英汉对照的《科学对话》，一会儿又翻翻《英汉科技词典》。一本《日汉辞典》只看了一眼封面就要了。我心想，这位大慨是高级知识分子，是教授？我把一本新出版的国外影印版英文书递给他，说：“这本林格风英语教材刚到，以前都是外文书店发行的，您看看。”他看了看，说：“这不是林格风英语，林格风是Linguaphone，这本是EssentiaI一EngIish基础英语，也很好的。”听他这么内行的解答，我的脸刷的红了起来。老同志可能也看出我的尴尬，问我：“你学过几年英语？”

“学校里学过三年，早还给老师了。”

老同志听了也笑了，他说：“英语是要多看、多背、多用的。”

这时，老同志放下《基础英语》，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国外电子计算机发展现状与展望》，他看了很长时间，看得很投入，好像在看一本长篇小说一样。他告诉我：“现在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在国外很广泛了，已经慢慢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导弹火箭的控制，原子能的研究，一直到日常用的电冰箱、洗衣机，几乎无处不有。凡是技术先进的地方，凡是实现高度自动化的地方，都离不开计算机。”他又说“宝钢很多设备是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这本书我买回去要好好的看看。”我也算读过几年理科，根本不知道计算机为何物？他说的，我听了还在云里雾里。没有想到，仅仅过了10多年后奔腾计算机在我国出现，以后一代又一代的电脑不断的发展，老同志说的没错。

老同志又浏览了一下图书，抬腕看表。这时驾驶员进来了，原来是宝钢指挥部小车班的。我悄悄的问他：“他是谁呀？”他轻轻的告诉我“冶金部副部长。”我一楞，这么大的读者啊！

老同志付款结账，和我握手告别。当我目送黑色上海牌小汽车远去的时候，我看到了老城镇上一幢幢新工房不断兴建，我也看到了新造的宝山宾馆初展雄姿，我仿佛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宝钢工地上嘭嘭嘭的桩锤声……

刋登《宝钢报》、《新华人报》

蝴蝶兰 朱 伟 摄

017 难忘他

我在书店工作了将近四十年，平时接触的读者或者同读者结成知心朋友的不计其数。然而，有一位至今呼唤不出姓甚名谁的热心读者，却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那是1978年的年底，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在东海之滨破土动工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活跃在十二平方公里的工地上，频繁地为六万名建设者提供精神食粮。

有一天，我们来到建设工地的食堂。十多捆图书刚刚从车上卸下，就有几个做完夜班的工人读者围上来，帮忙拎书的拎书，搬桌的搬桌，一个简易的流动书摊即刻搭成。

午饭的铃声响了。就餐的建设者们如潮水一般蜂拥而入。小小的书摊也被急于“就餐”的建设大军围个水泄不通。书荒后的年月，各种各样的图书都能成为“抢手货”，“数理化自学丛书”、十五种中外名著，甚至薄薄的《青年一代》和《文化与生活》杂志都要彻夜排队……面对眼前如此热情和如饥似渴的工地建设者，我们除了汗水浸湿衣衫，还能说什么呢？

只可惜，人多，书少。书越少，人越多，显得格外紧张。用饭桌拼起来的“书柜”愈贴愈紧，我们只能一边卖书，一边用腹部顶住“书柜”。这时，我发现一直站在身旁的他，帮我们拎书的有他，帮我们搬桌的也有他。现在，他就站在我们面前，却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买到书，而是一直在暗暗的使劲，帮我们顶住越来越多的人流。

我们真的有点顶不住了，大冷天的额头上都在冒热气。突然间，只听见“他”大喝一声：“别挤啦！”说时迟，那时快，“他”用双手朝拥挤的人群一推，有些人猝不及防倒了下去，人群也乱成一片。保卫处的干部赶到，迅速维持秩序，然后把“他”带走了。保卫处的人问我，我说“他”是好心，不要难为他。

事后我知道，“他”被批评了一顿。我很感叹，经历浩劫之后的读者，饥不择食的踊跃购书，能怪他们不守秩序吗？我也愧疚，“他”，并没有买到一本书，却还要代人受过。我更加遗憾，没有去问一问“他”的尊姓大名。

以后，不知为什么，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也许，他已经完成建设任务回到了老家。也许，他还在六万名建设者中间。

刋登2002年《新华人报》

路 朱 伟 摄

018 充满活力的人

赵丹，是我非常仰慕的电影明星。我看过他主演的很多电影，〈马路天使〉这部电影看了不止一遍 ; 赵丹又是一个传奇人物，上世纪三十年代同某人演过戏，四十年代被新疆军阀关进监狱达五年; 新中国成立后，屡屡挨批，在"文革"中又被关押监狱五年。

1974年的初夏，我奉命到奉贤的文化五七干校新华书店工作，同赵丹有过一、二年的接触。尽管那时他还身处逆境，在生活中却能苦中取乐，这种乐天派的性格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记得有一天，干校的一个头头、上海越剧院的某某悄悄的告诉我们，赵丹、白杨等一批人要来干校监督劳动，校部规定: 看到他们不要指指点点，不要同他们接触。还说，过几天要放映露天电影。这个消息让我暗中高兴。那个年代，在海边的干校里，生活是很枯燥的。有电影看是好事，还能即将近距离看到大明星赵丹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在文化广场演出，我是在望远镜里一睹赵丹风采的。

那天傍晚，我很早就拿着小板凳拣了一个最佳位置。不一会，我从排队入场的人群中一眼认出赵丹。他刚从监狱出来，脸色不是一般的苍白。上身穿半新的蓝涤卡中山装，下着深色毛涤西裤，他的穿着与别人格格不入。这天放映的电影是〈第二个春天〉。据说，该片主角原定赵丹饰演，因他还未"解放"。后又传说，由他的学生"小赵丹"康泰演主角，也因牵连，康泰演了一个反面角色。

几天以后，赵丹到我们书店来。身上已经穿起补钉衣服，脸也晒得黝黑发亮，瘪瘪的嘴上叼的是最差的"生产牌"香烟。开始，他总是站在人群的后面，远远的，踮起脚尖朝书架上张望，看到有喜欢的图书，就用沙哑的嗓音同我打招呼。我暗中也照顾他，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

时间一长，或许政治气候的变化，干校也放松了对赵丹的限制。有次，他帮忙抓小偷，在田埂上飞奔，根本看不出年近六十了，最多四十多岁的样子; 他看到著名国画大师刘旦宅在给我画素描，赵丹轻轻的说"要珍藏好了"; 有时他也会拿出皮夾子，给我看他的工作证和家里的照片，说"我家里小孩多！"; 他叫我去他宿舍坐坐，啊，艾明之、舒适、刘琼、顾也鲁都在……

干校条件艰苦，生活单调，赵丹倒看不出一点愁绪，经常乐呵呵的。有次我从食堂回来，在蔬菜地边小路碰到赵丹，他很神秘地对我说:"我生活费增加了，你帮我买几包'飞马'、'光荣'牌香烟好伐？"我想，大明星抽'光荣'、'飞马'也是很委屈了。于是，我在书店旁边的小卖部里帮他买好，他竟然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活像电影里的聂耳！

1975年金日成访华，干校广播台在晚饭后播放优美动听的朝鲜音乐。我听到小河边一个浑厚的男中音跟着音乐唱得有板有眼。我推门一看，又是赵丹！他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对我说:"抗美援朝时我参加慰问团学的。"

赵丹在干校待了将近二年，"四人帮"倒台后他们陆续回到电影厂。听说赵丹要演周总理，还要演文革前就想演的鲁迅，还想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可惜始终没能如愿。郁郁成疾，1980年10月因癌症英年早逝，年仅65岁。

赵丹是中国22位电影明星之首，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是〈烈火中永生〉。坎坷的一生，非凡的成就，象他这样乐观、充满活力的人，怎么会这么早离开我们呢？！

1990年3月24日 刊登 (宝钢报 )

019 第二次献血

1971年我第一次献血。1991年春节过后没几天，我又去献血了。这次，党政班子三人中，老经理有过胃溃疡 ，胃出血，不能献。另一位年轻的得过肝炎，不合格，只好让我带头了。

那天，气温骤降，天寒地冻的。因为献血站有点路远，我特意起了个早，单位驾驶员送我到杨浦区的某工人医院。

冷清清的走廊里还只有我一个人。等到八点过了五分钟，我走进医生办公室: "请问，献血是在这里办手续吗？"

一位女医生抬头看看我:"还要等一会。"这句话象外面的冷空气，又硬又冷。我心里明白，来得太早了。但通知上不是写着"八点准时到达献血站"吗？女医生可能察觉到我的不悦，迅速填好卡片叫我去三楼。

这是一间很小的消毒室，里边倒很暖。一个中年男医生又说我是"第一个"。然后，叫我脱去外衣到热水笼头上洗手臂。洗完手臂，男医生用碘酒擦了一下，请我进里间。

里间是个大办公室，暖气还未发挥它的作用，有点冷。我哆嗦了一下:"这么冷？"。一位廿多岁的年轻女医生接过我的献血卡说:"暖气开了，这房间大，暖得慢。"我坐到靠椅上，把手臂搁在桌上，两眼不敢看针头。但我感觉到，针头扎了有二次，才剌进靜脉，疼痛！

殷红的鲜血在慢慢的流入特制的塑料袋。突然，年轻女医生桌上的印油碰翻了，几个医生都围上来，手忙脚乱地总算把桌子擦干凈。我的额头沁出了细细的汗珠。等年轻女医生拔出又粗又长的针头，二百毫升抽好了。

我这个人怕打针的，电视里扎针、开刀的镜头也不敢看。我刚用左手按住右臂的药棉，医生就叫我从另一扇门出去。出了门就是走廊，走廊里又来了一批献血者。我环顾四周，没有任何标志指引，该到什么地方去呢？于是，我问一位男青年医生，他正同熟人在聊天，我连问两遍都不理睬，我不由得激动起来。这时，排队献血的人们也纷纷说:"人家光着手臂还没穿衣服呢，你们这些医生象话吗？"

一位老年医生闻声过来，把我扶进一间诊室，屋内一千瓦取暖器烧得通红，他一边为我披衣服，一边连连打招呼。我办好手续，悻悻地离开了这家医院。

我坐在单位接送的汽车里，一路上一言不发，闭目养神。廿年前献血的情景又浮现眼前，尽管现在的医院比那时设备好，可我总觉得又缺点什么…

1991年12月 (宝钢报)

020 一段情

我知道他的名字还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时，我常常从团干部那里借来《团的生活》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报道，有他的讲话或者照片。我很欣赏他的渊博知识，更为他的雄辩口才而折服。当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己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了。

二十年后，我在宝钢建设工地与他不期而遇。他刚从"牛棚"出来，担任指挥部的后勤处长。我们新华书店每周两次到指挥部大食堂流动供应图书，少不了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

随着宝钢建设的发展，他的职务不断变化。在他担任宝钢指挥部党委书记兼副总指挥后，依然是那么和蔼亲切、平易近人，经常到新华书店来看书、买书。他从不提什么要求，看到喜欢的书就买，暂时售缺的图书，他也不会专门要你代办。在十多年的交往中，他没有为买书提出打折优惠的要求。相反，他对新华书店的发展非常关心。当他知道书店条件困难，就批示由宝钢无偿提供一辆"跃进"牌2.5吨卡车。在规划宝山、月浦生活区商业配套设施时，他提出要在热闹地段设立新华书店，并且调拨数套住房解决职工困难。但是，区财贸办曾几次想挪动新华书店的位置，缩减营业面积，都被他一一否决了。

宝钢要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电影，他说要有新华书店流动供应的镜头; 宝钢建设十周年要出版纪念画册，他又说要有新华书店一幅照片。他多次说过，为宝钢服务的商业单位很多，但新华书店不同于其他商店的。

正是在他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下，我们新华书店的服务工作曾经得到冶金部、上海市委领导的表扬。

现在，每当我经过宝山牡丹江路新华书店，看到它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宝山区图书销售"龙头"时，我就会想起他。对这样的领导，我很感谢。我相信，所有的新华人也会感谢他的。他，就是"文革"前的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张浩波同志。

2007年8月10日 刊登 ( 新华人报 )

021 老有所乐

退休二年了，"老有所乐"已渐渐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活到老，学到老"也是我新的座右铭。

记得，还在黑白照片时代，我曾经学会自己冲洗胶卷，自己放大照片。退休后，我已不满足靜态的照片，特地买回一架DV摄像机，记录生活中值得回忆的点点滴滴。我先和家人二度走出国门，领略异国风情。接着，又去西南边陲，走进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来到金花与阿黑相会的蝴蝶泉边，又到玉龙雪山，夜游丽江古城。每次带回的DV带，都由朋友制作成精美的DVD。

朋友做的光盘虽好，也有诸多的不便。因为制作光盘是很费时的，朋友还是"上班一族"，怎么好意思经常去麻烦呢？于是，我萌生了自己刻录光盘的念头。儿子知道后说我，"对电脑一窍不通，能行吗？" 说管说，儿子还是买来了最新款式的电脑，配置了价格不菲的刻录机和品牌编辑软件。

面对一大堆新式武器，我真的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俗话说"60岁学吹打"，我真的要学吹打了。我先学会开机、关机。然后，就像学生迎接高考一样，天天捧着有关的书藉苦苦的阅读。有时看不懂的地方，还专门从吴淞赶到徐家汇"百脑汇"店主那里求教。一个月后，我终于刻出了第一张DVD光盘。虽然它没有字幕，也没有音乐，完全是原版录像的拷贝，也让我高兴了一阵子。

以后，每一次操作都会有收获，都会学到新的技术。我学会了剪辑内容、运用切换、制作标题、添加字幕，还学会了配上相应的背景音乐，制作水平提高很快。

居民小区要开展创建学习型社区活动或者组织参观、旅游，我就用学到的技术，为他们摄像，做成光盘免费送给大家，共享快乐时光。有一天，儿子拿来朋友的婚礼录像，我花了一天时间做成一张DVD光盘。一向要求很高的儿子对我说，"做得真不错，达到专业初级水平了。可以到电视台剪片子了！"

没想到，儿子的一句戏言竟成了现实。今年三月，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聘我担任总编室审片工作。以前听人说过，书店出去的或者退休以后发挥余热的，都离不开图书。说真的，我有些担忧，自己能否适应跨行业的工作？

我非常虚心地向新同事学习，在短短的三天后就独立操作审片了。新同事开玩笑说我"年轻"有为，熟悉比他们快。其实，在审片组三个人中，一位是新民晚报退休的体育记者，另一位是体育研究所退休的科研人员，我是最不专业的。正是在他们的热心带教下，我胜任了这份新工作。

审片工作看似简单，责任重大，容不得一点差错。每当我坐在审片机前，都会全神贯注地察看每一秒、每一帧的画面。审片工作也是枯燥的，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但我感觉很快乐，因为很多节目我是第一位观众，尤其自己审定的节目正式播出，好像又刻录了一张新的光盘那样欣喜。

这，就是老有所乐吧。

生活在继续，学习在继续，快乐也在继续。

2006年7月10日 刊登 (新华人报 )

022 书香一代传一代

我家不是书香门第，但与书香有不解之缘。

日前，远在乌鲁木齐、已经80多岁的姐姐来电，照例是嘘寒问暖，最后还说了句"你是我家最有才的"，让我脸红。

其实，我从小最崇拜的是我姐。在我小学四年级时，我最喜欢翻看她的作文簿，语句流畅、文笔优美。最让我羡慕的还有她的一手好字，苍劲有力，很有男人气派。

如果说，我爱好文学有启蒙老师的话，那就是我姐。

儿子传承了我的爱好。读中学时，他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课堂朗读; 进报社，三天二头有大块文章刊登头版头条。

孙子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进的都是市重点名校。他从不参加课外辅导或补习，课外时间都用在学习琴棋书画上。小学四年级随靜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去澳大利亚悉尼，参加"中国年"活动，表演书法。央视有过45分钟的专题报道。

孙子每逢寒暑假到我家来，沉沉的书包里除了作业，还是书。厚厚的四大本《说说明朝那些事》，他可以从朱元璋说到崇祯皇帝。他的奥数也学得很好，去美国跳升了一级。

昨天，在美国的孙子收到了第一张大学入学通知，过几天还会有几张，选择一个好大学。

希望不是书香门第的我家，书香一代传一代。

2017年3月21日

常德公寓楼下的书店 朱 伟 摄

023 曾经的吴淞老街

有百年历史的吴淞老街被拆20年了，一些老吴淞人时常会怀念过去的那段日子。

吴淞口历来是军事要塞，兵家必爭之地。清朝民族英雄陈化成为了抵抗英军入侵，保卫吴淞，英勇殉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吴淞，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

一提吴淞老街，就会想到淞兴路。是的，淞兴路是吴淞的缩影，是吴淞老街的主要街道，也是吴淞的代名词。其实，淞兴路的四周也有很多纵横交错的小路小街小弄，住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每天都有不少市井故事在发生。

吴淞大桥的同济路把淞兴路一分为二，东面人气足、商业繁荣。西面显得冷清，商店不多。再朝西就是上棉八厂黑竹篱笆墙和低矮破旧的一片平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淞有三个鲜明的时间段。早上，最热闹的当数菜场。在淞兴路北边的班溪路口叫大菜场，在西朱救火会那边叫小菜场。当时，菜场里什么都要凭票供应，还要起早，晚了买不到东西。所以天不亮，菜场里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当年买菜没有塑料袋的，都是大小不一的竹篮子，还用竹篮子代替人排队。当时也没有冰箱的，用不到买很多的菜，所以每天要跑小菜场。但是，当你看到有人拎了大篮小篮的，家里肯定要来客人，或者是节日到了。

买好菜，天已亮了。黄浦江边有忙着装卸货的，有从浦东三岔港过来卖鱼虾蔬菜的。江上的轮船和小舢板来来往往的驶过，小舢板都是用手划的。海事部门在高音喇叭中不停的指挥船只，有时还不耐烦，夾杂粗鲁的骂声。北兴路口几个老太在洗刷马桶，贝壳在马桶里发出哗哗的响声。小饮食店里已坐满要去上班的人们，喝着豆浆咬着大饼油条。店门口还排着小长队买油条的，有的用粗稻草，有的用一根筷子一串，拎回家过泡饭了。有点经济条件的，坐在"合兴馆"宽畅的店堂里，吃碗盖交面，吃客汤包。该店的"红烧回鱼”也是饭店的一绝，只有在吴淞能吃得到。也有人喜欢到"小广东"店里，八分钱一碗的阳春面煞是好吃。淞兴路班溪路口的清真店，牛肉煎包和锅贴，还有咖喱牛肉汤香飘半条老街。

到了上午八点以后，淞兴路恢复了平靜，各家商店卸下排门板开门迎客，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排门板了。淞兴路上的商店一家连着一家，规模不大，各有特色，好像应有尽有。"勤丰"的南北货就像吴淞的"邵万生"。"汉和"理发店、"海燕"照相馆在吴淞是很有名的，算高档店家。还有文具店、绸布店，应有尽有。在老街的中段，有家五金交电商店，门前的空地上放着很多崭新的自行车，都要凭票供应的。当时的九寸黑白电视机也凭票，谁家有票令人羡慕的。五金交电商店的对面是邮局和新华书店。小小邮电局，联系每一家，那些插队落户的，在外地工作的，邮局里有寄信、收寄包裹，还零卖报刋杂志。它旁边的新华书店是二开间旧房，前店后仓，令人称道的是，门市部的木地板每天拖得清清爽爽，每天散发着书香。书籍育人也育已，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职工被公派去前苏联留学，后来担任了全国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还有一位职工，车轮滚滚十八年，在改革开放中担任了上海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还值得一提的，老街"海燕"照相馆旁边的淞兴路127号，很破旧的两层楼房，底楼是“一德大药房”，楼上曾是抗战时期新四军吴淞情报组联络站。电影《51号兵站》就是以它为原型拍摄的，那段故事就发生在吴淞及淞兴路上。

老街过了班溪路相对平静了，街南大部分是民居，街北还有粮管所和银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开始热闹了，沿街两边都是地滩，还建造了百货公司、浴室和“淞阳楼”饭店，每天人流不息。淞兴路原是一条鹅卵石舖的弹格路，除了自行车，车辆极少。上班的人们，或者在家的居民，路过的客人都会在淞兴路各种店里选购需要的东西。特殊年代，大批知青上山下乡，崇明、长兴、横沙兴建了许多农场，乘船回市区必须从吴淞码头上岸。当时码头没有公交车站，必须经淞兴路到吴淞大桥，那里有101路、51路。逢到星期天或者知青们回市区、去农场，都会肩扛手提、大包小包经过淞兴路，马路上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像节日的南京路一样闹猛，是当年吴淞的独特风景！

中午以后的淞兴路很安靜。因为吴淞是个工业区，上钢五厂、上棉八厂都是万人大厂，有很多工人的家在吴淞，只要到了下班时间，吴淞老街又会热闹起来。特别是夏天，家庭主妇们早早的烧好几个菜，小孩子拎了空热水瓶到饭店去买零拷的生啤，或者在油酱店零拷五茄皮、土烧白酒。搬了一个小方桌在自己家门口，一家人边吃边说，还和邻居嘎嘎三糊。老吴淞人还喜欢在节假日包馄饨吃，荠菜肉馄饨只只饱满，东家送一碗，西家送一碗，邻里如家人。

淞兴路的夜晚不是漆黑一团、冷冷清清的。吴淞的海滨公园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沿黄浦江和蕴藻浜岸边也有隐隐约约的人影。在住房紧张、娱乐单调的年代，这些都是好去处。很多人还忘记了淞兴路靠北兴路那边还有一个"吴淞工人俱乐部"，里面有图书阅览室、棋牌室、舞厅，还有一个可容纳二、三百人的小剧场，经常有剧团来演出越剧、沪剧。有一年，全场沪剧《碧落黄泉》迷倒不少人，曾让很多吴淞人掉眼泪。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些时光，都还活在老吴淞人的记忆里。

刋登2019.8.27（新民晚报）

2020年9月10日《新华人报》转载

夜景 朱 伟 摄

024 《曾经的吴淞老街》写作始末

我写的《曾经的吴淞老街》一文有幸刊登在今年8月27日新民晚报副刋夜光杯，并在当天被编辑精选为每日两篇佳作发布到夜光杯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随后又被选入八月份点击率最高的文章之一。我一度很兴奋，众所周知夜光杯是名人名家的版面，能上夜光杯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也很清醒，并非我写的好，而是真实的文章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和喜欢。

其实，这篇短文是一年前写的。2018年的夏天，居委一干部也是好朋友打电话给我，她说书记知道我喜欢摄影，问我有没有老吴淞的照片？她说街道正在搞“晒晒珍藏的老照片，聊聊吴淞老街的故事”活动，我说“没有呀，那时拍照都用胶卷，很贵的，谁会去拍那些破房子”。后来想想，这样拒绝好朋友有点不好意思。没有照片，可以写文章呀！我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吴淞人，也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生活了几十年。我坐在沙发里闭目养神，昔日吴淞的场景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眼前。我马上掏出手机，在WPS文件夹里迅速书写起来。不到二个小时，一篇将近三千字的《回忆吴淞老街》一气呵成写好了。

吴淞是百年古镇，甚至更长。吴淞是上海的门户、军事的要塞，有很多可歌可泣动人的故事；吴淞是新兴的重工业基地，万人大厂很多；吴淞又是教育的先锋，有市重点的名校；吴淞还有我国第一辆的火车……吴淞，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我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研究地方志的工作人员，更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我就把多年来看到的普通老百姓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事情，把它浓缩在一天之中，用拍电视宣传片的形式一一快闪。

写好后，认真核对是我的写作习惯，我尽可能不把差错展现在别人面前。然后，我发到小区的社区通里。居民们看到，反应很热烈，有人说“我在吴淞长大，老早就是这个样子的”，有的说“勾起了儿时的回忆”。居委干部马上把这篇回忆文章发到政府网络平台“吴淞发布”，标题是“道不尽的老街情怀，抹不掉的老街印记”，阅读人数创了记录。我也把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集子中。

2019年是建国70周年的纪念日。人们用各种方式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有天，小区新来的书记电话我，说街道正在搞《看吴淞美景，讲吴淞故事》，想把我的这篇文章送去？我很爽快的同意。我马上想到，既然受欢迎，不妨投稿给新民晚报？新民晚报是我一直喜爱看的报纸，家里常年订阅。但是夜光杯是高不可攀的领域，会刋用吗？

我也知道，新民晚报历任领导都重视副刋夜光杯，老社长赵超构先生还倡导夜光杯文章要短小精干，提倡千字文。我把近三千字的文章，反复琢磨，删去了三分之二，标题改为《曾经的吴淞老街》发出去了。一个百年古镇，在八百多字的短文中是无法表达完整的，我心里也有忐忑。

见报了，基本上一字未改的见报了。虽然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大都发表在企业报、区报，夜光杯是第一次。有一位从小生长在吴淞的耄耋老人在夜光杯微信公众号留言：“介绍并不复杂，句句真实存在。”让我放心了，这是一个老吴淞人的认可。现在新民晚报发行量是多少，我不了解。有多少人看过这篇文章，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夜光杯官方微信阅读人数超过了三万多。居民小区领导当晚转发这篇文章到朋友圈，又被政府网络平台“吴淞发布”再次转发了，阅读人数创了新高，是我始料未及的。

2019.11.20

上海外滩 朱 伟 摄

025 难忘的金婚庆典

金婚，一个人一生最多只有一次，但也未必每个人都能享用。

我们提早一年时间，在东方广播著名主持人、作家阳阳的陪同下来到上海西郊宾馆订酒席。总经理和阳阳很熟，他接待、安排好吴邦国、李岚清原中央领导后马上赶了过来。他让我们看了几个宴会厅，我们选择了会议中心的四季厅。老总说:"二老真有眼光！" 他介绍说"四季厅虽然不是最大的厅，但它正朝南，厅内没有圆柱遮挡。宴会厅外面有个会客厅，会客厅外面是广场草坪。高高的骑楼，两边可以走路，也可以停车下客，是很正气又大气的！"总经理停了停又说:"更重要的是，亚信峰会时习近平主席就在这里接待各国元首，举行国宴。江泽民、***、李克强都在四季厅举行过国宴"。被老总一说，我们更加满意了。

2016年9月26日下午的四季厅，里里外外喜气洋洋。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到这个神秘的地方来，有的去寻找毛泽东、邓小平曾经住过的房子，有的到处在拍照，也有的坐在会客厅旁边的一个厅里享受着下午茶。

在一阵热烈欢庆的锣鼓声中，三林舞狮队的五只狮子跃上舞台舞了起来，东方卫视主持人百克力宣布庆典开始，请我俩上台为狮子点睛。当我们点好睛走下舞台，狮子也跳下了舞台，跳跃着绕场一周。我们从二只狮子口中拿出二个条幅对联《英伟识慧珠 举案齐眉五十载，朱周贤伉俪 福寿双全庆金婚》，这时，全场沸腾了……

百克力先说了一段开场白，然后他说:"半年多前，朱剑叫我9月26日不要安排活动，我以为他的朋友要办喜事。昨天深夜他给我发了个邮件，才知道是朱爸、朱妈的金婚庆典，搞得我马上作准备了"。说完，他又把我们请上台。

因为事先没有排练过，我们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问:"朱爸、朱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又是怎么好上的？"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年轻人婚礼上问的，怎么也问我们了？好在我俩反应敏捷、头子活络，像打太极拳一样左推右挡。百克力仍不罢休，起哄继续追问。我说:"那个年代很简单的，我没有像你开了汽车从上海到安徽合肥追张扬果而！"百克力一个马步，一个夸张的表情，轻声说"厉害"！……后来，这个问答被他糊弄过去了，叫我致祝酒词。

来宾中，除了我们的亲戚、朋友，还有老同事、老同学; 还有一半是儿子多年的好朋友、好兄弟、商界精英、资深媒体人，都要热情欢迎，感谢一下。

晚宴只安排三个节目，但档次很高。

上海滩家喻户晓的明星茅善玉上台热情致贺词，她用普通话说:

"今天是朱爸爸、朱妈妈的金婚纪念日，老早就听说了，这对夫妇如此的恩爱，如此的有福气，儿子很孝顺。也老早听说了，朱爸爸、朱妈妈对沪剧情有独钟，所以今天有不一样的感受，由衷的祝福这对金婚夫妇！

后面的路还很长，愿你们一切安好，愿你们永远恩恩爱爱！同时也祝福所有的来宾们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下面，我先唱一段《敦煌女儿》，希望大家喜欢。"

她向远处的音响师打了个手势，全场响起了熟悉的"上海的声音"……

接着，茅善玉又演唱了她的成名曲《金丝鸟》。说到《金丝鸟》，我想起1981年沪剧《一个明星的遭遇》上演，著名老演员邵滨荪、许帼华、马莉莉等为18岁的青年演员茅善玉配戏，"众星捧月"，一戏成名。后来剧团到宝山影剧院演出，一票难求。戏中饰演周璇丈夫的吴斌是我文化工作队一起的好朋友，他带我到后台，看他们化妆，又带到乐队那里看戏(影剧院没有包厢的)。茅善玉红了30多年，现在是上海沪剧院院长、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上海广播电视台五星体育频道19点黄金档新闻主播晨曦表演配乐诗朗诵《愿》。我在五星体育频道总编室担任审片工作五年。主持人也属总编室的，大家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上班。2006年我刚去电视台上班不久，空余时间为沈慧英好友拍摄、制作了一部10分钟的专题片，曾请晨曦帮忙配音。身为主播、当家花旦的她，很快帮我配好，还刻了一张盘给我。当然，以后我也为她刻录过盘。特别是她主持的节目《雪花啤酒，勇闯天涯》共十期，我都刻盘给她。后来她拿这些光盘参加行业考试，获得了副高职称。

在金婚庆典前一个星期、我们正在欧洲旅游，晨曦发微信给我想在晚宴上朗诵一首诗，我当即答应了。活动那天，中午她在直播新闻，结束后没有卸妆，穿了一件大红的连衣裙来了，很是喜庆！她在朗诵前说:

"我和朱老师共事过几年，与阿姨也成为了好朋友。

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是十分谦和、友善的前辈。

能参加他们的金婚庆典，我觉得非常荣幸。我想了很久，只能用擅长的声音朗诵一首诗，把我的祝福带给他们。我也期待参加他们的钻石婚典！"

晨曦朗诵完毕回到座位，叫我陪她向现任领导翁伟民和前任领导倪晓明敬酒。敬完酒回座位时，经过茅善玉的座位。

"茅院长，您好！"晨曦说。

"你是……"茅善玉有点想不起来。

我对茅善玉说:" 她是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主持人晨曦。"茅善玉马上说"想起来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原来，2010年4月晨曦受央视电影频道同学的委托，担任嘉宾主持对茅善玉1991年主演的电影《风雨相思雁》作访谈节目。

她们聊了几句。我对茅善玉说: "1965年我同你们团有些人参加文化工作队一起下乡八个月了，队长是陈剑云。"她马上说"他是我们首任院长，是老前辈了！"我又报了一些名字，当提到"吴斌"时，茅善玉"噢，吴斌"。这种场合，不宜久谈。我看到摄影师正在抢拍我们，顺势与肖亚、茅善玉、钱惠丽一起合了影。

笫三个节目，是上海越剧院副院长、徐派弟子钱惠丽，她说得比较简短，她说:

"今天是朱爸爸、朱妈妈的金婚日子，我受肖亚朋友的邀请，来表示一下对二位老人的祝贺！"她先唱一段《莲花落》，又唱了《西厢记》中精彩的一大段，确实唱得非常好，深受欢迎。

30多年前，钱惠丽从淅江诸暨调到上海，成为徐玉兰的得意门生。她扮相俊俏，声音宏亮，徐派唱腔"青出于兰胜于兰"，是我们很喜欢的越剧演员。她担任副院长后，一般商演不参加了，这次也很例外，给足了面子。

晚宴穿插多次抽奖。抽奖嘉宾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言。

原上海东方传媒集团(SMG)副总裁金仲波说:"我是在二个月前，朱剑给我发了信息，说9月26日晚上一定要留出时间来，我问'是什么事？'他始终不肯讲。

今天到现场才知道，是叔叔、阿姨的金婚，非常的开心！

我们也感受到了叔叔阿姨的幸福！

婚姻是件不容易的事，婚姻能走过50年更是不容易的事！祝福在现场的、所有在婚姻中的人，只要你还在婚姻中，你的日子就是金色的，我们所有人都是'金婚'！"

新西兰纽仕兰乳业(上海)公司总经理盛文灏说:"今天庆贺朱爸、朱妈金婚，我们都在'金婚'中！有朱剑先生这么好的儿子，我们也感到荣耀！"

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季颖说:"一个多月前，有天晚上已经是后半夜了，我收到朱剑的信息。他说'你是我朋友里面最有文化的人'，我一下子很高兴，兴奋起来。他说'你帮我写副对联，是我父母亲的金婚。'

我就连夜写了这幅，《英伟识慧珠，举案齐眉五十载; 朱周贤伉俪，福寿双全庆金婚》。水平好在不在，但心意在。"

金婚筹备组成员、上海交通广播主持人王蕾说:"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在有这个筹备组开始，就体会到了筹委会主席朱剑先生的一份孝心！

祝福朱爸、朱妈金婚快乐！祝福！"

我们的好朋友、上海市劳动模范沈慧英说:"首先感谢今天的金婚伉俪一一一我和我的伙伴们最信赖、最敬重的良师益友朱老师、周老师; 同时也感谢金婚庆典组委会给我这个荣誉，让我作为嘉宾抽奖！"

东方广播主持人、作家阳阳说:"五十年的时光流逝，已是漫长，没有人可以保持分分秒秒燃烧的激情。但是，相知的深情、相惜的柔情、彼此交相辉映婉延贯穿了50年，化成了金色的玫瑰……"

在晚宴过程中，不断有人过来敬酒、祝贺，气氛热烈又热闹。每一次的抽奖，又会掀起阵阵热浪。当最后的大奖一一一70英寸Sony高清电视机，被抽到的永达汽车集团副总裁唐华首先谦让，后来被抽到的来宾都谦让了。高山峰走下台请朱妈妈抽奖，竟然抽到他的太太、东方卫视主持人司雯嘉！司雯嘉也说了一番话，谦让了。最后抽中郭亮，他似醉非醉，满场飞奔，口中念念有词，也听不清在说什么，同电视上严肃认真完全是两个形象！他把大奖给了我们原小区的居委干部王佳美，才算结束。

金婚庆典结束了，来宾们互道再见。这个晚上注定是兴奋不已的，照片、视频也刷爆了微信朋友圈……

2019年元旦

上海西郊宾馆国际会议中心 朱 伟 摄

026 慧眼眺东方 珠光耀浦江

2018年9月16日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东方滨江大酒店欧洲厅举行周慧珠生日宴。宴会厅座落在东方明珠脚下、黄浦江边。大厅里，"慧眼眺东方，珠光耀浦江"的会标和一个"寿"字特别醒目，突现寿星的名字和主题。满屋金碧辉煌、喜庆吉祥。一排落地窗，浦西外滩的高楼一览无遗。酒店总经理特地送来非常漂亮的花篮，以示祝贺。

生日晚宴由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主持。他风趣幽默、妙语连珠，引得阵阵欢声笑语。王老师首先请寿星周慧珠上台，请她向东方明珠方向挥挥手，然后请在座来宾猜一成语。有人猜出是"慧眼识珠"，一句成语包含了寿星的名字。王老师说"这个名字真好！"。他从"慧眼识珠"引伸到"慧眼识宝"，又从"慧眼识宝"说到宝贝儿子、孝顺儿子、今晚寿宴的操办者。

晚宴始终在欢笑声中进行。其间，穿插多次抽奖活动; 播放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生日祝福》视频，在英国的东方卫视主持人百克力、在北京的著名笑星舒悦、在布拉格的原上海电视台老一辈主持人任燕、在俄罗斯的新民晚报副总编季颖、在波士顿的镭总儿子、在墨尔本的我弟弟全家和在洛杉矶的我们宝贝孙子都送来真挚的祝福。

当红歌星平安正在陝西演出，特地赶来，与王汝刚老师搭档主持，并演唱了四首歌。平安还赠送寿星一条大红羊绒围巾，一盒开过光的玉佛寺素月饼，说了不少祝福的话。

王汝刚老师还请来他的徒弟陈靓，俩人说了一段《各地方言》，唱了一曲上海说唱"金陵塔》。王老师特别提到，三十多年前他到宝山牡丹江路新华书店签名售书，送我一本《笑口常开》的书。

参加今晚生日宴的，有商界精英、资深媒体人、公安国安出入境和三甲医院的150余位朋友。在金话筒主持人李欣的画外音中，推出生日大蛋糕，寿星致了答谢词。

最后，全场在平安的成名作《我爱你，中国！》高亢、激昂的歌声中，大家握手道别。 （2018.9.18）

027 父亲节想起了父亲

父亲节，这是外来的节日，我一直不以为然的。但是，今年父亲节一早，儿辈的祝福把我从梦中吵醒；接着，微信和朋友圈里“快乐”不停。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逝去的老父亲。

35年前，同样的季节、同样的日子，也是湿湿漉漉的黄霉天，80多岁的父亲奄奄一息躺在病榻上。在他刚过70岁的时候，有一天从公园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满脸是血！那个时候不懂高血压，什么心血管疾病，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康复，父亲半身不遂了10多年。到了1986年的6月，他病倒床上，半个月没有进食，毎天只吃几片桔子维持。

我们兄弟有5个，家里住房条件有限，所以我十六七岁起就住集体宿舍了。父亲晚年病重，我们兄弟几个理所当然的排班轮流值夜。

我清楚的记得，6月21日是我值夜。当时，我家住在石库门弄堂的底楼。那天，天气闷热难熬，没有一点点的风。房间里潮叽叽的，摸到哪里都是粘乎乎的。那个时候，不要说空调了，能有电风扇也算很奢侈了。我没有一丝睡意，也不敢睡着。在昏黄的灯光下，不时观察父亲的动静。父亲也一夜未合眼，默默的望着我。到了半夜，他用手杖敲桌，叫我找支香烟抽，指名“敦煌”牌的。我在几个抽屉里找到了一根已经软软瘪瘪的敦煌香烟，为父亲点着。不知是天潮，还是烟潮，吸了几口就熄灭了。父亲望着我，很平静，眼睛里有点泪汪汪的。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冬天，他经常带我们去浴室洗澡。还带我们去戏院看六龄童演的绍剧《西遊记》。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还带着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到小饭店排队饱餐一顿，那里不要粮票的。在他晚年，知道我被提了干部入了党，他会很兴奋的告诉老朋友们……往事难忘，我度过了一个很难受的夜晚。

天亮了，母亲叫我回家去休息。我看看父亲仍然很平静，就拖着疲惫的身体乘车回去了。当我刚刚躺下，公用传呼电话的喇叭里大叫我的名字，我急奔下楼，预感不妙。弟弟在电话中说“父亲走了！”……这一天是1986年6月22日（夏至）。

35年过去了，尽管我们每年都去扫墓，但只有到了这个季节，同样的黄梅天，我自然会想起父亲临终前这个难忘的一夜。

2021年6月28日

朱 伟 摄

028 我的母亲

今年父亲节我写了一段纪念父亲的文字，我也应该写写我的母亲。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亲！

我的母亲活到100岁寿终正寝，她的一生可以用“朴实善良”来概括。她出生于淅江绍兴农村。因为外公去世早，母亲是长女，很小就挑起生活的重担，所以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父亲来到上海后，一直没有再回去。

母亲的善良，你无法想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三姨得了肺结核，咳血厉害。母亲到处打听，得一秘方，就把三姨接来我家单独住一个小间。每天炖这煨那的细心服侍，晚上还叫我睡在三姨的脚后跟，说什么小孩的阳气可以治愈这个病。说来也奇怪，后来三姨的病居然好了。多年以后，我在一次体检时，医生说我肺部有钙化点。我说自己没有得过肺结核呀？医生说“可能你身体好，自愈了。钙化点是确实存在的。”这时我才想起可能早年与三姨同住有关系。我没有怨三姨，也没有怪母亲。母亲的善良让我感动，尽管善良得有些愚昧。

母亲从不与人爭吵，她信奉“吃亏是福”，勤恳又勤俭的操持这个家。我们从小就像一群散养的小羊，自己管好自已，自由成长。母亲经历过解放前的苦难，也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和风风雨雨的年代，到了晚年还要服侍中风十多年的父亲，非常辛苦，满头白发。父亲去世时，母亲已经78岁了，她竟然还能只身一人去新疆、贵州、甘肃看望儿女，享受天伦之乐。

母亲90岁那年，我的孙子出生。她从南市步行到瑞金医院，急着要看重孙。在满月酒那天，母亲更是抱了重孙亲了又亲，激动不已。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母亲96岁时在家里跌了一跤，从此一病不起。我带了孙子去养老院，一进门孙子就要往外逃。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抖抖擞擞的老人。但是，当他看到躺在床上的老太太时，却没有一点点恐惧，这就是血缘吧。母亲一直深情的望着她的重孙……

2008庚子年，也是个灾难之年。冬末年初，漫天的大雪阻挡了春运的脚步。老母亲躺在养老院里像一盏油灯在慢慢的耗尽。我们又开始轮流值夜了。

我又清楚的记得，那是1月31日的晚上，一场百年未遇的大雪之夜！房间里整夜开着空调。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用一条棉花胎盖着。母亲也是泪汪汪的看着我。一会儿把腿伸直，一会儿又把腿抬起。

天亮了，老伴给母亲送来小馄饨，我也回家去。过了一会，老伴电话里急促的叫我“快来！快来！姆妈不行了！”我赶紧出门，外面白茫茫的一片，积雪足有一尺深。好不容易叫到出租车，不到10分钟来到养老院，母亲已安详的无疾而终，走完了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父亲和母亲的临终前夜都是我值夜，却都没有送到终。

窗外的鹅毛大雪越下越大，子孙们从各个方向往养老院赶来。这一天是2008年2月1日。

刋登《上海老年报》2021年7月20日

朱 伟 摄

　　029 姐弟情深

血浓于水，姐弟情深。七年前也是这样火辣辣的天，我突然获悉远在乌鲁木齐的姐姐去世，这个噩耗还是在她简单的告别仪式上知道的。我们曾经责怪两个“不懂事”的外甥女，那怕提早一天告诉我们，也能赶去见姐姐的最后一面。外甥女说：“这是妈妈临终前再三嘱咐的”。“妈妈是在肺气肿很痛苦的情况下走的。她身上插满了管子，带着伤心、病痛和对五个弟弟的思念和不舍中走的”。“妈妈还断断续续的关照我和姐，乌鲁木齐也是40度高温天，上海更加热。几个舅舅年龄都大了，身体也不好，等后事料理好再告诉他们”。我听了后，潸然泪下。姐姐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想着弟弟们。

前不久，听说姐姐住过医院，回家了。这次又住院，没能出来。姐姐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但是没有想到会突然离我们而去的……

姐姐是家里的长女，还是独生女，从小与吃素唸佛的奶奶在绍兴生活长大。姐姐是善良、离家又爱家、爱弟弟的普通人。

1954年，只有19岁的姐姐满腔热血，毅然报名支援边疆。新疆和平解放不久，大西北还是一片荒凉。姐姐当年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一片丹心献边疆》。其中一段写道“新疆到上海招人，我们第一批300人于1954年9月底出发，踏上西行列车。一路上姑娘们意气奋发、歌声嘹亮。列车行经西安至兰州路段上，前方隧道塌方，列车不能前进，停在了荒山野地里。我们背着行李，跟着人群下车，走在没有路的崎岖黄土乱石堆上，在一个比较宽阔的山边坐下休息。深秋时节，夜间特冷，又没吃没喝的，许多小姑娘哭了……”

“幸亏来了解放军，几辆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拉到兰州。新疆还没有火车，政府派车等在兰州接我们到乌鲁木齐。从上海出发，到达乌鲁木齐整整一个星期”

“我们休整了几天，参加一个短期培训班后就分配工作了”。

姐姐外表柔弱，内心十分坚强，工作和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她从来不对家里说。姐姐的字好，文章也写的好，刚去分配在自治区政府商业厅任秘书。她每月工资加地区补贴78元，大部分每月按时寄回家里。她第一次享受探亲假是八年后，后来改为四年。到了1962年底兰新铁路通车，乌鲁木齐到上海也要72小时。姐姐一直用新疆的馕作为一路几天的干粮。在数得清的探亲次数中，姐姐都是火车来，火车去，从来不提起路途的艰辛，怕我们难过和担忧。

姐姐一生俭朴，从来不烫发，更不喜欢化妆。穿的衣服，旧的不能再旧，有的还打了補钉。她自己不舍得吃用，而回来探亲的日子里，她为父母买东西，帮弟弟们做衣裤，常常用光所带的钱，最后打电报叫姐夫汇钱买回新疆的火车票。

姐姐因为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在唯成份论的年代，被调到药厂搞财务工作。姐姐也因为生了两个女孩，受到重男轻女的岐视。姐夫是个军队转业干部，受影响也被调到基层做领导。心中有苦，用烟解闷，俩人抽烟厉害，房间里烟雾腾腾，看不清人脸，这也为以后的身体埋下了祸根。尽管如此，姐姐始终关心弟弟们的成长，当她听到哪个弟弟入了党、提了干，都会发自内心的喜悦，操心了一辈子。

父亲晚年中风偏瘫，姐姐探亲回来会帮父亲洗脸擦身。老母亲96岁时摔跤住进了养老院，她回来会推着轮椅转了一圈又一圈，这是无言的亲情。

弟弟们长大，都有了下一代，生活条件也好了。姐姐最后几次回家，我儿子带她去最好的饭店吃饭。有朋友去新疆，一定会带去钱和一大纸箱吃的东西，甚至还有阳澄湖的大闸蟹。有次姐姐从上海回乌鲁木齐时，我儿子给她买了飞机票，姐姐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又快又稳，高兴了好多天，还不时的向老同事老朋友们提起。

2010年我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现在的新疆已经不是荒漠沙土，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与内地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去姐姐家里，也带她到饭店吃饭。在我们离疆返沪前夜，当地多年好友为我们践行，还专门接了姐姐一家。当车到酒店时，高度近视的姐姐说:"这是八楼！"。原来半个多世纪前，姐姐初到新疆八楼是乌鲁木齐市最好、最高的房子了，就像五十年前的上海国际饭店，鹤立鸡群。现在的八楼，已经淹没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中，名气仍在。姐姐没有想到，自已还能到八楼吃个饭。

姐姐的一生辛苦而又不易。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2010年分别以后就没有再回上海。但她经常会一个个轮流的打弟弟们的电话，关心的还是身体怎样？过得好吗？时常会回忆一些过去的事情。我一直认为，姐姐是我们家里的恩人。姐姐更是我学习的榜样。记得我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喜欢偷偷的翻看姐姐的作文薄，她的字苍劲、有力，作文写的流畅、感人。我是看了她的作文喜欢写作的，她也是我爱好文学的启蒙老师。在她离世前几个月的电话里，还夸我“是家里最有才的”，可惜也是家庭成份影响了我，我心里是暖暖的。

没能送别姐姐最后一程，一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在她下葬的时候，我的全家和弟兄们飞去乌鲁木齐，黙默的站在她的墓前，祈祷姐姐的英灵，安息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七年多时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过姐姐，梦牵魂绕，这是割不断的骨肉亲情。

2022.6.2 写于端午节前夜

2024.8.28 修改

030 情深谊长

4月26日下午，我们约好去美兰湖探望病中的陈同学。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去年到香港同学聚会，有一位在今年的活动中没有露面，他就是陈同学。

陈同学身高1米80多，算不上愧悟，也很结实。虽然已经70多岁了，一年四季还坚持每周要游泳二次。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香港回来二个月后，感到身体不适，经检查得病了。

陈同学在军工船厂工作了一辈子，技术过硬，干的是"外国铜匠"的活。他性格开朗，乐观豁达。就是生病了，也坚强不息，笑对人生。我们隔三差五的通通电话，他还抱病参加我们的金婚庆典……

那天，我们走进别墅的小花园，陈同学家养的咖啡色庞物狗欢快的迎接我们。一般狗狗见到陌生人要狂叫不已，而它却象受过训练一样，一声不叫，把我们引进客厅，还围着二位男同学双脚站立，两只前爪挥动打招呼。

几月不见，陈同学瘦太多了。原来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宽宽大大。大家把礼品一一放在精致的茶几上，我看到陈同学眼眶发红，泪光闪闪，但他马上就克制了。前来探望的同学们都已年过七旬，生活的阅历提醒他们不在病人面前悲悲戚戚。大家要陈同学"既来之，则安之"，要坚强面对，战胜病魔。我虽不是他们学校的同学，看到此情此景，除了感动还有难受。

陈同学说:"你们有的同窗三年，最多也就六年。我和钱同学是九年！" 是的，钱同学和他小学起就是同学了，从小一起长大。这句话去年在香港时也说过，当时铿锵有力，很自豪的。今天说这番话已经断断续续、有气无力了。

陈同学非常感慨的说:"身体好的时候，想吃就吃，想玩就玩。不要像我，吃不下了，走不动了。"

陈同学还指着我说: "去年去香港为啥不安排去澳门？" 我说自己不会网上订酒店。大家就安慰他，养好病，明年再去。

不知不觉中坐了一个半小时了。平时，陈同学要午睡片刻。这天，为了等我们就没休息。大家为了他的健康，为了他的休息就告辞了。

陈同学坚持要送我们到别墅区的边门。我们隔门挥手再见，祝他五一节快乐，愿他能够康复！

2017年4月29日

后记:

在探望陈同学的第三天，我写了这篇短文。大家心知肚明，他来日不多了。尽管陈同学不用手机，没有微信，但我用词还是非常严谨，写得十分婉转。在这次探望的40多天后，陈同学离开了我们……

陈同学是我太太的同学，我曾参加过他们的聚会。我们一起去香港同学聚会。他还抱病参加我们的金婚晚宴。一个鲜蹦活跳的人就这样没了……

我想起，在香港时他站在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前，要我把维多利亚海对面同样一座高楼拍在一张照片里，我说有难度，因为距离太远了。陈同学执意要这样拍，我也拍成了。可能是疾病的预兆吧？我也算完成他的心愿了。

愿陈同学一路走好！

2018年12月12日

朱 伟 摄

031 痛惜 . 追思

今天中午，儿子在微信里发给我一张照片和一个截屏，截屏是上海电视台《新闻坊》一位领导发的。

我问“这是谁？很面熟。”

儿子说“是晨曦。”

我马上问“晨曦去世了？”

儿子说“是的。”

怪不得有点面熟，这张照片是十多年前晨曦没戴眼镜的老照片。

人命关天，不能误传。我马上在网上搜索，看到马晓嶶证实晨曦三天前因急性白血病在北京去世……我一下子懵了，心里非常的难过。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二个月前我们还微信过。春节的时候，我问她“身体可好？”

她回我：“节日不言病，以后告诉您。”

以后，再也没有以后了。

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发到群里，因为很多群友知道她，并且合过影。只有43岁啊，真的是英年早逝！

我的思绪难以平静，很自然的想到了2006年的4月初。那时，我应邀去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搞审片工作。上班在广电大厦5楼赛事部的大办公室。旁边是主持人的办公室。有天是双休日的上午，5楼空空荡荡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晨曦来了，中午有《体育速递》直播要作准备。她走到赛事部门口叫我“审片老师，帮我换换净水桶好吗？”我马上走过去搬上搬下换好了。到电视台上班前，我在电视里看到过晨曦解说奥运会的跳水比赛。她很随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摄像。经常帮小区的各种活动纪录下来。大概过了二、三个月，我抽休息时间拍摄制作了小区书记评上市劳模的专题片。为了追求完美，我很想请晨曦帮忙配音。又担心初次相识，人家不肯，或者索要报酬，迟迟没有开口。有一天，晨曦到我工作台想借审片机看带子，我肯定答应的。录像带是她刚参加工作不久，还在东方台的一次场外采访。她反复看，反复倒带，还问我要纸笔作纪录。在她反复看片子时，我也在思考怎么开口？等她看完了，说“谢谢”时，我马上说“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没有想到，她很爽快的答应了。还叫我尽快把稿子给她，她将连续要上班10天。

没有几天，她把解说配好了，还刻了一张CD给我。她告诉我是到楼上《第一财经》弄的。我把她的配音做进专题片，真的增色不少！

又过了几个月，主持人和赛事部都搬到广电20楼，审片和主持人都属频道总编室，我们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上班了。相处时间长了，互相也熟悉起来。印象中，晨曦进办公室脚步有力，像个体育人。她的形象端庄漂亮，声音甜美，工作很认真，听说播报从未差错。待人客气有礼貌，我们认识以后，她一直尊称我“朱老师”和“您”。她还很率真，说话不遮遮掩掩。她告诉我，刚到东方电视台工作，早饭在食堂，喜欢吃黄泥螺。别人问她“是宁波人吧？”她说“是宁夏人”。她曾经告诉我，她妈妈是中学语文老师。

有一次，她走到我办公桌前，弯下身体轻轻的说“朱老师，这张盘帮我复制一下，是央视电影频道的同学要我担任嘉宾主持，采访茅善玉的。”这是19年前茅善玉主演的电影《风雨相思雁》。我回家复制了5张给她，她还寄给宁夏老家的爸妈，因为那里看不到地方台的节目。

世博会的时候，晨曦出镜主持《雪花啤酒，勇闯天涯》节目，编导后期制作了10集，每集40分钟。我用休息时间完整的刻录下来送给她。数年以后，晨曦用这批材料去参加行业考试，获得副高职称，她说有我的功劳。

我离开电视台后，同晨曦见面次数不多，但一直着保持联系，逢到节日互致问候。她请我们在枣子树吃过素斋。我们请她在唐朝大酒店吃饭、拍照。她还到我家吃过便饭。

2016年9月26日是我们结婚五十周年，儿子在西郊宾馆隆重举办《金婚盛典》，也算补办了当年的婚礼。一个多月前我就邀请晨曦参加，她爽快答应了。在9月中旬时，晨曦微信我，想在活动中朗诵一首诗祝福我们。当时我们正在欧洲自由行，接到微信马上同意。那晚只安排两个节目，茅善玉和钱惠丽的沪剧、越剧。

该日下午4点多，我看到晨曦坐了大众出租车过来，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和高跟鞋，脸上还化了妆，非常的喜庆。她说中午有直播，所以没卸妆。在这天的《金婚盛典》中有10位广电主持人，只有晨曦坐在我们主桌，坐在我们中间。她说我们“是非常友善、谦和的长辈”，还说“期待参加你们的钻石婚典”。第二天她又给我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谢谢朱老师！昨天我非常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金婚仪式，而且就坐在你们身边，感觉就像一家人……”

但是，我们金婚以后，我看她出镜渐渐的少了。她告诉我，在复旦读研。现在我才知道，其实晨曦也已经得病了。她很坚强，除了同事，她没有告诉其他人，不想增加别人的忧虑。我在朋友圈里看到她偶尔发的照片，有参加公益活动的，在电影院为盲人做解说的，也有她在复旦大学攻读国学硕士，还有参加什么朗诵的，好像还和以前一个样。今年春节以前我看到她发的照片感觉有点病态，还有几根白发。我对晨曦说，“除了一副眼镜，有点认不出来”。她告诉我“很稳定，我的状态很好”。也没有说什么病。晨曦外表很坚强，她可以在旅游时探险，乘坐钢绳从这山滑到那山。内心还是很脆弱，经常闷闷不乐的。

仅仅过了二个多月，晨曦，真名是陈曦，在刚刚过完自己最后一个生日后，如同她的播音名字晨曦一样，在晨曦中轻轻的走来，又在晨曦中轻轻的离我们而去！我难过，因为她实在是太年轻了。德才兼备的才女，尽管己经是著名的主持人，还有充分发挥她的天地，还有没有享受完的人生，却被病魔夺走了宝贵的生命！我们金婚庆典的一别，竟成了永诀！痛惜、难过、怀念，一齐涌上心头……作为忘年交的好朋友，愿天堂里没有病痛，愿陈曦一路走好啊！

2020年5月14日刋登《上海老年报》

032 欢聚在《老半斋》

春天来了，春天一直是人们喜爱的、美丽的季节。历代文人墨客也留下过无数不朽的咏春佳作。是啊，春风拂面，柳絮飞舞，鸟语花香，百花齐放，经历了漫长又多雨的寒冬，迎来了温暖又阳光的春天，谁不喜欢哟！

每年的春天，我们也迎来了几十年的老同学，大家又要相聚在一起了。为两位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港人接风洗尘，应该有家乡的味道，有久违的享受。上海电视台《新闻坊》的魏总不愧是资深媒体人，半个多月前就想好，并且为我们预订了上海中华老字号的《老半斋酒楼》。说起《老半斋》，历史很悠久，它创建于1905年。最早是由开设银行的几位扬州人创办的，生意很红火，连胡适、鲁迅、梁实秋都是《老半斋》的座上客。后来，帐房先生跳槽在对门开了《新半斋菜馆》抢生意，"老半斋"就改为《老半斋酒楼》，还专门从扬州聘来一批名厨，在菜品系列上精益求精，狠下功夫，成为上海滩有名的老字号店。

《老半斋》的镇店之宝是刀鱼面。以前是长江刀鱼，俗称"江刀"。现在少之又少，代价不小，一条清蒸江刀要一、二千元。现在大都是崇刀、淅刀，"老半斋"用那碗50年不变的鱼汁烧出乳白鲜美、清清爽爽的刀鱼汁面，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

"刀不过清明"，就是说每年立春至清明是品尝刀鱼的最佳时节。"清明前细骨软如棉，清明后细骨硬如针"，是有讲究的。所以，每年3、4月份，上海滩的老吃客们就会去这家老店吃一碗刀鱼汁面。有些吃客觉得39元一碗的刀鱼汁面，找不到一点刀鱼？其实，刀鱼汁面不是吃刀鱼的，也不可能这么便宜，而是吃刀鱼的汤头！汤的主料除了刀鱼，还加了猪蹄和火腿，你说还能不鲜吗？！

老同学选的回上海的日子、我们选的吃刀鱼时间正好是在清明前，我们都是有口福之人啊！

4月3日晚，上海福州路华灯初上，我们如约聚集《老半斋》楼上包房，开始今年活动的前奏曲。老半斋店面不大，但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滩立足一百多年，并且打响自己的品牌，实属不易。我们围坐在这里，也有非常温馨的感觉，百年老店，陪伴我们这些六十多年前的儿时同学。钱同学优雅文静，轻声细语的。她的先生年长我们几岁，依然精神抖擞，儒雅中不乏刚毅 ; 忻同学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他的太太知书达理，退休教师的模样。我们一起说呀，笑呀，拍照，喝酒，有点忘记自己古稀的年龄了。

今天的厨师也特别卖力，好像要在香港朋友面前大显身手。清蒸刀鱼、蟹粉狮子头、半斋熟醉蟹、水晶肴肉，还有刀鱼面、刀鱼馄饨，都是原汁原味、咸淡适宜、鲜而不腻，施展了他们炖、焖、焐、蒸、烧、烤、炒、溜、熏的全套功夫，让我们大饱口福！

大家酒足饭饱走出《老半斋酒楼》，不约而同的摸了摸自己的眉毛，眉毛还在，哈哈哈哈……

2019年4月3日夜

033 与晓林一起《安享心生活》

8月25日上午打开电视，在上海教育电视台《安享心生活》中看到了晓林，这位“金话筒”主持其中一个栏目，嘉宾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副院长季崇建先生（上图右），在教“老年人应如何练字”……

我认识晓林二十多年了，他本名林曙东，学的、干的是建筑设计，由于机缘巧合，转而成为电台主持人。晓林睿智、勤奋，嗓音富有磁性，主持的《阿拉上海人》、《男人帮》、《相伴到黎明》、《性情中人》都非常受听众欢迎，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后来，他担任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899都市广播总监。

多才多艺的他，除了播音的本职工作，他还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国际文化学会理事、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指导老师等。他举办过《独木成林》等个人摄影展，出版《恣意的张望》摄影诗文集，多次车行西藏，穿越大北线无人区，留下数以万计的摄影作品。其作品富有气势，独特的视角，浓重的色彩，文化底蕴深厚。晓林把电影《简爱》中的角色配音得惟妙惟肖，可以与译制片乱真。在滑稽戏《满园春色》的演出，活灵活现老艺术家的一招一式。此外，他还参加过主持人版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可以说，晓林把主持、写作、摄影、配音、朗诵都融会贯通，了。

生活中的晓林豪爽、幽默，充满活力。2010年我们一起去去新疆游玩，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由喀纳斯到库尔勒，前后20天。他一点没有架子，一边忙于创作，一边为我们拍照，指导随行的小青年们。在游完喀纳斯去边境那天，租用三辆吉普车，大家把车况最好的一辆，让给了包括我在内的年长者。驾驶员是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兄弟，途中荒无人烟，我们有些胆怯。晓林善解人意，又会照顾人，在短暂休整后，示意自己坐的车开到最前面，保驾护航。他在旅游时也不闲着，每天晚上在房间里与上海连线，向广大听众介绍新疆的大好风光和风土人情。

前年，晓林也到了退休年龄。不巧的是遇到了新冠疫情。生性活跃的晓林，像一头狮子被困笼中。当全市进入到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晓林又和朋友们驾起车走南闯北，还拿起了他心爱的长枪短炮，不停的做视频，发抖音。

如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晓林又要荧屏露面，我有些高兴，便马上微信他，打探一些幕后故事。原来，上海教育电视台前不久在筹划一档面向老年人的新节目一一一《安享心生活》，有意让晓林主持一个主要栏目。正驾车在内蒙古游玩的晓林得知后，马上赶回了上海，与制片人等接洽……这个节目有安乐游走的、安康养生、安逸乐家、安美乐活四大板块组成，还准备在线下举办“点亮心生活”的老年摄影大赛和“唱响心生活”的老年合唱大赛。晓林会陆续拜访名医、收藏家、旅行家和有各种“绝活”的人，给观众带来有用有趣的内容，首期嘉宾就教了老年人学书法的几个诀窍。

节目录制过程中，也有一些花絮可分享。晓林毕竟年过六旬，岁月留下来的痕迹在高清摄像机前无法“回避”。化妆的难度高了、时间长了、因为要遮盖的东西多，有时候化妆师也会忍不住笑起来；拍摄期间正是40度的高温天，晓林还要穿西装出镜，而他是最怕热的，“汗是一直淌淌滴”；为了赶时间，有时一次要录四期节目，晓林常常会把嘉宾的名字搞错，好在不是直播……

新节目《安享心生活》，因为有了晓林，相信观众一定会有兴趣去看，并有所收获。

刋登2022年9月1日《上海老年报》

034 江阴街忆旧

前不久，有个电影摄制组在老城厢江阴街，利用那些将要被拆掉的旧房，临时搭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风貌，借景拍摄电影。有人把这个消息传到了网上，一下子闻讯而来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还穿了西装旗袍，有的甚至拿了司的克，戴了铜盆帽去那里拍照。几天功夫成了网红一景，报纸和电视也纷纷作了报道。

江阴街，我很熟悉的。从江阴街朝南步行五分钟就是我就读的徽宁路第二小学。再朝南走五分钟，靠近大同中学操场的石库门弄堂是我从小长大的老家。这里曾经是南市很热闹的地方，我也在这里生活过20多年，有我太多的回忆。可惜，原来的小学早就拆了，我的老家也拆了有20年，我很少再去那里。

看到消息，勾起思念，我特地回到江阴街去看了看。江阴街是由东往西的一条不算短的小马路。当年的江阴街两边大都是木结构两层旧房。这里有商店，也有马路菜场，有民居，有各种叫卖声。以前还是一条鹅卵石的弹格路。现在，靠近大兴街的短短几十米的地方被神工巧匠的电影美工师搭景太逼真了。不过，这些洋行、米行和当舖不是我熟悉的年代。我认得出的旧房还在，太简陋了，并且被四周的高楼包围，显得非常格格不入。

我们小时候，娱乐活动很少，电视也没有。南市除了城隍庙，文庙和蓬莱市场是我们常去游玩的地方。我要去文庙和蓬莱市场，江阴街是必经之路。我常常会抄近路，从陆家浜路的弄堂里穿过去就是江阴街。这条S型弄堂印象很深，石库门的前门进去是天井，后门出来是灶披间，都是二三层的楼房，在当年是很不错的房子。弄堂的转弯处还有一棵白玉兰树，花开时节非常的漂亮。那天，我还去看了看，弄堂还在，已经人去楼空，满墙的疮痍，白玉兰树也已不知去向。

江阴街和附近的大兴街，有我不少儿时的同学。记得有位同学，父亲是“跑海”的国际海员，母亲管教很严。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不夠好，被他母亲拳打脚踢一顿。这个同学很有韧性，能吃苦。他没有记恨自己的妈妈，别人在玩，他是发奋读书，后来考取了外地的名牌大学。他的家也搬离了江阴街。听说这个同学后来还是局级干部。

儿时的回忆很美好。我年轻时曾经夸张的对人说“这些路，我闭着眼睛也可以走！”可是现在，再走在这条路上，我有点不认识了。

那些前来打卡拍照的男女老少，他们不是喜欢破墙残壁，他们是在怀旧，怀念逝去的岁月。我也一样，一条江阴街，也有我抹不去的记忆呵。

刋登2022.3.15《上海老年报》

朱 伟 摄

朱 伟 摄

035 喜悦的老人

2007年的秋天，我们第一次旅游欧洲，法国的时尚、瑞士的美丽、奥地利的发达、意大利的浪漫给我们留下很美的印象。那些漂亮的建筑，整洁的街道，以前只在电影里看到的场景，都变成了现实。

我们旅游团将近四十个人，队伍庞大，中老年多。我们同桌吃饭的大都是退休的老年人，朝夕相处，非常融洽。公交系统即将退休的经理翟老师为人忠厚，他对我说：“朱老师，你负责摄像，我负责摄影。裘阿姨年纪大，她的行李我来拎。”同桌还有宋阿姨和老伴当时七十多了，只见她寸步不离老伴，侍奉左右。老伴身材魁梧，脸色红润，灰白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我们开玩笑说他们“赛过新婚夫妻！”

后来，吃饭时宋阿姨透露说：“你们不晓得，几年前老头子中风，半边瘫痪，是我的照顾，帮他锻练恢复的！”听她这么一说，我们肃然起敬。老伴老伴，老来相伴啊！

那时的手机还不是智能型的，不能拍照。这些老年人都带了数码傻瓜相机，但看得出不会取景、不会拍照。我在摄像时，有意把他们都拍了进去。我还请翟老师帮他们拍几张。

旅游，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十天行程快要结束了。大家都互留了联系方式。

回到家里，哇，我看到翟老师拍了近千张照片，有人、有景，所有地标建筑都拍了下来，很不错的，可见他在工作时是多么的认真负责。

我把所拍视频制作成光盘，这些旅友、桌友也每人一张。那时我还在上海电视台上班，宋阿姨接到电话第一个到了。她说“照顾老头子的身体，我一个人来了”。宋阿姨还告诉我，回家后儿子看到相机仅有的几张照片问“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说“不知道”。女儿也问“这是啥地方呀？”我们也只好说“记不得了。”儿子又好气又好笑的说：“去了十天，一问三不知！”

这时，宋阿姨扬了扬手中的光盘，说：“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

几天后宋阿姨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还很兴奋。她告诉我，她选了休息天，一早买了很多菜，又请了几个亲戚朋友。大家酒足饭饱后，宋阿姨拿出光盘，郑重其事的播放起来。宋阿姨再三告诉我“真的谢谢朱老师，不用我介绍，法国的艾菲尔铁塔、塞纳河、瑞士阿尔卑斯雪山、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都打了字幕，看得一清二楚。音乐也很好听，像在看一部电影！我们当了一会明星！”宋阿姨的儿子、女儿、孙子、外孙看得津津有味，好像也去旅游一样。老伴笑眯眯的坐在一旁。一位亲戚拉住宋阿姨的手问：“你们去外国旅游，儿子还给你们带摄影师的？”宋阿姨只顾高兴，“是啊，是啊！”的回答。

电话打了半个小时，宋阿姨还不想停下来。她高兴，我也高兴。我自学摄像和制作光盘，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也是给别人带去快乐。有一句话说得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一个人总会老的，愿天下老人都久久健康、久久快乐！

写于2019.10.6敬老节前

朱 伟 摄

036 开刀旧事

我怕打针，更不要说开刀了。平时看到电视里有打针、开刀的画面会马上闭起双眼。可是，怕啥偏偏来啥。那年我的双手手背肿得连筷子也拿不住，朋友介绍去看陆教授的专家门诊，他说，“打针吃药效果慢，而且仍会复发，一次比一次厉害，我建议手术”。我说“手背上都是青筋，都是血管，怎么手术呀？”医生笑了，说他们医院有手外科，很小的手术。家里人也希望我手术。我说再找两家医院看看，并不是“货比三家”，我希望有一个医生说不要手术，捞到“救命”稻草了。

先到一家部队医院。骨科主任叫我验血、拍片，一番检查，最后也说还是手术为好。他还对我说，如果想手术的话，可以介绍找陆教授，那里有专门的手外科。我心想，自己不正是从陆教授那里来的吗？隔了几天，我又冒着酷暑去整形很有名的三甲医院。朋友介绍的骨科医生检查以后说了一句“石膏绑三个月肯定好！”我想，右手石膏绑三个月，吃饭洗澡怎么办？

兜了三家医院，反复的思考，我硬着头皮决定开刀。陆教授说的很小的手术，我想大概是在门诊就可以做好，不料还要住院。年纪一大把，还从来没有住过医院。第一次穿上医院的病号服，觉得很别扭。第一天是常规的检查，手术安排在第二天的第一台。清晨四点半，护士把我叫醒，验血，量体温，测血压。她说“血压这么高？170！”我说“以前血压不超过140的”。她给我服用一粒降压药，叫我不要紧张。我说“我是被你睡梦中叫醒的，没有紧张”。又过了一个小时，血压还是偏高。护士同护士长商量后，还是帮我推去手术室。

我躺在医院可以移动的床上，乘电梯，穿走廊，进入手术室。我只能看见手术室的天花板，只觉得一间又一间很大，像电视剧里看到的一样。陆教授和麻醉医生都来了，看我的血压还有点高，又让我在手术室里躺了一个小时。陆教授还带了两个进修医生，在做准备工作时，他与同事们说些轻松的话题，分散我的注意力……手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

很小的手术，也进行了二个多小时。麻醉医生在我右手臂内侧注射局部麻醉药，我清晰的听见陆教授边做手术，边向两位进修医生讲解：这是退行性的长期受损造成的滑膜炎。他把滑膜清理干净，又修复了右小指断裂的伸肌腱。刀口五公分长，缝了八针。结束时，陆教授对我说，每隔三个月拍片到门诊给他看。

我第一次送片子去，陆教授说“很好”。第二次给他看片子，又检查我术后伤口，他说“恢复得很好，以后不要拍片，也不用来医院了。几个月后就正常。不过今后注意保护，不要过度用力”。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了开刀手术。

上海华山医院 朱 伟 摄

037 香港受骗记

我虽然年过七旬了，但是自诩脑子还算灵活，思维还算敏捷，一直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坚决“不贪小便宜”。所以，那些电信诈骗之类的从未上当过。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些事情防不胜防，“没有跌倒稻田里，却会跌进水沟里”，一次在香港莫名其妙的上了当、受了骗。

几年前，我和老伴去香港自由行，入住在铜锣湾附近的酒店。那里进出很是方便，街上都是来来往往的人群。有天，我和老伴走在崇光百货后面的一条街上，想买些日产的染发膏。香港多的是药妆，药妆不光是卖药，还卖人参、虫草、石斛、化妆品、染发膏、奶粉等好多东西，内地很多人喜欢逛的地方。我们抬头一看店招旁边有个R字，这是政府注册的标记，应该可以很放心购物的商店，我们就进店去了。店堂里很整洁，顾客不多。三、四个店员大都说的粤语，服务态度也热情。我们买好染发膏正要离开，一位中年店员用国语关照我怎么用怎么用。他还说我，看脸好像有湿气。我一愣，因为在上海也有医生说我有湿气，“他好像有点懂医？”他见我们将信将疑的样子，就请我们再进店，介绍了像铁皮枫斗一样的东西，说除湿、健脾、保肝很有效果。一排柜子上都是用玻璃瓶装的，干干净净，每只瓶上面标着醒目的价钱。这位店员捧出四瓶说是针对治我湿气的。我们仔细看了，应该是真的，有二种在內地还没有看到过。我们用沪语低声商量，家里的铁皮枫斗也快吃完，顺便买点吧。于是，四个品种各要了二两。中年店员麻利地取药上秤，还问我们“是否要打磨成粉？可以免费服务”。我们想，回上海还是要去药店打磨，就叫他打吧。这时过来一位稍年轻的店员，一个秤、一个打，又装小瓶包装好。

等四个品种秤完，打粉也差不多了。这时，电脑帐单也嚓嚓嚓打印出来了，好像一条龙服务似的。我一看帐单，觉得上当了！因为我心算过，毎种二、三百元一两，最多二千多元，怎么会一万六呢？中年店员说“这二种是以两计价，那二种是以钱计价的。”

“你为什么不早说清楚？”我说。

“我以为你们自己看了。”

再看看四个药瓶，价钱数字印得很大，计量单位在右下角很小，不仔细看是要“吃药”的！

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其实，这位中年店员不是“懂医”，而是懂得顾客一时疏忽的心理。在他的“热情服务”之下，诱导别人免费打磨成粉，生米煮成熟饭，退也退不掉了。

我们走出店门时，一位年轻店员用狡黠的目光看看那位中年店员，嘴里说了一句，“老鬼呀！”

我们只好认栽。这是我毕生最大一次的教训了。后来我们听说，香港有些药店专门用计量单位的不同，让许多人“哑巴吃黄连”中招受骗。我们也是其中之一。

2019.12.5

　

香港铜锣湾一角 朱 伟 摄

038 圆梦

最近一段时间，我有五篇文章先后在报纸上发表。老伴开玩笑，开口闭口叫我“作家”。儿子还要好，戏称我为“残疾作家”，因为我最近右手受伤，刚动过手术，纱布绑带还在。善意的玩笑，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作家梦。

我读初中时就爱好文学，喜欢写作。我梦想自己能成为一名记者，成为一个作家，有一本印着自己名字的书。为了追求理想，中学毕业后报考了上海出版学校。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定向培养上海新闻出版人才的专科学校。老师们是来自上海各出版社、报社的高级编辑、编审、出版人和上海著名书法家。我们除了读文史地、数理化以外，还有外语、书法以及《出版概论》、《编辑业务》等等很多专业课程。

可惜，刚读两年就遇到了国家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罗校长挨批，学校关并转。我们这批学生，改变了专业，改变了命运。有的读了五年还算中专，也有很多同学分配去了外地。我也就这样与我的作家梦失之交臂。

人世间交织着无数美好的梦想，有的梦想能实现，也有梦想不能实现。实现梦想，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天时”。我年少时“作家梦”的不能实现，关乎“天时”。退休后能“圆梦”，也少不了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天时”。

而今有了智能手机，我随时随地可以写写随笔、游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一下；有了网络，个人印书也不再是难事。今年初，我花了一二个月的时间，把以前写的或者发表过的文章重新收集、修改、整理，在网上印了两本书。我的文章变成了铅字，我的大名印在书的封面。我珍而重之地把它们放在书架上，久久凝视，只觉心中充实，人生圆满。

2020年1月7日 刋登《上海老年报》

039 病房偶遇

医院的病房也是一个小社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今年9月初，我住进了上海华山医院的特需病房。护士长告诉我说“安排在4床，要稍等片刻。”

病房都是病人，也没有地方可去。我走到4床看看，床上没人，东西都在。旁边的5床也空着，家属正同一个中年女性说着什么。熟人示意我离开病房，说这个中年女性是华山医院的党委书记。我想，5床病人有来头的。

过了一会，护士把4床连同瓶瓶罐罐推到24床去了，又推过来一只床消了毒。我刚躺到床上，一会量血压，一会又下楼去测心电图、验血、拍片。回到病房，5床已手术回来了。我觉得这位病人太面熟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这时，又进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穿着病号服，身材愧悟。旁边一个女子素颜，穿了连衣裙，先朝我点头，然后和老头看望5床病人了。这个女子也觉得面熟，因为我没戴近视眼镜看不大清。等他们走后，5床家属说“老先生是原来4床的，脑子里长的瘤要手术”。这位家属顺便介绍说，自己是东北人，她先生是上海人，一起在北大荒插过队。一听北大荒插队，油然而生敬意。

第二天，原4床的老先生和老伴、女儿又来看5床了。等他们走后，我老伴说“那不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吗？”“是的，是伏玟晓！”我想起来了。她是《谁能百里挑一》节目走红，有爭议的一个主持人。她父亲倒是毎天二次来看望5床病友。我曾悄悄的问过小护士“原来4床换到24床，从二人间搬到三人间，怎么对他说的？” “我们就说，那里都是做脑颅手术的，集中一起方便护理”。小护士回答我。

住了二天，病友间也熟了。5床那位床前挂牌钟xx，原是上海市发改委的处长，退休不久。他高高瘦瘦，戴付眼镜，有兄弟姐妹七人，二男五女。大哥曾经是我们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钟修身。他是老六。老七是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燕群，也刚退下来。兄妹俩人很像，怪不得我觉得面熟。

2019.12.7

040 都是疫情惹的祸

人吃五谷，总要生病，生病只要及时就医，有些病很快会好。但是，突然遇到来势凶猛的疫情，有病不敢就医，小病变成了大病。

去年12月中旬，老伴得了轻微脑梗，及时治疗后恢复还不错，就是胃口差了点。老伴自嘲“脑梗梗在味觉上了”。就在这时，疫情突如其来，在上海医务人员驰援武汉的那个大年夜，老伴腰疼发作了。

我们不敢出门，不敢出小区，更不敢去医院。凭以往的经验，认为宅家时间太长，端坐沙发太久，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旧病复发。我们赶紧找膏药贴，每天在家做理疗，实在痛得难受就吃片止痛药。

一个月后，腰渐渐不痛了，大腿内侧开始痛，小腿肿了起来。我赶紧查百度，说腰椎压迫神经会引起大腿痛。我们还是照老办法贴膏药、吃止痛片。原先老伴还能自己在小区里走一个小时，后来要搀扶着走，再后来站立不稳，扶着也不能走。胃口也越来越差，整天昏昏沉沉。我问在医院工作的朋友，是否需要住院几天。朋友说，现在去医院风险比较大，而且不能陪护。

眼看着老伴一个多星期米粒不进、茶水不喝，一天比一天消瘦。我们夫妻相伴五十多年，平时也会为琐事爭爭吵吵，此时此刻，我却不知不觉流下泪……

在医院工作的朋友配了营养针、葡萄糖盐水，准备在家为她吊针三天。一般补液一瓶就会要上厕所。而老伴补液1600毫升竟然十多个小时无小便，我把这个异常情况告诉朋友。他们马上作出抽血化验的决定。一小时后报告出来，立即叫救护车送到医院急症抢救室。医生说：“送的还算及时。严重贫血，血色素很低，影响到原来就有蛋白尿2+的肾功能”。都是疫情惹的祸！腰椎病与肾功能不良有些症状相似，我们以为是腰椎病，要在平时，到医院验个血、查个小便就可确诊。

我们在抢救室艰难度过两天两夜，又在病房里住了半个月，总算康复出院。一向要强的老妻，流着眼泪轻轻的对护工说：“这次是他（指我）及时发觉救了我”，还对我说“以后我再不会同你吵了……”

2020年5月17日深夜 出院一个月写

2020年5月22日刋《新民晚报》夜光杯

注：此文深夜一气呵成写好，五天就见报。编辑说，“这是疫情中的真实故事，写的也感人。”

朱 伟 摄

041 浓浓祖孙情

孙子去美国洛杉矶读书后，我们经常会视频聊天。说是经常，其实一年也只有数得清的几次节假日。因为二地有时差，我们又怕耽误他的学习。

疫情袭来，原来身体不错的老伴突然生病了。我和儿子商定，生病之事不要告诉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子和陪他的妈妈。有天孙子来视频，问我“阿娘呢？” 我说刚睡午觉，而当时老伴正住在医院里。隐瞒了一个多月，他们还是知道了。孙子约了时间要来视频。

那天中午，手机的铃声响起。屏幕上孙子先问候“阿爷好！” 当他看到躺在床上瘦了一圈的阿娘时，愣了一下，马上关切的问“阿娘好点了吗？”

老伴控制不住情绪，哭了起来。我看得出孙子焦虑的眼神，但他还是慢慢的、轻轻的安慰说“阿娘，毛病会好的，要多吃，要多补充营养。现在我们不能回来，等有了航班回来看你……” 一米八二的孙子平时很坚强，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阿娘生病的样子，心里肯定很难过。渐渐的声音越来越轻，我看到他的眼眶里含有眼泪，镜头也慢慢的移开了。这时，他的妈妈进入画面，说了不少安慰和鼓励的话语。我也有点忍不住，匆匆的说了再见。

孙子出生后一小时的第一张照片是我拍的。孙子的名字是我起的。孙子的小床一直放在我们的床边。在他七、八个月时，有个晩上大雨闪电，雷声把他惊醒，我拍着他说“有阿爷在，你放心睡觉。” 他又睡着了。孙子刚牙牙学语，与爸妈去超市会叫着买“三得利！三得利！” 他知道我好这一囗。毎年的寒暑假孙子必定到我家住一段日子。去年暑假他一人从美国回来，又在张江实习了三个月。阿娘变着花样烧他喜欢吃的菜，毎晚等到八点他回来一起吃。可以说，他同我们比同自己父母还要亲。

视频过后，我马上发微信给他妈妈，她说，已经安慰过了。孙子说以后要每周视频一次。

从那以后，我们雷打不动，每周日的中午是我们的视频聊天时间。老伴染了头发，振作起精神，每次都坐在客厅里。孙子照例先问恢复情况，又简单介绍他的学习和生活。祖孙情，隔代亲，好像又回到小时候的辰光。刋登2020年11月4日《新民晚报》

042 三喜临门的510

2020年5月10日是母亲节，当夜，在黄浦江边，在东方明珠旁边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明珠厅正在举行一场不一般的晩宴。我说不一般，是因为，在一年多前就预订了我四年才一次的庆生晚宴，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出现，酒店接上级通知，要求生日宴取消。但是，儿子寄希望疫情马上会过去，他把取消改为延迟，预订在510。

疫情非但没有过去，越来越严峻。老伴也突然生病，在医院住了18天。儿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严格做好防护措施，精心筹备510活动。活动主题是：一，母亲康复出院。二，父亲如歌岁月。三，公司成立25周年。可谓三喜临门。

当晚，老伴坐着轮椅出场。儿子捧着46朵康乃馨喻示46年的养育之恩献给病后初愈的母亲；他还特地请来母亲喜欢的舒悦，舒悦为“慧珠妈妈”又说又唱；老伴还一直喜欢越剧的“袁派”和明星方亚芬。方亚芬、樊婷婷、斯钰林来了，方亚芬深情演唱了朱妈妈亲点的《西厢记》中“琴心”的一段，此情此景博得满座嘉宾的赞叹。方亚芬对我说“你儿子是上海滩少有的孝顺儿子！”

本来2.29是我的生日，我自己并不当回事，儿子很当回事。生日不能推迟，也不能补办的。公司12位美女手捧12个镜框，里面是12位书法家写的“寿”字。一年有12个月，12个寿字寓意福寿绵长，洪福齐天。陈燕华、和王昊（网红“王厂长）一一作了介绍。镭总根据我的一篇文章，化了两个月的时间，制作了一幅沙画《岁月如歌》。她一再的修改，并请主持人配音，反映我的一生，得到全场一片赞扬声。被称为“燕子姐姐”的陈燕华说，“看了这个短片，才知道朱老师也是多才多艺的文化人。”

黄浦江对岸灯火辉煌，宴会大厅里笑声飞扬。舞台中央的标板上《美景荟东方，伟誉满滨江》十分醒目，屏幕上不停的滚动播放上海美景广告传播有限公司的成长、发展经历，主持人王昊、孙冰穿插有趣的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滩人人皆知的歌手张行，一曲又一曲的演唱当年的流行歌曲。原上海电视台、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卑根源为“美景”公司的元老、公司的第一位员工徐蓉女士颁发了纪念品。

这是疫情二级降为三级后的一次热闹的聚会，这是母亲节感恩的聚会，这是公司继往开来、不断发展壮大的聚会，这更是公司向多元化发展的动员聚会。爱心与孝心，感恩并感怀，参加晩宴的嘉宾们也衷心祝福、满怀希望、热烈期盼，美景下一个25年更美好、更辉煌！

2020.5.20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朱 伟 摄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510” 朱 伟 摄

043 宝山的堀起

1977年7月21日，我从奉贤县店调到宝山县店工作。当时看到的百年宝山老镇只有一条石皮街，人称"破街"，确实很破。两米宽的街路，两边都是简陋的木结构旧房、危房。出生于宝山的著名作家陈伯吹描写道：“当年宝山县城虽小，周围仅及3里，登东门城上，一声遥呼，西城即能闻声响应”……还好，书店的门市部刚刚搬到友谊路的转角口。放眼四周，还都是一片片的农田和小河。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宝山饱受战火的摧残，与其它兄弟县城不能相比。

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宝山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中央把一个特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放在宝山，叫"宝钢"。全国有六万冶建工人进入宝山。宝山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生活。靠近长江口的十二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着，宝山县城的牡丹江路、友谊路一带，住宅、商场、宾馆平地而起。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宝钢建设，书店领导也安排我们为建设者送去精神食粮。

我原担任农村图书发行员，从未搞过工厂发行，尤其是特大型的工厂发行。没有参考，没有经验，只有虚心求学。很幸运，宝钢指挥部宣传处的朋友介绍我去找张浩波同志。我知道张浩波同志以前是上海团市委书记。现担任指挥部后勤处长。我向他请示，能否让我们在大食堂流动设摊供应图书？他一口答应。看得出，他是很喜欢书的领导干部。

后来，我们开始了图书流动供应服务。在通往宝钢的路上，车轮滾滚，尘土飞扬。原来的丁家桥航校成为宝钢工程指挥部。我们每次一到食堂，翻班下班的建设者就已在等侯。他们帮忙搬饭桌，搬图书，一会儿一个简易"柜台"搭好了。流动设摊是战争年代新华书店的传统，被我们继承下来了。

书荒后，各种各样的图书都是抢手货。

"我要日汉辞典！"

"我要新英汉词典！"

"我要数理化丛书！"

人多，书少，常常供不应求。用铁皮饭桌拼起来的书摊越挤越紧，我们一边卖书，一边用肚皮顶住"书柜"，秋冬天的季节，额头上却沁出了汗珠。有一次，一位读者看到我们顶不住了，便大喝一声“别挤啦！”说时迟，那时快，他用双手朝人群一推，“哗”，有人跌倒了……保卫处把他带走训了一顿。当时我们很愧疚，因为他是好心，也是代我们受过。此后，我再也没看到他。也许，他已经完成建设任务回到老家；也许，他还在六万名建设者中间。我在新华书店40年，这一幕一直留在脑海里。

当时，宝山区财贸系统也学着提供设摊服务，他们称之为展销。但是他们的摊位不能与书摊相比，很多人都说，新华书店送去的是精神粮食。在当时的一次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宝钢工程指挥部政委的陈锦华表扬了新华书店。过了一天，解放日报记者在流动供应结束后简单地对我进行了采访。两天后该记者写的《四面八方优先支援宝钢》一文刊登在头版头条，当天的早新闻也播报这条消息。

我们的流动供应没有停，从一周一次增加为一周二次。除此以外，我们还走出丁家桥，面向所有外地来沪的冶建单位，将服务工作从一般的图书流动升级到"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的高质量服务。我们还开展了重要文件、文选的征订和发行工作。因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一一书店后门文件堆积如山，不进仓库，随到随发。对一个郊县店来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大幅增长。宝钢的建设，带来宝山的堀起，宝山区店也受益良多。

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我们的服务得到了肯定。随着宝钢建设的发展，张浩波同志的职务不断变化，后来他担任了宝钢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兼副总指挥，其间，他一直对新华书店十分关心。他知道书店条件不好，工作量又增加许多，就批示宝钢无偿调拨一辆新的"跃进"牌2.5吨卡车给书店。在规划宝山、月浦生活区商业配套设施时，他提出牡丹江路、友谊路口"宝钢商场"旁边的街心花园的店面给新华书店，闹中取静。由于书店不属于地方管辖，财贸办有人想调换该街心花园处的书店位置，但张浩波同志没有同意。他在安排商业单位职工住房时，也没有忘记给新华书店员工留下一席之地。宝钢建设初期，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曾经拍摄一部《宝钢在前进》的电影纪录片，张浩波同志说要有新华书店卖书镜头;在筹备公开出版的《宝钢建设十年》大型纪念画册时，他又说要有新华书店的一张照片。他多次说，"为宝钢服务的商业单位很多，但新华书店不同于其它的商店！"

宝钢点火投产，宝山一片繁荣。昔日的石皮街，名称尚在，已是漂亮的居民小区。再看纵横交叉、四通八达的街道马路，商场、医院、高楼鳞次栉比，名优特商品一应俱全。一个纯农业的宝山小县城，变成了钢铁工业城镇。地处宝山的新华书店也迎来了其历史最好年月。

宝山区店经历过几次历史变革。宝山县原隶属江苏省管辖。1956年，嘉定县新华书店副经理袁际淮带着江苏省店授命，筹建宝山县新华书店，在石皮街一块荒凉的土地上建造了宝山第一个六开间门市部，为党的图书发行事业增添一个新的宣传阵地。

宝钢建设开始不久，市店批准成立了新华书店吴淞区店，原宝山县店友谊路门市部和发行组划归吴淞区店。1988年9月，市政府批准宝山县、吴淞区撒二建一成立宝山区，新华书店也作了相应调整。合并后的新华书店宝山区店地域大、网点多，北有罗店，南有张庙，中有吴淞、月浦，西有大场，东有宝山，大小门市部和书亭有十个之多。

改革开放给书店带来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为宝钢继续服务好的同时，书店更要满足各层次读者的需要，缓解宝山地区“买书难”的问题。老经理袁际淮就是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20世纪80年代初，五角场一楼门市部率先实行开架售书，深受读者喜爱。去除三尺柜台，拉近与读者距离，图书销售额同比增长了50％，读者欢迎，同行赞扬，全市很多门市部前来取经，纷纷实行开架服务。开架售书也带来盘亏率上升，一度成为管理难点。宝山区店及时推出“全奖全赔”的责任和管理措施，该措施之后在全市新华书店系统内得到推广。

牡丹江路门市部是宝钢建设的市政配套设施之一，于1985年5月22日正式开张营业。它南连宝钢商场，北接区文化馆，坐西朝东十开间，门面宽畅明亮，开架和夜市的经营模式，使牡丹江路门市部成为宝山区图书发行的龙头门市。

新华书店门市部是图书出版发行的桥梁，是书店与广大读者接触的最后阵地。除了做好进销调存，如何做好服务工作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艺术。自1996年起，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领导下，上海全市图书销售系统开展了以开架售书、站立服务、使用敬语为特点的规范服务达标活动。牡丹江路门市部主任洪翠莲创立了人性化管理和操作模式，就和谐处理与读者间的买卖关系，总结出“九个怎么办”，以妥善解决门市部普遍存在的“三大顽症”，坚持站立服务、杜绝闲聊现象，起到了改进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的作用，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门市管理经验。书店在市文明办聘请的社会督察员和市店组织的人员多次明察暗访中，皆获得很好的评价，得到了市新闻出版局和市店领导的肯定，这种管理方式也被冠名《洪翠莲门市管理艺术》，在全市图书发行部门推行。牡丹江路门市部由此获得众多荣誉，成为上海图书发行业的典型，成为新华书店宝山区店又一棵冉冉升起的新星……

70多年来，宝山人和全国人民一样，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其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宝山区店也有了发展并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是各级领导的指导和宝山几代新华人努力奋斗的结果。

如今，我们老了。每当我走过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字的新华书店门前，看到新华书店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作为老新华人，心里只有感慨和叹息。

每个时代有他的特点，新华有过辉煌，现在也有失落。

回忆，只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我们做了我们一代人应该做的工作。而我依然期望，新华书店能夠重新堀起！

2022.4.8

2024年6月，《上海，记忆中的那些新华书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44 我写《宝山的堀起》

汪耀华主编的《上海，记忆中的那些新华书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全国新华书店总店给予很高评价，上海媒体纷纷报道。除了感谢主编汪耀华，还要真心感谢幕后辛勤劳动的编辑们！

这本书从征稿到出版，有两年多时间。现在书的内容比征稿时多而全面。区县书店一个不少，门市、发行、业务、课本、基建、三产一个不漏。正如原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党委书记、总裁李爽会长在前言中说的“是上海新华书店的一个剪影”。

我有幸被邀请撰写了一篇，并被收入书中。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2022年4月8日的上午，主编汪耀华通过别人要了我的号码电话我。他讲，要搞个征文，邀请原十区十县和专业书店的经历者撰写回忆文章，邀我参加征文，撰写宝山篇。我当时立即推辞，建议他请现在的负责人或者以前的一把手来写。汪主编在电话里和我聊了一会，还是被他说动，我答应写了。

在未退休前或者更长一段时间里，我与汪耀华没有打过交道。他在市店，我在区店。但我知道他年纪轻轻就担任市店宣传科科长，这在上海新华书店是不多的。他遇到伯乐，加上自己刻苦努力，年少成才。记得我退休后，曾经收到过不知谁邮寄的汪耀华写的《十年书梦》一书，我对他的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

写宝山的图书发行工作，怎么写？我考虑后，避开写“我”，基本上写“我们”。我如实描述，是改革开放和宝钢建设改变了落后的宝山和宝山书店，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另外，我参与的为宝钢建设服务并能取得一点成绩，也离不开很多同事的辛勤劳动，这点也不能忽略。所以在随文选送的照片中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身影。

记录历史，需要真实，容不得加油添酱，也不能用现在的理解作为当时的感悟。客观的说，我为宝钢服务的七年为宝山图书发行作出了贡献，才有后来的提干入党。当时纯粹是做好工作。我们为宝钢服务，宝钢也为我们着想。在安排月浦、宝山生活区网点职工住房时，宝钢给过宝山书店几套房。当年我一家三口挤住在14.8平方的一室户，同比一般职工也属困难户，但没有分到过一个平方米。

三天后我把初稿发给汪主编，他马上补发了征文要求，每篇文章3000字，我只写了1600字，他说再补充点门市工作。

我们宝山区店“洪翠莲门市管理艺术”在全市书业系统宣传推广过，当时也曾叫我帮忙修改过材料。因为时间长了，又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有点记不清。当时的上海，因为新冠疫情严重，正从浦东到浦西实行封闭管理，人人足不出户。原来的同事久未接触，不知道联系方式，怎么办？承蒙老同事张海平，帮我联系到原市店党委办公室的徐新海，依靠微信传来他当年写的总结材料。然后，根据征文要求，我用自己的文字补写了这一段，完成了任务。

汪耀华编辑出版这本书，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是新华书店珍贵的历史，不同时期的真实纪录，一代新华人的难忘回忆。这本书，从上海解放建立的新华书店到改制上市前，非常详细而又权威。感谢每一位作者和汪主编团队所作的努力。

历史告诉未来，未来看到历史。作为一个为宝钢建设服务的亲历者和为宝山新华书店发展的参与者，甚感荣幸，问心无愧。

2024.7.8

2024年7月14日上午，《上海，记忆中的那些新华书店》在全国新书发布厅首发。

　　045 也有一点回忆

《上海，记忆中的那些新华书店》这本书的第一篇是梁爱玲老师写的“我的南东情怀”，“南东”是我们上海业内乃至全国新华书店对“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简称。梁老师写的生动，读之感动，不是新华人，是写不出这样文章的。

我比梁老师早几年曾在南东实习过一段日子。当时的南东在马路对面，王开照相馆和扬州饭店的中间。有几开间门面己经不记得了，依稀记得有几扇门。我是正中一扇门进去左边的社会科学柜台，带教老师是谢翠凤。我有个同班四年的女同学比我早在社科柜台实习。谢翠凤老师很喜欢我们这些所谓“黄埔军校”的同学，非常随和，和蔼可亲，毫无架子。我也是在隔壁王开照相馆的大橱窗里看到她的大幅照片，知道谢老师是全国劳动模范。

我们在学校里学过专业知识，谢翠凤老师身教、言教，在实践中帮我们提高、深化。在我们还没有踏上社会前，由一身正气，任劳任怨的前辈带着，也是一种幸福。

2024年6月29日

　　046 书外的一段往事

1986年夏秋的一天下午，吴淞区委宣传部来电，去一位负责人到部里。当时新华书店吴淞区店主持工作的副经理胃出血病假，我借了发行员的自行车，从老街淞兴路骑到泰和路的区政府，宣传部长李新福亲自接待我。

他先说，他以前是杨浦学校里的。他又说，吴淞区很小，但万人大厂很多，都不属区里管，新华书店也是。他问我，一，为啥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都是黄底红字统一招牌？二，新华书店是事业还是企业？三，新华书店为啥不属地方管辖？

我告诉他，新华书店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单位，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诞生，毛主席三次亲笔题写店招。现在看到的是1949年写的。新华书店有的省属事业编制，上海是企业编制。不管是事业还是企业，宣传发行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是首要任务，其他各类图书都经过严格审核上柜发行的，所以新华书店是党的宣传工具和阵地。新华书店垂直领导，不属地方管辖，实行经理负责制，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你，也不是我能回答的。

李部长听了，对新华书店有大概了解。以后在整条淞滨路举办大型展销活动时，也邀请新华书店参加。

2024年7月17日

047 近距离看俄罗斯

我们这代人，对俄罗斯是有很深感触的。俄罗斯以前叫苏联，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完全照搬苏联一套。我们看的是苏联电影，读的是苏联文学名著。穿的有布拉吉、列宁装，言必称"苏联老大哥"，有"牢不可破的友谊"。工作和生活中，苏联模式无处不在。记得我们小时候，斯大林逝世时，拉警报、放哀乐、下半旗、全默哀，印象很深。但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论战有过"九评"。最后武装冲突，珍宝岛有过一仗，"老大哥”是敌人，是苏修了。

这要怪前苏联的高层，终于在1991年12月26日解体，分裂成15个国家，苏联共产党不再是执政党，国号改为俄罗斯。现在外界都说，俄罗斯很穷。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还是在世界强国之列。

我们曾怀着好奇心去台湾看阿里山、日月潭。也同样有好奇心，在2011年4月初踏上了俄罗斯之旅。

俄罗斯与上海有四小时的时差，我们抵达莫斯科机场是当地傍晚六点多钟，天还很亮，上海已是深夜。到了酒店是一场鹅毛大雪迎接我们。

第二天，我们参观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是俄罗斯首脑办公之地，安检很严格，我的摄像机还不准带入。克里姆林宫里面很大，总统府是一长排的楼房，金黄色镶边的外墙，以前是列宁住的。宫内有礼堂、有办公室，多的是教堂，还有钟王、炮王。但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参观的，我们在俄罗斯老太太讲解员的陪同下参观，否则还会迷路。

克里姆林宫出来，我们来到红场，这是电影里经常看到检阅的地方，红场的古俄语是"美丽的广场"。到了实地一看，与电影里看到的不一样，广场并不大，是一条狹长的、用花岗石铺成的马路，显得古老而神圣。红墙、尖顶，都是标志性的建筑。四周是历史博物馆、瓦西里大教堂、古姆百货商场。

红场附近有个亚历山大花园，入口不远处有个无名英雄纪念碑，长命火终年不熄，外国元首访俄都会来此敬献花蓝。我们正好看到纪念碑前的换岗仪式，庄严肃穆、动作利索，很有仪式感，这是他们不忘卫国战争牺牲的革命先烈很好的传统教育形式。

人们都说俄罗斯很穷，我特别注意他们的衣食住行，感觉并非如此。商场里应有尽有，还不乏世界名牌高档品，大街上的俄罗斯人也没有饥饿感。但是，马路上的公交车，包括私家小轿车都很旧、很脏，听说很多是韩国的二手货，这与莫斯科这个城市很不协调！地陪导游告诉我们，俄罗斯政府有个规定，不准自己清洗车辆，必须到指定的地方洗车，每洗一次约合人民币200元。聪明的俄罗斯人索性不洗车，最多在重要节日洗，每年最多洗一、二次，难怪漂亮的大街上行驶的都像"面拖蟹"一样的汽车。

当晚，我们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听说莫斯科有七个火车站，火车站也不像我们有个很大的广场，它外表看就像马路边一个超市，到了里面进去就是站台。我们坐的是软卧，这软卧就像我们的绿皮火车。四人一间多了一扇门，导游还特别关照里面用铅丝扎好，火车上小偷多了去了……

第二天早上到达圣彼得堡，前苏联时非常出名的列宁格勒，是座漂亮的历史文化名城，被称为"北方威尼斯"。

圣彼得堡最有名的是冬宫，座落在圣彼得堡宫殿广场，曾是俄国沙皇的皇宫，“十月革命”炮声从这里打响！现在是艾勒米塔什国家博物馆。

俄罗斯地广人稀，什么都大，马路宽得吓人，手表又厚又大。这冬宫大得一天都看不完，气势宏伟，想象非凡，景观华丽，动人心魄，珍藏数不清的名画古董。

冬宫隔条河的对面停了一艘阿芙洛拉巡洋舰，就是它，打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炮！现在这艘巡洋舰卖票供人参观。

我说到的这条河，是圣彼得堡著名的涅瓦河，可以坐船观赏两岸的漂亮建筑和美丽风景，冬季是结满厚厚一层冰。我们去时河中冰块正在融化，还不是坐船游览的季节。

俄罗斯有著名的"三宫"，即克里姆林宫、冬宫、叶卡捷琳娜宫。叶卡捷琳娜宫也称"普希金城花园"和"沙皇村"，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的避暑皇宫，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建筑精巧淫糜、色彩清新柔和，显示女性柔美、娇媚的风韵。园中到处是诗，到处是画，似有让人心醉的旋律。进入叶宫，要寄存外套，穿好鞋套。宫内真正的金碧辉煌、目不暇接呵！其中有一间30多平米称为"琥珀宫殿"，四周墙面连屋顶都用琥珀嵌镶，价值连城，令人赞叹。这里，每一个房间都有俄罗斯老太看守。导游说，俄罗斯气候寒冷，男人大都酗酒短命，这些老太多数是寡妇。我在同伴的掩护下，偷偷用摄像机拍下了一房间的琥珀。

我们参观游览了夏宫花园，花园分为上花园、下花园。这么漂亮的建筑和花园，也只有在俄罗斯能看到。我们在彼得堡罗要塞内品尝俄餐，凭心而论，不怎么好吃。而窗外的涅瓦河中冬泳的勇敢者，倒吸引我们的眼球。彼得堡罗要塞是苏德战争中重要的军事基地。

我们还参观了斯莫尔尼宫，这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起义的地方，现在是市政府。

我们乘坐火车返回了莫斯科。外观俄罗斯及全世界最有名望、最具教学和课研实力的老牌大学之一的莫斯科大学。解放初期，我国有很多公派学生到这所大学留学，回国后都担任了领导职务。

我们参观了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中心，被西方人称为苏联式的迪士尼乐园，占地面积很大 ; 还去了新圣女公墓，公墓也成旅游点，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墓碑、雕塑，埋葬了赫鲁晓夫、乌兰诺娃、普希金、果戈理等著名的国家领导人、作家、诗人、演员，是各国游客喜欢去的景点。我们不大喜欢，马上就出来了。

最后，我们去参观和乘坐莫斯科地铁，这是一百多年前建造的，简直是地下宫殿，非常的豪华，放到现在也算先进的。我在有关文章中有过详细描述，也不作重复了。

俄罗斯旅游只开放两个城市，建筑是完美的，几个皇宫远比欧洲的美; 风景是漂亮的，蓝天白云陪伴我们。所看到的，并不像传说中“俄罗斯很穷”。

2019年2月21日

048 有故事的老房子

上海开埠时间不长，却有很深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各个区(包括以前郊区县)，都有很多历史建筑和名人住宅。老静安区是上海最小的一个区，但仅仅陜西北路短短近千米的距离内，云集了典型风格建筑、历史建筑、名人旧居、革命遗迹等历史文化景观就有21处。我曾化了半天时间，徒步在陜西北路，边走边拍摄一些照片，一一分享于大家。

首先，从我家附近的、座落在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老靜安区区委、区政府大楼看，是很气派的一幢大楼。后来，重新装修，又加了一层，外墙和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样的颜色，成为靜安、闸北拆二建一的新靜安区办公大楼，也是新靜安区的首脑机关。

靜安区政府办公大楼的马路对面路口(北京西路1510号)，有幢三、四层的小洋房，整天门窗紧闭，无人进出。但是，小院近大铁门处有个警卫室，24小时有人值守的。

小洋房的西侧，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司令部。这里的卫兵很霸气，不能随便停留门前或者张望，旁边一块牌子"卫兵神圣不可侵犯！"

北京西路从常德路朝南走，走过南京西路，有条很短也很小的马路叫安义路，是东西方向的。现在，四周已被豪华、高档的的靜安嘉里中心的摩天大楼包围，但专门保留了一排五开间、二层木结构的旧屋，这就是毛泽东1920年5月5日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来上海最早的住所。毛泽东主席一生来过上海55次，最早住在这条安义路上。他在上海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住所也在老靜安区茂名北路120弄(甲秀里)318号，那是1924年住了整整十个月，杨开慧和她母亲，带了毛岸英、毛岸青一起同住。

陝西北路往南走的369号，百年来始终是黑竹篱笆作围墙，大门紧闭，颇显神秘色彩。我读书时经常来过，不知道是什么房子。改革开放后，门外才有块牌子《中国福利会》。原来，这是有"民国第一家族"之称的宋家老宅。

这座花园洋房建于1908年。1918年宋庆龄父亲宋耀如去世后，宋庆龄母亲倪桂珍带了宋美龄、宋子文尚未婚娶的子女搬来此处居住。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先在369号大厅举行宗教婚礼仪式，然后又去原大华饭店举行中式婚宴，曾经轰动一时。

蒋宋联姻后，各路军阀、政客、买办、商界头面人物纷纷出入宋宅，进进出出都是民国史上的知名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座影响了半个中国的花园别墅。

与宋宅黑竹篱笆围墙相反，陝西北路186号的欧式围墙十分气派，这是荣氏早期沪寓所在，人称"荣家老公馆"。荣宅内外都是欧式风格，还有一个二、三千平方米的花园，在闹市中心有这样规模的花园别墅不多。

陜西北路朝南穿过延安中路(现在的延安路高架)，是陜西南路30号的马勒别墅。据说它的主人原是跑马场的领班，后来发了财。他的女儿做了一个梦，主人按他女儿梦中的情景，请人设计、建造这座别致的别墅。历时7年，于1936年建成的马勒别墅有挪威风味的尖塔、哥特式的尖顶、富有变化的窗框以及神秘莫测的内部结构，被誉为"艺术风格混合、结构奇特的建筑"，赠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解放后，这里一直是团市委的办公地。改革开放后，马勒别墅成为市委机关事务局和衡山集团属下的高级酒店。

走到此地也有些累了，站在天桥上看了一会风景，往回走了。

陜西北路上的"中国航运信托公司住宅"，也是花园洋房，是董家的(董建华上代的)。

陜西北路430号是"犹太住宅"，建于1913年，系西式花园别墅，原房主是犹太人。

陝西北路500号是西摩会堂旧址，又名拉希尔会堂。陜西北路旧名叫西摩路。这个会堂是在上海的犹太人宗教活动中心，现在是市教委办公地。

老靜安区的历史建筑和名人住宅不仅仅在陕西北路上。

常德路195号(在南京西路和愚园路之间)有幢"常德公寓"，原名爱林登公寓。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在上海居住最久的住所就是常德公寓，达五年之久。

常德路633弄(恒德里)65号是聂耳故居。其实，确切的说，这里是黎锦晖办的明月歌舞剧社，周璇、王人美、黎莉莉、白虹等著名歌星、影星都在这里学习过。1930年7月，为躲避当局追捕，18岁的聂耳从云南逃到上海，他先在别处当搬运工，1931年加入明月歌舞剧社，住在这里。黎锦晖为了节约开支，七八个人住一间，一起吃饭、一起排练，聂耳住楼上最靠北的一间。

胶州路510号曾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电影皇后胡蝶的故居。

新闸路1124弄(沁园村)9号是一代影星阮玲玉的故居。这条弄堂非常干凈，也非常幽靜。有位老妈妈看到我拿着相机，笑嘻嘻的说:" 又来拍阮玲玉了，在9号"。

阮玲玉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无声电影大红大紫的明星。但她一生坎坷，受感情和與论的重压，1935年的三八妇女节服安眠药自杀，年仅25岁。

新闸路1684号是当代国画大师谢稚柳、陈佩秋艺术馆。

愚园路218号，靜安寺闹市路口的"百乐门"建于1931年，1933年正式对外营业。"百乐门"是"十里洋场"的代名词，灯红酒绿、糜糜之音、老克勒、上海舞女，现在的影视片中还能看到。卓别林、张学良曾经光顾此舞厅。

南京西路1686号是"靜安寺"，江南地区著名的古庙。上海三大名剎，老静安区就有二座，除了"靜安寺"，还有"玉佛寺"。

老靜安区还有一座建筑，老上海人都知道叫"中苏友好大厦"，外表完全是前苏联式的，像沙皇时代的皇宫。有个踱金的塔顶，最高处是个五角星。别看它现在不起眼，矮矮的，在没有高架和周围后造的高楼大厦，这里曾经是鹤立鸡群的地标性建筑。现在，这里叫"展览中心"，有些重要的展览，市里的两会在这里举行。

老靜安区还有很多历史建筑和名人住宅，华山路上有蔡元培故居; 也在华山路上的枕梳公寓里，除了住过周璇，还有很多电影明星居住; 愚园路、新闸路、康定路、武定路等等也有很多花园洋房，住的不是一般人。

2017年3月20日

上海北京西路常德路口 朱 伟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