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珞珈山街

李娟

2022年5月17日的早上，看到朋友分享《兰陵路拆迁》，不禁一怔。当即决定去那儿看看，去告别一段旧时光。

说走就走，少有的冲动。儿时的记忆一帧一帧浮现在眼前。

我出生在珞珈山街上，并不是大家熟知的武大珞珈山。珞珈山街坐落在汉口的江岸区，一头连着黎黄陂路，一头连着兰陵路，稍不留心就会错过。 珞珈山街是一条长不过100米、宽不过20米的典型汉口老街，二排房子相对，中间是街心花园，一边单号，一边双号，20多栋小楼，多为三层，略带西班牙建筑风格。

街头1号一楼是盒子厂。放学后，我们都去那儿玩，喜欢把双手插进热乎乎的蜡中，让软软的蜡液将手指包裹起来，放凉后，再剥下。喜欢跟着盒子厂的阿姨们拖着纸板，去江边堤上晾晒，然后就躺在纸板上和同学们嬉闹。

盒子厂的楼上是南湖机场宿舍。住着同学周桥、郭全华，还有赵晓东。赵晓东是三年级来到我们班，比我们大许多，长得比老师还高，成天笑呵呵的，坐在最后一排。开始同学们都管他叫苕东东，后来知道情况后，放学后也会牵着他的手过马路。原来在赵晓东3岁时，他妈妈去他家对面的斜富龙（音）副食品店买东西，独自留在自行车上的他，从车上摔倒在地，严重脑震荡，智力永远停在3岁。去他家玩，他姥姥会不无遗憾地指着东东3岁前的照片给我们看，笑咪咪的东东，特别可爱的一个孩子，印象深刻。以后但凡看到有人欲将孩子留在自行车上，我都会冲上前阻止，不管认识不认识。

1号还住着平平姐，不太理会我们这帮小孩。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系着武装带，英姿飒爽。

我家居中，9号。傍晚常常站在一楼门口，等着父母下班。儿时感觉很长的街，现在看来好短，好旧，满是岁月的沧桑。

9号三层楼，按早年设计，是给一户人家居住，一楼层高很矮，住佣人和司机，楼上住主人。我们住的时候，是7户人家。中间有搬出搬进的。

一楼住着梅伯伯和夏妈妈两家。

梅伯伯（女）高高胖胖的，在一家煤（读音都是mei，小时候觉得是件好玩的事儿）店工作，当时是好工作，左邻右舍多多少少都得到过一点点好处。梅伯伯的小女儿枝枝姐是列车员，算得上特别好的工作了，隔几天就能看到穿着列车员制服的她，神气地拎着鸡蛋、黄花菜等土特产回家，她跑的是慢车，松滋那条线。夏天晚上乘凉时，付伯伯（梅伯伯的丈夫）总会拿着水和药，递给梅伯伯服下。

夏妈妈家有大哥、二哥、复明哥（男孩中最小），大姐和小妹姐。我随他们家的人称呼。当然，只有我这样叫小妹姐，其他人都管她叫小妹。爸爸在家的日子，会帮复明哥补习功课。

二楼前面住着小颖姐，后面是我们家。两家中间只隔着一层厚厚的门，是那种可以收起来的折叠门。如果一家人住，便能打开，据说以前这屋子的主人会在这里开party。有时候家中的大人全都不在，只有他们姐弟、我们兄妹四个孩子，围坐在小颖姐家的留声机旁边，听唱片。

妈妈少小离家，因为独自生活的经历，成为家里家外一把好手。

妈妈每次下班，停下自行车就开始忙碌。因父亲在干校，独自照顾我们兄妹俩，隔壁左右有人生病，她也会帮忙打针。周桥曾经告诉我在儿童医院看见妈妈带着邻居家孩子看病，还为付不起药费的人出钱。

有一天，下了夜班的妈妈，急匆匆骑着自行车赶回家，在合作路电信局门口，与人相撞跌倒。当时只觉得手腕疼，但也是顾不上，回到家中，趁着天好，手洗了全家的被面、被里及床单，那时还没有被套，洗完，还要一床一床缝被子。1989年，妈妈手臂骨折，拍片发现手腕有陈旧性骨折，才想起定是那次留下的。

妈妈曾经自己动手，利用废弃木板将楼梯下的空间搭成厨房；当我和哥哥渐渐长大，家里的一间屋子隔成两间，还搭起阁楼，也都是妈妈和同事一起动手完成的。妈妈还给隔板刷上好看的油漆。我们家总是干净又整齐。

三楼住着三户人家：伯伯家、王家和苟家。

伯伯对我们照顾最多，有一段时间我和哥哥没处搭伙，就在伯伯家吃饭。有一年，在部队工作的小舅舅寄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气球，尽管上面已经有几块补丁，我们还是很高兴的一起玩。伯伯家的八妹把已经吹得很大的气球拿到窗外继续吹，结果爆了，她哭着说要把早点钱省下来赔我。当然没有。在没有煤气炉的日子，偶尔炉子熄了要生火，伯伯的外孙女丹丹（比我小6岁），看着满手黑乎乎的我弄不着，就焦急地说：“娟娟孃孃，叫我家家来帮你。”

王家因我父亲右派身份，大人小孩常常欺负我们，我们不去也不敢招惹他们一家。

每当和邻居家孩子有矛盾时，妈妈总会要我们忍让，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忍着。直到有一天，我在写字台左边抽屉中的一个红双喜乒乓球拍盒子里，看到外公写的家史，提到爸爸是右派，开除党籍。虽然那时并不清楚右派是什么？通过外公的描述用语知道一定不是好事。爸爸曾说过，福兮祸兮，如果没有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或许会受到更大的迫害。

看《南来北往》中马燕对她父亲说：你又知道我这十年是如何过的？不能入队、不能入团、不能当选班干部，被人骂不能还嘴……电视上的马燕泪如雨下，镜头外的我泪流满面。尽管我的境遇好很多，但也感同身受。

苟家的哥哥喜欢摆弄乐器，还会作曲。有一次给我们一帮小孩吹笛子演奏他自己的作品，当听到那旋律分明来自《火车向着韶山跑》其中的一段时，大家都起哄，可这位哥哥不屑地看着我们说：你们真是不懂。作曲和写作一样，难道鲁迅用过高高兴兴，旁人就不能再用？众人没了声音。

每到夏天，妈妈总是将医院发的防暑降温饮料放进药房的冰箱冷藏，自己一点都不舍得尝。下班后用一条浅绿色的丝光毛巾包好带回家，分给我和哥哥，我们就在小朋友羡慕的注视下，美美地品尝。多年后回想起来，才觉得自己当年很不懂事，从未想过留一口给妈妈，很是羞愧。

夏天用水的量大了，白天，二楼水管里的水会变得很细，有时就根本留不出水来，三楼就更是。大家会挤在一楼后院里轮番洗菜、洗衣服，或用铝锅接了水端上楼。

还是夏天。傍晚，大一点的孩子纷纷将竹床、木板紧挨着摆在街上，一遍又一遍地将水泼在墙上、地面和床上。孩子们不顾地上蒸发的热气，顺着各家的竹床，喜滋滋地跑来跑去，踩着床发出吱吱的响声。等天黑下来，洗过澡的人们都出来了：男人们吹牛皮，女人们扯家常，孩子们讲故事。妈妈允许我们在街上乘一会儿凉，睡觉是必须回家的。我家比较早就有一把很小的电扇，淡黄色，没有底座，是妈妈托人买的轮船上拆下来的旧电扇，是挂在船舱里可以摆头的那种。后来，爸爸在郊县巡线，碰到小店有华生牌电扇卖，找同事凑钱买下，这把电扇，我家用了很多很多年。

我家也是第一户用上煤气炉子的。爸爸同事得了一个，但全家人都觉得危险，没一个人敢用，爸爸得知，连忙买下，甚是欢喜。因为妈妈去农村巡回医疗时，爸爸也常为生火而火烧眉毛。

爸爸喜欢读书，家里有中外名著，也有《收获》、《人民文学》及《大众电影》等杂志，藏在阁楼上。哥哥会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爬上竹梯，拿下来读。有时候，甚至不去上学。用他自己的那份零食贿赂我——帮他请假，我自然是经不起诱惑，帮他请假多次。

隔壁左右还住着其他同学：魏军（很早就转学）、刘尊民、范海荣、何新勤、李伟、陶波、梅元国、韩勇、牛思敬、白国兵等等。为了我的蚕宝宝，会沿着后院院墙翻到5号邻家院子，采桑叶，引得同学妈妈叉着腰，操一口河南话呵斥我们，那也不怕，还是照旧。

5号的范海荣的哥哥范海青和我哥哥是同班同学。范海荣的父亲在青岛路上的统战部工作。我第一次坐电梯，就是范海荣带我去她父亲工作单位，电梯是那种有两层门的铁笼子，谍战片中经常会看到。

13号的其中一户方妈妈家，是上海人，与妈妈关系蛮好。只记得方伯伯是高级职员，从上海举家搬迁到武汉，支援武汉纱厂建设。

13号还有一个喜欢穿连衣裙的姐姐，只知道她姓丁，不知名啥，大家都称她为丁布拉吉（俄语连衣裙的音译）。

曾经破烂不堪的小公园，如今鸟语花香，树木葱郁。

那棵大树也还在，真的是好大一棵树，给我们带来绿色的祝福。今天才知道树龄。

28号住着童妈妈一家。多年后，童妈妈的儿子和哥哥做了同事，最小的女儿和我先生成了同事。

街尾住着我的同学赵明相亲相爱的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她和姐姐。赵爸爸瘦高，在教育局工作；赵妈妈娇小，在十八中教物理，姐姐赵晓比我们年长5岁，姐姐像爸爸，妹妹像妈妈。赵明父母都是复转军人，据说他俩是部队中最先登上长城而相识，结下友谊，又升华为爱情。去她家玩的次数多，赵妈妈喜欢穿有着蕾丝的内衣，好看。很多很多年过去之后，一次小学同学聚会，赵明告诉我，她妈妈已经有点老年痴呆，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爸爸依然很爱妈妈，细心照顾妈妈，让我唏嘘不已。

赵明家的斜对面，黎黄陂路上一条小胡同住着老红军，一位矮矮胖胖、结结实实的奶奶。早上总能见到身板直直的她，扫着地上的落叶，望见我们，脸上浮起和蔼的笑容。

黎黄陂路上住着同学刘燕江和董定雄。刘燕江的家是从一个不大的门进去，独门独院，他爷爷好像也是老红军。多年后，我女儿和他女儿，还有牛思敬儿子成为二中的同学。

沿黎黄陂路往江边走，就能看到以前的物资局大楼。有一次大楼失火，我和哥哥凑热闹跑去看救火。误了晚饭时间都还不知道，正往老通城（那段时间，我们在老通城搭伙，吃中晚餐）走去，碰到上夜班的妈妈焦急地骑着自行车向我们奔来，原来她在医院听说我们这边失火，担心着我们，请同事代班，回家看看。妈妈用煤油炉给我们煮了面条，才又赶往医院。

说起搭伙，我们搭伙时间最长的是合作路上的修试工厂（今湖北省电力博物馆）。当时的厂长童妈妈也是爸妈的老同事，对我们兄妹很照顾，才解决了我们吃饭问题。十岁前（没患哮喘）的我，放学后喜欢和同学到处玩，我哥拿本书坐在厂门口的三轮车上等我吃饭。后来，因为常年哮喘，就变得老实了。我获得的三好学生、五好战士等荣誉，都不是因为我的“体”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守纪律：不能动，一动就喘。上体育课，乖乖坐在一边，看着欢蹦乱跳的同学玩耍。

对着珞珈山街街头的路口，就是兰陵菜场。这个菜场也是经历颇丰，由国营到个体，由凭票供应到随意购买。197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菜场并不卖菜。大家都在珞珈山街中心的小公园等着，用砖头、筲箕排队，一群孩子们在那儿拎着菜篮子玩耍。等装着蔬菜的手扶拖拉机开过来时，并不马上停下，作弄人，一会儿开，一会儿停，弄得大人孩子跟着跑，长长的队伍。儿时只觉得好玩，可现在想起，就觉得什么时候都有那么一些人，但凡手中有一点点小权，就会人五人六的仗势欺人。

菜场的那一角，原来是卖冰块的，4角钱一大块，买回家后，敲成一个个小块，塞进热水瓶里保存。后来家里有了保温桶，就不用敲太小。冰块用来冰镇绿豆汤，或者拌点白砂糖，有时就直接丢进口里。没有冰箱的童年，有冰块的陪伴，也是快乐的。

小学同学夏忠雨的妈妈就是菜场的职工，同样，也是一个好职业。夏忠雨因为患哮喘服用激素，变得胖乎乎的，好多男生都嘲笑他。我是从十岁起也得了哮喘，心里很是同情和自己有一样病的他。

站在兰陵路与鄱阳街交汇处，就能看到我就读的鄱阳街小学。想起小学三年级时，班主任朱老师患了肺结核，病休前给班委开会的情景，彼此都不舍得，师生全抹着眼泪。宋老师接任班主任。清晰地记得五年级的时候，同班同学荘海燕（老师的孩子）说宋老师的爱人是教育局局长，跳楼自杀。一个冬天的下午，宋老师把我叫到楼梯口，对我说了如下的话：“李娟，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这一切。”到今天也不理解宋老师为什么单单只对我说。那日，宋老师穿一件铁灰色对襟罩衫，慈祥的脸上满是愁容。

今天途径鄱阳街小学，校内响起国歌，那一瞬间，无论是在校门口测温，还是过马路的学生，全都止住脚步，和校园里的学生一样，行队礼。校内校外气氛庄严。

鄱阳街小学附近的兰陵路上有一个很小的邮局，幼时经常在那儿寄信。邮局隔壁有一个很大的房间，木地板。已经记不清为何有一段时间老在那里上课。清楚记得1972年的某一天，住在洞庭街的同学汪亚军（她家楼上住着军代表）神秘地告诉我：林彪摔死。老师得知，大惊，将汪亚军关进办公室。多年后，汪亚军一点都不记得了。

鄱阳街小学对面住着同学：双胞胎姐妹刘红和刘卫、张力。

学校附近的巴公房，住着同学吴兆菁、邱刚和孙洁。吴兆菁是后来搬到中原电影院对面的巴公房。

巴公房里有公用电话。家里有要紧的事情，就会来这里打电话。远方的亲戚有急事，也会打过来，由守电话的人跑几条街（鄱阳街、黎黄陂路、珞珈山街）叫去接电话。记得1976年的一天，妈妈正在缝纫机上给我缝制一件粉色格子短袖衬衫，听到有人喊妈妈的名字接电话，妈妈放下手里的活，跑去听电话，是坏消息——远在江西上饶的外公病重。

学校难得组织包场看电影，多半会去离得更近一点的中原电影院，8分钱一张票。

巴公房还有上海理发厅，常给妈妈剪发的卞师傅，扬州人，也给我剪过头发。

以前的痕迹真的不多了。但依稀还是能看到一点。妈妈带我们去买过小金鱼的花鸟商店，更多的时候是只看不买。水果店，去的会多一些，妈妈常常会买些水果回家。

小时候，不喜欢吃面食。过早最喜欢的就是原汤粉，今早就享用一碗，是原来的味道。妈妈说那时大多都吃不饱，有人坐在店前的桌子边啃烧饼，动不动就用手去拍桌子，让缝隙中的芝麻蹦出来，然后用手指蘸着放进嘴里。

让我惊喜地发现南京盐水鸭店还在。我问雇员：原来胖胖的师傅呢？她说：老板在后面。买盐水鸭，我从来就不怕排队，喜欢看师傅用他胖胖的手挥舞着菜刀将鸭子片得整整齐齐，那动作娴熟而又轻巧，好像在表演。买了盐水鸭肝，心满意足的离开。

从兰陵路经过胜利街，左拐，就来到和我有近半个世纪友谊发小的家。我想着妈妈值夜班的日子，她会一早急急忙忙来我家，为的是帮我梳辫子，然后我们挽着手一同上学，虽然仅同学2年，友谊却是地久天长。

右转，则有小桃园，已关闭多年。有喜欢的油酥饼，大排面，不能经常吃到。偶尔，妈妈会端回来八卦汤。印象中，再没有吃过比这里更好吃的油酥饼了。

紧挨着小桃园，有一个入口，住着我的好几个小学同学：吴兆菁、徐志刚、徐志强（和徐志刚并无血缘关系）、夏忠雨、戴晖和骆平。他（她）们家的窗户或楼梯能看到我家的窗户，常常会从对面大声喊我。徐志刚是个很漂亮的女孩，有一个叫徐秀娥的姐姐，估计父母期盼老二是个男孩，所以起了个刚强的名字，姐妹俩和外婆一起生活。

我们看过不少电影的中南剧场早就搬家了。剧场隔壁的85号住着我初中同学阮小妹。

转角，就是在昆明工作的二舅舅每次来武汉出差，给我们买水果糖的兰陵路副食品商店。

原来的铁鸟照相馆后来易名武汉人民照相馆，如今变成这样。

记得妈妈告诉我，这张照片曾在橱窗中展出。

五芳斋一直在那儿，卖着我一直喜欢的年糕。

呵呵。往事并不如烟。

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