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联邦、政党和白澳政策

秋林

（节选自《跟着导游了解澳大利亚》） 这座桥叫“联合桥”（Union Bridge）。桥的两边各有一个城市，我站着拍照的一边的城市叫奥尔伯里（Albury），桥的对面是沃东加（Wodonga）。这两个城市在地图上看上去是粘在一起的，但从来就是两个城市，两套行政机构。桥下的河流叫墨瑞河（Murray River），是澳大利亚流量最大的河流，这一段是上游，并不怎么宽敞。这条河是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界河。
早先人们经过这里是很麻烦的。所有的人都必须下车，拿出类似护照的文件要出关进关，可能还要换钱币。各殖民地都是各自为政，关卡林立，像是不同的国家。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各殖民地的联系日益紧密，继续分治愈益不便。各个殖民地在马拉松式的讨价还价后举行了全民投票公决。投票的结果是：43%支持成立澳大利亚联邦，17%反对，还有40%的人没来投票。于是在1901年1月1日，6个殖民地联合起来成立了澳大利亚联邦，首都定在墨尔本。现在我们的旅游巴士就能呼啸而过，用不着下车忙活了。

联邦第一个国会大厦（现在是维多利亚州的国会大厦）

那时澳大利亚有3个政党。其中澳大利亚工党（Australian Labor Party）创建于1890年，是个跨殖民地、全国统一的政党。工党是从工会运动中产生，专门给殖民政府惹麻烦。工党的哲学可以追溯到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其目标是要消灭剥削、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从英国过来的工运领袖告诉澳大利亚工党，要用选票为武器，合法地进入议会，以实现理想的目标。
此外还有两个政党：保护主义党（Protectionist Party）和自由贸易党（Free Trade Party），是为应付联邦建国以及对付工会和工党而仓促拼凑的团体，虽然组织较为简陋，但其头目大多是原殖民地的旧官僚，能量也较强。

在第一次的众议院大选中，保护主义党获得31个席位，自由贸易党获得28个席位，工党获得14个席位。这三方都没有超过半数席位，谁也不能单独执政。保护主义党只能与工党结盟，共同执政。保护主义党代表制造业资本家一方，工党代表劳工一方，这两个原先的仇敌不得不握手言和了。

政党的发展就像河流一样。鸟瞰昆士兰州的克拉伦斯河（Clarence River）

工党在联合政府里，视野开阔了。许多类似这种经历的党派或政治家都是这样：那些原先提出的纲领口号，仅仅是为了发难于政敌，真正要他干了，那就不行了，或者说要改变策略。工党与不同政治理念的政党共事，很多地方只能迁就于合作伙伴。为了保住其位置，工党不得不软化或抛弃原来的一些纲领。有许多基层工会转不过这个弯，愤然疏远了工党。直到今天，我们都不把工会等同于工党。工会也经常会在工党执政期间向政府发难。
以后由于工党不断壮大，1904年，工党在联合政府中成为主流，华生（Chris Watson）成为总理，虽然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却是全世界第一个工党政府。1910年，费舍尔（Andrew Fisher）领导的工党赢得联邦参、众两院多数席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党多数政府。

费舍尔，第5届总理，在位1908-1909年，1910-1913年，1914-1915年。摄于维多利亚州巴拉瑞特植物园（Ballarat Botanical Gardens）

保护主义党就这么被挤下台了，只能与自由贸易党结盟，以抗衡越来越强大的工党。那个原来一直在台下坐冷板凳的自由贸易党，曾经干脆更名为“反社会主义党”以显示其旗帜鲜明，但都没成功。现在这两个团体结盟，倒也顺理成章，他们俩本来都是有钱人的团体，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这个联合体几经改组，又有其他方面的血液，比如乡村党，实力逐步加强。 当时人们都认为工党倾向于社会主义，并把工党的胜利看成是社会主义洪水猛兽的到来。在意识形态斗争的环境里，这个反对工党的联合体逐步获得了优势。1944年，也就是他们获得大选胜利的第二年，这个政党正式成型，起名为自由党（Liberal Party）。以后他们还积极争取中产阶级的各种势力，这个雪球逐步增大，稳固地维持其长时间的执政。
工党有严密的组织，从支部到中央有统一号令，各部门有密切配合的完善机制。所有党员都要遵从党的纲领和决议，还要向周围群众宣传该党政策。而自由党大概太自由了，其支部和中央都各行其是，经常扯皮。后来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淡化时，他们的影响力也跟着一起衰弱。总的来说，自由党是老板的政党。你们算算看，工人与老板谁的人数多，以一人一票的选举哪个有利？工党的势力实在太强了，这对自由党和其他小党来说一直是种强大的威胁。于是自由党又与国家党以及其他小党联合，组织成为联盟党（Coalition）来对抗工党。选票的来源增多了，涓涓细水汇成大江。联盟党中的主力军是自由党。

随着飞机的降低，布里斯班机场附近地面的景观逐步显现

从此以后，澳大利亚政坛上一直是工党与联盟党轮流坐庄。其间出现过许多小党小派，两党，尤其是工党也出现过分裂，但都没有动摇过这个势态。

噢哟对不起，扯到现在了，我们应该说当时。

联邦国家的成立该是好事吧？好像是好事，但是别忘了，这些都与原居民、与黄种人例如华人无缘。所谓全民投票根本没包括他们。不仅如此，这对他们将带来更大的灾难；因为在这个制度设计下，白人能动用国家的力量齐心协力来对付原居民和黄种人。

就说建国初期的那两个执政党，他们显然矛盾重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反对亚洲移民，担心种族混合。在保护主义党看来，需要用重关税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工党则不希望亚洲移民来抢饭碗，降低白人的工资水平，他们俩在关闭与亚洲联系的大门是相当顺手的，他们成功地推行了白澳政策，造就了“被偷盗的一代”。

埃德蒙·巴顿，第1届总理，在位1901-1903年。摄于维多利亚州巴拉瑞特植物园

埃德蒙·巴顿，澳大利亚第一任总理宣称：“人类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英国人之间，英国人跟中国人之间则不遵循这条原则。”
工党的理论纲领是：“要培育澳大利亚人情感的工作，基于维护种族纯净性，将澳大利亚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的和自立的社会。”
那些政客们本身就讨厌有色人种，犯不着与选民作对，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他们考虑的只是选票。很重要的是，社会上也少有为这些弱势群体说话的声音。
大概是起源于美国，在民主社会里出现了“制衡”观念和机制。任何力量或阶层都不能坐大。你有资本家，我就有工会组织；你剥削压迫太厉害了，工会就会组织集会、游行和罢工。这种制衡的观念和机制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但是，制衡的机制并不能达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会让哭会闹的孩子有奶吃。直到今天我所看到的，那些大公司大企业的员工们有让人羡慕的工资和待遇，因为在那里有工会。他们可以今天工人罢工，明天教师罢课，有时连警察、政府公务员也会凑热闹。但那些小生意的打工者，外接工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没有工会，或只有隔得远远的行业工会或社会公平委员会来隔靴搔痒地仲裁。在大企业里，如果工头辱骂某个工人，这个工人可以向工会告状，那个工头可就倒霉了。但是在小餐馆里，老板骂个洗碗工又怎么了？你要是不满，马上就给我滚蛋。
在我们正谈论的当时社会里，还有更多的不能成为制衡力量的社会团体，例如原居民，例如华人。

维多利亚州的温顿湿地（Winton Wetlands）一景

在原居民文化里没有“民主”的观念。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组织什么团体来争取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愤愤不平无从在白人社会里表达，如果采取他们所能做到的极端手段，都是非法的，只能遭受更大的灾难。
华人也是这样。华人来到这个社会都是个人行为。他们不敢组织能与政府对抗或对话的政治团体，那是与“犯上”、“乱党”相联系的。他们只顾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关心政治保障。他们面对着歧视一直是被动地回避；只知道与人为善，不得罪人；只求能独居一隅，默默地挣钱。华人本来就是不受欢迎的，让他们来参政议政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各个殖民地的政府机构日见完备时，朝野早已关注其境内的不断增加的华人。各自为政的殖民地很难阻挡华人的到来。维多利亚殖民地收紧了，华人潜入南澳；南澳殖民地收紧了，华人流入昆士兰。于是各殖民地一致认为，为制止华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入境，需要统一行动。这，也是各殖民地最终走在一起、成立联邦政府的主要动因之一。

联邦国会刚成立，新的政府就迫不及待地颁布《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即专为限制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这一带曾经是红枫林，树木被砍伐后成为污泥海滩，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凯恩斯这个风景区。各个浊流汇成浊溪

如此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国策，连大英帝国也看不下去。英国也有在亚洲的殖民地，他们都是英国的臣民。早在1897年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上，英国殖民部就对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总理进行规劝，希望他们放弃那种明目张胆的歧视其他民族的政策。总理们唯唯诺诺，但心里都盘算着对策。作为一个折中的做法，为了表示非歧视的公平，《移民限制法案》授权政府对所有移民申请者进行“语言测试”：听写一段欧洲语言。这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你在这里生活，当然最好能懂当地的语言。但是这可不是考雅斯或者托福，因为具体考哪种语言由移民官根据申请者决定。
就我所知，有位中国知名人士首当其冲，他叫康有为。听说康有为懂英文，在打听到他不会西班牙语后，移民官交给康有为一张西班牙语试卷。康有为明显不是想来移民的。这不管，无论你是来旅游或做生意的，或只是来避避难以后明显会走的，都会污染他们白人种族的纯净性。
这个法案被有效地执行了60多年。排斥了其他有色人种，澳大利亚人长期就生活在这种自我满足、与世隔绝的欢乐窝里。他们根本就没有顾及到他们的邻国，亚洲国家是怎么看待他们的。他们自认为是从高档区“上只角”搬来的，看不起亚洲邻居。哪怕是过路人或邻居同他们打招呼，他们都双手叉腰，不予理睬，嘴里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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