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写在下乡纪念日之际

龙王

1969年4月29日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的上午，刚满十七岁的我离开了上海，到内蒙古四子王旗巨巾号公社巨巾号大队脑包底村插队落户，成为中国众多知青的一员。

在这纪念日又一次到来之际，回想起当年在农村度过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作为一个念想吧。

蔡隆九，1952年4月19日出生在上海，五十三年前是上海虹口区东光初级中学六八届的学生。

当年一起到内蒙古四子王旗插队落户的东光中学四兄弟，在离开上海前在外滩拍摄的照片，从左到右分别是成智刚、宋范国、蔡隆九、李国信（我们学校六九届的学生）；其中成智刚和李国信到了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丁吉大队插队，宋范国和蔡隆九到了四子王旗巨巾号公社巨巾号大队脑包底村插队。

在我们去四子王旗插队落户前，与初中的同学和邵老师一起在上海外滩拍摄的几张照片，留下的是满满的回忆；照片中前排左起依次是邵新轩老师（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乔梅生、宋范国、阿德哥（忘记他的姓名了）、李国信、张登明，后排左起严照连、蔡隆九、施福山、成智刚、陈德建。

离开上海

记得是1969年4月29日上午，所有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都在上海虹口体育场集合，参加了一个简短的欢送会后，全体知青乘坐大巴车到达上海北郊火车站（当时的闸北货运站）上火车；家长们自行乘车前往火车站送行。

记得我妈带着我弟弟妹妹到车站送行，快中午的时候，列车徐徐开出上海北郊火车站，火车上、站台上哭声一片，我强忍着没有掉泪，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去内蒙古的路上

从4月29日离开上海后，火车沿着京沪线行驶，过了北京进入京包线，走走停停经过两天多的行车，在5月1日上午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一路上在丰镇、察右前旗、集宁、卓资山等车站停车，不断有知青下车，在下午四五点钟到达呼和浩特车站，到四子王旗（可能还有去土默特左旗的）插队的知青在呼和浩特车站下车；当天晚上住在蒙语专科学校（位于呼和浩特市至武川县、四子王旗的公路起点不远处的路边），在教室里打地铺睡觉；晚上在学校食堂吃了到内蒙古的第一顿晚餐，每人一碗土豆烩白菜，一个馒头和一个窝窝头；大部分知青把馒头和烩菜吃了，窝窝头基本没有动。

到达巨巾号公社

5月2日早饭后，去巨巾号公社插队的知青分别乘坐八辆解放牌卡车（基本上是一个队的知青乘坐一辆卡车），中午时分卡车到达乌兰花镇，司机师傅们下车吃午饭；知青们下车逛逛，记得那个时候乌兰花镇规模不大，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附近，那是当时乌兰花镇的主街，路口有两个饭店，饭店主要供应羊肉馅饼和鸡蛋汤，有的知青进饭店享用了到四子王旗的第一顿饭，我进入饭店闻到一股很浓的羊膻味，感觉没有什么胃口，只在饭店倒了一杯水，回到车上吃了一点随身携带的面包和饼干充饥；下午卡车将我们送到巨巾号公社（巨巾号大队）所在的巨巾号村；而后我们一行六人（蔡隆九、宋范国、吴林龙、彭家锦、费田发、陈崇荣）乘坐脑包底村派来的一辆马车，在5月2日下午17时左右，到达脑包底村，开始了知青生活。

知青名单

当年一起到巨巾号公社巨巾号大队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一共有64人，分别在八个生产队（村）插队，其中：

西北房子生产队十一人：原国伟、常根牛、陈小培、庄燕燕、朱伟茵、王福宝、何秀龙、肖兆银、金康年、秦新阳、李锡忠；

红旗滩生产队十人：胡坚、温冬暖、王作民、严恢、姚斌、黄小兰、何莞、严路、陈建国、严功年；

梁盖生产队七人：张山山、俞宗权、王建中、袁小嵘、唐薇、王德君、殷润林；

丰镇圪旦生产队五人：何瑞伦、李宗明、李沪江、李美蓉、俞伟玲；

官庄子生产队九人：徐来宝、蔡福良、王宗林、全一凡、任金耀、李明、田宜芸、吴在鸣、吴在华；

脑包底生产队六人：蔡隆九、宋范国、吴林龙、彭家锦、费田发、陈崇荣；

巨巾号生产队八人：邬大治、周明昭、张剑侠、宋长治、陈新豪、王晓林、邢玉芳、邵礼君；

羊房滩生产队八人：罗小丹、贺德龙、徒振刚、徒振强、李斌、顾毓龙、傅淑君、许珮心。

在农村的第一顿饭

我们到达脑包底村时，天色已晚，当时的队长马生如（他曾经是呼和浩特钢铁厂的工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离职回到农村）带着众多社员在村口欢迎我们，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后，将我们送到一位张姓的老农家（记得他家只有老两口在农村，孩子好像在呼和浩特市工作）住宿；考虑到我们刚到农村不会做饭，队里安排罗大爷（当时队里的出纳）帮助我们做饭。

当天晚上在农村的第一顿饭是烙饼、炒鸡蛋、炒土豆丝，这第一顿饭留下两个印象特别深，一是炒菜用的是胡麻油，相对于从小吃大豆油和花生油长大的我，这种浓郁的胡麻油味道有着特别的记忆，现在经常吃胡麻油，感觉其味道特别香；二是烙饼吃着牙碜，感觉饼里满嘴沙子，后来才知道，我们在农村吃的面是石磨磨的，因此面里多少含有一些石磨的细小石粒，后来在农村呆久了就感觉不到牙碜了。

这是我们六位知青留下的唯一的照片，照片上从左到右依次是陈崇荣、罗大爷、费田发、蔡隆九、吴林龙、彭家锦，前面读报的是宋范国。

沙尘暴（难忘的五四青年节）

我们是5月2日晚上到达脑包底村，5月3日休息了一天，同时队里派人和我们一起去供销社购买铁锹、锄头、镰刀等工具。

5月4日上午按照队里当时的劳动组长张六娃的安排，去队里的滩地修田埂；上午天气尚好，午饭后继续下地干活，不一会大风刮起，沙尘暴铺天盖地；不一会大伙都灰头土脸的跑回家了，口、鼻、耳内的沙土还好，回家洗洗即可；眼睛里的沙土却比较麻烦，幸亏离开上海带了一些眼药水，不管是什么药，赶快往眼睛里滴了几滴，将里面的沙土冲洗出来；第二天（5月5日）队长马上安排人帮我们每人买了一副防风镜，以作防范。

1969年5月4日（青年节）是我们插队落户的第一个劳动日，被沙尘暴刮回家了，这是我永远记得的日子。

锄地（烈日炎炎差点中暑）

锄地是初夏季节重要的农活，脑包底村的土地分为滩地和梁地两种；滩地在脑包底村东侧的平地（河滩）上，土地相对肥沃，主要种植土豆、油菜、莜麦等作物，还有一块菜园子；梁地分布在脑包底村北侧、西北侧、西南侧和南侧的山坡上，土地相对贫瘠，主要种植小麦、莜麦和少量的荞麦。

梁地的地头很长，经常是一上午只能锄一个来回，一般锄地是在每年的六月份进行，天气很热，有时感觉似乎已经中暑了，可中午回家还得自己做饭吃，感觉挺累的。

理发（发现虱子）

我和宋范国在学校时就学会理发，我们俩离开上海时，我们中学的学长们凑钱买了一套理发工具（一把推子、一把剪子、一把梳子），还专门做了一个小箱子；记得到农村后的两三个月吧，有一天我给一位知青理完发后，村里有个十来岁的小孩（记得小名叫“三娃子”）跑过来说让我给他也理个发，理发中我发现他的头发中有虱子卵，我怕传染上就匆匆理完发，就赶快打发他走了；其实由于农村卫生条件太差，且当时村民的生活习惯不好，没过多久我们都被传染上了。

沙茶酱（一顿吃了五碗面条）

1969年7月，到农村已经两个多月了，每天吃饭都没有什么菜，嘴里寡淡无味，那天晚上收工回家，我想起箱子里面还有一瓶从上海带来的沙茶酱，便拿出来拌面条吃，那天晚饭吃的十分香，我一口气吃了五碗面条，最多的连面条带面汤吃了九碗。

沙茶酱起源于马来语地区的潮汕华人饮食，后传至潮汕，盛行福建省、广东省等地的一种混合型调味品。色泽淡褐，呈糊酱状，具有大蒜、洋葱、花生米等特殊的复合香味、虾米和生抽的复合鲜咸味，以及轻微的甜、辣味。

拔麦子（右手小手指脱了一层皮）

拔麦子是在四子王旗农村最累人的一个农活，秋天是农作物收获的季节；当地种植的小麦是用手拔的，尤其是坡地种植的小麦只有三五十厘米高，人蹲在地上用手抓住麦秸下部，抓紧往后拉，将麦秸拔离土地；在地里边拔边前行，腿部、腰部、胳膊得同时用力协调前往，很累人的；拔麦子还伤手，特别是小手指，第一年拔麦子带了一副纱手套，没用几天手套就坏了，在当年秋收快结束时，我的右手小手指靠近指甲边起了一个血泡，几天后感染化脓了，整个小手指粗了一圈；队里的会计（他每天的工作是详细记录每个人拔麦子的工作量，好折算成工分）看见我的手指肿了没有办法拔麦子，便让我记账，他去拔麦子直到那年的秋收结束。

我的右手小手指的脓包破了，真个手指换了一层皮，连指甲也脱落换了新指甲；好在这个脓包没有对身体的其他部位造成感染。

八月十五（中秋节病了一场）

中秋节是国人团圆的节日，1969年的中秋节我们是在脑包底农村过的；记得在脑包底村中秋节是放假的，队里不安排工作，那天留给村民去田间地头割草，让每家每户积攒一些青饲料，到冬天喂羊（自留羊）。

那年的八月十四晚上，当时的队长（马生如）做了几个菜，请我们几位知青吃晚饭，喝了点酒，睡到八月十五凌晨天还没亮，村民们早早起床出工去割草，我们也跟着起床，也跟着去割草；我起床后感觉口渴难忍，家里昨天晚上就没有动火，跑到马队长家，看见茶壶里有昨天晚上剩下的茶水，拿起就喝了一大杯；然后就跟着出去割草，出去没有多长时间，就开始上吐下泻，病倒了；后来才知道，我喝的是凉的砖茶水，胃肯定受不了，烧开的砖茶水没有问题，放凉的砖茶水不能喝。

病倒了只好回家躺着了，村里的赵大娘知道我病了，过来用传统的放血疗法（在十个手指的指甲下面放血，放出的血一开始是黑红色的，流了几滴血后，才是鲜红色的了。）方法帮我治疗；下午巨巾号公社的赤脚医生来脑包底村给别的村民看病，知道我病了过来打了一针青霉素；好像又开了一些黄连素什么的药，第二天就基本恢复了。

第二天继续上工，安排的工作记得应该是起土豆；到了地头，大伙看我精神头不足，有位张姓大爷用烟袋装了一锅烟（自产的小兰花烟），又从烟袋里拿出多半片止痛片，掰了约三分之一那么大的一块捏碎了放在烟锅里，然后给我，并告诉说抽了这袋烟就精神了，后来才知道止痛片中含有吗啡，这样抽烟对治疗头疼脑热确实有点疗效。我们回上海探亲时，老乡们纷纷托我们带止痛片回来的，其中索密痛的吗啡含量最高，是最受欢迎的。

秋收和分红

在农村，秋后算账实质是年终结算的时刻；在四子王旗插队落户时，每年结算的时间是每年十月一日至次年九月三十日，我在农村经历了1969年和1970年的两次结算；1969年我们在5月2日到达脑包底村，5月4日开始劳动，计算工分，到9月30日实际劳动时间是五个月，当时脑包底村在巨巾号大队里算比较富裕的，所有社员在平时需要用零花钱时，都可以到队里预支，秋后算账时一并扣除即可；1969年脑包底村的收成不错，每个工分可以分到七角多，我在那年劳动了五个月，除去预支的零钱后分了三十多元，我们脑包底村的知青一行六人，在年底用自己分红的钱一起买票回上海。

第二年（1970年）我们在农村干了一年的活，那年的收成不如1969年，每个工分好像不到四角钱，那年我分到五十多元。

粮食单产

记得1969年全部粮食收获后，我问过队里的会计，那年脑包底村的小麦亩产121斤，而每亩小麦的种子需要约30斤，我当时感叹：这小麦亩产太低了，辛苦一年一斤种子才产出四斤小麦，好在当地地广人稀，也有“收一年吃三年”之说。

后来在农村又待了一年后，才对当地“靠天吃饭”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那个时候没有化肥，农家肥又少，对于相对贫瘠的坡地基本上不施肥的，只是采用轮种制；所以哪年雨水好那年的收成就高。

轮种制是将地分三份，每年种其中两份地，另一份地什么也不种，即：所有的坡地都是种两年歇一年。

拍照（穿着白茬皮袄拍照）

1969年秋末，当时的队长怕我们冬天受冻，觉得我们从上海带来的棉袄过不了冬，决定将当年八月十五和冬天队里集体杀的羊皮给我们知青每人做了一件羊皮袄，并将我们的棉帽子改成皮帽子，我穿着皮袄、带着皮帽子拍了一张标准照，记得当时还拍了一张骑马的照片，可是骑马的照片找不到了，留下遗憾。

回家过年（带个羊腿回家）

1969年冬天，分红拿到钱后，我们在脑包底村插队的一行六人一起启程回上海探亲。记得那天凌晨队里用一辆马车把我们一行送到乌兰花镇，乘坐早上七点左右从乌兰花镇到呼和浩特市的长途汽车，那个时候长途汽车要从盘山路翻越大青山，约110公里路程行车四五个小时在午后才到呼和浩特长途汽车站，在呼和浩特车站附近吃了午饭、晚饭后，晚上登上从包头开往北京的264次列车。

那年冬天回家时有两件事记忆犹新：

一是冬天队里杀了一些羊，给每个村民分羊肉，当年队长似乎格外照顾知青，我们知青回家时每人可以带上一只羊腿，回家时将我的人造革手提箱装了一些衣物，用一件旧衣服将羊腿包上，直接装在箱子里了，再用行李绳子将箱子捆个井字，弄两个背带将箱子背回家；

二是在呼和浩特站上火车时，人特别多我们六人分了四五个车门挤上火车，上车后我后背上的箱子没有空间可以放下来，就这样背了三个来小时到集宁南站下车的乘客比较多，才有空间转过身体将箱子放下，可以坐在箱子上稍事休息；同时从车厢里挤过去查看我们几个是否都上车了，有没有落在呼和浩特车站；辛好我们一行六人都挤上火车了。

打更下夜（学会观星星看时间）

1970年秋末，所有庄稼都已经收获完毕，农村开始漫长的冬季打场工作；这个时候队里需要有打更下夜的人。

其工作：一是夜晚看守场面（全村人一年的收成都在这里）防盗、防牲畜糟蹋粮食，二是晚上要给队里的马（马是冬天打场的主力）喂料，三是白天要铡草料。记得有一天晚上队长（那年的队长已经不是马生如了，是一个张姓的叫“二后生”的，年龄比我们大几岁）召开社员大会讨论派谁打更下夜，打更下夜需要两人，其中一个肯定是一位五保户（一个孤老头）的，另一个在社员大会上确定，那天的会上谁也不说话，我当时以为这是个苦差事，就自告奋勇的说我干了，结果全体社员一致同意，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打更下夜工作。

后来村里有人告诉我才知道，脑包底村有张姓和路姓两大家族，各有想推举的人选，在他们还没有想好怎么提出相应的人选时，我的自我推荐打乱了他们的想法，只好顺水推舟地让我下夜了。

干了这个打更下夜的工作后才知道，这个工作虽然每天工分不高，可是天天有，别人天气不好不上工就没有工分，打更两个月后我的工分在知青里就变得最高了。

在打更下夜工作中，我学会了观星星看时间的方法；在北半球的晚上牛郎星在南侧星空中东升西落，其运动轨迹与白天的太阳差不多，所以晚上观察牛郎星的位置就可以知道大概的时间了；在农村晚上的星空特别明亮，牛郎星及其边上两颗星星很好找到的（这三颗星几乎是等距的）。

跟车送肥（左腿被车轮压伤）

1970年冬季开始，队里派我们几位知青跟车拉石头，为春天修筑大井备料。

开春后，我继续跟车往地里送肥料；每年秋天开始，村里每家每户都将家里的炉灰、泔水以及其他可以沤肥的废弃物都倒在院子里的一个坑里，等春暖花开时由队里统一拉运到地里作为肥料（农家肥）；那天在拉运村里一户人家的肥料时，我和车倌之间的沟通出了问题，第一车他是把马车倒进他家院子里的，第二车我认为他应该和第一车一样把马车倒进去，所以我在马车没有到他家院门口处便跳下车在一边站着；没有想到车倌将车往右一拐直接进院再调头，这样马车就把我别在墙角进退不得，而且我站的位置地不平，我的左脚在外支撑着身体，马车车轮就这样从我的左脚小腿上碾压过去，当时腿疼得站不住了，好在当时马车是空车没有荷载，且当时年轻体健只是肌肉损伤没有伤着骨头，养了一些日子就慢慢恢复了；那件事把当时的车倌吓坏了，按照当时队里认为车倌有错，要求他赔偿我养伤期间的工分，我休息了一天后就一拐一拐地继续跟车，我也不好意思让车倌损失太大，车倌看我带伤上工，就主动多做事，象套马、卸马、喂马、饮马等本来应该是跟车的活他都干了，连装车也帮着我干，就这样养了十几天就没有事了。

最早的雪和最晚的雪（短暂的无霜期）

我在四子王旗巨巾号公社巨巾号大队脑包底村一共待了两年多一点（1969年5月至1971年6月，约25个月），1971年端午节（5月28日）那天我们在巨巾号大队小后河村南侧的干河槽修筑引水渠，那天早上一起床，一片白雪皑皑（这是我在四子王旗待的两年多遇上的最晚的一场雪），没有办法上工；所有修渠工地上的知青在食堂里开了一个小型的联欢会热闹了一番；当时在修渠工地上工作的知青很多，大队让红旗滩村的知青王作民（她好像是共青团员）管理这些知青。

而在四子王旗遇到的最早的一场雪是中秋节下的，记不清是1969年的中秋节（9月26日）还是1970年的中秋节（9月15日）了。

四子王旗降水量稀少，我在农村待的时间不长，雪又是在两个节日下的，故记忆犹新。

在农村过冬天（落下病根）

1970年的冬天，我们几位知青没有回上海，是在农村度过的，深深体会到了四子王旗冬天的冷；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为知青盖的房子里，我们房间里的炕盘的不好，炕头热的能着火，炕尾永远是冷的，我嫌热一直睡在炕尾；虽然屋里安装了火炉，但是那个时候四子王旗农村没有煤炭，到了冬天队里会从外地用马车拉一些臭碳（一种热值较低的煤炭，而且还是煤面，少有块碳），晚上睡觉前都会将炉子点着，加入牛粪、马粪块，再掺和一些块碳，等屋子里有点热量就赶快钻被窝，晚上冷风飕飕，无人起来再烧火，只好仗着年轻火力壮，裹着被子硬抗；那个时候身上盖了两床被子加皮袄，底下铺的一条棉褥子，炕洞过的冷风透过棉褥子使身体受寒，落下病根；当时年轻不懂，要是把皮袄铺在底下隔着炕底的冷风，情况可能会好一些；时过境迁，世上没有后悔药的。

那年在农村过冬，白天没有什么事做，一是不知谁家有一个憋了气的皮球，一帮年轻人在村里找块空地踢球，玩的不亦乐乎；再就是有一副缺角的扑克，跑到谁家的炕上打争上游，还是六个人打的那种，这样参与的人多一些；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一个冬天。

离开农村（通过投票被招工）

1971年6月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我被招工到了集宁农机公司（当时应该是乌盟农机供应站）；村里知道有一个招工指标给了脑包底村的知青后，队长即刻召开社员大会，在会上宣布了此消息，并要求社员讨论推荐谁；有些年岁大的社员建议按照年龄排序，年龄大的先走，后来想想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年龄小的机会更多一些；可大部分社员认为应该让表现好的知青先走；最后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决定，我以最高票数成为第一个离开脑包底村的上海知青。

到了乌兰花镇集合时，知道了一起被招工的知青有六人，两个上海知青（还有一位上海知青是在巨巾号大队西房子村插队的何秀龙）、两位北京知青（贾崇星和张宝生）、两位四子王旗乌兰花镇的知青（周银楼和张贵）。

加入共青团（在农村入团）

得知我被招工即将离开脑包底村时，当时队里的一位保管员叫王崇贵的，找到我跟我说要介绍我加入共青团组织，并做了相应的团组织的知识普及让我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同时填写了入团申请表，约两个月后我的入团申请表以及相应的审批材料寄到了集宁农机公司，我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了。

离开脑包底村的最后一顿饭（在杨大叔家吃鸡）

办完招工手续后，我从大队的修渠工地回来，那天中午有十几位知青到脑包底村送行，村里老乡知道我要离开脑包底村了，纷纷送来祝福，这家送来三个鸡蛋、那家送来五个鸡蛋，还有送菜籽油和腌酸菜等，体现了脑包底村朴实和好客；我们村的知青开始忙碌起来，烙油饼、炒鸡蛋以当地最高礼仪招待一起在农村插队的兄弟们，在饭快要做好的时候，杨大叔让他的二儿子（杨成）来叫我，说是杨大叔要给我送行，杀了一只鸡让我去他家吃饭，盛情难却，我在杨大叔家吃了离开脑包底村的最后一顿饭，值得我记忆一辈子的。

回馈农村（帮着购买拖拉机）

我在集宁农机公司担任业务员，主要管理拖拉机整机及其零配件的供应和销售工作，对于巨巾号大队来的所有人都是有求必应；其中帮巨巾号大队弄了一台丰收—35型轮式拖拉机，帮巨巾号大队买了好几台手扶拖拉机，包括帮脑包底村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产的大型轮式拖拉机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天津生产的铁牛—55型轮式拖拉机，一种是洛阳生产的东方红—40型轮式拖拉机，还有一种是上海生产的丰收—35型轮式拖拉机；那个时代物质流通不能逆流也不能错流，以拖拉机为例，上海的丰收型拖拉机不能越过洛阳向北方供货，而天津的铁牛型拖拉机也不能越过长江向南方供货；所以那个年代北方跑的都是铁牛型或东方红型轮式拖拉机，而南方则是丰收型轮式拖拉机的天下。

在1974年前后，上海市政府无偿供给内蒙古地区一批丰收—35型轮式拖拉机，其物流渠道还是要通过农机供应系统的；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通知了巨巾号大队的知青（经常来集宁的知青李炉江和常根牛），巨巾号大队的民兵连长张和与李炉江、常根牛来到集宁，找到乌盟知青办公室，在我们的朋友张大姐的帮助下，很快办完手续，从集宁农机公司提走一台丰收—35型拖拉机。

记不清是1973年还是1974年的秋天，当时脑包底村的队长（张福维），到集宁找我说队里想买一辆手扶拖拉机，我找了察右后旗的农机供应站，占用他们的指标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

过了几个月，内蒙古全区农机会议在四子王旗召开，我乘参加会议的机会回脑包底村看了看，了解到手扶拖拉机在农村的用途很大。

一、冬天打场，一台手扶拖拉机可以拉两个石碾子，两三个小时可以碾一场，一天可以打三四场；而原来是用两匹马拉一个石碾子，一天只能打一场；用手扶拖拉机打场效率高很多，原来整个冬季打场需要近三个月完成，使用手扶拖拉机人歇机器不歇，十几天就可完成。自己村里的打场工作完成了，可以将机器租赁给别的生产队（村）使用挣钱。

二、到了晚上将手扶拖拉机定位后，将拖拉机驱动皮带安装到一台电动机上，反转将电动机变成发电机，发出的电可以让村里每家每户点亮一盏灯泡，只是手扶拖拉机是单缸发动机，功率不稳定，发出的电电压不稳定，灯泡一闪一闪的，但其亮度比煤油灯好多了；那样的光线干活没有问题，看书伤眼睛。

三、当然，用手扶拖拉机拉货要比马车拉的多；用手扶拖拉机犁地也比用牛犁地效率高一些。

集宁农机公司是巨巾号大队上海知青的联络站

我在集宁农机公司待了不到五年半，期间巨巾号大队的许多知青从农村回上海或从上海回农村都在集宁换车了。

尤其是宋范国和全一凡每年都会到集宁待几天。

这是我们几位在集宁留的合影，前排左起：宋范国的表弟、宋范国、蔡隆九，后排左起：何秀龙（当年和我一起到集宁农机公司工作，现已因病去世）、全一凡、姚斌（巨巾号大队红旗滩村知青，那时他在集宁绒毛厂工作，后来不知去哪里了，现在已经失去联系了。）

去长沙上大学（与所有的知青失去联系）

1976年10月我到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上大学，到1979年12月毕业，期间绝大部分知青都已离开巨巾号大队；加之上海我们家搬离原住处（从虹口区南部的北外滩区域搬到虹口区北部的大柏树地区），逐步与原来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和巨巾号大队的所有知青（包括最好的朋友宋范国）失去了联系。

与巨巾号的知青恢复联系（在上海知青下乡四十五周年之际回访巨巾号大队）

与宋范国等知青失联后，十分想念当年的知青生活；直到2014年春天我无意中打开“朋友网”，看到宋范国在找我的信息，我立刻给他在网上留了一个手机号码，就这样我们又恢复了联系。

当年七月，我参加了“情系草原—上海知青赴内蒙古下乡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又一次回到了巨巾号大队。

和原民兵连长张和合个影

远眺脑包底村

现在脑包底村的景色

羊群

脑包底村西侧的乡间道路旁种植了一排行道树

和脑包底村老乡合个影

我们去的时候，脑包底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在旧址的西南盖了新房，远远看去脑包底村的旧址有一片树林。

原知青的房子已经拆除，夷为平地。

村庄西侧有一片梁地，现在建起风力发电场。

杨焕家，杨焕是杨大叔家的大儿子，当年我离开农村时的最后一顿饭就是在他家吃的。

赵关喜家，赵关喜的母亲当年对知青挺照顾的。

张德维家，我离开那年是张德维的二哥当队长（二后生），我在集宁时找我买手扶拖拉机的张福维是张德维的大哥。

与杨焕、赵关喜、张德维等人交谈中，得知当年挺照顾知青的村民路三喜羊还健在，故一起去路三喜羊家探访。

路三喜羊，当年我们知青称为三叔，那年见他挺精神的，已经是快九十岁高龄了。他见到我和宋范国一眼就认出来了，并高兴的拉着我们俩拉家常，老爷子记性还挺好的。

宋范国、杨焕和赵关喜的合影

中午，回访巨巾号的知青和巨巾号大队各村的乡亲们一起在巨巾号大队东侧的农家乐会餐。

餐桌上相互敬酒

会餐后大家在农家乐小院里合影留念

2019年秋天又参加“情系草原—上海知青赴内蒙古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这次活动将会另外编辑美篇），再次回访巨巾号大队和脑包底村。

两次回访对今天的巨巾号大队脑包底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比一下农村的变化如下：

一、生活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随着“十个全覆盖”的推进，通电（全村通电，电压稳定，电量足，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冰箱、洗衣机等电器）、通水（家里都通有自来水且水质还挺好的）、通网络（手机信号很好，且每家每户都安装了探头，用手机就可以实时监控家里的情况）；居住的房子由原来的土坯房变成现在的砖瓦房，在条件允许的房子（房后有空地且足够大）都安装了厕所；村村通公路（水泥路）已经进村。

二、土地种植的植物品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下乡的时候，种植的作物主要是小麦、莜麦、土豆、油菜为主，还有作为青饲料的大麦、豌豆，还有因春季发芽率低而补种的荞麦；而现在小麦、莜麦、土豆等粮食作物几乎都不种了，改种玉米、向日葵等经济作物。现在不用上农业税了，国家还给种地补贴，农民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了。

三、村里的人口越来越少了，在脑包底村里转转碰到的几乎都是我的同龄人，碰见后都还有记忆，他们家里的孩子几乎都进城上学、考大学、务工，都不在农村待着了，只有几家的老大在农村陪伴父母；老两口守着农村的房子和土地，养着一群羊，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

四、现在脑包底村及其周围区域从农业区转变为牧业区了，每家每户都养着一群羊，少则几十只，多则上百只，农民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放羊；种地都由专业队伍完成了，春天耕地委托专业队伍用拖拉机耕地，秋天收割也委托专业队伍用收割机收割，农村也进入花钱买服务的时代。

五、我在农村了解过，当地“弃农从牧”的主要原因是价格问题，我们下乡的年代面粉每斤0.17～0.18元，羊肉每斤0.37～0.38元；现在面粉每斤1.7～1.8元，羊肉每斤37.0～38.0元，面粉价格增长十倍，而羊肉价格增长百倍；再说四子王旗农村“靠天吃饭”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所以种地（种小麦等）不如养羊收益高。

我在农村只待了两年另一个月，收获还是蛮大的，经受过辛苦和劳累的考验，养成“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等好品质，这些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不会忘记脑包底村这第二故乡的。

我在集宁农机公司工作了约五年半，到长沙上大学三年另三个月，而后分配到包头钢铁公司从事环境保护工作三十三年，一直到退休。

在包钢工作期间，先后在《钢铁》等杂志发表过涉及废水治理、废气治理、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方面的论文二十多篇，获得包括包钢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冶金科技进步三等奖在内的十几个奖项；在2005年8月经全国统一考试，获得环境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在2008年11月获得环境保护正高级工程师（相当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技术职称，2008年9月被包钢（集团）公司聘为技术带头人；自认为在工作中小有成就，无愧此生。

1969年下乡至今已经五十三周年了，每年的五一期间都会回想起在脑包底农村生活的情景，今年的疫情有更多时间回想当年知青生活的点点滴滴，整理出来供我的知青朋友共同回忆和欣赏。

第一次编辑以文字为主的美篇，费了不少时间和功夫，但愿各位朋友能够喜欢。

2022年5月编辑于包头——蔡隆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