煦园旧梦

熊克明

煦园旧梦

散文/熊克明

无论是谢朓笔下圆美流转的“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还是李白诗中豪迈悲壮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抑或是王安石作品中寂然落寞的“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都能让久居古城南京的人们，神游往昔，浮想联翩。这些千古不朽的诗词，如同一幅幅历史的卷轴，描绘出南京这座“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前世今生。

在南京市玄武区西南部，有一条长约1800米，被“藏身”在梧桐绿荫里的街道，这条呈东西走向，西起中山路，东至汉府街，蕴藏着南京千年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街道，就是南京最具特色的文化街区之一的“长江路”（古称大仓园）。徜徉在这条蕴含着千年古韵之美的街上，既能追访到许多名流儒士潇洒飘逸的行踪影迹，也能闚视到古都南京历史更迭与嬗变留下的鸿爪春泥，更能体味出鲜活的市井百态和淳朴的民风民俗。

据历史文献记载，先后经历过5次易名的南京“长江路”，不仅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内容，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在古城南京流传着一句话：“一条长江路，半部近代史”。像这样带有千年传奇色彩，以及赋予其非凡历史使命的街道，不仅在南京，乃至在全中国亦是绝无仅有。

考古学家发现，威名赫赫的长江路的由来，最早可追溯到六朝南唐时期，当时的“长江路”位于南唐“建康邑”（南京）的中心位置，毗邻“皇宫”。南唐灭亡后，建康邑及皇宫周围被夷为平地，此后，“长江路”一带，渐渐变成了荒僻的菜圃地。

时光如梭，300多年后的元朝至正元年（1341年），朝廷在“集庆路”（南京）城中部（南唐菜圃地），修建了一座存放粮食的“大仓房”。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登基建都，随着城市人口剧增，各地的粮食运进帝都后，朝廷急需存放粮食的地方，于是明太祖朱元璋敕令在“皇城”的西边，南唐时的菜圃地上，紧挨着元朝时修建的“大仓”房，增建了数座存粮的仓库。此后，原来的南唐菜圃地，便被称名“大仓园”街。

清朝康熙四年(1665年)，朝廷在大仓园街上的“汉王府”（今长江路292号）设立“两江总督”衙门，逐将大仓园街改名叫“督署街”。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国民政府办公地设在清朝时的两江总督署衙内，国民政府逐将督署街易名为“国府路”。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三十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将国府路改称叫“维新路”。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于民国三十七年（1946年）五月三日还都南京，国民政府办公地仍设在原两江总督署衙内。随后国民政府及时地剔除“维新路”地名， 并特别命名为“林森路 ”（即为纪念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南京市政府逐将林森路更名为“长江路”，沿用至今。

　　从时间顺序上讲，最早让五易其名的长江路名噪天下的，是明朝时期发生在“大仓园”（长江路）的两次历史事件。

第一次是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将皇城西边，坐落在“大仓园”街上的寺院“归善寺”拆除，然后在原址为被其赐封为“归德候”爵，战败归降的陈汉末代皇帝“陈理”，修建成一座带花园的府邸，时称“归德候府”（即今南京总统府雏形）。然而，陈理入住新府邸不久，生性多疑的明太祖朱元璋，觉得将陈理留在应天（南京）府，将来恐为“祸害”，逐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将陈理遣送往东北的“高丽王国”安置，陈理走后，归德候府暂被弃置不用。

第二次是明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以奉天靖难为名，发动著名的“靖难之役”，起兵攻打身居“应天”（南京）的亲侄儿建文皇帝“朱允炆”。朱棣的二儿子高阳郡王“朱高煦”随父出征，其千里驰骋，屡战屡胜，为燕王朱棣篡权皇位立下汗马功劳。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篡夺亲侄儿“朱允炆”的皇位终告成功。同年，朱棣在帝都应天（南京）登基，改年号“永乐”，并封赏二儿子朱高煦为“汉王”。但与其父明太祖朱元璋同样生性多疑的朱棣，为防止自己篡位夺权一幕重演，逐将弃置多年的归德候府犒赏给儿子朱高煦，以此暗示他不要有非分之想，否则会落得和归德候陈理一样，被逐出流放至异国的下场。朱高煦收下归德候府后，对其进行一番修葺和扩建，并将归德候府改名叫“汉王府”，然后取自己名讳中的“煦”字，将原归德候府的西花园命名叫“煦园”。住进汉王府后，朱高煦表面上循规蹈矩，深居简出的待在煦园里混日子，但暗地里却如朱棣所预料的那样，觊觎皇位的心不死。等到他父亲朱棣驾崩后，其谋反之心已是昭然若揭。明朝宣德元年(1426年)，蓄谋已久的汉王朱高煦在山东起兵谋反，企图夺取其亲侄儿宣宗皇帝“朱瞻基”的皇位。很不幸的是，朱高煦没有其父朱棣当年篡位夺权时的好运气，在龙威燕颔的朱瞻基御驾亲征讨伐之下，很快就平息了这次判乱谋反，并生擒活捉了朱高煦，押回顺天（北京）府后，囚入死牢，不久便被开刀问斩。

　　上述两次历史事件，让大仓园（长江路）街与汉王府从此扬名天下，诡异神秘的“煦园”也因而声名鹊起，进入人们的视野，且一发不可收拾地渐渐滑向历史舞台的中心。尽管后来汉王府几易其主，更名換姓，并多次掀起历史的波澜，但煦园却从未改过名，自始一直沿用至今。換句话说，或者打个比喻，窗牖画卷、奇⽯峥嵘的“煦园”才是“南京总统府”（长江路292号）名副其实的“户主”。

因为陈汉末代皇帝陈理和明代汉王朱高煦都曾是煦园的主人，所以，后人曾戏谑道：“煦园，既是造反者、也是失败者的摇篮”。

如今，说到已有670多年历史的“煦园”，就不能不提及南京总统府（即原归德候府、汉王府），据历史文献记载，南京总统府是中国近代建筑遗存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也是南京民国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南京总统府在近代历史中，多次作为中国政治军事的中枢、重大事件的策源地。

占地面积约90000平方米的南京总统府建筑群，既有中国古代传统的江南园林，也有欧洲古典建筑遗存。南京总统府主要分为中、东、西三个建筑区域：中区存有中华民国总统府及直属办公机构等；东区存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陶林二公祠、马厩和东花园等；西区以煦园为主，另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办公室、秘书处、孙中山起居室及参谋本部等。

1998年，南京总统府建筑群被辟为中国近代史博物馆。

2004年，南京总统府建筑群被列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据史籍记载，位于南京总统府建筑群西区，既讳莫如深，又水石清华的煦园，是一座以江南古典园林为特色，兼具皇家风情的城市园林。

初夏的一天，笔者挤在比肩系踵的游人中，乘兴而至素有“四朝胜迹”美称的煦园，一睹为快这一“虽由人作，犹自天开”的园林杰作。

坐落在南京总统府西区，占地面积约41300平方米的煦园，四周被一道高高的云墙环绕。开在煦园东南角上，拱券式园门的上方，镶嵌有“煦园”二字砖匾。用笔端正清丽、遒劲流畅，十分醒目的“煦园”二字，是由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朝廷名臣、大学士、书法家“索绰络-英和”题写。初名“石桐”，号“煦斋”，满洲正白旗人，书法自成一家的索绰络-英和，与清代政治家、书法家“刘墉”、“成亲王永瑆”比肩齐名。索绰络-英和一生跌宕坎坷，“煦园”二字砖匾，是其存世至今不可多得的遗墨真迹。

笔者忖度，当年之所以请索绰络-英和题写“煦园”二字，除因其造诣颇深的书法功力外，大该还因其名讳字号“煦斋”中有个“煦”字的缘故吧，想来请“煦斋”大人为“煦园”题写园名，怎么揣摩都会给人有一种“壁合珠联，合二为一”的感觉呢。

在园门背面上方刻有"纶音"二字篆体砖额，这和太平天国时期，镌刻在布告碑上的“纶音”二字完全一样，不知何故会镶嵌在这儿，让人有些懵懂？“纶音”释意为“天籁”，后被引申为天子或君王的“圣旨”之意。

　　步入煦园不起眼的圆形小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山势奇绝、怪石嶙峋的假山。在古代江南园林中，假山是最能呈现出园林的升腾跌宕、曲折离奇的神韵。一般讲，假山在园林中所起到的作用，就如同大户人家深深庭院前的照壁，取“欲扬先抑”之意，为的是将万千景象先遮蔽其中，然后再渐渐进入佳境，序次尽收眼㡳。

笔者天生是个急性子，不谙江南园林布法的高情远韵，便迅速地绕过这座“欲取姑予”的假山石壁，近在咫尺的竟是个清晰地映出蓝天，闪烁着翡翠一样光泽，自南向北纵贯煦园的湖泊。这个周长约1870米，几乎占居煦园一多半面积，平面形状似如一只硕大的长颈式花瓶，四周是用明代城砖驳岸的湖泊，便是取花“瓶”之谐音而得名的“太平湖”。拾级登上位于太平湖东南端，层高在10米以上，作为煦园内至高点的“望亭”，即可将整个煦园尽收眼底。

造型别致的望亭，上层飞檐翘角，四面敞开，视野开阔，下层为四面白墙正方形亭屋。在亭屋的中央，立有一座清朝道光十年（1830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给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的谢恩摺石碑，亭屋的墙壁上刻有一幅陶大人的故里，湖南资江“印心石屋”山水图。故望亭又名“印心石屋碑亭”。

扶栏四望，让笔者略感诧异的是，被称为皇家园林的煦园，竟毫无皇家之气派，园中别具匠心的人工景致和建筑布局，倒更像是一座玲珑小巧，传统的江南私家园林。但是，和其它江南园林有所不同的是，以小见大、方寸之中的煦园，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的差异，使得它在中国园林建筑史上占具了独特的地位，成为与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渊泽的一座古典园林。

以太平湖为中心，花木修竹参差，假山奇石散落，碧水绿树相映，花间隐榭，清水安阁，湖畔泊舫，绿荫木亭，互为陪衬，景致和谐，感觉每一个转身都能看到“一幅精美画面”的煦园，可以说把江南古典园林的那种端庄、含蓄、清幽、淡雅的韵味，渲染到了极致。徜徉在东榭西楼、隔岸相望，南舫北阁、遥相呼应，“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的煦园，仿佛是在品味一曲凝固的音乐，一首无声的诗歌，一幅人间巧艺夺天工的立体画卷。

　　位于太平湖东南岸，建筑风格别出新裁的“方胜亭”，采用双亭翘角重叠的结构，远视似两亭并立，近看却是一亭独伫。因为在光线折射下，方胜亭的影子映现出传统的吉祥图案“双菱”造型，双菱亦称“方胜”，即两菱相叠，上为双顶，亭基方胜，故“方胜亭”一名由此而来。又及“两亭”亭柱并列，飞檐翘角似合非合，浑成一体，形似一对展翅欲飞的鸳鸯，故别称“鸳鸯亭”。在亭柱上方镶有描金雀替雕刻图案，这是明清两代皇家建筑的典型特征之一。亭外一侧，相衬有一座姿态盎然，高耸挺秀的假山。笔者伫立亭中，眼前假山上轻轻摇曳的簇簇枝叶，既像是正在挥毫抒怀、奋笔寄情，又仿佛是在向观光者挥手示好，闻着空气中飘荡的绿叶清香，让人心神盎然，陶情适性。

离开方胜亭，向西走几步，穿过一座石板小桥， 即可登上“停迫”在太平湖南岸的一艘“石舫”。这艘建造在用10层大青石垒砌成平台上的石舫，就是清朝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御笔赐名的“不系舟”。

关于石舫（不系舟）的来历，民间流传着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那是在清朝乾隆十一年（1746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大人，有一天办完公事后，来到总督署衙西花园（煦园）太平湖畔散步，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的尹大人出神地望着波光涟漪湖水，忽然脑子里闪出一个“构屋如航”的创意，即在太平湖上造一艘“石船”。于是乎，很快一艘长14.5米，船头宽4.63米，船尾宽4.56米，棚高2.77米的石舫“浮”在了水面上。“舫”，俗称旱船。同年，乾隆皇帝御驾南巡，视察两江总督府时，见到了这艘石舫，不由地对总督尹继善的这个创意，连速称赞！当时，乾隆皇帝登上石船，意味深长地御言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希望我大清江山社稷，犹如这不系之舟，任凭风雨飘摇仍稳如磐石。”由此可见，乾隆皇帝从一艘石舫联想到，君臣要善待百姓，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于是，他当即欣然命笔为这艘石舫题写了“不系舟”三字匾。

坐南朝北，呈向北航行之状的石舫（不系舟），是选用长条青石雕镂砌就而成。船体底部镌刻有图案花纹，船舱和卷棚系实木搭建，船舱中的门窗布满了浮雕彩绘。船分前后两舱，前舱为“正室”，后舱为“驾驶室”，水下设尾舵。

太平湖的水位因季节而变化，当湖水满盈时，游人只能看到船舷以下三四层的部位，而湖水干涸时，常年潜于水下的6层青石便会暴露。6层青石的高度约有3米，船底周身被雕琢打磨成长弧形，呈现出和真船一样的外廓线条弧度。令人叫绝的是，石船的尾舵，竟是用一整块大青石雕琢而成，石舵拖在船尾中间，舵杆还伸出水面，甚至连固定尾舵的舵环，都清晰地雕刻在船尾上。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不系舟”船身”长期浸在水中，船底通常难以得见，当初建造时，其实只要“刻鹄类鹜“即可，何必连尾舵都打造的这般以假乱真，一丝不苟呢？阅读史书方知其究竟，原来这艘石舫，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大人为讨得乾隆皇帝的欢心，才苦思冥想出这么个主意，赶在乾隆皇帝南巡之前，特别为其所造，故而，丝毫马虎不得。后来乾隆皇帝御驾南巡抵达江宁（南京）时，两江总督尹继善特意将“江宁织造署”（今南京总统府东部区域），修葺扩建成乾隆皇帝的“行宫”（今南京有名无址的“大行宫”地名，即缘于此。），供其处理日常政务，还将两江总督署的西花园（煦园）称作“行宫花园”，供其居住就寝。七窍玲珑、颖悟绝伦的尹大人，又把不系舟前舱临时改装成行宫书斋，让乾隆皇帝天天能出入这艘不系之舟，惹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以至后来其几次南下江宁，都是在此下榻歇脚。

煦园石舫历经200多年的兵火战乱，船舱里的木质建筑屡毁屡建，从而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如今人们看到的石舫船舱，是清朝同治年间修葺后的样子，船舱以金色琉璃瓦为顶，两侧嵌有青砖雕花栏板，舱门横楣和格子窗上，均雕刻有蝙蝠、鹿、猴、山猫、仙鹤、牡丹、万年青和卷草等，这些动、植物彩绘图案分别象征福、禄、寿、喜之意。前舱的门柱上，还挂着两只造型夸张的木雕狮子，狮子额头上刻了个“王”字，传说，狮子的“额头”代表“天”，加上“王”字，合为“天王”之意。

自乾隆皇帝大驾光临煦园之后，清朝几任两江总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及历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林森”都曾在石舫上留下足迹。可以说，煦园太平湖上的这艘石舫，是200多年来，中国诸多重要历史节点的“见证者”。

在太平湖东岸，方胜亭北侧，有一座单层歇山顶式，重檐翘角，面阔三间，回廊环绕，掩映在梧桐绿荫丛中的建筑，这座建于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在煦园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称作“桐音馆”。“桐音”一词，典出《后汉书·蔡邕传》中章节：“吴人有烧桐木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说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目‘焦尾琴’。故桐音即琴音。”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在东汉时期（25年至220年），文学家、书法家、一代名臣“蔡邕”（才女蔡文姬之父）游历江南期间，有一次经过厨房，听到火烧木头发出清脆的爆裂声，他顿时意识到这定是一块上乘的木材，于是赶紧让下人把这块桐木从火中取出，请有名的匠人制作了一张“古琴”，这张琴的音质果然清耳悦心 ，无与伦比。由于琴尾有些泛焦糊色，所以蔡邕就给这张用桐木材质制成的七弦琴，起名叫‘焦尾琴’。顾名思义，桐音即是琴音”。人们由此典故，便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另一则典故，相传，春秋时期，楚人“俞伯牙”琴师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俞伯牙惊道："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钟子期死后，俞伯牙因痛失知音，逐摔琴绝弦，终生不再弹琴。由此引申出琴音乃是知音。综合两则典故，其蕴含的逻辑含义为“桐音”即是“琴音”，亦是“知音”也。显而易见，宁谧清幽、充满情志和意趣的桐音馆，乃是主人款待知心好友的地方。

　　坐北朝南，选用桐木建造的桐音馆，正门抱柱上镌刻有明代大才子徐渭题写的楹联：“雨惊诗梦来蕉叶，风载书声出藕花。”据说，门前地上铺有鹅卵石，被参天蔽日的梧桐树围绕的桐音馆，每有风雨时，雨打桐叶会啪啪作响，风吹窗楹的吱吱嘎嘎声，把桐音馆变成了天然的音乐馆，让人在湿润的过往与遥思远怅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情韵与景致。

传说，当年清朝两江总督“曾国藩”大人，曾一度将桐音馆作为“花厅”接待贵宾，并喜爱在这里与好友品茗对弈。民国时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曾常在这里开会和接待宾朋政要。驷之过隙，斯人已矣，不复归兮，然“桐音”仍在，耳情尤浓。呜呼惜哉！

笔者莫然地伫立在桐树下，呆呆地凝视着空荡荡的挏音馆，手指反复摩挲着布满皱纹沟壑的树干，仿佛能从中发现点什么，过了好久才怏怏离去。

在桐音馆北侧有一座山势奇绝的假山，此山堆砌的颇具匠心，石径设计得曲折萦纡迂，上空石梁架桥，行若石栈；低处幽径盘旋，如入荒僻之谷。山中券洞重重，壁洞既隐又现，难辨远近高低，宛若迷宫一般。玲珑清秀，峰峦圆浑的假山上，镌刻有“印心石屋”四字石匾，石匾下方为须弥石座，四边刻有云龙珠花纹。这幅“印心石屋”字匾是清朝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于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御笔赐予两江总督“陶澍”大人的。陶澍视道光皇帝的题字为稀世珍宝，为谢恩道光皇帝，其特意从湖南“资江”桑梓运来一块“印心石”，然后命人将道光皇帝御赐的“印心石屋”墨宝，镌刻在这块印心石上。据史籍记载，陶澍少时家贫如洗，身无长物，可他却整天坐在自家门前小溪旁的“印心石”上，苦读诗书，专心研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终于考取功名，终成一代封疆大吏。道光皇帝有感于他“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刻苦钻研精神，特赐墨宝"印心石屋"，借以勉励后人。

桐音馆西侧，太平湖东岸，有一座用木柱支撑、上覆棕榈叶，取名“棕榈亭”的六角小亭子。在原木本色、古拙质朴的亭子中央，竖有一块太湖石，这块形如屏幢，中间有一个天然圆形洞穴，此洞穴酷似一面古代的铜镜，故称“一鉴石”。传说，在唐朝贞观年间（627年至649年），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一代名臣“魏徵”是一位敢于直言进谏，推行王道之人。他薨后，唐太宗李世民给他盖棺定论时说道：“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魏徵薨去后，朕就少了一鉴。”一鉴石由此传说而得名。

　　复建于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的“夕佳楼”坐落在太平湖西岸，与棕榈亭隔湖相望。

石筑基台凸出水面，双层歇山卷棚顶式结构，三面临水，飞檐黛瓦，柱廊板墙，两层四壁镶有工艺精巧的玻璃窗棂，底层外廊环绕，楼旁苍翠的银杏和剔透的湖石互为映衬的夕佳楼，是观赏园中夕阳美景的绝佳之地，故取名“夕佳”。每当黄昏时分，残阳西下，登楼四望，煦园里的“亭台楼阁、轩榭廊舫”无不光彩四溢，绚烂无比，尤其是湖中倒影，更是摇曳生辉，瑰异谲诡。

夕佳楼一层，三面临水，造型扑拙、呈鹅颈形的临水“曲栏”，古人却给它取了个颇为浪漫的名字，叫做“美人靠”。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常见仕女团扇轻拂，临水半倚曲栏，所以在江南水乡，人们就给这种曲栏取了这么个“嗲兮兮”的名字。夕阳西下之时，坐在晚霞满楼的美人靠上，欣赏这一泓灿烂炳焕、倒影如画的水中之景，一定是奇趣横生，妙不可言。

夕佳楼后面走廊墙壁上嵌有一块碑黝黑斑烂的石碑，碑名“天发神谶碑”。此碑为东吴末代皇帝“孙皓”（东吴大帝孙权之孙）的“天玺记功碑”，后人发现时已断为三截，故又称“三段碑”。传说，天玺记功碑是孙皓皇帝于天玺元年命人所凿，意为上天保佑江山稳固，可惜该石碑并没能使昏庸暴虐、沉溺酒色的孙皓坐稳江山。如今见到的这块石碑，系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两江总督、金石学家“托忒克-端方”所复制。碑文为隶书字体，笔力可谓苍然遒劲，字体荡气迥异。后代的书法名家称其书法如折古剑，如断玉簪，是极为罕见的书法艺术之珍品。

在夕佳楼西北侧，有一座“半亭”，亭内竖有两块乾隆皇帝题写并御赐给“书麟”和“萨载”二位清朝两江总督的诗碑，故称“御碑亭”。如今，有一块诗碑已经裂开，但碑文仍清晰可辨。

太平湖中段东岸，棕榈亭北侧，有一座三面濒水，平面呈"凸"字形的三楹水榭，中间一楹伸向湖中的屋顶为歇山顶式，岸上左右两楹的顶是卷棚顶式，中间一楹的飞檐翘角上，刻有一枝梅花和见一泓秀水而“留恋忘返”的两只喜鹊的木雕。故这座造型精巧别致的水榭，因两只忘飞的“喜鹊”而得名“忘飞阁”，又名“喜上眉梢榭”。

　　始建于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忘飞阁，自筑独立围墙，外有回廊走道，院内种植有桂花、芭蕉、修竹以及假山怪石点缀其间，泓峥萧瑟，自成一景。

相传，忘飞阁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版本，当年，忘飞阁建成后，因为飞檐上雕刻的梅花和喜鹊，一眼望去，梅枝上的两只“喜鹊”简直“宛然如生”，很快便引来真的喜鹊和其它飞禽栖息在它们身边，这些鸟儿一边欣赏园中美丽的景色，一边“顾影自怜”在水中的倒影，竟忘了归巢，故将此水榭取名“忘飞阁”。

坐北朝南的忘飞阁，不仅是欣赏晨曦的最佳之地，也是个修心养性，看书早读的好去处。

忘飞阁东北角上，有一座歇山式屋顶的多开间平房，这座屋子便是重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花厅”（客厅）。该厅即为清朝两江总督和幕僚们以文会友、品茗对弈的场所。民国时期，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常在此议事和会客。

忘飞阁院子北面是“石缘轩”兼“雨花石品鉴馆”。晶莹剔透，玲珑秀丽的雨花石（天然玛瑙石、文石）是南京的特产之一。笔者见到许多外地的观光客会驻足观赏，有人还解囊购买，带回去留作记念和品赏。

太平湖北端中央水面上，建有一座单层“花脊鱼吻”歇山顶式、飞檐翘角、黛瓦覆顶、砖木结构的建筑，这座四面环水的建筑，即是著名的“漪澜阁”。

始建于明朝永乐元年（1402年），重建于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的漪澜阁，为三楹坐北朝南，六扇屏风式格栅镂空雕花排门，屋内梁柱上饰有彩色雄狮木雕，屏风式的排门上雕有“瓶鼎”图案，为谐音“平等”之意。外屋脊采用青花瓷砖铺盖，翘角飞檐，蔚为壮观。屋脊中央装有一只大葫芦瓶，盛满清水，为镇火之用。

漪澜阁大门两旁抱柱上，镌刻有一副豪气冲天的楹联，此楹联取自唐朝末年五代十国时期前蜀（907年至925年），著名画僧、诗僧“贯休”诗作《献钱尚父》中的诗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漪澜阁门前筑有一座拜月、听曲之用的露天平台。每至中秋之夜，历任两江总督都会携府上家眷在此举行祭月仪式，一般以府中女人主祭月神，男人陪祭。祭品多为月饼、水果、菱藕之类。祭毕全家边吃东西边赏月，同时，还会请乐师在稍远处隔水奏乐，祭月的音乐旋律，从清亮泛着微微涟漪的水面传扬过来，显得格外的甜润悦耳，且赋有一种独特的韵味。

漪澜阁四周以石栏围绕，每一栏杆柱头都雕有个小石狮，形态各异，生动可爱。扶栏南望，舫阁楼榭倒映水中，给人一种“碧水如镜太平湖，波光粼粼惹人醉”的感觉。

　　漪澜阁东西两侧分别有单孔拱形小石桥与彼岸相接。因为漪澜阁与石舫（不系舟）恰好位于狭长的太平湖南北两端，彼此隔一湖碧水，遥遥相望，故漪澜阁还有个“水舟双鉴”的别称。

传说，四面环水，私密性较好的漪澜阁，一直被作为清朝两江总督衙门和国民政府的机要重地。辛亥革命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曾将办公处设于此，而且每天回太平湖西岸的卧室休息，必路过此阁，故在民国时期，漪澜阁亦俗称“中山堂”。

在漪澜阁的西面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栋建于清朝宣统二年（1910年），欧洲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房子，房子中央正门是一个正方亭子过道。据说，这栋典型的异国风情的建筑，是清朝两江总督“托忒克-端方”赴欧洲访问时，受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影响仿建而成。这栋平层七开间，黄色墙面的房子，因坐落在总督署西区的煦园（亦称西花园）里，故取名“西花厅”（1912年1月改名为：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起初，总督托忒克-端方将西花厅作为总督署的“花厅”（客厅）接待政要宾朋。翌年，托忒克-端方即调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离开南京前往成都。

1911年（清朝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首义取得成功（史称辛亥革命）。

1911年12月29日，全国26个省中有17个省宣布脱离清王朝。然后，17个省派出代表（每省1票）举行公决，孙中山先生众望所归，以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翌日，孙中山先生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到南京。

1912年1月1日晚10时整，孙中山先生在煦园西花厅，宣布正式就民国任临时大总统，并庄严宣读总统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与此同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定于公元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正是在这座不起眼的西花厅小院子里，孙中山先生组建了中国乃至全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政府，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3个月。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先生因故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同年4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京。

　　煦园东南角圆形园门一侧，东长廊南端小亭内竖有一方精雕细刻、笔意圆浑，汉白玉材质的诗碑，碑上镌刻的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方由清朝末年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俞樾”题写，理因搁置在苏州“寒山寺”的诗碑，怎么会出现在南京总统府的煦园里呢？孤陋寡闻且好奇心重的笔者，经一番细究之后，方才知晓，原来这里面还掩藏着一段既曲折离奇，又悲壮动人的故事。

故事得从头说起，当今，在苏州寒山寺保存有两方碑文相同的诗碑，一方为明代文学家、画家、书法家、苏州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所书，遗憾的是，这方诗碑因年代久远，已残缺破损，碑上仅存“霜、啼、姑、苏”等几个字而已。另一方则保存完好的诗碑，系著名学者、书法家“俞樾”于清朝光绪年间（1875年至1908年），受时任江苏巡抚“陈夔龙”大人之托书写。

那么现存于煦园内的诗碑，与寒山寺俞樾所书诗碑，从碑形与书法上看基本相同。两方碑的尺寸均高约2米，宽0.68米，厚0.32米。碑额、碑身及碑座蝙蝠、缠枝等图案也完全相同，唯一不同之处，是煦园的诗碑材质为汉白玉，而寒山寺的诗碑则是普通青石材质。两方碑文均为行草字体，全诗正文共28个字，碑中刻有俞樾文言文跋语45个字。译成白话文的意思是，苏州寒山寺原有文徴明所书的枫桥诗碑，困年代久远，已看不清楚，清光绪年间，受江苏巡抚陈夔龙嘱咐我（俞樾自称）再抄书枫桥夜泊诗篇，并刻于青石碑上。

人人皆知，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篇，不仅在中国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也同样受到日本人的喜爱。据考证，这首诗曾被编入日本小学课本，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喜欢中国文化的日本人，每逢新春之际，会不远千里，西渡大海来到苏州寒山寺，以在寺内敲钟迎春，引以为快事。

1939年3月，驻扎在苏州的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制定了一个将苏州寒山寺的《枫桥夜泊》诗碑盗取后，偷偷送往日本的秘密计划。彼时，得知日军欲盗取诗碑阴谋的寒山寺住持“静如”法师，唯恐日寇进寺抢劫诗碑，故紧急邀请苏州篆刻大师“钱荣初”仿制一方《枫桥夜泊》诗碑，用仿制的碑替代原碑，借以迷惑日军，然后将原碑隐藏起来，留存给后人。不料，这方仿制的诗碑，很快被时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手下发现，逐强行将这方仿制碑搬走，然后送去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办公处（ 南京总统府）放置。仿制碑一事败露后，松井石根便想尽快将寒山寺的那方真诗碑盗走。

一天，松井石根亲自带队前往寒山寺盗取诗碑，来到寒山寺外，见到寺院大门口的地上躺着一具尸体，尸体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刻碑、亵碑者死！吾忘祖训，合遭横事！”看死者的面容，竟然是钱荣初（仿制诗碑的篆刻大师）。难道是钱荣初因为仿制《枫桥夜泊》诗碑而暴毙了？对中国历史有些许了解的松井石根，不由地惊出一身冷汗，这方诗碑难道真像历史上所说的有“魔咒”？一时间，整个苏州城传得沸沸扬扬，神乎其神。

　　其实，寺院门前的死者是容貌长的与钱荣初很像的爱国义士，也是钱荣初的堂弟“钱达飞”先生，他冒充钱荣初在寒山寺门外自杀，并留下一份血书，以舍生取义的壮举，来诅咒和阻止日军的盗掠行为。松井石根在对《枫桥夜泊》诗碑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方才明白围绕《枫桥夜泊》诗碑，千百年来确实发生了多起离奇古怪、骇人听闻的事件，并且每一次事件的当事者很快都死于非命。遂对佛教多少有些忌惮和怕死的松井石根，只得无奈地取消了盗掠诗碑的计划。后来他连钱荣初仿制的那方《枫桥夜泊》诗碑，也没敢掠夺，一直留在了煦园。故事至此，本该划上句号。岂料， 有关煦园的《枫桥夜泊》诗碑，还另有一则扑朔迷离的传说，而且其中有个“谜”团，至今未解。

据说，现竖在煦园东长廊亭子中的《枫桥夜泊》诗碑，原来搁置在桐音馆旁的假山洞里，1981年，在对煦园进行全面缮治期间，将其迁移至东长廊南端亭子中。在迁移时发现诗碑底座上刻有几排文字：“大日本帝国陆军省海军省后援，大阪朝日新闻社主催大东亚博览会，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出品，苏州寒山寺诗碑于大阪朝日新闻社，指导ニテ模作ス，昭和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939年3月31日）完成日本石材工作株式会社谨制。”

当时，人们仅从这段文字中判定，煦园这方诗碑是苏州寒山寺诗碑的仿制品。据历史文献记裁，早在1939年（日本昭和十四年）时，侵华日军就想把窃夺的大量文物据为己有，曾试图以举办博览会的名义，先集中展览，然后再偷偷地运回日本。从这方仿制的诗碑的文字中明显看出，诗碑是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社”举办“大东亚博览会”所刻。但由于战争等原因，这场博览会没能如期举办。

如前所述，当年，钱荣初为寒山寺静如法师仿制了一方《枫桥夜泊》诗碑后，便出逃在外，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才结束到处流浪的生活，回到故乡苏州。返回苏州后他便前往寒山寺，此时寒山寺住持静如法师已经圆寂。好在俞樾书写的《枫桥夜泊》诗碑，仍完好如旧的存在寺内。但自己所刻的那方诗碑却不知去向。后来才得知，自己刻的诗碑早已被搬到南京总统府煦园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翌年，已经年迈的钱荣初在友人的陪同下来到南京，专门去了煦园，找到搁置在园内的《枫桥夜泊》诗碑，经其仔细鉴定后，神情沮丧但语气肯定地说：“此诗碑非我所制。”奇怪，既然这方诗碑非钱荣初凿刀之作，那是何人所为呢？后经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们分析鉴定，一致认为此诗碑应该是在1939年3月，中华民国伪维新政府成立1周年之际，由伪政府考试院院长、文化学者“江亢虎”按原碑（即俞樾所书诗碑）尺寸大小与字样仿制的。大家分析，当年，这方诗碑可能被作为伪政府官员们附庸风雅、迎合奉承日军的一个道具（从碑底文字中可见一斑）。不过有关专家认为，即便此碑乃民族败类江亢虎所为，倘若从书法与篆刻艺术的角度上讲，这方诗碑雕肝琢膂，笔法细腻，笔锋潇洒，倒也不失为一方难得的艺术精品。

至此，在这个“奇诡”的故事里还剩下一个“谜”，就是当初钱荣初仿制的那方《枫桥夜泊》诗碑，究竟藏在哪里呢？笔者估摸，这个悬而未决、久寻无果的“谜”，只能悬悬而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来解了。

“谁谓今日非昔日，端知城市有山林。”游览过煦园，方才真正领悟出清朝诗人徐崧《秋过怀云亭访周雪客调寄踏莎行》中“不知城市有山林，谢公丘壑应无负”的真谛。

笔者以为，但凡精美的东西，一定是精在骨髓，美在细节。从煦园的碑刻遗迹、山水名木、舫阁亭榭等建筑格局中，既让人感受到中华古典园林艺术的传承；又让人不时寻觅到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风云际会在此留下的飞鸿印雪；更让人对南京这座“本真未凿蕴古事，掬起厚重呈深邃”的古城，感佩交并，久久不止。

不知不觉笔者在煦园已逗留了大半日，近黄昏时，才不得不离开了静谧秀雅的煦园，穿过南京总统府标志性的古希腊风格的”爱奥尼亚柱式”大门，煦园半日游，即告结束。

走在长江路上，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参天挺拔，气势如虹。仰望着一棵棵遮天蔽日的梧桐，不禁让笔者联想起煦园挏音馆旁的梧桐，并恍然大悟，古城南京与“梧桐”的渊源竟如此深厚！难怪人们常会说“没有梧桐树，不成南京城”。

告别煦园之后，再来咀嚼回味人们用来形容煦园的那句“不去苏杭，也有天堂”的顺口溜，还真叫是“盛名之下无虚士，此言果然不差矣”。此时此刻，让人不禁想起一句颇赋哲理的话语：“文化与历史的力量在于能够使灵魂穿越时空，既使相隔千年依旧锋芒锐利。”

历经670多年陵谷沧桑的煦园，时至今日，依然是一派峰萦水映，木秀石奇的景象。这不仅让笔者情不自禁地从心底发出一阵阵感叹！更让笔者豁然开朗，赤日苍穹下，悲欢皆礼物，人间真值得！

2022年5月16日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