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满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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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父母带着三个年幼的弟妹回老家务农去了，我和大弟建平留在铁山的学校里，这就意味着，从此我们俩就失去生活来源了，我就给在外工作，有工资收入的叔叔和满舅(湖南方言，即小舅舅)各写了一封信，请求援助，然后就跟隨同学们到北京串联去了。心事重重的我跟同学们在北京呆了半个多月，毛主席接见后就独自提前打道回府了，已是囊内空空的我一到学校就直奔收发室，谢天谢地，满舅回信了，付带了一张20元的汇款单，信中除说了些宽心的话，还许诺今后将每月给我们寄20元，看后，心里感到一阵阵温暖。

满舅是母亲的小弟弟，两人相差十多岁，他们家是湘江岸边一个叫黄甲村的富人村，这里距我国的铅都水口山仅20华里，不远处就是一个叫松柏的小镇。黄曱村的住户都复姓欧阳，是同一个老祖宗繁衍下来的，解放后，這里地主的土地和房屋大多分给邻村的贫雇农，这才有了些不姓欧阳的农户了。

我外公叫欧阳圭，他从祖上继承了60亩良田，却不愿在家当个土财主，年青时到广州进了黄埔军官学校，是六期的，被分配到江西寿春保安团，因不愿打内战，参加围剿红军，受到长官的训斥，一气之下，就辞官返乡了。1944年，日本鬼子佔领了水口山铅锌矿，並在周边农村搞细菌战，外公被感染，死于痢疾。

满舅名叫欧阳毓，小时候，因家境殷实，並不喜欢读书，不愿吃那份苦，学业成绩非常差，我父亲成了他姐夫后，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外公临终前把15岁的满舅托付给父亲，父亲经常利用工余时间帮他补习功课。日本鬼子佔领期间，父亲还应邀到欧阳宗祠办了30来人的补习班，给那些因战乱而失学的殷实人家子弟补习初、高中课程，满舅这才开了窍，49年解放后，，他考上湖南大学。

1952年秋，满舅从湖南大学冶金系毕业后(解放初期，战争废墟上建立起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须人材，各大学也急政府之所急，压缩或停放寒暑假，各个专业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进入有色金属研究院工作，成为一名科研人员。

我读小学、初中期间，看到父亲带回家看的一本本名为《有色金属》的杂志目录上常出现欧阳毓的名字。在北京工作的13年，满舅对工作非常投入，他所在的课题组，堪称中国难融金属和硬质合金的摇篮，中国第一块钽、铌薄板(钽和铌是两种稀有金属)就出自满舅他们的课题组，60年代初，他们曾获得国家科委二等奖。正当满舅准备扬鞭跃马，为国再立新功时，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准备将他下放到湖南省水口山矿务局，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外公生前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满舅这种身份是不宜留在科研单位的，这种例子在他们院里还有好几个，这是当时的政策。1965年秋天，满舅告别了工作13年的首都北京，回到了家乡，被安排在水口山矿务局第四冶炼厂耐火工段，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

在第四冶炼厂工作了八年后，满舅通过昔日同学的帮助，和舅妈一起调到株洲市，被安排在株洲市钨钼合金厂技术科，舅妈是湖南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就调到株洲市第一人民医院。

8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后，株洲鎢钼合金厂体制改革，下岗，内退，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满舅在苦闷中渡过。在株洲大街上，他偶遇了老家黄甲村的叶姓老乡，当年满舅在北京工作时，受到村里众多孩童的仰慕，这位叶姓老乡也是其中之一，长大后他参军，提干，转业，现在已是株洲市林化厂的厂长，叶厂长请满舅到路边小酒店叙旧，满舅向他诉说了自己的郁闷，叶厂长深感同情却爱莫能助，后来他隨意说了一件事，却引起了满舅的兴致。原来，林化厂日前迁厂，原厂址院内留下了象小山丘一样高的一大堆废渣，听说里面有稀有金属，他们厂又无力提鍊，“你在北京研究院不就是研究稀有金属的吗？看能不能从这堆废渣里提鍊出什么稀有金属来？”满舅即随叶厂长去了林化厂旧址，那是个离株洲市区还有30公里的废弃厂房。1989年，满舅60岁了，他办了退休手续，把舖盖卷搬到林化厂废弃的旧厂房，那里的化学实验室里还遗留了一些旧设备，酒精灯，电炉，盐酸，试管，烧杯，等等，舅舅就长年一个人住在那里，(每星期回一趟家)。自己做饭，洗衣服，除睡觉外，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从那堆废渣里搞提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从废渣里提鍊出一种稀有贵金属一一钯，这种金属是航天、航空，航海，兵器和核能等高科技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那段时间，若大的废弃厂房大院，空荡荡的，除了一个看埸的老汉外，整天廖寂无声，还是挺瘆人的。

就这样，满舅垂暮之年，以个体户的身份把提鍊出的钯通过林化厂销售处销售出去，上交一定数额的提成金，得到了不菲的收入，给三个子女都买了住房，加之高档的装修，彻底改善了全家的经济窘境。

满舅生于1929年，今年己经93岁了，身子骨仍健旺得很，还能到湘江边打太极拳，2016年，舅妈去世后，我和建平去株洲看望过他，五年过去了，愿满舅这棵长青树长青，他是一个坚韧不拔，对科研工作如醉如痴的科研工作者，我从心里敬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