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一、二）

郗钺

郗 钺

　　时光是块橡皮擦，人生作业本上轻描淡写的笔迹很快就会被流逝的岁月无情地擦去，但总有一些所谓“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的“铁钩银划”，镂心刻骨，没齿难忘。

回忆我的小学生涯，并非它如梦如幻的幸福、如诗如画般的美好，而是因为它是涂抹我生命底色的第一幅图画，虽然线条潦草，笔墨凌乱，色彩斑驳，却如春蛇秋蚓，飞鸿踏雪，时常浮现眼前。

小学时代的零散记忆，只是汹涌澎湃、泥沙俱下的历史长河溅落的一滴小小水珠，微不足道,转瞬即干，管窥蠡测，扣槃扪烛，如此而已。

一、学制五年转学三次七年毕业

　　1965年秋新学年开始，广西的小学学制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正好是这一年，我跨进了小学校门。当时，我差3个月满7岁。

　　次年，平地一声惊雷起，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全面爆发，并持续十年之久，直至1976年我高中毕业方偃旗息鼓。

　　十年浩劫，社会动荡，中国的教育受到了全面彻底的破坏，教学秩序一片混乱；我当教师的父母也遭受迫害，工作变动频繁。因此，五年制的小学我辗转读了三所学校、断断续续历时七年才完成学业。

我读的第一所小学是广西贺县（现贺州市八步区）信都中心小学，简称“信小”，位于信都镇街上。那时一个乡、镇就是一个学区，一个学区往往有一个中心小学，在学区众多的小学中规模最大，师资和硬件条件相当来说也是最好的。区别于年级不完整的“村小”，能称为中心小学的都是各个年级都齐全的“完全小学”。

信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镇，民国时期为信都县，县治即在如今的信都镇，解放不久信都改归贺县，与广东的怀集、南丰县相邻。
　　信小的大门正对熙熙攘攘的街市，不远处即为流向广东封开的贺江。后门则面临一条竹木掩映的小河汊。校园内操场宽阔，可容纳全校师生一起做早操，四周分布有乒乓球台、足球场、篮球场和田径场。
　　其实上学之前我就是信小的常客，因为我母亲就在那里当老师。这里与我父亲任教和我们一家居住的信都中学仅一墙之隔，但如果走大门则需绕贺江边行走五六百米，走小门则只有两三百米，一些顽皮的教工子弟出入时经常直接翻墙而过。
这所小学的学生大多是街上的孩子，多操粤语，属城镇非农业人口，也有一些来自周边的农家子弟。
那时候的小学生天真烂漫，纯洁无瑕。虽然生活条件艰苦，教学环境简陋，但课余时间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可以无拘无束地嬉戏。没有孤独无伴的烦恼，也没有睡觉前还没写完作业的焦虑。 然而，童年的欢乐时光是短暂的。对一个未经世事、懵懂无知的小学生来说，对“文革”起初充满了惊讶、兴奋和新奇。“停课闹革命”后，虽然不能像中学生那样周游四方全国串联，但我们不用回校不用上课，可以尽情尽兴玩耍、嬉闹。当时信都中学有二三十个读小学的教工子弟，精力旺盛而又无书可读，便天天结伴到红卫兵接待站去抢传单，到大字报栏看大字报，全无荒废学业的忧虑和悲哀。
　　有一天在大字报栏下沿一个角落的位置，出现了一张揭批我父亲的大字报，红卫兵造反派给他扣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大帽。我一看顿时像被天雷击中一般，猝不及防，大吃一惊，白纸一样单纯的我这才知道人与人之间原来还有家庭出身的不同，而自己的家庭成分位居“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首。
我终于在这里顺利读完了小学。后来上级要求大队办初中，三联小学便办起了“戴帽”附中，于是我又在这里读了两年初中。
　　我转学三联小学时“文革”已过了最疯狂的年头。虽然“血统论”和“唯成分论”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但随着时光的推移，浓重的雾霾慢慢淡化，阳光、花朵、温暖和希望渐渐地回到了我的世界。善良的老师对我非常器重，悉心培养；纯朴的同学待我十分友好，亲如兄弟。几十年后我仍十分感念在三联小学读书的日子。
　　乡村小学是最接地气的基础教育，置身其中，我接触和感受到了农村最真实的社情民意和风土人情，对中国宗法社会的血脉骨骼和传统的文化土壤也有了一些了解和直接的体验。
　　但乡村小学也是中国教育最贫瘠的土地，教学理念落后，师资水平低下，图书资料匮乏，物质保障薄弱，再加上那个年代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大批判”连绵不断，“学工学农”浪潮迭起，普遍不重视书本知识和课堂讲授，教学课时无法保证，教育质量无从评估，尽管我在班里学习成绩一向优秀，也是若干年恢复高考后这所农村小学历届毕业生中仅有的能考上大学的两个之一（另一个是我哥哥），但无论是知识储备、知识结构，还是思维能力、人格成长，我的基础教育明显的先天不足。这与其说是我个人的的悲哀，毋宁说是那一代人、那个时代的悲哀。

二、 语文课本

　　一位西方教育家曾经说过：“你从父母那里学到爱、学到笑、学到怎样走路，可是一打开课本，你发现你有了翅膀。”

对上过学的人而言，对语文课本的回忆也许是可以贯穿生命的。一本本课本、一篇篇课文就像是镶嵌我们精神世界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构建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文学想象，描画了我们最原始的人文色彩，是我们文化血脉和精神根基的一部分。无论多少年过去，只要一提起上学的时光，那些模糊的往事立马会因依稀记得的课文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每当课文的字句段落从脑海里一一闪过，一个时代折叠的画卷便次第展开，往昔的年华在幽暗的时间隧道里散发出忽明忽暗的微光。而一代代内容更迭的教科书，则是社会气质和价值取向最好的投射，满满都是时代的色彩和人生的滋味。

　　我自上学起就喜欢语文课，在信都小学读一年级时，母亲是我 的第一任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记得那时用的是人教版的全国统编教材，语文课本一发下来，我当天就把它从头到尾翻了个遍。虽然字不识得几个，但看看彩色的插图也觉得意趣盎然。

岁月翻腾，光阴跌宕。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童年时读过的书、上过的课很多都已经淡忘，但提起一年级的语文课，我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篇课文：“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

　　我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父母是年青时就投身革命的人民教师，从小受到的教育就知道要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再说那时混沌初开，完全不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何物，所以与同学们一起仰望着悬挂在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齐声朗读课文时，心中一样充满了感恩与敬仰，感觉自己的童年幸福美好。

那时小学的语文课文，政治宣教是主要内容，像“向日葵，花儿黄，朵朵葵花向太阳。太阳就是毛主席，太阳就是共产党”及《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类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占了大量篇幅。

　　但也不乏富有生活气息且朗朗上口的儿歌，我至今仍记得的有《春雨》：

“滴答，滴答，下雨啦，下雨啦。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 桃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 葵花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 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

还有《卖菜歌》：

“卖菜，卖菜，要买快来买。卖的什么菜？韭菜。韭菜老。有辣椒。辣椒辣。有黄瓜。黄瓜一头苦。买点马铃薯。昨天买的没吃完。请你买点葱和蒜。光买葱蒜怎么吃？再买两斤西红柿。西红柿，人人爱，又做汤，又做菜，今天吃了明天还要买。”

课文中童话、寓言和历史小故事也不少，如猴子捞月、乌鸦喝水、小猫钓鱼、狐狸与乌鸦、司马光救人、曹冲称象等。语言浅显，生动风趣，通俗易懂，寓意深刻。

转学到三联小学之后，“文革”前编写的人教版的小学课本被弃用，改用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编的试用教材，每个单元或每篇课文之前都有一段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改版后的小学课本中反映剥削阶级残酷凶狠和受压迫农民悲惨痛苦的课文明显增多，最广为人知的要数《收租院》。文中有一首歌谣：“地主的斗，吃人的口。多少年来多少代，地主用它把租收，它喝干了穷人的血，吃尽了穷人的肉……”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激起年幼的我们对剥削阶级的无比仇恨。只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四川省大邑县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故事是为配合当时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历史还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个主题的课文还有著名的《半夜鸡叫》，它节选自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讲述的是贪婪吝啬的老地主周扒皮为了延长劳动时间，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每天半夜起来偷学鸡叫，然后说天亮了，把刚入睡的长工们赶起来下地干活的故事。这篇课文可谓影响深远，久居小学语文课本长达40年。虽然在今天看来情节荒唐不合情理，文学加工痕迹明显，但在当年我们却深信不疑。

顺应时代的需要，那时的课本中除了《老三篇》的节选，还选入了一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人物的光辉事迹。比如有一篇标题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杨水才》的课文，讲述河南省许昌县一个大队党支书杨水才的故事。他把读毛主席的书当作最大的幸福，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标准来检查自己的言行。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忍着病痛带领家乡人民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病情恶化后也不肯花国家的钱做手术，直至牺牲的前夜还披着破棉袄坐在桌前读《毛主席语录》。他那句“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的名言，曾被广为传颂。

“夜已经很深了，杨水才仍然没有睡意，而是在思索着家乡的美好蓝图。京广线上的列车向着北京奔驰，满天的群星向着北斗，杨水才的心啊，向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课文中的这几句话我背得滚瓜烂熟，没见过火车和铁路的我也是从这里知道了京广线，以致后来一提起京广线我就不由地联想起杨水才。

课本中还有不少革命小英雄的故事，如《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描写年仅14岁的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老地主偷摘集体的海椒，为保护集体利益与其搏斗被活活掐死的故事。还有抗战时期小英雄雨来的故事，解放战争时期刘胡兰的故事，建国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等。

　　小学课文里，我印象最深的现代诗是五年级课本里的《革命烈士诗二首》，第一首是叶挺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这感情炽热、气势豪迈、意境壮美的诗句，几十年后我仍能倒背如流。

第二首是陈然的《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革命烈士的浩然正气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让正值少年的我们震撼和钦佩不已。只是后来澄清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并非出自陈然烈士之手。

那时外国题材的课文有《列宁与卫兵》，革命领袖谆谆教导人人都要遵守纪律。

　　此外，最难忘的就是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海燕》，当年早读时高声朗读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这是当时课本中少有的充满激情而又文辞优美的课文，豪情万丈，激动人心，具有深广的象征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因为我的初中也是在这个小学的附中读的，所以我也记不清这到底是小学五年级还是初中的课文。

“文革”改版后的小学语文课本里，中国古典诗文寥寥无几，就算有一两篇老师讲课时也往往省略跳过，不知他是怕犯错误还是自己也不懂。外国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等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以启齿的是我直至1977年考入大学中文系后才第一次接触这些本该在小学阶段阅读的世界著名儿童文学作品。

　　那时的课外阅读更是一片荒芜，中国的古典名著被列为“四旧”，外国的文学名著被当作“封资修”的“毒草”，“文革”前出版的文学作品大多成为禁书。我们的大脑就像干旱的沙漠，在记忆力最好、吸收力最强的少年时期缺乏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灌溉和滋养，烂熟于心的基本上是革命领袖的语录及其诗词。

语文课本从根本上说是国家一个时期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时代精神鲜明，历史烙印深刻。不同时期的语文课本，就这样幻化为斑驳陆离的精神底色，灌注在时光的缝隙里，伴随一代少年走入浩荡青春。

（未完待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