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并快乐着－记在甘雨胡同的日子里

虹蜻蜓

我是属于人们说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那代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国人民迎来了百年未有的和平时期，我便在北京一条古老的胡同里来到了人间。

这条胡同的名字叫：甘雨胡同。甘雨胡同明代属澄清坊，时称干鱼胡同。清代属镶白旗，名为甘雨胡同。清代这里有镶白旗的蒙古都统署、无极观，北侧有天主堂；雍正四年（1726）在此设会同馆舍，以备外国使臣居住。康熙时有郎世宁，道光时有礼部尚书贵庆居住，晚清李鸿章也曾在此购宅。民国时期辜鸿铭、王明道等均住于此。

我住的是甘雨胡同16号，据说解放前是一个法国报社所在地。它是个深宅大院，前面两个大院子，后面有许多小院子，一个套一个，不熟悉的人走进来会迷路。我出生的时候，这里是中央歌剧舞剧院歌剧二团所在地。大院里大约住有几十户人家，还有两三个排练厅。

那个时候刚解放，住房不分什么等级，不管延安时期的干部、留美回来的歌唱家、还是刚进团不久的演员都住在同一个大院儿。我母亲跟我说：她生我时只有19岁，刚从上海来京不久，自己还没有长大，就迎来了一个呱呱坠地的孩子，当真有些不知所措。是同院儿住的王昆阿姨（延安干部，后东方歌舞团团长）给了我父亲五十块钱（当时父亲只挣三十块钱）,留美回国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阿姨教给我母亲如何给孩子换尿布……使我母亲度过了初带孩子的尴尬期。

人们都说小孩子三岁以前是不记事的。可我还真是记得三岁以前的几个生活小片段。如我们家住在大院最靠里的一个小院子，我妈妈冬天生炉子，她坐在炉边的小凳子上，将没有烧尽的煤球用铁钩子敲打，露出黑的煤后放在一个小碗里。还有一次我妈妈哄我睡觉，可我怎么哄都不睡。她一气之下，放弃哄睡，打开房门（房门是有窗户的），背对我站在门外，我跑下床，哭打房门，可妈妈既不回身也不进来，我哭的没有力气了，最后又爬回床上睡着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我醒来未见妈妈在家，便光着脚，裹着睡袋哭喊着跑了出去，穿过一个狭窄的通道，最终双脚站在冰冷的小石板上……。

真正记些事，那就应该有五岁了。记得我长到九、十岁有点大姑娘的样子时，有个院里的阿姨对我说：你说时间过得快不快，小洪，我记得前几年你在院子里玩儿碰到我，曾用稚嫩的声音跟我一本正经的说：阿姨我今天五岁了！现在一转眼成大姑娘了。

五、六岁的孩子，在大人眼里是小孩，而自己却认为已经很大了。我记得那时大人的工作都很忙，我上的是全日制的幼儿园，一星期回家一次，一般周六下午幼儿园有专车送，到家也就是下午三点多钟，这个点爸爸排戏还没回家，他就事先把钥匙放在门外一个只有我们家人知道的地方，家里的桌子上总是放着一些小零食。我呢每次并不是急于开门，而是趴在窗户上往屋里看，看看爸爸都给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爸爸很有心，他每次不但准备好吃的，还把它们摆成型，什么一根棍糖一头放在苹果上，做滑梯状，两个小橘子做桥墩，上面放个牛舌饼等，看到后我便急猴猴的去开门，享受小吃食的美味，接着就拿起家里的布娃娃找小朋友过家家去喽！

当演员上班时间不是固定的，有戏排戏、演出。没有戏就很清闲。我周六下午回家，爸爸会带我玩儿，特别是夏天，我们经常去北海玩儿。我们家离北海公园不远，出了胡同西口，就有三路无轨电车，爸爸做好简单的晚饭带上，到公园后，我们走过连岛的大桥，那儿有一家喝茶的店，这家店除厅内有座儿，还在厅外靠河边有凉棚，爸爸就选择一个能看见大桥的位置坐下，一边喝茶，一边等妈妈。妈妈下班后便直接到北海与我们汇合。

在等妈妈的时间里，我总是不时地向桥上张望，直到桥上出现她穿着漂亮的布拉吉，步履轻盈的身影。妈妈来后我们便一起喝茶、吃饭。我有时会唱起了小歌谣：有个老头老太太，他们俩人上北海，老头背着个老太太，摔一个跟头起不来。夜幕降临时我们去划船，在绿波荡漾的湖面上，度过一个个美好的夜晚。

这样平静的日子，在1960年被打破了。那年我六岁了，妈妈下放到四川，迎来了我和爸爸单独过的日子。过去妈妈干的活，全落在了爸爸身上。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爸爸给我梳辫子，左一下右一下怎么都梳不好，可他并不急，竟唱起了歌剧《白毛女》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的歌。

妈妈下放那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所有供应都十分紧张。那时供应牛奶糖一人一次只能买二两，爸爸就带我到百货大楼排大队，他让我也排在队里占一个位，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四两，我们俩来回排，凑上八两一斤的就给妈妈寄到四川。记得有一次妈妈来信说那里的小朋友没有书看，我就把我心爱的《小朋友》画报打成包寄给妈妈，那画册里面有许多美丽的图画和几乎能背出来的小故事，寄出去还真有些不舍，不过我还是挺大度的。

妈妈走后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每周末回家没有人能带我，因为演员这个职业是没有固定休息日的，他们往往越是周末、节假日越是要演出，这样就开启了我混剧场后台的生活。那时每次遇上周末演出，爸爸就带我到后台，我看他化妆、换服装……上台前便嘱咐我跟化妆师玩儿，听化妆师阿姨的话。有一次跟他去剧场，正好是演《蝴蝶夫人》，有一个小朋友要演蝴蝶夫人的孩子，我跟那个小演员是幼儿园的玩儿伴，他就一边让化妆师给他化妆，一边不停的跟我说话，好不热闹。后台还有好玩儿的是很多叔叔、阿姨化好妆，让我猜他们是谁。当大人都上台后，我就搭几个小凳子在后台睡着了。演出结束后，爸爸会把我从梦中叫醒，跟着演出车回家。

演员如晚上有演出，晚上那顿饭是吃的比较早也比较少，演出后就要吃一顿夜宵。这样送演员回十六号的车到时，我们并不是直接奔家，而是下车后走出胡同东口，到灯市口的一家馄饨铺吃馄饨，那个铺子在街上支一张大长桌，四周摆上条凳，我每每都是困得不知东南西北的时候被拉上桌的，有时吃完都不知是怎么回家的。

我们住的甘雨胡同离天安门不远，那时北京没有什么楼房，每年“五一”、“十一”我们院儿许多人都爬到食堂的屋顶上看放花。礼花放过后，就会有一串串的降落伞，它会顺风飘落。我们院儿在天安门的东北方，如果那天正好是刮西南风，降落伞就会顺着西南风冲着我们这边漂过来。记得有一年一串降落伞飘到了我们院儿，被一个叔叔捡到了，他心灵手巧楞是用降落伞给他女儿做了一条小裙子。那降落伞是尼龙布制成的，洁白的尼龙小裙穿在同院儿小女孩的身上，真是让人羡慕死了。

从那时起我们家就不得安宁了，每每“五一”、“十一”我就缠着爸爸分析风向，让爸爸带我到东单、王府井路口去守株待兔式的碰运气。又一个放礼花的节日到了，爸爸、妈妈来了个“舍命陪（君子）孩子”，爸爸让我坐在他肩头，妈妈扛着一根头上绑有小铁钩的竹竿，一行来到了王府井口。说来也巧了，我们刚到不久，就飞来了一个洁白的降落伞，最终挂在了杨树上，爸爸从妈妈手中接过竹杆刚要够，只见一个男孩子噌的一下窜上了树，把降落伞取了下来。我真是又急又恨，恨自己没有上树的本事，恨自己运气不佳。就这样美好的愿望被一次次的失望替代，这个举动一直到我十来岁才结束。

七岁了，我上小学了。上小学后我并不是在家住，而是仍住幼儿园，原因嘛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幼儿园是有小学班的，它接收一至三年级的学生。我在小学期间是一个很努力的好孩子，处处要强，从入队时的小队长，一直升到大队副主席，左肩上的符号从一道杠、两道杠变三道杠。住在胡同里的孩子，那时一见到我就喊：三道杠，三道杠。我当时就想千万要保住这三道杠，万一撤下来，多没有面子呀！

那时小学生入队是二年级的“六一”，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入队，而是选优秀的学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记得我入队那天回家后，穿着白衬衫，花裙子在甘雨胡同十六号的大门口等妈妈，希望妈妈早点看到我的情景。

还有国家十五年大庆，给了我们孩子几米人造棉票，妈妈给我做了一条黄颜色加黑点子的裙子，那时正是我长个子的时候，裙边做时折了一大块，为的是来年不够长放下来用。现在的家长恐怕想都没想到过吧。

歌剧院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一般家长就会让他们学乐器、声乐、表演等。我七岁就开始学钢琴了。钢琴课是在少年之家上，平常练习在幼儿园的教室，周末回家呢便由妈妈监督和指导，在大院儿里的琴房练琴。那小琴房是我五岁之前，妈妈弹琴，我随音乐跳舞的地方，没成想七岁时我也坐在了钢琴前。只可惜我没能坚持学下去，成了我一辈子的痛。

当我十岁左右时，爸爸对我的艺术启蒙教育就开始了。记得有一年北京举办苏联电影周。甘雨胡同出东口不远就是红星影院和大华影院。我们小学是全日制，一般下午三点才放学。爸爸几乎买了所有电影周涉及的电影合适时间的票，每天做好晚饭到车站接我，我一下公共汽车，爸爸就将饭盒和电影票递到我手上，我便去影院看电影，什么《列宁在一九一八》、《丹娘》、《列宁在十月》、《乡村女教师》等等。除了看电影，还看了全国戏剧汇演、全国少数民族汇演、解放军文艺汇演及中国派出的演出团体的汇报演出等，那时什么北京工人俱乐部、中山音乐堂、人艺剧场、民族宫、天桥剧场等等北京大大小剧场几乎跑个遍。

以上说了这么多跟看歌剧院的排练和演出比，那可都是小菜。

甘雨胡同大院内有两个排练厅，一般有些小型戏和合唱会在那里排练，同时院子里还有一些琴房供大家弹琴和练习声乐，真要排大戏就要到与甘雨胡同紧邻的西堂子胡同十二号了。北京的许多院落都是深宅大院，往往前门在一条胡同，后门已经在另一条胡同了，西堂子胡同十二号就是这样一个后门在甘雨胡同的大院，巧的是它的后门正好开在十六号院的斜对面，穿过一个普通的院落就进入了歌剧院的排练厅，这个排练厅是由一个四合院改建的，它将四合院中间原有的花园部分搭上顶棚，铺上地板，布上简单的灯光照明。

排练场可是个吸引人的地方，那时晚上一有排练我就往那跑。寒暑假更是不落空。中国歌剧《夺印》、《洪湖赤卫队》、《南海长城》、《刘胡兰》、《阿依古丽》、《望夫云》……外国歌剧《茶花女》、《奥涅金》、《货郎与小姐》、《蝴蝶夫人》等等我都依依看过排练。

（歌剧《扬子江暴风雨》）

记得六十年代初，上演的电影《天山上的红花》，歌剧院将它改为歌剧，特地从中央民族歌舞团借调作曲家乌斯满江为该歌剧作曲，他当时就住在十六号院，我对这个高鼻梁，大眼睛满脸络腮胡的新疆人很好奇，便去找他玩儿。他将写的谱子放在桌子上，整个桌子非常整洁，他对我说，桌上所有东西都可以玩儿，就是谱子不能碰。后来该歌剧写成，在十二号连排时，演电影的那位女主角还来了，她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同时还来了一些歌剧届的名人，不管他们是否有名都是我嘴里的叔叔、阿姨我也就不一一介绍了。

有人说演员是“疯子”，一个好的演员越在正式的舞台上表演越能发挥的好，不过你们不知道的是，不管什么样的演员最怕一种演出，就是每每公演前带观众的演出，这可不是一般的观众，他们都是演员的熟人和家属及业界人士。

歌剧院的这种彩排基本都在天桥剧场。我们这些家属坐在观众席上给他们的压力还真不小，是他们认为比较难对付的。对我们这些观众来说，台上的人不是父母，就是平常熟悉的叔叔、阿姨，不管台上人扮的什么角儿，你怎么看都是看本人，根本就入不了戏。最逗的是字幕打出的人名，我愣是一个都不认识，原因嘛，我们从来都是叫这些叔叔、阿姨的外号，什么黑子、老虎、傻丫头等压根就不知道他们的大名……。

我成人后虽然阴差阳错没有干专业，但艺术细胞一点不差，这得益于在歌剧舞剧院文艺圈子里的滋养和爸爸的影响。爸爸是个一生挚爱歌剧的人，他从一九五一年入行，始终如一的对表演和声乐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他是男中音，在歌剧中总是演老人和反面角色，如《洪湖赤卫队》的彭霸天，《南海长城》的单眼王、《刘胡兰》里的地主石庭槐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四年周总理看了他演的《洪湖赤卫队》里的彭霸天，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使他备受鼓舞。我小时候经常看歌剧，歌剧里耳熟能详的唱段不少，可我唱的最多的还是爸爸反面角色的唱段，不但我能唱，我的一位发小在国外多年，前些年回国，到我家还当着我父亲的面，唱起了彭霸天的唱段：“石板开花无根底，穷鬼们竟想上天堂，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白话）托祖宗的福，洪湖又成了我的天地。”哈哈哈，可见父亲演的角色在孩子们中间印象之深。

（歌剧《洪湖赤卫队》彭霸天）

从出生到十一、二岁，说了那么多，还没有好好说说住在大院儿里的生活呢。在本文的最前面，我说过我们住的十六号是大院子套小院子的格局，屋子很多，我家住那十几年，大概在院儿内换了三次房，最后一次是我六、七岁的时候，我们换到了十六号院儿的最后一个院子，房子后面就是另一条胡同了。

这个房子的前面有一块空地，我们就在靠我们房子的这边搭了一个棚架，最早种了架豆和茭瓜，后又种了棵葡萄，夏天瓜豆爬上架子，正好是个凉棚，我们就在棚下放一张小桌子，坐在外面吃饭、乘凉。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还搭鸡窝养鸡。爸爸手很巧，给鸡搭的窝是上下层的，下面鸡睡觉，上面铺上草鸡在那儿下蛋，每当鸡下完蛋后就叫，我等鸡跳下来，就在爸爸给上层开洞的地方，伸手掏蛋。刚下的蛋是热乎乎的可好玩儿呢。我们还养了一盆子午莲，莲花的下面游荡着小金鱼，别提多美了。

一九六四年，爸爸下放农村，带回了一只水八哥，白天我们不关它，它也不跑，最有意思的是它在农村看惯了光膀子的人，来到我们这，也只找光膀子的人玩儿，它还经常落在门框上嬉戏，不幸的是这个习惯最终害了它，有一次落在邻家的门框上，邻居阿姨（团里的副团长）没看见一关门把它碾死了。为此，我哭了很多天，我给它挖了一个小坑，做了一个小墓。从此那么懂事、乖巧的鸟我再也没见过。

过去北京的夏天即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人们一般吃完晚饭，就在胡同口、大街上乘凉。我们有院子大家就在院子里乘凉，除了坐在家门口，也有三五成群闲聊的。爸爸会和三两个好友在一起谈政治，我呢就钻在有讲故事的阿姨那听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隐身人》的故事，是讲一个人会隐身术，做了许多人不知鬼不觉的事，但是他怕雨，最终被雨淋了现了原形。就是这个故事吓得我好几年都不敢一个人在黑屋子里。

小时候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十二岁以前的生活是无忧无虑，丰富多彩的。这样的生活在一九六五年随着全歌剧团的搬家而戛然而止了。记得那是六五年的夏天，我们收拾家当，带走了所有能带走的，而棚架上结的架豆和还未成熟的葡萄却永远的留在了那里。新家是楼房，一切条件会比这好很多，可我还是依然不舍甘雨胡同十六号——我曾幸福并快乐着的地方！

2022年儿童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