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吃饭的那些事

张运雄

往事随便聊，客观不戏说。

                                              一一题  记

一

     民以食为天。

     今天来聊聊吃饭这件天大的事。

     我是1950年生人，1958夏秋之交父亲历尽艰辛才将娭毑、嗯妈和我们兄弟俩的户口迁入古城岳阳，此前我们一直在长沙乡下生活。

     听娭毑说，1958年我们家所在地的通信地址，由长沙县蒿塘坳乡王家湾冲，变成了长沙县北山人民公社福云大队草鞋桥生产队王家湾小队。虽然我不清楚乡变公社意味着什么，但对人民公社办的公共食堂还是蛮有记忆的。

     王家湾生产队的食堂就办在生产队长王四嗲的家里。他家的厨房本来就不小，既要做十来口人的饭，还要煮几头猪的潲，为全队几十人做饭菜，稍作改造就行。于是王四嗲指挥社员们在他家里架甑蒸饭，置锅炒菜，摆桌就餐，好不热闹。

     讲老实话，公共食堂刚开始还是搞得不错的，各家各户的稻谷白米、咸鱼腊肉、鸡鸭菜蔬、剁红辣椒、老坛酸菜都公共到了食堂里，大家确实吃了一阵好饭菜。有好饭菜吃大家都蛮欢喜，王四嗲更是志得意满，逢人滿脸堆笑，只差没说：这些好事都是我领着搞出来的！

     然而好景不长，大概吃了两三个月公共食堂后，鸡鸭鱼肉吃完了，米所剩不多了，腌菜坛子也空了，地里的菜又长不赢，伙食越来越差，饭也吃不饱了，村民们开始叫苦了，开始说风凉话了：什么恰饭不要钱，幸福万万年啰，还冒幸福得三个月就冇得饭恰哒！

     王四嗲也是唉声叹气，显得有些六神无主了，对村民的怪话他装聋作哑不予回应。其实背地里他还是在寻找着解难之策。

     米不够吃，不知道他从哪里取来了"双蒸饭"的经，在食堂里蒸起了“双蒸饭”。       

     所谓"双蒸饭"，就是将饭蒸熟后，再在饭上洒上一些水又蒸一次，这样蒸出来的饭比先前体积会膨胀许多，显得很有份量。这种饭吃时容易饱，饭后容易饿，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

     菜少了，他会让食堂里的大师傅打上一锅豆豉辣椒汤来凑合，豆豉辣椒汤闻上去还是香喷喷的，泡饭还蛮好恰。如此这般又对付了一阵。

     我对这样的伙食不满了，我反问娭毑：嗯不是说公共食堂烂（读四声）好的呐，鹅式该（读二声）号鬼样范啰？

     娭毑无言以对。

     终究没有办法撑下去了，公共食堂最后只能解散，村民们仍旧回到自古以来各家各户一灶一锅搞饭吃的传统模式中去了。

     只是难为了那些对办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积极分子们，公共食堂办起来以后，他们就将炉锅铁锅锅铲一股脑儿地都送去支援“大炼钢铁”了，再要置办齐这些家什还真不容易。

   1958年夏秋之交时节我们迁到了岳阳，住在印刷厂为安排职工、家属住宿而从房管所租来的一座四合院里，吃饭则是与厂印刷产品门市部的人一起吃，早中晚三餐都是吃的大米饭。每到饭点，就有人到街斜对面厂里的食堂将饭菜打来。饭装在一只大瓦缽里，吃多少盛多少，不限量；常吃的菜是油炸小鱼、剁鱼、榨菜皮炒肉，蓑衣萝卜、时令蔬菜、酸菜辣椒、鸡蛋湯等。我吃得津津有味，感觉比我们乡下的饭菜好吃得多。这种感觉肯定是对的，因为彼时“三大差别”是严重存在着的，城里人的生活肯定比乡里人好。

     门市部有个小青年叫陈迪泉，湘潭人，我叫他陈叔叔。他见我爱吃咸辣，就对我说：下回带你到湘潭切（读四声）玩，给你恰紫油姜开胃，恰龙牌酱油加猪油拌饭，让你把肚皮恰得圆鼓鼓的，跍（KU)都跍不下切（读四声）。

     后来陈叔叔调回了湘潭，多年以后从《建设报》上得知，他在一次火灾事故中救人受伤，被当地政府树为模范，给予了表彰奖励。如果陈叔叔还健在，应已年近九旬了，願他康泰。

     我们迁来岳阳时，岳阳时称城厢镇。1958年10月，城厢镇与城陵矶镇合并，成立岳州人民公社。岳州人民公社按行业系统分为：郊区（农业）、工业、财贸、文卫、居民、城陵矶六个分社。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原则进行生产（工作）、生活。吃饭都在公共食堂。听人说，每到饭点，有人站在南正街十字路中间吹军号。军号一响，人们就会涌向各自所属的食堂去吃饭。军号声声，人流滾滾皆为饭，那种空前绝后的场景想必十分壮观。

     还有人说，军号一吹整个岳阳城都听得到。此话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还是比较形象地说明当时岳阳古城确实很小。

二

始自1958年左右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贯彻的是一条严重错误的“左”倾路线，其直接恶果是导致出现了1959年至1961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这三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苦日子”或“三年大饥荒”或“三年自然灾害”。

那时我已有十岁许，对“苦日子”有所记忆。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时候街上常有人摆一些不知用什么东西做成的粑粑买，粑粑的颜色黑不溜秋，我们叫它“牛屎粑粑”，因为它样子太扎眼，不敢买它吃。但是有一次肚子实在太饿了，我花两角钱买了一个“牛屎粑粑”吃了。“牛屎粑粑”样子看着恶心，其实吃下去还蛮充饥的，我对它有点令眼相看了。 

几天后我突然出现了发高烧、腹痛腹泻、乏力等症状，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仔细询问了我发病前的一些情况，最后诊断我是因为吃了“牛屎粑粑”感染了伤寒病。最终以花钱吃药打针，一个礼拜没有去上课的代价治好了伤寒病，这些付出也使我获得了对伤寒病有终身免疫力的回报。

娭毑说我在过“苦日子”的时候，放学回家书包还未放下就到碗橱里去找东西吃，找不到吃的东西还“癞蛤蟆鼓肚子一一发混胀气”。

我也记得自己常会到街上婆婆佬佬摆的地摊上去买“灰茭芭”吃，“灰茭芭”的形状跟我们现在吃的茭白一样，只是是灰黑色，个头小许多罢了。感觉“灰茭芭”蛮好吃，味道鲜美，一口咬下去，会冒出一些黑灰来。吃“灰茭芭”时不能说话，不然的话会呛得咳嗽不止。吃完“灰茭芭”，嘴巴周围一圈黑。有次吃“灰茭芭”吃出了一条大肉虫，吓死我了，急忙将吃进口中的“灰茭芭”吐出来，吐了一地的黑。

那时候总感觉肚子饿，有钱没钱都喜欢往南货大楼跑。南货大楼的柜台里除凭票供应的八分钱一包的奶糕和一种比法饼稍大，不凭票但要买五元钱一个的饼子及一些蛏干、墨鱼等干货外，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买。我有时会花上几毛钱，买上几粒（一毛钱三粒）“狗屎糖”带到学校去吃。“狗屎糖”是一种没有包糖纸的糖，它甜中带点焦糊味，没有薄荷糖好吃；也不如薄荷糖漂亮，薄荷糖上有好看的花纹，狗屎糖”黑不黑黄不黄，还不成形，故我们以“狗屎糖”称之。不管它丑也好有焦糊味也好，恰它还是能解馋啰！

有时候会和同学到南津港白水村去挖“湖筋”，挖到“湖筋”后，大家将它放在一起，也不顾手上沾满了湖泥，围在一起就吃开了。剝去“湖筋”外面的皮，就露出了里面白嫩的肉根，大家大口地咀嚼着，微甜的根茎滋润着我们的口腔，填充着我们饥饿的肚子，觉得很享受，大家一脸的滿足。

如果看到“三八连”女将们板车上拖的细糠饼，我们会悄悄地跑上去弄上一点拿回家在煤炉子上烧着吃。烧糠饼时发出的香气好诱人，吃糠饼时却好难下嚥，但又舍不得扔掉，还是一点一点慢慢地嚼食着。

那时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时，比我小的叫我“雄哥”，比我大的叫我“雄伢子”，厂里的叔叔伯伯们也叫我“雄伢子”。在长沙工作的姑父是广东人，他也叫我“雄伢子”。因了他的广东口音，将“雄”唸成了“宋”（唸二声）；也因了我为填饱肚子到处找吃的，于是我成了大家眼中的“宋（唸二声）伢子”。

“宋（唸二声）”在湖南方言中有“好吃懒做”之“好吃”的意思。我今天要为自己辩白一下：我不好吃，一不吸烟二不喝酒，只喜欢牛饮绿茶；大鱼大肉我也爱吃，但从不惦记；有一调匙坛子辣椒，或者一碟油淋豆豉辣椒，我就能美美地吃上两碗饭。我真的不是好吃之人。

过“苦日子”时正是我们长身体的时候，摄入需求自然大些，肚子饿了肯定要去找吃的。不管是饿肚子后的应激反应也好，还是吃像确实不雅也好，给人留下好吃的印象，全拜“苦日子”所赐。

三

大毛和小毛兄弟俩是我儿时的玩伴，尽管我们没有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但不影响我们在一起玩，因此也知晓他们的一些事情。

小毛在天岳山小学读书，离家近，大毛在洞庭路小学读书，离家远，放学回家后他们都会到印刷厂的食堂去吃饭，

那时候吃饭凭饭票，为防止寅吃卯粮，饭票上还印有早、中、晚。父母怕他们丢失饭票吃不到饭，就将饭票放在食堂蒸饭的张汉凡师傅手里，他们到时候去取饭菜就行了。

放学了，小毛自然先去食堂吃饭，吃完自己那份饭菜，感觉意犹未尽，肚子还在咕咕作响，怎么办？聪明的小毛眉头一皱 计上心来，他找到张师傅，说哥哥马上就要到了，哥哥不喜欢吃太热的饭菜，他帮他把饭菜端出来凉一凉。张师傅是个忠厚老实之人，心里没那些弯弯绕绕，立马就将饭菜端给了小毛。

小毛将饭菜端到八仙桌上坐下来，用筷子沿着饭缽边沿轻轻地将饭划松，然后将正中间的饭挖出一砣放在自己刚吃完饭的缽子里，再将挖空了的那缽饭反扣在吃过的菜碗里，看上去菜碗里装着的是完整的一份缽子饭。小毛精细地做好这一切后，匆匆地将那砣饭吃了，然后将两个空缽子送给张师傅，还不忘叮嘱张师傅一声：我哥哥来了你要他快点去吃饭啰，我都跟他凉好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毛也不是好惹的主，弟弟偷吃他饭的事他吃了几口饭后就发现了，气得他七窍冒烟，连声骂小毛是个坏傢伙。他知道小毛做了坏事肯定已逃之夭夭了，一时是找不到他的，于是他径直找到父母，将弟弟告了。此时此刻父母又有什么办法咧，只有拿出自已的那张饭票让他去端饭吃。

本立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都在天岳山小学读书，读高小时还同在一个班；读初中时我们都考入了岳阳二中，都分在72班，可惜只同了一个学期的学后，他就到印刷厂当学徒去了。因为他们子妹六人，一家八口靠父亲的微薄工资和母亲打零工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不得已，他只能辍学去当学徒分担父母的生活重担。

本立很听话很懂事，从小就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他妈妈说，过“苦日子”时他们家吃缽子饭，本立蒸饭时常会从自己的缽子里抓出一些米放到其他人的缽子里。她是在称赞本立，大家明显地感受到了她的一份心酸。

　　我嗯妈说，过苦日子时看到家里人吃不饱，她将自己结婚时戴的一对金耳环换了一担白萝卜，晚上用清水煮萝卜来充饥。坐在一边的从长沙乡下来岳阳走人家的，快人快语的表姐接过话头说：嗯联晚上饿哒还有清水煮白萝卜恰，我联饿哒就只能用端子（岳阳叫交筒）搲（wa)水缸里的冷水恰。说完后她哈哈几声大笑，对着我们说：真的是奈样子咧，莫不信啰！

　　我也听同事说过他们家过“苦日子”的时候有关吃饭的一些事情：

他们家那时也在食堂吃饭，到食堂端饭要穿街过巷，走蛮长一截路。有天去端饭，天刮大风，行走都很吃力。待进到食堂端饭，张开手一看，手里揑着的饭票不知什么时候被风吹走了。没了饭票当然就端不了饭，他只好哭丧着脸回了家，害得一家人吃不上饭，他心中好自责。

这位同事是个有心人，他知道起风时风会把一些渣子纸屑卷到墙头角脑去，第二天他去端饭时就特别留意那些地方。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果不果然，他真还在渣子堆里找回了他昨天丢失的几张饭票，令他欣喜若狂。要知道，饭票那时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真的很重很重啊，丢了它就要饿肚子。

　　又一次，他端饭回来的路上，突然有个叫化子从他端着的饭盆里抢走了一砣饭。这一突发情况吓得他不知所措，只是本能地抱紧了饭盆。慌乱中定睛一看，只见叫化子正用黑漆漆的手往口里慌乱地塞着饭团。他知道叫化子是饿慌了才抢他的饭的，他想，自己回家少吃几口就是，只当做了善事。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隔壁住着的邻居是位老木匠，见他端饭被抢，赶紧做了个有盖的小木桶给他装饭。用有盖的小木桶装饭，可以防雨防尘防抢加保温，用现在的话说是装饭的器具升级换代了。

　　说来他家涉饭的事情真还不少，他妈妈发现，每天她放在猫壶里的当天的饭票有时会少一份，刚开始她以为是自己弄丢了，后来少饭票的事又出现过，她觉得有情况。她妈妈那时拖板车帮人拉零活补贴家用，有天下雨不能出去拉活，他妈妈就去自家对门的街坊家闲坐。说是无意，实是有心，坐在街坊家里，她看见有一青年抽开了她家门上的栓子，进到了屋里。她连忙起身去察看，进到家里，见那青年正伸手掏猫壶里的饭票。他妈妈喝住青年，问他为什么要偷他们的饭票。这青年就住在往下几家的巷子里，还算得上是熟人，他嗫嚅着说：自己吃不饱，看到你们家人多，拿走一个人的饭票后你们还可匀着吃，不会饿着哪个。他妈妈是个仁慈之人，也没为难青年，只叫他今后再也不要做这种损人利己的事了。青年诺诺连声，低着头走了。

　　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粮食和副食品严重短缺的危机，党和政府釆取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来进行亡羊䃼牢式的䃼救，慢慢扭转了颓势，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情况逐渐好转，国民经济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除了保证计划物资供应外，商场里有高价商品供应了，饭店里有高价饭菜供应了。

这里要说明一下，尽管当时粮食和副食品产量增长了，但国家并没有增加人民的粮食和副食品定量，而是将增长的粮食和副食品用来卖高价（前面说到的南货商场买五元一个的饼子就是高价饼），以回笼这几年超额发行的货币。国家超额发行货币，但工薪阶层的工资并没有增长，而那些拿定息的资本家和高收入的高级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手中持有不少货币，他们是回笼货币的重点对象。那时候有民谣唱道：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饭堂⋯⋯就是指的这些人持币去购买高价物品。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而我们不承认计划经济条件下有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账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只是苦了工薪阶层，因地区不同，他们的工资分別缩水了10%～50%。

有一次我不知什么事去了开始供应高价饭菜的“味腴”，店里的肉丝面卖两元钱一碗，吃面条的人不少，乞讨的人也不少。可以想见，大家刚从饥饿状态中走出来，能有什么去施舍别人？！于是，我看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一个饿极了的乞丐，看上了一个正低头吃面的人的那碗面，他走上前去，对着那碗面条吐了一口涶沫。吃面的人惊讶地抬起头，看见面前站着一个蓬头垢面，瘦骨嶙峋的人，他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对那人大吼一声："你搞么哩鬼！"然后无奈地走开了。待那人走后，乞丐急忙端起那碗面狼吞虎咽，风扫残云般地将添加了自己涶沫的面吃了个底朝天。

四

过“苦日子”时，“低标准，瓜菜代。”这几个字是当年《人民日报》作标题用过的。透过这几个字，可以看出政府已经知道人民生活的困苦了，也在为解决人民的困苦出谋划策了。

对“瓜菜代”最初的印象是买米不仅要背米袋子，还要用扁担挑上箢箕上粮店。因为买米还要搭红薯，红薯当然只能用箢箕挑回去啰。搭红薯就搭红薯吧，反正那时候少有东西可吃，红薯还算顶不错的东西。问题是搭红薯要扣米指标，金贵的米指标被扣确实让人心痛。

过苦日子不仅用瓜菜代，还有一些野生植物也加入了替代食物阵营。记得曾看见有人在南正街十字路口演示如何培养小球藻。

小球藻是一种单细胞的低等植物，分布很广，从热带到温带、从春季到秋季，无论河流、沟渠、沼泽、湖泊，甚至水塘、水缸，它都可以生长。小球藻被称作“人造猪肉”，人服用后可防治水肿病，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营养问题。过“苦日子”时期，小球藻一直是政府相当看好的代食品。1960年 7月 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政府大力倡导小球藻的生产和利用。估计自己那时一定吃过含有小球藻的食品。

还记得当时印刷厂食堂旁边有一间小房子，房子里堆着好多像野蒿子大小，像枯树枝一样的植物，听食堂里的人说，这些东西将会被切碎磨成粉做粑粑吃。我们也不管它是不是做粑粑吃的，觉得里面好玩，就在里面爬上跳下一顿疯玩，还一次又一次地去里面玩，总觉得玩不厌。最后这一房子不明之物是否被吃进了肚子里，我们不得而知。

　　由于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足，“苦日子”导致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患上了水肿病（育龄妇女有的还患上了另外一种病一一闭经）。得了水肿病的人头昏乏力、心慌气喘、精神不振、身体浮肿，用手指按小腿肌肉，会出现一个小窝，久久难以恢复原状。

记得上面曾派人到厂里来诊断和救治水肿病患者，工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一个一个让穿着白大掛的医生进行诊断。医生先用胸前挂着的听诊器听你的胸腔，然后叫你提起裤腿让他按压你的小腿。被诊断患了水肿病的人会收到一筒营养饼干。这筒饼干既是治水肿病的药物，也是发给水肿病人的慰问品。厂里绝大多数同志都领到了营养饼干，那些没有领到营养饼干的同志不知他们心里是失落还是庆幸？

　　1966年5月，毛主席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记不得是这年的七月底还是八月初，我与十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第一个红卫兵大串联队伍，到株洲、抗州、上海、北京串联，历时二十天许。8月19日抵达北京，未能赶上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紅卫兵，甚为遗憾。

我们串联过程中的交通、食宿费用全部免费。串联途中，火车停靠车站时，站台上食物供应充足。供应的品种有水果、𠧧猪蹄、烧鸡、茶叶蛋、包子、馍头、粽子(粮食制品不收粮票)等。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国家通过 从1961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65年调整工作基本完成，短短几年时间国民经济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我们吃着从站台上买来的面点、肉食、水果，为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感到由衷地高兴。

殊不知，正当我们滿怀激情地投身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带给我们的却将是一场“十年浩劫”。真可谓一波方平 一浪又起，国运多舛啊！

前波已述，后浪缓评，收起。

2022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