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h3>【领读人】李庚香,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河南省政协常委,河南省法学会副会长,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br></br></h3></br><h3>二程理学有很多思想精华,对我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二程理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其中天人合一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利不妨义的义利观、至公无私的公私观、节制嗜欲的修养观、诚敬为本的处世之道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烛照下,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永恒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二程理学是构筑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之一,笔者认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br></br></h3></br><h3>第一,二程理学用“理一分殊”解决了思想体系中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使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呈现出完整面貌。二程理学在认识高度上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就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在二程思想体系中,理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天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百理具备”。佛、道,一个“空”、一个“无”,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二程的本体论理念是“理”,则是对现实世界的肯定。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无常”,而二程认为,这个常就是“理”。二是伦理。三是物理。在二程看来,伦理、物理都是天理的表现,既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也承认世界的多样性,这样就把理与物理、伦理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讲清了。“理一分殊”,“理一”是统一的,道理就是一个,而它的形态各异,世间万物分属同一个“理”。正如程颢所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颐说:“性即理也”。“理一分殊”,既解决了统一性问题,也解决了多样性问题。它表明,“理”既不在“事”前,也不在“事”上,而是“理”就在“事”中。这样,二程就建构起自己的“理”本论。</h3></br><h3>第二,二程理学掂量出“天理”二字,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凝聚过程中的“以天为则”落在了实处。中华文化在5000多年文明史中经过了一个凝聚和辐射的过程。凝聚的过程,就是始终坚持以天为则、以史为鉴、以民为本和以文载道;辐射的过程,则是努力做到以美育人、以理服人、以情动力和以文化人。二程理学研究如何做人、特别是关注事后面的“理”,聚焦“事”和“理”的关系。我们做事都要有一个“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二程理学萃取“天理”作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大本,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理论的进一步提升。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该如此”“理所当然”“天理难容”,均是受理学的影响。“天理”说的提出,使我们这个民族始终在实践的进路上,始终在实事求是的追求中前行,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h3></br><h3>第三,二程理学的最核心要义在于“以公释仁”,它突破了儒家伦理中“等差次序”格局的狭隘性问题。“以公释仁”实现了从“仁爱”到“兼爱”的跨越,其核心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在二程看来,为私还是为公,是衡量一个人思想境界、道德水平乃至对事物认识是否准确的根本标准。二程对公私关系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道德修养层面,而是深入到政治领域,明确提出执政者的公心与私心是决定国家兴盛衰败的关键。程颢说:“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他追求的是“至公无私,大同无我”的境界。他每到一地做官,就在桌子上写“视民如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说“颢常愧此四字!”“视民如伤”源于《左传》:“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视民如土芥,是其祸也”。在程颐看来,“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公心是一心为国家、民众服务的大公之心,是一切从事公共服务工作者的基本政治品格,这是由公共事务岗位的性质所决定的。“以公释仁”不仅区分了“爱”与“公”之间的差异,更为可贵的是揭示了公共价值理念。可以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富裕都是“以公释仁”的新时代表达。</h3></br><h3>第四,二程理学实现了从道德到伦理的转化。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法治型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文化。如果说道德文化是属于精英的,那么伦理文化则是属于大众的。二程理学着眼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对宋代社会的道德重建、思想重构,乃至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筑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传统儒家讲道德都是针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士大夫的道德理想,并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由于佛、道的兴起,孔孟所开创的儒学道统日渐式微。二程理学以儒为宗,整合了佛、道思想,更重要的是正确处理了体用关系,完成了从道德到伦理的转型,使儒学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和行事原则,从而使其思想体系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伦理关系、人际关系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是道德。这是我们为人处世最高的行为原则。二程实现了从“道德”到“伦理”的转化,到朱熹时,“理”成为从普通民众到士大夫和帝王都公认的道德原则。由此,儒学既主导了中国社会政治,又广泛流传民间,影响大众。价值观念只有深入人心,才能更好地指导思想和实践,这对我们今天传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h3></br><h3>第五,二程理学厘清了知行关系。“知行合一”在道德理想方面,就是儒家推崇的“内圣外王”,而“内圣外王”正是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把个人修养与国家、社会的发展有机统一。“内圣”要求在内心修养上学习古代圣贤之德,是“知”的过程;“外王”则要求以自己修养所达到的内在德性推己及人,进而推广到整个社会,以达到“王道”的理想境界,即是“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接点就在于知行关系。中华民族讲究实践,讲究知行合一,但我们讲的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的知行合一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知”不仅是德性之知,还包括见闻之知,特别是科学等,“行”是建立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我们的“知”是道德践履,道德上认同就去践“行”。这是二者的区别,但总体上都属于实践论。因此,二程理学的知行关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融通性。</h3></br><h3>第六,二程理学为中华民族找到了精神内在超越的出路,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筑打下了良好基础。道家、佛家是出世的,讲究静心、修道,遁世、出家,修仙、成佛,追求外在超越,强调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对立,实质上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儒家是入世的,理学家们取消了彼岸世界,重申“一个世界”的原则,强调要在事上磨,要在心上练,强调磨炼心性、大义担当,追求的是内在超越。这种内在超越不同于外在超越,体现的是平凡中的伟大、入尘与出尘的统一。二程理学以重建合理的社会秩序为宗旨,通过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将“内圣外王”的终极追求内求于己、外化于行。通过探讨理事关系,理学家们突破了宗教话语,进而转向人生哲学话语,从而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个精神内在超越的出路。二程理学成功将儒释道合流,从而实现了治世、治身、治心相统一,做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做到了“心安理得”,做到了“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达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样一种极高的思想境界。程颢的“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体现的正是这种境界。宋代以后,“以理学代宗教”成为现实,中国没有成为宗教国家,宋明理学功不可没。</h3></br><h3> 《二程集》<br></br><h3>发端于伊洛之滨的二程理学,是孔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程理学作为中原学研究的高原、高峰、高地,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也要看到它在中华民族思想发展中的价值,更要认识其在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构筑中的价值。以上六个方面表明,二程理学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今天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有着重要意义。当中国大地上高楼大厦林立时,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也要巍然屹立。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增强人民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是我们时代的重大任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h3></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