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旧事（四）

山人

　　生命如歌：不一定悠扬动听，但肯定有难忘的旋律；

岁月似水：不一定波澜壮阔，但也不乏水花绽起；

陈年旧事：虽然平淡无奇，但却塞满我的记忆！

——题记

投身“文革”

　　“四海翻腾雲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相继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和《中央十六条》，正式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犹如惊雷，让神州大地风起雲湧，全国人民心潮澎湃！撇开文化大革命的利弊后果，客观的说，当时全国人民起码有50％以上都自觉和不自觉的投身参加到这场文革中。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学校也开始了“停课闹革命”，我当时正读小学的五年级，我们学校也一样停课了，那时我才12岁左右，也积极主动投身到“文革”中。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成立初期，对参加者的家庭出身是有要求的，凡是出身不好的人都不能参加，当时的青少年都以参加红卫兵为一种荣耀，凡是参加了红卫兵就标志作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文革”中，而且“文革”初期，只要戴着红卫兵的袖章，乘坐汽车、火车都是免费。我当时的年龄虽然对社会及政治的认知还懵懂，但仍然十分渴望参加红卫兵投身“文革”。由于出身不好，几次申请参加红卫兵（或红小兵）都未被通过，当时有一种被“革命潮流”所抛弃的感觉。好在随着“文革”的发展，红卫兵也有了派系，由以前的单一红卫兵发展到不同派系的各种红卫兵组织，于是，我终于有机会参加了“124红卫兵”，也兴奋的戴上了红袖章，投身入“革命”的洪流。我们的红卫兵本部就在我们读书的801小学，占用了两间办公室，办公室有刻蜡纸的钢板，也有最老式的油印机，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印传单、发传单，上街游行等，我当时干什么都十分积极，到街上发传单、到集会地点发传单，不分昼夜的印传单（当时传单内容主要是转发中央文革发的会议精神、指示、批判文章和各派红卫兵的互相攻击及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等），参加集会游行、和不同派别的辩论等等，我都乐此不疲、无怨无悔，感觉这就是投身在革命的潮流中。随着“文革”的发展，我们所在的红卫兵组织解散了，这时形成了新的派别组织，我们当地就是两大派，一派叫“反到底派”，另一派就是“815派”，两派是完全对立的，其观点水火难容，我们当时亦称“反到底派”为保皇派；“815派”为造反派。在当时的社会上完全形成了以派别分敌、友，有的家庭夫妻不是同一派的都会斗得你死我活，还好在我们全家都是同一派的，因此也没什么家庭斗争。随着斗争的发展，也由于高层发出“文攻武卫”的错误口号，而导致两派斗争升级，最后形成了两派的武装斗争（使用了钢钎、刺刀和枪支等）。我那时年龄虽然不算大，但不甘落下，全身心投入两派斗争中。

我记得当时南桐煤矿是“815派”占优势，其主要机关都是“815派”所控制，有一天传来一个消息：“反到底派”夜晚要来偷袭矿广播站。大家都明白，矿广播站是本派的宣传喉舌，岂容反对派夺去，于是通过各种渠道的紧急通知，我也和本派的很多人一道，在傍晚时分集聚在矿广播站。当时矿广播站在矿中心广场旁边的山坡上，有围墙，前面有个门，进去后上一段坡才是广播室，我们共有近百人聚在矿广播站的围墙内，深夜困了就坐在围墙内的坡地上打盹，由于当时天气不算热，深夜大家感到冷，于是又去找来柴火烧起熊熊篝火，一有风声，大家就将前面大门关上，并用粗大的木杠顶住，结果另一派的人一直就没出现，只是一场虚惊，就这样连续两个夜晚都在矿广播站度过。第三天，又有消息报出：九锅箐劳改农场的犯人要逃跑，上面同一派的请求去人支援，于是，晚上10点多我们几百人在矿中心广场分别乘坐几辆大货车出发去增援，当车开出几公里，快到石桥（地名）时，突然停下来，我们也不知所云，只听有人吩咐“情况有变，就地等通知”。由于当时的通讯不发达，几百人就在公路上等了几个小时，最后说事情已解决，我们不用再去了，于是，大家又坐着这几辆大货车回到了南桐煤矿，这时天都快亮了。当时自己年龄虽然不大，但还是犹如打了鸡血一般，连续有五个夜晚都未睡觉，在为自己所在的“815派”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这里可窥见“文革”让很多普通人近乎颠狂的一斑！

“文革”岁月，距今已有半个世纪，成为遥远的历史，但有些自已亲眼目睹或经历的事，至今都让人无法忘怀！在“文革”初期，经常都会在南桐矿中心广场集会、游行，一般情况都是先召开大会，集会结束就开始游行。为了尽可能地让广大群众参与集会、游行，在集会前，参会单位都会派出货车去家属区往返接人，南桐煤矿和南桐电厂家属区都处在桃子凼街道附近，接人的车一般都在桃子支路或桃子凼街口。有一次也是在南桐矿中心广场开会，很多群众早上8点多钟就集结在桃子凼街口等待着来接人的车，由于车少人多，人们蜂拥而上，不知怎么的，当时有辆车人没装满，就缓缓驶离，桃子凼到南桐煤矿的公路一开始就是一道有弯度的陡坡，这时，这辆接人的车货箱后栏板扒滿了人就驶向了南桐矿的方向，当时我也在现场，由于人太多，根本挨不着车，只有在原地等下一辆车，当这辆车驶出不到几十米，就在陡坡的转弯处，突然车箱的后栏板就掉了下来，，车上很多人摔在了公路上，由于那时公路是毛石子路，当时就有一个和我家相距不远的邻居阿姨摔得头部流血、人事不醒，送医院后不治而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逝去！后来想起，还略感后怕，若我当时也扒上了这车，又会是什么命运呢？

大略是在1968年，当时“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经常都要召开批斗大会，我虽然不算大，但凡是有机会都会极积参加，主要是对新鲜事的好奇和对乘车的“享受”。有一次，南桐矿务局（当时已成立了南桐矿务局，南桐煤矿属矿务局管辖）在局机关礼堂召开对“走资派”的批斗会，我们头天就得到消息，当天一早，就赶到离家不远地处支路附近的“南桐矿务局支架制造厂”，等待乘车前往矿务局机关会堂，我和该厂大略30多人乘坐一辆大货车，同车还有去受陪斗的“走资派”厂长韦农林，由于这个韦厂长年龄较大，个子很高，车子行进中又比较摇晃，站车箱两边的人用手抓住车箱栏板，而我和这个韦厂长都站在车箱中间，由于我个子小，一开车后这个韦厂长就用双手扶着我的肩，当时虽然很不情愿，但看着他气喘吁吁（可能患有哮喘病）的样子，又不好意思拒绝，就只有憋屈的硬挺着，在途中由于摇摆，有几次感觉他似乎将全身重量都压在了我这小身板上，压得我都无法站直，感觉自己快要趴下，好在从支路到矿务局机关不到十公里路，我终于挺到了目的地，才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下车后，这个韦厂长对同车的人说道“我今天全靠这个小同志，不然我只能躺在车上了”，听到他的话，我也只能苦笑。

随后来到会场，只见矿务局机关会堂下面坐满了“革命群众”，大略有一千多人，不一会“走资派”们被押上了台，共有十多人，和我同车的韦厂长也在列，全部戴着用硬纸板做的尖尖帽，上面写着“打到走资派”，胸前挂着写有姓名并打着叉叉的牌子，当天会议批斗主要对象是当时南桐矿务局局长于汉卿（后来曾任重庆市市长），因此，于汉卿戴着尖尖帽挂着牌子站在会场台子的最前面，其余十多个陪斗的“走资派”站稍后面。会议内容无外乎是揭发批判站在台上“走资派”的“罪行”，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当一个年轻人上台揭批局长于汉卿时，指着于汉卿让其承认所罗列反党“罪行”，于汉卿拒不承认，然后这年轻人走上前就对其拳打脚踢，这过程中于汉卿高呼“毛主席万岁”，引起台下群众一阵骚乱，最后于汉卿被打倒在台上，并被这年轻人踏上一只脚。会后，就是押着戴着尖尖帽挂着牌子的“走资派”们游街示众。这个场景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但在我记忆中仍历历在目！

在“文攻武卫”的误导下，“815”和“反到底”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进入到颠峰状态，双方都使用上了现代热武器。在南桐煤矿地区的“武斗”是“815派”占据绝对优势，有一天，“反到底派”的最后一个“阵地”南桐老医院被攻下，当时我们年龄小，没有资格参加两派“武斗”，但也兴高采烈地去看热闹，我们进到一间房子，看见几个背着长枪，应该是64年下乡老知青的“815派”成员，他们正在一片狼藉的屋内翻找着什么，不一会，只见一个“815派”成员端着长枪押着一个身穿工作服，头戴矿工帽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进来，并向屋内“815派”成员汇报道：“这个人是“反到底”的人员，试图打着下班回家的幌子而回家去取留下的枪”，而被押着这个人申辩：“我真是刚下班准备回家就被押来了，真的冤枉！”；而押他来那个“815派”成员反驳道：“他说的全是假话，你们看，他身上的工作服还是崭新的，这象是上了班的吗？”我们注意一看，这人还真是穿的一身崭新干净的工作服，当时在我心里暗暗佩服押人来的“815派”成员的机警，这下被押来的人除了不承认家里有枪外就不再说话，于是两个“815派”成员端着枪押着这人让他回家取枪，无奈，此人在两只枪口的威胁下，不得不顺着台阶往上面的职工住宅走去，我们也跟在后面想去一看究竟，走了不远，就来到了此人的家，这是一处顺着坡度建的不规则的住房，家里除了两间床也没其它象样的家具，厨房立着一个瓦质大水缸，家里也没有其他人，这时两个押人的“815派”成员叫被押的人交待枪藏在哪里，但他一直嘀咕着说没有枪，于是押人的“815派”成员开始在这个家里翻腾起来，翻了一会也没有收获，于是一个端着枪走到这个被押者的后面说道“快把枪交出来”，而这个被押者没有回答，突然一声枪响，这个押人的开枪了，只见子弹从后面穿过这个被押者小腿打破了前面的大水缸，水淌了一地，而被押者小腿处湧出了鲜红的血，此时，这个被押者并没倒下，仅呻吟了一声，还是直挺挺的站在原地，由于我小时候晕血很严重，看到被押者小腿上弹洞还在汨汨流血，当时心里就感到十分不适，于是我立即出来了，并跑得远远的。后来听我们同去的小伙伴说，最终那个被押者还是将藏在墙壁暗洞里的一把手枪交了出来。

顺手牵羊

　　随着时光的流逝，文革中的“武斗”已基本结束，两大派的斗争也趋于平和，文革发展已进入“复工闹革命”的阶段。我们这类半大孩子也回归了家庭。当时家里的烧煤都是由我们解决，虽然那时矿里也供应职工家属燃煤，但由于有定量不说，煤质还不好，都是用次煤供应职工家属烧煤。因此，当时还没复课的我们就经常结伴去到一个叫“青杠坡”的小煤窑买煤，那里的煤质好且价格低廉，但就是离家较远，大略有近十公里，而且有几公里的山路。在那里买了煤，我们都是用萝筐挑回家，我们这类半大孩子由于体力有限，一般只能挑20～30公斤，大点的可以挑个50～60公斤，在路上要休息很多次，基本上挑一次煤就需要整半天时间。

有一天，我们同居民组的同伴又相约去挑煤，一共有7～8人，最大的是我一个同学的大哥，他比我们大5岁多，前段时间在参加“武斗”，最近由于“武斗”结束没什么事，也就和我们一道去挑煤。我们一行在“青杠坡”买好煤，就挑起煤往家返，走了一大半里程，已经挑上公路，来到了离家还有3公里多点的石桥村附近，大家将煤挑子放下在公路边休息，当时路边全是农民种的玉米，已到了快要收获的季节，我同学的大哥一看附近除了我们没其他人，于是嘴里说着“顺手牵羊不为盗”，就第一个跑进路边的玉米地开始掰包谷，这时同伴们都一窝蜂窜进玉米地开始疯狂地掰包谷，当时我虽然心里害怕，但从众的心理占了上峰，也无所顾忌地掰了4个包谷，而且将掰下的包谷埋在挑的煤炭下面，不一会，住在不远的农户就有人大吼“ 逮到那群偷包谷的”，并追了过来，当时我骇得魂飞魄散，挑起煤炭就朝着回家的方向飞跑，我和同学的大哥是跑在最前面的几个，但由于我们都挑着煤，没跑出几百米就被两个提着锄把的农民追了上来，无奈我们只能将煤挑子放了下来，这时两个农民举着锄把恶狠狠的说道“全都将煤炭一并挑起往回走，不走今天我这锄把就不认人”，意思是想把我们全部押到他们所住的村子再说，当时我和几个小伙伴都吓得不敢吱声，只见同学的大哥这时将一只手捏着裤兜里的折叠纸扇（当时有条件的挑煤时都要放一把折扇在身上，以便憩下时解暑），并有意用折扇将裤兜高高的顶起，并声色俱厉的对两个农民说道“今天你们敢动，不信就来试试”，这两个农民见到这气势，又看到我同学的大哥手在裤兜里一直捏着将裤兜顶得高高的东西，他们害怕裤兜里有手枪，因为“武斗”刚结束，很多参与武斗的人员都还留有武器，于是，这两个农民软了下来，后来经过和谈，我们将掰的包谷全部还给他们，就放我们走，掉在后面的同伴，早将包谷丢在了路边，只有我们前面的还没来得及将“赃物”处理，当即我就将埋在煤里的包谷翻了出来交给了他们，另外的同伴包括我同学的大哥也把箩筐里的包谷交了，还真是想顺手牵羊有收获，谁知竹蓝打水一场空。不过，当时在心里很佩服我这同学的大哥，佩服他的勇敢机智将一场“危机”化险为夷！

（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