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传奇——读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

章旭东

　　近日读着董竹君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一位没有背景的女子在旧社会的大上海滩闯荡出了一片事业，创办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连上海大亨杜月笙都几乎天天来菜馆用膳，世界著名演员卓别林来上海也到菜馆品味菜肴，解放后又把它们无偿献给国家，由此创办了十三层高的锦江饭店，这堪称为一段传奇。读后心中不免暗暗自喜，读了一本好书！

　　董竹君（1900-1997）：她出生在上海，家境贫寒，父亲是一个洋力车夫，迫于生计开始卖唱。后来嫁给革命党人夏之时，成为督军夫人，又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再度冲出樊笼，与夏之时离婚，历尽艰难险阻，在上海创办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1951年，将“锦江”两店交给党和国家，扩为锦江饭店。她是中国革命的同路人，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她的一个世纪，既是一部百年苦难史，又是一部百年奋斗传奇。

　　董竹君是一位弱女子。小时候她家境贫寒，父母失业，生活困顿，向亲人借款救治病中父亲时遭人白眼，由于实在困难，父母被迫在她13岁时把她卖入青楼，学唱卖笑，得知自己的处境后，她没有任何办法，只是每天以泪洗面，幸好遇到了革命党人夏中时，得以逃离火坑，一起逃到日本求学；后回到国内到丈夫家中的四川，这个封建大家庭内斗非常厉害，丈夫又失去了斗志，又看不起女儿，对生病中的她也不理不睬。最后两人终于决裂，在上海正式离婚。她在上海创办实业纱厂，又遭敲诈勒索被捕入狱，狱中又遭律师敲诈。为了恢复被日军炸毁的工厂，又遭人设计被骗，生活又陷入困境。

董竹君又是一位奇女子。她坚强能干，在上海滩上创出了一个传奇。早在四川的时候，她就创办了女子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在上海离婚后，为了证明女子也能够办事业，利用两千元钱，创办了锦江川菜馆，由于菜馆管理紧紧有条，特别注意卫生和质量，因而顾客盈门，每天顾客排长队等侯，连杜月笙也不能例外，也得在拥挤的队伍里等上很多时候才能就座，一次他发火了，对招待员说，生意这样好，人这么拥挤，怎么不扩充？你去告诉老板娘。需要房子我愿意叫房东设法。于是她趁机将莱馆扩充，还利用杜月笙帮助将租屋搭建起天桥，得到了临时特许营业执照。装修中她特别注意整洁美化，讲究高雅特色，而且她写了两句话在服务台后:“君若满意，请告诉朋友，君若不满，请告诉我们”，并注意菜肴改革，注意菜价，服务特色一时在上海无两，到了当时法租界工部局A字执照。后来又为了地下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做地下工作更好掩护起见，创办了锦江茶室。

董竹君还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女子。对于自己的子女非常热爱，再困难也让女儿们求学读书，学钢琴。她做地下工作，支持革命。对员工非常好，工资都按时发放，充满了爱心。夏季是餐馆业的淡季，小费收入较少，店方就额外发津贴补助，以维持职工家庭生活。制服由店方供给。若有疾病或困难发生，店方则尽可能给予帮助和解决。有一位做点心的李师傅，他的妻子产后子宫流血，发高烧，生命危在旦夕。她当“护士”，陪同妇科名医郑素因一起，在酷热的天气跪在病人矮床前替病人动手术，从半夜直到天明。还有一位大师傅患眼疾，几乎失明，她请名医张锡祺精心医治，直至痊愈。多年后这些员工来探望她时，还跟她讲起这些事情，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多少年来，凡是进了锦江的职工，极少有被退职的。对于锦江大部分职工重视它，爱护它，亦因为是他们生活的依靠处，她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融洽有感情，互相尊敬。更是资助了无数的共产党人 和不知名的青年，资助了刚刚出狱的宋时轮 ，让他一直感激；她曾专门派信得过的人为郭沫若送餐个多月，郭沫若称自己遇到了“漂母”；著名文学家夏衍专门记叙了他们地下党人在饭店碰头开会挂账的情况，这类情况一般是不会付钱的。

董竹君还是一位爱打抱不平的女子。在去重庆的路上，有小贩挑了两箩筐瓷器，被一顶轿子撞倒了，轿夫反而骂这个小贩，她挺身而出，要这个轿子里的人赔钱；谭家隔壁有个老婆婆经常不停地打骂一个十几岁的童养媳，她予以制止，而且告诉老婆婆，你从现在起再也不许你打骂她，不然我就要送你去吃官司，后来就再也没有听见打骂的声音了。

这本书的语言叙述平实，不疾不徐，一件一件的娓娓道来，仿佛她就坐在我们身旁慢慢述说，她逃出火坑，我们为她庆幸，她的家庭不幸，我们为她感到惋惜，她实业取得成功，我们又为她感到惊喜，看着这本书，就如同感受她的喜怒哀乐。

　　文化大革命来临，不明原因，她被捕入狱，先后在秦城监狱等地方被关押了五年，无尽的审讯，受不尽的折磨，冬天来临，穿着单薄的衣服，她坚信别人要你死，我偏不死，忍受一切苦难，终于熬过了牢狱之灾，重见天日。

　　这本书的封面是董竹君的一张全身黑白照，她看上去显得意气风发，事业圆满，她此时站在锦江菜馆厅里，正是菜馆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发髻拢在脑后，双手叠在腹前，她身着剪裁得体，十分合身的褐色长风衣，看上去精神面貌很好，面部平和端庄，一副慈祥的样子，露出舒心的微笑，显得美丽而又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