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不像＂父亲 

🇨🇳漕运舵主⛵️

我的＂四不像＂父亲

——壬寅二十年祭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常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生命的气息流趟在血管中，晕染在平素生活的细微中，从未远去，也不曾淡忘。

一直想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却总是无从着墨。就像千千万万个父辈一样，平凡而又普通的人生轨迹，似乎不值得为人道。然而，父亲在我的世界里是伟岸的、独特的，在我们家庭中是不可或缺的顶梁柱。

　　从小就常听十里八乡的人夸父亲人长得好看，甚至一些大姑娘小媳妇竟当父亲的面不吝溢美之词。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是最美的。

晚年的父亲早己风华不在，岁月的沧桑镌刻在脸上，但依旧挺拔硬朗的身板，戴着一副眼镜，透着几分儒雅与庄重的气质，常常误导人们对他身份的判断。记得2001年的夏季，也是他去逝前的一年，父亲因突患恶性肿瘤住院，治疗间隙，他常常手执线装书卷阅读消遣。病友猜度父亲的身份，有说是老干部，有说是知识分子，但唯独没人相信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为此，父亲自嘲地对我说：我给人的印象就是＂四不像＂（也是麋鹿的俗称）：说我是乡下人又不像农民，说是城里人又不像市民，说是文化人又不像知识分子，说是老干部又不像是领导。我也开玩笑说，＂四不像＂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珍贵着呢！

现在细细琢磨，父亲这几句调侃的＂四不像＂，恰好诠释了他那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契合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在我们家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80年代父母到部队探亲时合影

　　父亲属于旧知识分子。出生于1933年的他，早年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的典籍，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

父亲对我们的启蒙教育，溶入到日常生活的点滴中。诸如：早晨起来，他边扫院子边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朱子家训》）；鼓励我们学习时，他会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三字经》）；当我们出门或回家时，他提醒我们“出必告，反必面”（《弟子规》）；教我们姓氏时，他习惯说＂沈，就是‘冯陈褚卫，蒋沈韩杨’的沈＂（《百家姓》）等等，这种教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父亲写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街坊邻居遇到过年过节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写对联条幅。谁家新生儿起名子，也会找父亲。在村民的眼里，他绝对是一个文化人。

他对＂养不教，父之过＂的理念深以为然，十分重视我们的教育。父母生了我们6个儿女（其中，最大的姐姐很小时因病夭折），5个孩子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生活非常困难的年代，父母咬紧牙关，哪怕是挪借，也从没有放弃过我们的学业，相反是因为我们偶尔的逃学而受到严厉的责罚。记忆中，我就曾因不能及时缴上学费，挨老师罚站听课的。

父亲鼓励我们好好读书的口头禅就是＂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其实，在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一般农村家庭并不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尤其像我们这样出身不好的家庭，孩子入学率更低。很多人家的孩子扫了盲就早早辄学了，回家干活可以挣工分。特别是女孩子，许多连学堂都没有进过，而我的大姐能读完中学，在当地多少有些另类，甚至被人嘲讽过。

知识改变了我们姐弟的命运，教育让我们受益终生。

说父亲不像农民，可是农村人的十分苦他却吃了十二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身体健硕，极能吃苦，而又无所不能的超人。我记事的时候，正是人民公社时期。父亲每天要与生产队员们一起曰出而作，干完一天的集体农活，当疲惫不堪的人们开始享受日落而息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他总会额外地要干点私活，用来维持一大家人的生计。

我们家里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靠集体供应粮根本就不够吃的，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有的事。俗话说，靠水吃水，我们老家所在的原淮安县南闸公社依傍京杭大运河边，而我们新河头村则比邻白马湖之滨。这里一年四季水产丰富，野鸟飞翔。父亲经常用各种鱼具捕鱼，用猎枪打鸟，到芦苇荡釆莲藕，掏鸟窝，风雨无阻。因此，我们的饭桌上常常会有丰富多彩的原生态的植物，野生的鱼虾禽蛋，为贫困而饥馑的岁月，增添了一抹亮色。

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公社粮站，父亲常在那里打零工。我常看到父亲背着一二百斤重的大麻包，嘴里叼着一根竹签做的筹码，沿着陡峭的跳板，颤颤巍巍地将粮食运到粮仓顶上。每个筹码大概抵上几分钱吧，父亲挣的筹码总要比别人多。父亲似乎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哪里能挣钱的地方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至于兴修水利工程，挖运土石方，挑担耕地之类的力气活，父亲挣的工分也都是强者阵容的。

父亲不仅有一身蛮力，他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农活中的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十八般农艺样样精通，别人不会的他也会。当年生产队请外地的大师傅帮忙烧砖窑，父亲给人家打下手。这是一份力气活，也是一门技术活，他很快便掌握了这门技术。父亲利用农闲时间，起早贪黑，挖掘泥土制作砖瓦土坯。数年时间，他成功地烧出了一窑窑的砖瓦成品来。

六十年代末，父亲用他的汗水和智慧，为我们家盖起了宽敞明亮的三间砖瓦结构的房子，这在当时以土坯草房为主的农村是十分稀罕的。后来父亲依靠这门技艺，不仅逐步改善了我们家庭的生活，率先买了农用拖拉机。再后来，他又帮助我弟弟一起，在八十年代率先建起了一座欧式风格的楼房。

　　父亲不是领导干部，却在当地村民中有着良好的口碑和很高的威望。客观上，我父亲在老家的辈份高，一般都称呼他为沈老爹、老太爷（小爷、小太爷的意思），在家族中天然的成为沈姓族长。沈姓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人口众多，仅没出五代的嫡亲后辈便不下百人，可谓子孙满堂了。平时主持婚丧嫁娶，协调对外事务，处理邻里纠纷，那威信气场和影响力，绝对不亚于地方行政官员。

解放初期，父亲在乡政府和农村信用社都有公干。五十年代初，我们家被划分为富农家庭，随着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父亲失去了公职回家务农。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伴随着政治地位的低下，动辄还要挨批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对一向心高气傲，嫉恶如仇的父亲来说，憋屈和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本来温文尔雅的父亲，开始抽烟，常喝醉酒，脾气也变得越来暴躁。

最让父亲难以释怀的是祸及家人。在血统论观念的影响下，＂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在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婚恋等方面都受到了广泛歧视。最直观的是，我们那里许多出身不好的家庭，大小伙子打光棍，大姑娘嫁不出去的比比皆是。庆幸的是，因我父母的威望和好人缘，我们姊妹兄弟的婚恋倒没受到影响，按农村的习俗从小都订上了娃娃亲。

然而，政策的影响和压力无处不在。1977年我初中毕业后，受＂文革＂余波的影响，因家庭出身不好我们生产大队没有推荐我上高中。记得在夏天一个炎热的傍晚，父亲领着我去找一群正在纳凉的大队干部。骨子里一向高傲的父亲，为了我能上学几乎是谄媚到卑躬屈膝。我忍不住大声哭泣，向大队书记倾诉着对我的不公。这件事最后无果而终，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报怨父亲，而每当此时，脾气不好的父亲总是默不作声，隐忍不发。现在想来我的心中都隐隐作痛，自己太不懂事，竟向父亲的伤口撒盐。

与姐姐和哥哥们所遭遇的困厄相比，我又是幸运的。当我面临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重大社会变革。我又重新进入课堂读书，并实现了父母当初做梦都没敢想的，参军、入党、提干……

想起我当初接到入伍通知书时，一家人激动地围坐在一起，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这是一个政治春天的信号，父亲拿着通知书反复地看着，像看古戏文中皇上的赦令，喃喃自语，老泪纵横。一想到那个画面，总会刺激我的泪腺。后来，我曾在《空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军》（详见文章链接），记录了举家杀鸡宰猪喜若狂的场景。

母亲在父亲的遗像前

　　新的时代一扫笼罩在父亲心底的阴霾，刚刚迈入知天命之年的父亲，重新焕发了乐观的天性。父亲平时比较风趣幽默，当地流传着许多他即兴的打油诗和顺口溜，颂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快意恩仇，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再到后来，随着我们几个儿女都成家立业了，父亲更是怡然自得地享受着含饴弄孙的晚年幸福生活。闲暇时，他喜欢听刘兰芳的评书，吹笛子，拉二胡，或者到小河边去垂钓。父亲酒量很好，有空就小酌一番；也喜欢下厨做饭，过年过节总能为我们做一大桌丰盛的饭菜。

父亲和母亲感情很好，他们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母亲出身在当地殷实家庭，家境比父亲好，父亲成家前就是在我外公家里上的私塾，母亲是个见过世面的大小姐。父亲则是我爷爷的独生子，而且还是老来得子，并且过继给四爷爷做儿子，在家族中很受宠。像大多数农村夫妻一样，他们一辈子吵吵闹闹，特别是性格都要强，常常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

然而，患难见真情，自从1997年母亲因食道癌手术后，父亲便处处让着母亲，对母亲体贴入微，感情笃厚。母亲本来体质较弱，大家都认为母亲会走在父亲的前面，但在父亲的悉心照顾下，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好。

人生无常，一向身体结实从未生过大病的父亲，突患淋巴癌，而且来势凶猛。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父亲己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痛苦不堪。2002年夏季的这天下午，炎热的天气丝毫没有温暖我冰冷的心，父亲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父亲弥留之际，我躺在他的身边，攥着他的手，却没能从死神的手里抢回父亲。虽然父亲早已不能讲话，但我能感觉到他带着对人生的强烈不甘，带着对妻儿亲人的浓情厚意，带着对这个世间的无限眷恋，咽下最后一口气。

父亲走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我总会产生幻听幻觉，感觉到他依然活在这个世上，活在我的身边。每当父亲的忌日，或是过年过节，家有喜事，我们都会在父亲的遗像前燃香拜祭。祈祷天国的父亲没有病痛，告慰他老人家母亲健康，子孙安好，社会繁荣，家族兴旺！

　　【后记】今年的7月，是父亲去逝二十周年忌，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也献给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劳动者。

为普通人立言，为平凡人立传，是我创作此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