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 作者简介:李国栋,男,1958年10月出生,汉族,籍贯:北京市。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士,北京大学硕士,日本广岛大学博士。曾任日本广岛大学外国语教育研究中心教授、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凯里学院客座教授、吉首大学特聘教授。长年研究稻作背景下的苗族、古越族与日本古代倭人的文化渊源,现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贵州河湾苗学研究院副院长。已出版学术著作19部,发表论文100余篇,最新学术著作是《稻作背景下的苗族与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8月)</h5><p><br></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i>安红提供</i></h5> 日本的稻作文化源于苗族,日本皇族也与苗族有关。6年前,笔者带着这个想法从日本来到贵州,买了一辆越野车便开始了田野调查。现在,此书可以证明,6年前的自己并非胡思乱想。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城头山遗址的祭祀坑</h5><div> 今天的苗族主要生活在贵州及其周边省份,但2200年以前并非如此。据笔者考证,6000年前,苗族形成于湖南澧阳平原的城头山遗址一带,是以大规模稻作农耕为基础、枫香树信仰为核心,由古苗人中的枫香树氏族、蝴蝶氏族和鹡鸰鸟氏族凝聚而成的。</div><div><br> 从城头山遗址出土陶器的器形变化来看,从5800年前起,苗族以大规模稻作农耕为支撑开始向东北方向的江汉平原扩张,并在5500年前到达安徽巢湖一带。5000年前,部分苗族到达安徽北部的蒙城县一带,并于4400-4000年前进入山东西南部,组建了“九黎”稻作联邦,蚩尤便是其晚期领袖。<br></div> 4200-4000年前,蚩尤领导的“九黎”稻作联邦被华夏联盟击溃,大批苗人或滞留山东、或逃往朝鲜半岛、或流落长江下游,自称“尤人”。另外,还有部分苗族精英撤回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群一带,建立了三苗国,但三苗国最终又被尧舜禹击垮。 3000多年前,周朝取代商朝。商朝是东夷建立的国家,而东夷的大本营在山东。因此,商朝灭亡后,滞留山东、江苏、安徽一带的“尤人”必然同情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而且在2年后武庚联络管叔、蔡叔以及山东江淮一带的氏族展开复国之战时,肯定也多有参与。在众多参与复国之战的氏族中有一个氏族称“熊盈”,这个“熊”应该就是苗族自称“xongb”(苗语拼音最后一个字母不发音,仅表示声调)的汉字音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场叛乱被镇压后,部分参与反叛的“尤人”便不得不横渡黄海或东海,逃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而当时他们为自己生计着想而带去的稻种便成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古老的稻种。在日本,这最古老的稻种被称为“汤种”(yudane)。 <h3 style="text-align: left;"> “汤种”一词最早出现在供奉着日本皇家祖神的伊势神宫外宫的《止由气宫仪式帐》(公元804年)[1]中,意为“神圣稻种”。在日本,“汤”字所标记的“yu”音一般被理解为“神圣”之义,但这个“yu”为什么有“神圣”之义,却无人知晓。但是,笔者经过这6年的贵州田野调查,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汤”读作“yu”,与“尤人”的“尤”(yu)同音,而这个“尤”(yu)正是“九黎”稻作联邦晚期领袖“蚩尤”的苗语实名,苗语作“yul”。苗语三大方言中都出现了“尤”这个人,而且多被尊为“尤祖公”,可见蚩尤一直被苗族视为人文始祖。“yu”这个音的“神圣”之义,恐怕就源于此。<br></h3> 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中记载了一段有关日本皇族迁徙的故事,名曰“天孙降临”。太阳女神“天照大神”打算派遣她的儿子“天忍穗耳尊”从“高天原”降临“日向国”,降临之前授其一面宝镜,并嘱咐道:<br><br><h5> “吾儿视此宝镜,当犹视吾。可与同床共殿,以为斋镜。”(中略)又勅曰:“以吾高天原所御斋庭之穗,亦当御于吾儿。[2]</h5><br> 其实,“天照大神”授予了“天忍穗耳尊”两件宝物,一件是铜制“斋镜”,另一件是收获于高天原“斋庭”的稻穗。“斋镜”是“天照大神”的化身,而稻穗则是到达“日向国”后栽种的稻种。在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斋庭”这个词,其古日语读音为“yuniha”,“yu”相当于“斋”,具有“神圣”之义。“niha”相当于“庭”,此处用作稻田。因此,“斋庭”即“神圣的稻田”。<div><br> 《日本书纪》称神圣的稻田为“yuniha”,伊势神宫外宫的《止由气宫仪式帐》又称神圣的稻种为“yudane”,“神圣”之义都以“yu”音来表示,逻辑上一脉相承。迄今为止,人们并不知这个“yu”从何而来,但现在笔者终于明白,这两个“yu”都源自蚩尤的苗语实名——“yul”。“yu种”即“尤种”,“yu庭”即“尤庭”,二者都是以蚩尤的“尤”命名的。<br></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i>安红提供</i></h5> 不管是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还是中日文化交流史学界,这一点从未有人提及,所以笔者为自己的这一发现感到庆幸和自豪。6年来,笔者为做田野调查驱车12万公里,跑坏了三个轮胎,吃了不少苦,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div><br> 其实,蚩尤领导的“九黎”稻作联邦崩溃后,沿海的“尤人”逃往朝鲜半岛或日本列岛,而长江中游的“尤人”则继续往西南方向逃亡,最终逃进了贵州山地。贵州省丹寨县腊尧、扬颂一带的苗人至今自称“尤人”(naix yul),每年农历十月的第二个丑日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尤节”(nongx yul),以此来祭奠他们的祖先“尤”,即蚩尤。<br></div><div><br></div><div> 公元前224—公元前223年,秦始皇消灭了楚国,楚国贵族一部分逃往长江下游继续抵抗,一部分逃往湘西及云贵山地避难。</div><div><br></div><div>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又消灭了越国。于是,越国的部分贵族以及逃到长江下游的苗族贵族选择出海,逃往日本列岛避难。</div><div><br> 3000年前横渡东海逃往日本列岛,或经朝鲜半岛最后又逃到日本列岛的“尤人”,以及2200年前横渡东海逃往日本列岛的越人和苗人,先后与日本土著的绳纹人联姻而逐渐达成霸业,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和神宫祭祀的形式保存了古老的稻作文化。</div><div><br></div><div> 简单地说,这就是日本天皇家族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逃进中国西南山地的苗族幸运地躲过了北方政权的追剿,在封闭的环境中也保存了非常古老的稻作文化,其中许多文化现象可与日本皇家文化相互印证。<br></div> 笔者曾在2012年8月出版的《稻作背景下的贵州与日本》(贵州人民出版社)中阐释了一些苗族、古越族与日本古代倭人乃至皇族的关系。不过,其后6年间,笔者又在贵州、云南、广西、重庆、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江西、浙江、安徽、山东等地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在中日远古稻作文化交流方面又发现了许多前人从未发现的重要证据,而且这些证据逐渐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明中国苗族与日本古代倭人之间存在深层次的文化同源性。本书之所以命名为《稻作背景下的苗族与日本》,原因就在于此。<div><br></div> 2015年8月,笔者在日本东京出版了《稲作文化にみる中国貴州と日本》(雄山閣)。该书作为环太平洋文明丛书的第三卷出版后,曾得到日本全国性报刊《读卖新闻》(2015年11月18日)的推介,并给予了“颠覆既往学说”的评价。但笔者想说,本书的学术颠覆性有增无减,敬请读者期待!<br><br> 本书主要以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的方法写成,但也援引了许多历史文献,而且作为文献证据,笔者第一次大量使用了苗族古歌、古经、祭词和日本伊势神宫的祭祀记录,这不仅为中日古代交流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也提供了新视角。当然,基于新史料和新视角的新观点是否正确,则有待学界评判。望方家不吝赐教。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i></i>安红提供</h5>参考资料:<h5>[1] [日]胡麻鹤醇之、西岛一郎:《神道大系•神宫编一》,东京:精兴社1979年版,第265-266页。<br>[2] [日]坂本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贞、大野晋:《日本书纪》(一),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461页。</h5><div><br></div><div><br></div> 文章转载于“李国栋著《稻作背景下的苗族与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