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忆＂第85号《我家的＂人世间＂》故事征文之十六《装满故事的红扣箱》文／雨晴

寿阳作家

装满故事的红扣箱

文/雨晴

在北方的汉民族人家，但凡住进新房新窑，都要有几口大瓮，几只箱柜。大瓮放粮，解决“吃”的问题，箱柜放衣物，解决“穿”的问题。有了这两样，才算是个“家”。所以那个年代，在民间看来，这是“家”的标配。我们称作柜子，即是指那种上面有盖有门的，有的两开，有的单开。扣箱则是箱盖成为一个倒扣着的＂簸箕＂。

我家祖传有一只红扣箱，长五六尺，宽二尺多，高三尺左右。棕红的漆面，滋润厚重，光彩照人。前面安装一只蝴蝶铜锁，黄铜色的簪锁泛着亮光。一只铜锁、配两只钥匙。可惜在大炼钢铁的年代，那枚蝴蝶黄铜锁被挖走了。但是剩下的扣箱仍然不妨碍使用。据老人们说，它的漆面不同于现在的磁漆，而是一种老桐树上提炼的桐油。木料家具抹上泥子，用砂纸打磨，直到把哪怕针眼大小的砂眼处理掉，这才能上漆。上漆前，要把箱子柜子摆放到干净封闭的空房里，以免落上灰尘，影响漆面的光泽。使用的桐油要经过提纯、熬熟、过滤、上色，冷却、降温、搅匀，然后才刷在木料家具上，刷一层，干一层，打磨一层；刷一层，干一层，打磨一层。好的漆面，往往要七次打磨，七层刷漆，这样晾干后一个礼拜，才算完工。红扣箱当然要摆在窑洞或房间的正当面，进门第一眼就可以看到。

说起这只扣箱，约有一百来年的历史，却至今也是光亮如新。更是年头久远，装满了故事。听母亲说，这只扣箱就是妈妈出阁的陪嫁品。那时候我的姥娘（外婆）生有三个儿子，本来是为三舅准备娶媳妇用的。结果三舅结婚后走西口外出做买卖，再也没回来。没了丈夫，媳妇便改嫁，扣箱却留了下来。到了母亲出嫁时，太原已被日本人占领。那个年月兵荒马乱，老娘姥爷已经先后去世。母亲的婚事便由二舅二妗做主。那年月，上门提亲的倒是不少，大都是当兵的，当官的，或者外地的，还有伺候日本人的。说来说去，母亲没一个愿意的。二舅为了避免母亲落入二战区之手，便有就近的太原朋友介绍下，认识我的爷爷和当店员的父亲，一听说是寿阳人，实在人家，也就勉强愿意了。那时候寿阳也已沦陷，与老家失去联系。在太原朋友的帮助下，父亲把母亲以简单的仪式娶了过来。当时的陪嫁，除了一些首饰、衣服，连个像样的嫁妆也没有。唯一值钱点的，就是土改后姥娘家留下的那只红扣箱。

当时的太原城里每天打炮，枪声不断，父亲店员当不成了，便投亲靠友，到了西安寿阳人开的一个面粉厂。后来又应聘到铜川煤矿上班，再后来到了西北建筑工程公司担任会计、会计股长。那只红扣箱也随着父母亲的调动搬迁，带到了西安、铜川，成为家里最值钱的财产。我和二弟出生，母亲老家的二妗、老二姨先后都来伺候坐月子。小小的宿舍便住不下这么多人。那只红扣箱上面铺好被褥，拉个帘子就被当做床铺，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大跃进那年，三弟出生。家里遭遇突变。59年全家迁回老家寿阳，紧接着进入食堂化，一家人便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那只红扣箱也跟随回了老家，成了窑洞中唯一的摆设。为了活命，母亲把年轻时置买的像样点的衣服、布料、首饰以及布票、烟票等都变卖了，唯一的红扣箱却没有卖掉。我知道，那是母亲心里最值钱的东西，那是母亲走出娘家后留下来的唯一寄托。

那个年月的乡村还没有通电，我和两个弟弟上学回家，点一盏昏黄的煤油灯，趴在红扣箱上面做作业，一人一段，不免要你挤我、我挤你，两个弟弟还不时发生“战争”。夜里睡觉，我作为老大，自然是睡在红扣箱上。由于只有二尺多宽，有几次我半夜醒了，翻身掉下来，虽然裹着被子，却也摔痛了腰腿。还有一次，迷失方向，满以为往扣箱上一跌就睡，没想到身子斜了，“啪”一下展展地摔在了地上。

转眼我就到了结婚的年龄，家里却没有属于安家的任何家具。村里人大都向往“三转一拧”“三斗一门”。“三转一拧”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半导体收音机，“三斗一门”就是写字台、红扣箱、酒柜。一般人家能满足“三转一拧”中两三件就不错了，但是“三斗一门”却是生活必备。于是，我结婚时，母亲把家中唯一的红扣箱一只黑大瓮，和一只我自己学木匠打的“三斗一门”写字台，让我搬到房里。有了这三样摆上，就像个“家”了。就在来来回回的搬家中，红扣箱的一条腿坏了，我自己想办法配上一条腿，却也没能成为一体，每次搬家都得重新安装这条腿。也难怪，这只红扣箱下同蒲，过黄河，进西安，走正太，来回往返行程两千余里，仍然基本完好无损。如果放在现在，物流野蛮搬运，恐怕早就散架了。我的红扣箱正可谓是身经百战、颠沛流离啊！

接下来的岁月里，两个弟弟接连着娶媳妇。先是我和二弟给他张罗做了一只红扣箱，再加上一只“三斗一门”，两把椅子。算是有了结婚的家具。到三弟完婚前，我和二弟又帮三弟同样打了一对三尺红扣箱，一只平柜（酒柜）。虽然件数有了，但是那些家具的油漆自然是比不上早年桐油的。记得当时为了解开木板，我和二弟还专门买了大锯锯条，在马棚里支起木桩，两人你来我往，哧啦哧啦，拉开了六分厚的木板，由于锯条软，技术差，解木板时常常“走线”，坏了木料，费了老劲。至于大瓮，两个弟弟就没有分到。他们有的用水泥抹了粮柜，以代替大瓮。听说早年间，女方来相亲，大瓮也是支撑场面的宝物。如果女方能看见一溜黑黝黝的大瓮杵在窑里，那就是富裕人家了。

土地承包后，我们弟兄三人都成家了。父亲母亲和两个妹妹也都搬进了城里。我们又把家里的一张老账桌，让木匠改造为七尺多长的两开口大红柜子，让家里也有了一个存放衣物的大家具。到了这时候，我家的红扣箱的故事也该讲完了，可是，接着又有了新的变化。

大约是1990年，我工作的单位分了一套住房，就把老家的那些好一点的家具搬到了城里，红扣箱自然是也在其中。可是，那口为唯一的大瓮呢？留在了老家。到了2014年，我买了新房，住进单元楼，新添了一套家具，这只红扣箱就没办法安置了。放进新家吧？实在与新家具不搭，扔了卖了吧？心里一点也舍不得。一想起它陪伴了我们一家几代那么多岁月的风风雨雨，哪里舍得它离开呢？况且每次搬家后，耄耋之年的老母亲还断不了问一声，“那只红扣箱搬到哪儿了？还能用……”

后来想了个办法，找到一家库房，又存放了几年。等到这家单位改建库房，红扣箱的“安置”又成了问题。无奈之下，暂时搬到女儿的地下室。朋友们同事们都说，现在谁还要那玩意儿，白给都没人要。这是不假，是啊，即使我这一辈能保存下来，下一辈人呢，子女们后辈人肯定对这东西没兴趣，那它的命运又是什么呢？不敢想下去了。

所以，我在想，既然东西保不住了，那就写篇文字吧，告诉儿女们，咱们这个家，曾经有过这么一只红扣箱，曾经装满了几代人的传奇和故事，这可是给咱家立了大功的呀！

2022年5月8日母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