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芳华”

潘国峰

多年未看电影了，一部讲年轻文艺兵战斗故事的《芳华》，使我回到了曾经的“芳华"。

在农村长大的我，很奇怪，从小竟喜欢音乐。记得三四岁时在爷爷身旁，听他一遍又一遍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却不记得父母给我们唱歌。我在建德三都小学读三年级放寒假时，回三河公社新联村老家，在我6岁时曾经上过几个月学的村小学，看姐姐们排练《红灯记》。休息时，姐姐们要我来几下表演动作，我学着电影中样子来几下。50多年过去了，脑海里还有印象。

我上小学四年级是 1969年，老师让我演《沙家浜》中的郭建光，带18个小同学，在台上边唱边跳《十八棵青松》。还有《军民鱼水情》，老师要我唱最后一句“你就是革命的好妈妈”时，与演沙奶奶的学妹李文荣握手，我就是不肯，只是站得远远的、手指向她。学弟、现杭州市卫健委领导岗位退休的余强，曾经接我的棒、演郭建光。1972年下学期，我从新安江中学转学回三都中学，初来乍到，老师就要我在全校师生的文艺晚会上，独唱《沙家浜》郭建光长长的曲子《听对岸》。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

随后我进了三都中学文宣队，排练舞蹈《喜送公粮》，8个毛头小伙子，头上系着陕北农民的帽子，手拿着鞭绳，一开始背着观众、挨个从幕后一路跳出来，表演驾马车送公粮。我们曾经到前源公社大礼堂演出后，翻山越岭、在山岗上兴奋地蹦蹦跳跳，步行六七公里，到洪岭公社演出。1973年11月我母亲病故，父亲一人工资要养姐、兄、我、弟，困难得连我们学费都交不起。年底，我们文宣队到离学校五六公里的梓里公社演出晚上很迟，一位老师与我和女同学张国美一起走回家。我与张国美小学始一直是好同学、好邻居、俩父亲均在供销社工作，我俩成绩也都是班上的前二位，她特意请求老师，帮我减免了6元钱的一学期学费。

1974年7月，因户口不在三都、不能推荐上高中，14岁的我哭着鼻子回老家当了农民。白天劳作，晚上和雨天休息时就看书、吹笛子、拉二胡、练毛笔字。邻居好朋友的父亲在县教委工作，借给我《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书，我如获至宝，深夜、用餐、上山挖地间休，都如饥似渴地看书。年底，在公社业余文宣队拉二胡的哥哥当兵了，我顶替他，到文宣队拉起了二胡。

公社文宣队有10多人。带队叫王文相，原来是老师，从兰溪县商调、全家一起过来的，在公社任文化站长。队中有上海、杭州、梅城知青，她们是蒋海燕、王小琴、赵小莉等，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当地文艺青年，有关一梅、潘素雲、章建新等，女的漂亮，男的帅气。那时，三河公社在山顶建了大会堂，成了我们排练的好处所。

农闲时文宣队排练、巡回演出。当时节目是婺剧《红山花》，剧情主要是:原来的地主，去祠堂拿回椅子，被抓住，检查后发现椅子里有“变天帐";还有农村如何抗旱等内容。巡回到梅城严州中学演出时，我在台上拉二胡，看到台下第一排坐着小学和初中的女同学谈念庐，我的心又是一阵悲凉：她在严中读高中，而我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若干年后，我们竟都在杭州工作了。那时的农村有不太听得清楚的广播，电视还没有，巡回电影很少，文宣队演出颇受欢迎。

文宣队排练、演出无津贴和补贴，大多是接待单位招待一顿便餐，很多是用碗蒸的、有蒸溜水痕迹的饭，再加上一碗菜。归队劳动时，公社开一张务工证明，由生产队结算工分。我在农村3年8个月，工分分别是每天3.5、4.5、6分，每分价值约1角钱。那时，真不觉得少。

1976年11月，我在农村入团，大队团支书和文宣队曾演《红灯记》李奶奶的关一梅是介绍人。1977年下半年，三河公社128名考生参加杭州市初考，剩下58个参加省统考，再剩下6个参加政审体检，最后竟剩下3个收到入学通知书，我是其中一个。1978年3月9日，我挑着行李，独自乘船、乘车，到金华铁路司机学校读书，第一天晚上，班主任老师就要我干文艺宣传委员。1980年1月始在铁路杭州机务段任蒸汽机车乘务员，又被选上团支部宣传委员、支部书记。在杭州铁路分局团委通讯员培训班上独唱《火车司机之歌》；1985年8月至1989年2月在杭州铁路分局团委专职任宣传文艺委员，曾两度主持300人参加的分局团代会联欢，抛砖引玉先唱《十五的月亮》；曾率24对新婚夫妇到深圳集体婚礼旅游。曾参加分局机关K拉OK比赛，一曲《我的中国心》获得优胜奖。现在回想，从小喜欢音乐还真不错，文艺青年还真锻炼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杭州的我曾经到龙翔桥找到曾在三河公社文宣队吹笛子的杭州知青陆庆平的家、见到他母亲。陆庆平也曾经到过望江门我住的单身宿舍，因我不在未谋面。40多年过去了，三河公社文宣队的各位知青们，一个都未再见面。只有在新安江镇的原梅城知青、文宣队拉小提琴的余朋打来过激动的电话。

令人激动的文宣队的“芳华"情义，又在《芳华》中再现，很是想念她（他）们。 (潘国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