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寻父（上）

延河农夫

延河农夫

古有孟姜女哭长城万里寻夫，今有我大姐青海湖千里寻父。

1961年春节刚过，就接到远在青海德令哈劳改的父亲来信，说他在德令哈劳改农场刑满释放，留场工作已近两年，按照场里的规定：释放人员原则上要留场当工人，可以安排家属来场工作，给家属子女上户口。一般不提倡回原籍，要回得话，必须由家属来寻，否则的话是不放的。他意见还是想回来，因为那里太苦了。

接到信后，母亲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够了去的路费。父亲说：“我这两年工作还攒了点钱，回来的费用有我了。”善良的母亲央告父亲的兄弟、子侄、外甥一大堆，仅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其实，在我家富有时，由于父母亲生了大姐后，一直生不下儿子，二爸和大姑家都争先恐后的给我们家过继了一个儿子，想得到点财产，算父亲的养子。可到了关健时刻，都躲得远远的。

万般无奈的母亲只得以泪洗面。转眼间已过五一，父亲又是来信督促，信中几乎是哭着哀求，求母亲救他一命。

这时，刚满16岁的大姐挺身而出，说她去寻父亲。母亲望着大姐，凝视很久，还是摇了摇头说：“你一个女孩子去，我怎能放得下心呢，不要连你也丢了，让妈妈怎么活哪？”可大姐坚定地说：“我已经长大了，而且有文化，我一点也不怕，一定能把父亲找回来。”

大姐小得时候是我们家最富有的年代，从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千金小姐，爷爷、奶奶及叔伯们都百般疼爱。也养成了她桀骜不驯，敢做敢为的性格。特别是刁蛮任性，认准的事八匹马也拉不回来。在大姐的软磨硬泡之下，妈妈终于松口说：“你去延安问一下你三爸，看他同意吗？”

第二天，大姐就来到延安东关地区运输公司三爸家。三爸1955年从洛川县长回来后，一直担任运输公司经理，负责全区交通运输工作。

为了讨好三爸家，想让三爸给她问一个去西安或铜川的顺车，省点钱。大姐进门没多久，就整理了一大包脏衣服，拿到东关桥下的河边去洗。那时的延河水流量特别大，清潵见底，大石头也很多，好多人家就坐在大石头旁边洗衣服，洗完后就把衣服晾晒在大石头上，一边洗、一边晒。有时，还会听到远处嘹亮的信天游，惬意极了。

晚上，三爸回到家，当听完大姐的叙说后，三爸显得异常激动，说什么“你们婆姨女子真是憨着了，哪里是不通车无人烟的地方，不仅有豺狼野兽，还有流窜盗匪。你母亲平时很精明，怎么和你一样也犯糊涂，我是坚决不让你去的。”

其实，三爸是我堂伯，不是亲三爸。不过，他家穷，从小一直在我们家生活，和父亲经常在一起玩耍，感情比较好。他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原则性很强。在父亲的问题上，三爸听信了公安局长我何叔叔的建议，一直没过问这件事，当父亲的判决下来后，他多少有点愧疚。在他看来，如果让大姐去，再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更对不起我父亲了。

碰了一鼻子灰的大姐，嘴上说：“听三爸的，不去了，明天我回去。”其实，她早已胸有成竹，打定主意，不管怎么说，我是非去不可，顺便还可以去外边逛逛，周游世界。

于是在第二天清晨，大姐在公司院子停车场转悠时，看到一辆去西安的大轿车就爬了上去，说她是你们张经理的侄女，要到西安上学去。司机说：“今天票卖完了，没座位了。”大姐说：“没事，我就座在我的行李上，但你要把我放在火车站。”

行李里的东西，是父亲来信点名要的：10斤花椒，10斤旱烟，10斤辣椒面。再加上一些干粮糕点等日常用品，估计有四、五拾斤重，全放在了一个麻袋里。

大姐也真有本事，就这样背着行李，铜川住了一晚后，第二天来到了西安。可一连几天却买不到去兰州的火车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出高价买了一张去兰州的车票。

到兰州后，已是夜晚，大姐满头大汗，拎着行李，跌跌撞撞地来到省委家属院，四爸当时在甘肃省委组织部工作。见到四爸时，四爸十分惊呀的问道：“莲儿，你怎么来了？”大姐说：“我去寻我爸。”四爸沉思片刻，一把抱着大姐，说道：“好孩子，你受苦了。”叔侄俩抱头痛哭，泪眼汪汪。过了好一会儿，四爸才说道：“你还没吃饭吧？”大姐说道：“我都快饿死了。”四爸这才破涕为笑道：“好孩子，你等着，四爸给你做好吃的。”

当四爸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来时，大姐已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四爸不忍心叫醒她，轻轻的抚摸着她的头发，不听话的眼泪又流了出来，不小心滴在了大姐的脸上，把大姐惊醒了。

在四爸家住了几天后，四爸要去酒泉蹲点下放。就对大姐说：“莲儿，四爸明天要去酒泉下放一段时间，我把去西宁的票给你买好了。到西宁后去劳改农场办事处，等去德令哈的拉水车（因为当时德令哈还没建市，是个大戈壁滩，饮用水相当奇缺，要到西宁巴音河拉水），西宁到德令哈还没有班车。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去军区找一下你高叔叔，他也是我们延川人，在延安时与你大爸一起工作过，关系很不错。建国后，我们都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而他却从地方转到部队了，授了少将军衔，是个很有本事的人。”

当大姐到达西宁，找到农场办事处后，办事处的同志很热情，安排了住的地方，说要等德令哈来的拉水车，估计得一个星期左右。

眼看要见到四年没见的父亲了，却要苦苦等待一个星期。这几天，大姐等得是焦躁不安，因为她带得钱快花光了，好在四爸临走时还给了她20元钱。为了省钱，大姐每天只吃一顿饭。

大约等了8天后，才来了一辆拉水车，想不到司机仅是西安人，对大姐特别关心，说在西宁遇上了陕西老乡。

德令哈位于青海省西北部，属祁连山地和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平均海拔2980米，1958年设县，1962年撤县并入乌兰县，1988年从乌兰县析置德令哈市，德令哈距西宁500多公里。

1954年建劳改场时是典型的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气候十分恶劣，变化无常，干旱少雨，一年有8个月是季风季节，随时狂风乍起，刮得天昏地暗。也有沙滩、盐碱滩、芦苇塘和沼泽地。酷夏，盘地芨芨滩，沼泽地上的蚊子特多，专盯人，有的比苍蝇还大，像团团烟雾一样遮天蔽日飞来，咬得人手、脸都肿红了，奇痒难熬，严重的糜烂化浓，痛苦不堪，有的人还会付出生命代价。冬天，又是十分严寒，大家都得住在地窨子里，不见阳光，吃不上蔬菜，好多人都得了夜盲症。

农场关押的犯人主要是政治犯和刑事犯。政治犯主要是反革命、地主富农、盗匪、国民党军政宪特人员。刑事犯主要是鸡鸣狗盗之徒，以小偷、盲流、强奸犯之类居多。1957年以后又关押了好多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参与西藏叛乱藏民。青海省劳改农场几乎关押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劳改犯”。

当时有管教干部400多名，以四川、山东、河南和陕甘青为多。犯人来自全国各地，主要从事种地、修渠、喂猪、牧马、烧砖、赶车等工作。

随着犯人及垦荒人员的大量涌入，农场逐步成为一个规摸宏大，建设规范，各业俱全，兴旺发达的小社会。总场直接管理有5万多亩耕地，各分场有30多万亩耕地。下设6个农业作业站，负责农业生产和技术服务。产粮达到1亿斤，被誉为“柴达木粮仓”。

同时还开办了面粉厂、风电厂、副食加工厂、机修厂、砖厂、运输队、学校医院等。

当司机把大姐拉到德令哈农场总部时，农场领导说：“这个人早已刑满释放，好像己经走了。”一下子把大姐吓得够呛，莫非……

大姐连哭带叫地恳求领导：“你们好好再看看，五一前还收到父亲的来信。”这时，领导喊来文档管理人员，“请你查一下张根云的情况，他女儿找来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工作人员告诉大姐说：“查到了，在王嘎秀耐火砖场三公所分场工作，去年还评了个先进。只是德令哈离王嘠秀还有上百公里，全是戈壁滩，没有车，你怎么去呢？”

在大姐的再三恳求下，工作人员答应帮忙，说要等王嘎秀的送砖车来，把你捎过去。并再三叮咛大姐：“千万不要擅作主张，自行前去。否则，会迷路有生命危险，我们这里是没有围墙栅栏的监狱，犯人跑出去了，基本上都没命了。”

就这样，等了一天又一天，大姐带得钱已经全部花完。

为了生存下去，大姐恳求工作人员，让她去灶上帮忙，一天只吃一顿饭。工作人员笑着说：“你这个傻孩子，我们农场有得是粮食，只要你好好干活，管你三顿饭。”

德令哈六月的夏天，紫外线特强，像火一样烤着大地，酷热难耐。可到了晚上，气温又在零度以下，特别寒冷。尤其是大风刮得呼呼直吼，让人毛骨悚然。与新疆的“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没有两样。可惜的是这里沒有火炉西瓜，有的是黄沙大风。还真有点“千里鸟飞绝，万里人踪灭，风吹石头走，黄沙满天飞’’。

大姐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总场尚且如此，百里以外老父亲的生存环境恐怕更是糟糕，让她揪心不已，恨不得早点见到父亲，看看爸爸四年来变成了什么样子。

苦苦等了半个月，才来了一辆送砖的大卡车。驾驶室坐满了人，大姐只得坐在大车车箱内，炙热的阳光把人晒得要死，可大姐的心情却是异常开心，因为马上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老父亲了。

在茫茫戈壁滩上，道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一会乌云遮日，一会黄沙满天，汽车走得十分缓慢，百十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十个小时。到了晚上八点多，才走到了王嘎秀耐火砖场。

场里的同志特别喜罕、热情，安排了临时住所，不停的向大姐问这、问那，打听外面的世界变成了怎样？他们好像封闭很久，就像《桃花源记》中描写的“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第二天，大姐乘坐输送物资的大马车，向三公所烧砖窑口进发。王嘎秀离三公所大约10公里左右。也许是离父亲越来越近了，马车走得飞快，两个多小时后就来到了三公所。

三公所烧砖厂是利用当地高猛酸泥土，烧制十分坚硬的耐火砖，往往用于坚固的军事设施建设，不是用来修楼建房的普通砖。只见烧砖的窑炉很多，烟雾缭绕，推车的工人们一个个被太阳烟雾熏得乌黑，只有牙齿是白的，眼睛是亮的。

当父亲走到她面前时，她简直难以置信，无法想象。只见父亲蓬头垢面，头发很长，胡子拉碴。虽说刚洗过脸，仍是乌黑通红，站在那傻笑，喃喃自语道：“莲儿，这是真得吗？真得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吗？”大姐扑上前去抱着父亲，一下子却昏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