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名矿工

一介凡人

　　1968年，我们终于毕业分配了。我们是1962年入学到北京，应该是被1967年毕业，学制五年，因为文化大革命又推迟了一年，成了六年。

经过两年的造反、夺权和大批判，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大学毕业生一律下去劳动，接受“再教育”，城市、机关、事业单位一概不留人，全部分配到基层。他们们有的下了农村，有的到了部队农场，学医的全部到农村的公社医院或者地区医院，学工的也到生产第一线从事体力劳动，不存在对口不对口的问题。

1968年8月，姚文元发表了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下图）

　　还好，本省恰好有名额，我分配到一个地方国营的矿务局。家人和邻居们都说我去的地方挺好，回到本省，又是在晋南“吃白面”的地方，我也很满意。八月底我结婚了，妻子是中学同学，学医的，省里分配比北京晚一些。

蜜月刚过一半我就去报到，局里说你到矿上吧，矿上说你到掘进队吧，就这样我成为曹村矿掘进队三中队第三小队的一名工人。

从火车站到矿上要走十几里地，还要爬七八里的大坡。说起来也是有些不适应，一个月前还在北京，一下子又从省城告别父母妻子来到煤矿上，躺在集体宿舍的床上，有时候真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工人师傅们对我还是很照顾的，多数人叫我“小杨”，比我年轻的叫我“杨师傅”，有的干脆称我“大学生”，生一点的人管我叫“眼镜”，因为我是近视眼。四个人一个房间，两个长条凳子块床板就能睡。住集体宿舍的年轻工人多一些，我们三中队大多是合同工，不少是洪洞人，喜欢喝大叶茶，听懂他们说话很费劲。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我们很快就熟稔了。到后来，我学的洪洞话几乎能以假乱真了。

矿井是个平峒，还处于建设期，设计年产量45万吨，工作面是一盘区的运输大巷，打眼放炮，出矸支护， 料石砌碹。在学校时候我们就在开滦的林西矿、吕家坨矿劳动实习过，所以很快就适应了。不需要照顾，咱有的是力气，干活不比工人差，妥妥的一个好劳动力，也很快就跟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了，我很乐倾听他们对我的一句评价，那就是“一点也不像个大学生”。

　　虽然是同届，但是省里的大学毕业分配晚一段时间，妻子是学医的，多数同学都分配到了农村最基层的医疗单位，正好矿上有一个指标，就照顾了她。我骑自行车去车站接她，开始还能带一段，走到岔路就是上坡，她跟着我一路爬坡。终于走到了，她说你为什么老说还远呢，我说让你有思想准备，行百里者半九十嘛！

掘三队的办事员杨福厚马上腾出办公室让我们暂住。队里的工人们都关心地问：“老婆来了?”我赶紧更正是“爱人来了”——我们新婚不久怎么就变成“老婆”了？后来才知道，大家都这样说。两天后我们就分到了房子，还是里外间的。我岳父听说后连夸女儿有福气，能分到矿上，还很快有了房子。

就这样，妻子成了一名医生，是医务室唯一的大学生，唯一的女医生。正因为这个唯一，除了为职工和家属看病、抢救工伤以外，为矿上的家属、临时家属以及附近的村民家里接生孩子也成了她的一项重要工作。

不定哪天夜里有人敲门，老婆要生孩子，住处可能在家属楼，也可能是临时家属住的土窑洞棚户区，还可能是周围哪个村的，都不能不去吧？真的是要跟上个陌生男人，走上好几里地，不定在什么时候又送回来了。去了管饭吗？哦，享受产妇待遇，红糖荷包鸡蛋，你想累了几个小时，又是那般环境，能吃得下吗？当时的社会治安真好，可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

为了方便出诊， 妻子就把接生用的产包放在家里。出去接生那么辛苦有收入吗？接生费3元，那可是要交公的，你是公家人、用的是公家的东西，收入当然是公家的。哦，昨儿晚辛苦了，在家歇半天吧。

1969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那是回到省城的山大医院里生的； 1971年我们有了女儿，她出生在矿务局的医院里；1973年我们有了第二个儿子，就生在自家的炕头上——那时矿上有了另一名女医生。

下图是我的三个孩子在矿上的留影，背景是家属区对面的农田、河滩和山包。

　　我还当我的矿工，三班倒，和大家一样出来以后身上脏兮兮的，满脸是黑的。当时吃饭要粮票，一般的市民一个月定量28斤，我们矿工可是58斤呐！可工资不高，一个月43.5元，相当于一个三级工的工资，井下最低也是三级工，不过下一次井还有五角钱的补助。

以后矿上又陆续分配去二十来个大学生，都是接受“再教育”的，有文科有理科，所学专业多数都和煤矿不着边，他们有的被分配到采掘队组，有的分配到井下辅助部门，女的可以到头灯房当充电员、电话班当接线员、队里当办事员等等。那些对煤矿一点也不了解的大学生，分配到井下一线当矿工，多不容易呀！

我认识一个从北农大毕业分配到辛置矿采煤队的学生，他学的是气象预报专业，我逗他说你气象预报改成顶板预报了；还有一个太原工学院分配到曹村矿采煤队的大学生，因为表现好队里派他去大同矿务局学习，培养他回来操作采煤机。当时这些大学生确实做好了长期做煤矿工人的准备，包括我在内。

1970年，太原煤校被战备疏散到霍县矿务局，同年解散，教职工和资产归并到矿务局，曹村矿一下子又增加了三十来名中专毕业生，都分配到了生产队组。

有一段时间，所有在队组的大学生和工人一样一律实行日工资。一对重庆大学采矿系毕业的夫妻男的患病，便被吃了“劳保”，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的工资，也就是一个月十多元，还得靠老婆养活，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到矿上，最后得到合理解决。

往年大学生分配工作后有一年的见习期，第二年就转正了，工资也会上调，但是我们这些大学生不一样，三年才转正，工资一下子从43.5升到了55元，不少吧。

在井下装车、推车、扛木料、插橛子，拉大簸箕，这些小工们干的活我都没问题。有一次倒挪电缆，我看着两个人一圈一圈地倒，我说一下拖过去不就得了，他们说很重，我说我来，抱起来确实是挺沉的，但是真的一下子就拖过去了。正好中队长张成厚、小队长寇廷贵都在场，两位师傅连夸我好力气。

有一次接了班，我们这个班要搞砌碹，老师傅站在碹台上用沙浆砌料石，需要有人把3吨矿车里的料石一块块搬出来举上去，有技巧，也很费劲的，要把料石放在大腿上，倒一下手，抱着它一点点的从腹部胸部拱上去才行，一个人卸上一车很累的，我搬了几块确实很费劲。后来人手不够了，那我就上呗，就这样把整整一车料石搬起来贴着身子拱上了碹台，当时觉得挺累，后来想起来还有些自豪！

在工作面上，老工人老师傅是顶梁柱，他们时刻关注着大家的安全，战斗在最前沿。困难危险的时候，如果八级工、七级工没来，六级工、五级工上，实在不行就是老资格的四级工，这是传统，也是规矩。

　　煤矿嘛当然是安全第一，井口的安全员非常负责任，天天拿个大喇叭筒子进行安全教育，香烟火柴不能带，矿车没停好不能上下等等，井下也有严格规定。但时间长了就有点皮了，为了赶时间，为了省力气，为了早点回家，也常常做一些违规的事情。像放炮后不等炮烟散去就冲进工作面，困了在盲巷里打瞌睡，下班踩溜子走，跳上跳下行进中的矿车等等，我也一样。

矿上工伤甚至因公殉职的事情也没少发生过，多数是人为因素，有些则是客观造成。有一次发生透水事故，三名矿工失去生命。对逝者，矿上是要开追悼会的，同时进行安全教育。那个为我腾出办公室让我们暂住的掘三队办事员杨师傅也工亡了。

和铁和石头打交道，难免磕磕碰碰，挂点小彩我也有过，不碍事的。有一次下班了我忘了拿一件破大衣，两天后上班时这条巷道早已被封，停风了。下班前我找一个工人在口上给我看着，说好时间长了我不出来就叫人救我，我一个人屏着气冲到里面拿到了衣服。

两年后我抽到科室工作，那时也经常下井参加劳动。有一次在煤巷的十字交叉点换抬棚，突然冒了顶，赶紧喊人清点人数，有一名姓蔡的工人被压在下面，还好不要紧。大家把它扒了出来，我背上他就走，一直走到了大巷里坐上矿车，再背到坑口急救室。

　　其实我真正在掘进队当工人也就不到两年的时间。保卫科李科长听说我上大学期间在平顶山参加过“四清”工作队，就把我借调到“清队办公室”（后改为“落实政策办公室”）搞外调，因为这里多数是工人，文化水平不高。以后我还在矿务局的宣传队、矿上的宣传办公室工作过。矿上要求科室人员每周至少下井一次，每次有五毛钱的下井费，还能补助一斤粮票呢。

为了保证产量，节假日往往不休息，要组织“高产”，几乎所有的人都连续几天下井劳动，家属还要到井下去送干粮送水，女职工甚至小学生也要到井口参加劳动。职工节日加班能领到双工资。现在看起来，这种做法法不科学不可持续，也容易引发事故。

1979年我被借到局技术引进办公室，到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一门小语种，为对外合作服务，就在这时传来一个好消息，我追求多年的入党愿望实现了！

1980年我调回省城，成为一名教师，2005年退休。

我们在的是地方国营煤矿，规模不大，生产工艺也比较落后。1970年投产时还是房柱式的开采方法，以后才改成长臂式，矿工的生活条件也不算好。1990年我回去过一次，矿山的面貌和生活条件大为改观，工人住进了公寓。退休以后我还去过其他矿，矿山都是园林式的建筑，工人生活条件大为改观，井下也全部实现综合机械化采煤，新建矿井的设计产量都达到了90万吨/年以上。

在煤矿工作了12年的时间，我们和煤矿的职工和家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有了两儿一女，到现在孩子们还和矿上的第二代保持着联系。

　　由于文革的影响，人们把66～70届的大学生成为“老五届”，五年的学制，有的基本学完了，有的只学了一部分，前两届还推迟一年毕业。我们当时把66届的叫做“积压品”，把自己这一届叫做“处理品”。其实因为文革十年没有正常招生，造成人才严重短缺，后来老五届也成了“香包包”，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当年到煤矿上的大学生调走了不少，留下的也都成了矿上的生产骨干和领导干部，当上局长、矿长、总工、党委书记等。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无条件的服从国家分配，我大学的同学全都分配到了生产第一线， 有超过半数不能回到本省。上面给的56个分配指标，竟有15个在广东，而两个班中没有一个是广东省生源。

毕业后同学们有的参加了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绝大多数在煤矿，全都接受过“再教育”，从事过艰苦危险的工作，经过多年锤炼，成为了一个个合格的人才。他们有的成为行业的专家、高级设计师、高级工程师、企业高管总工、矿长局长厅长，有的成为领导干部、教育工作者，有的还成为国务院的“特贴专家”。

因为他们有过一段不平凡的工作经历，在生产第一线，从一名普通矿工做起，向工人师傅学习了优秀的品格。他们也许只会实干不会表现，不会逢迎，只是把自己知道的、学会的、创新的东西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

不少同学退休以后继续发挥余热，当顾问、设计师、建筑监理师、教师、编纂地方志等工作。

现在我们同学的微信群异常活跃，大家回忆过往，畅叙友情，交流信息。这些当过“煤黑子”的工科男们，都是80上下的人了，在信息时代依然不落后，交流自己的图文制作，诗来诗往，满满的正能量。

　　1964年，我们到林西煤矿进行了40多天的生产实习，不少同学在矿上的照相馆留下了自己的矿工照，这是其中的三张。（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