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杨士珍

清浅

作者 杨景春

　　

我的爷爷叫杨士珍，海兴县山后村人。抗日战争期间是抗日村长。现在把我搜集到的一些资料编纂于此，或能帮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艰难的烽火年代，了解一下冀鲁边区人民的朴质，智慧与坚强。

（一）山后党支部

我爷爷是四零年由张晨光介绍入党的。张晨光不姓张，姓高，叫高方树，还有个化名叫刘子青。山东小泊头北高庄人，与我们家是姻亲，和我爷爷是表兄弟。他自小演武习文，后来又随父行医。抗日战争期间，就任中共无棣县委书记。当时山后属无棣，所以张晨光就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因为是亲戚，互相了解，他就先后介绍了我爷爷奶奶入党了。在此以后，以我爷爷为中心的山后党组织就慢慢发展壮大了起来。后来担任上海市组织部副部长的新海（今黄骅市）县委书记叶尚志就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以杨士珍为首的山后村党支部和以张又俊为首的曹庄子党支部是当时发展较好的党支部。

之所以说发展的好，主要还是他在入党后，积极发展党员，壮大队伍。他就从自己的发小，邻居开始，逐步发展到亲威朋友，吸引了更多有血性，有思想，有抱负的人加入到党的队伍，使山后村成了附近有名的堡垒村。我所知道的，有很多人是他介绍入党的。开始是刘玉珉，是他的发小，当时入党宣誓时，我爷爷问他，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他回答的很干脆也很朴素，就是为了不受鬼子汉奸的窝囊气。后来又陆续发展了几个人。

我最熟悉的还是刘学更，他是我们家邻居。当时是我们村的民兵队长。他活到九十多岁，他活着的时候，我们过年的时候总是去看望老人家的。所以对他入党的情况，我知道的比较详细。有一天，他找到我爷爷，说：士珍啊，我想入党啊！我爷爷当时就回说，更叔啊，入党是大事，可咱这里哪有党啊。隔了一段时间，我爷爷就找到学更说，更叔啊，一入党，这命可就是党的了，什么时候党需要你这条命，你就得舍得把这条命拿出来，你行吗？刘学更当时回答的很坚决。我爷爷见状，就说，行，那我就替你打听打听吧。又隔了一段时间，我爷爷找到他，说听说苏基有党，你明天起早去苏基找谁谁谁吧。刘学更听了很兴奋，第二天一早起了个大五更，骑上驴就奔苏基去了。刚一出村不远，路上闪出一人，是当村的。拦住了驴头，问你这么早去干嘛呀？学更爷来的快，说我去赶泊头集呀，挣着要走。可那人说什么也不让他走，说你先别去了，跟我来吧，不由分说就把他拉到一个破砖窑里。一进来，学更就愣了，因为我爷爷早在那里等他呢。正在他发愣的时候，只听我爷爷说：刘学更同志，经过我们对你的考察，认为你具备了入党的资格，我现在就代表组织接受你入党，然后就进行了宣誓。那时的誓言很土，意思是说打死也不叛党，要绝对保密，对自己的爹娘媳妇儿也不能吐半个字。

党员队伍扩大了，抗日工作展开了，山后党支部的影响也就大了。围绕在党组织周围的革命群众也渐渐多了起来，山后的天空开始变红了。

那时候小山区委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由于山后村位置居中，群众基础也好，当时小山区委的一些重要会议就是在我家炕头上举行的，副司令黄骅与冀鲁边一些重要领导人的第一次见面地点就在我们家。以后冀鲁边区主力从乐陵大桑树转移到海兴一带，其中军区后勤部、军区医院等单位就住在山后。村上也安置了不少抗日家属，其中就有后来叛变的冯冠奎的手枪队的家属，形成了隐患，这是后话。

（注：黄骅烈士）

二 安葬黄骅烈士

乌云笼罩曙曦微，夜袭狼坨寒雁飞。

渤海无边枪锁岸，津门不远马衔枚。

踏平棘路誓擒寇，咬紧牙关力挽危。

重祭黄骅习浩恸，漫天血雨泪纷霏。

这是新海县（今黄骅县）县委书记叶尚志，解放后重访大赵村时所作的一首悼亡诗。那么优秀的一位军政领导人，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却死于叛匪之手。不但是叶政委（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系列县部队政委）凡边区认识黄副司令的人，每提及大赵村惨案，无不痛恨惋惜。
1941年4月，黄骅奉调来到冀鲁边区任副司令员兼115师教导六旅副旅长。当时我们这一带苦海沿边，土地盐碱，天灾频仍，敌寇压境，人民生活困苦。日伪军已占领了全部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岗楼林立，公路纵横，我军行动十分困难。就是在这种艰苦卓绝中，黄骅同志率领着边区军民坚持斗争，打击敌人。而他自己也在军民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
山后是抗日的堡垒村，自然也是黄骅同志的重要活动地点。而我家也自然成了他的落脚点之一。那时的黄骅，三十岁刚出头，黄黑脸膛，竹清松瘦，精神旺盛，动作利落，一口湖北腔沉稳有力。他平易近人，和我爷爷他们一样，也用旱烟袋抽烟，就和我们这里的农民一个样。
而在一九四二年春，在山东分局党校结业的司令员邢仁甫也随山东军区组织的冀鲁边区巡视团调回边区。他们走的是海路，登陆后从狼坨子一路行军七十里来到山后。而此时以张晔为首的冀鲁边区党委，以黄骅副司令、周贯五副政委率领的军区机关和部队已提前赶到山后会合，等待巡视团的到来。邢仁甫与黄骅两位司令员的见面，就在我们家。而后区党委和军区在山后村西边的空地上搭了台子开欢迎会。党委和军区的负责的人都发了言，说的热情洋溢，对从115师调来的大批干部和巡视团表示热烈欢迎。
以后的日子里，邢仁甫的错误立场逐渐暴露，而黄骅同志立场坚定，党性很强，体现了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军政兼优，在军民心中威信日高， 然而这却遭到了邢仁甫的嫉恨，与黄骅同志之间的矛盾渐深。但黄骅同志是有着无产阶级革命者宽广的胸怀的呀。他在写给朱罗萧陈的信中说：（邢）这个同志在最近有很大进步。就是于去年10月26日，我们在大梨园召开了一次小组会，将双方意见彻底的严重的提出来。到现在进步很不错的，最大的是现在不怀疑我而信任我了，讨论工作发表意见均无关系了。原来我根本不能说话，凡是我说话他就成见的，使我那种苦闷闷的没办法应付了……他工作不实际，空洞的很，这不能怪他……只要能按时进步，将来还是很好的干部。

然而，谁又能想到，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正在策划中，凶手正是邢仁甫力主收编却还没有改造好的手枪队长冯冠奎。
一九四三年6月30日傍晚七时许，蒙蒙细雨中，由黄骅主持的军区侦察会议正在大赵村举行。突然，门外闪进几个人影，黄骅等同志防备不及，罪恶的枪声已然响起，黄骅同志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同时遇难的还有参谋主陆成道，锄奸科长陈云彪，作战参谋董兴根，侦察副股长崔光华等七人，另有多人受伤，这就是史上的大赵村惨案。
山后踞大赵村不是很远，我爷爷把附近村民听到赵村枪声，据传是冯冠奎叛变的消息及时报告给当时正带着手枪队驻在山后村的叶尚志。在得到消息后，叶政委火速向赵村进发，赶到时已看到人们正往村外抬人，还有两口棺材。而随后不久，我爷爷也得到了来自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的命令：即刻赶赴大赵村转移烈士遗体。其中原因并不复杂，一则防止敌人趁乱偷袭，二则为妥善处理烈士后事。
我爷爷在接到通知后，马上找到刘学更、刘玉珉等人，带着三辆大车经王文，过大摩河，到大赵村外接到黄骅、陆成道、董兴根三位烈士的遗体，连夜拉到山后，把三位烈士安葬在山后西南角。
由于形势严峻，情况复杂，安葬烈士时，没有举行任何追悼仪式。当时在场的只有我爷爷为首的山后党支部成员。黄骅烈士的妻子也从赵村一路护送烈士遗体而来，来到山后安葬烈士期间一直有我奶奶陪伴。安葬黄骅烈士时，她把一条毛毯盖在了烈士身上。
第二天凌晨，敌人果然到了大赵村。

（注：左三索金栋，左四冯乐进，左五叶尚志，左六我的父亲，左七我的母亲，左八弟景文）

三 掩护叶尚志

1943年，邢仁甫公开叛变，盘据海岛之后，日伪加紧了对我冀鲁边区根据地的扫荡。在小山、苏基、尤村、丁村、张皮都增设了据点，邢仁甫一伙武装叛徒也不断对我骚扰。因冯冠冠奎陈子芳部叛匪对山后人地两熟，危害更大。
环境越来越艰苦，但我抗日军民相依为命，斗争越来越坚决。军队换上便衣，小股作战，昼伏夜出。那一年由于遭受虫灾，旱灾，加之敌人的掠夺，粮食奇缺，生活极其困难，战士群众都是以草籽野菜充饥，但这些东西也常常断顿。饥饿伤病也严重威胁着根据地的军民。
一天黄昏，邢王文村，部队出发前，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也病倒了，高烧不退。该村群众把他抬到山后村隐蔽治病。无棣县委办记张晨光指示小山区委张又俊必须确保叶书记的安全。张又俊、范长寿，杨士珍三人研究了确保叶政委安全的方案。一是加强保密，不让无关人员知道有关情况，不能常住一家，要经常变动住所，农户要绝对可靠。二是安排其他政治可靠的同志秘密防范。三是要求打入小山维持会和据点的同志，密切注意敌人动向，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四是安排人员在山后村附近活动，遇有紧急情况，及时驰援。
叶书记开始住在我家，后来为了安全移到别的人家。在村民们的热心照顾下，叶书记的安全得以保证，但是病情并未快速好转。除了当时的医疗条件之外，如前文所述，当时边区军民的生活也相当艰苦。叶书记是安徽人，是吃大米长大的。对北方的饮食习惯本就不大适应，何况当时很难弄到像样的粮食。基本营养跟不上，怎么敢乞求身体很快得以康复。
怎么办？怎样让叶书记吃上点像样的饭，给他补充一下营养。好像已是山穷水尽了。 但你真的不能轻视革命者的智慧呀！这时候，我爷爷他们想到了一个人：张连仲。张连仲是谁？张连仲是张皮村人，外祖是山后的，管我爷爷叫表哥。小时候就在天津一个日本商人家里干杂活，学会了烹饪，也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后来张皮村根据上级指示，捎信让他还乡。在他义无反顾回乡后。也是由张晨光介绍入党。后来小山区党委借维持会的名义派他打入小山据点，当上了厨师。这个维持会，我们下面还会说到，这是暂且不提。区长范长寿指示张逢元以挑水的身份与他联系，传递情报。这个节骨眼上，我爷爷想起了他。他牵了头驴到张皮村找到张家，带着连仲之子占升来到小山，他叫占升在药铺里等他。自己上山找到连仲，当着日伪的面说是自己是连仲表哥，领孩子来看病，孩子吃不下东西，馋大米饭了。连仲向鬼子请假，并征得鬼子首肯，用帽子舀了一帽子。然后他和连仲叫伪军跟他们一起去药铺，给占升看病。中间，我爷爷找机会向连仲交待了为叶书记弄大米的事。这个张连仲，真的很厉害，以后多少天里，他又用布腰带装了大米，叫张逢元扎在腰上。这张逢元呢，没有不说话的人，一天往山上挑好几次水，和站岗的伪军都熟。他腰带一扎，敞着衣襟，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把大米运出据点，甚至把两个肉罐头带下山。正是靠着边区人民的智慧和勇敢，叶书记的身体也慢慢的得以复原。
然而，当时的斗争形势依然非常恶劣。山后紧靠着小山据点，虽说是灯下黑，敌人不太注意，但也太近，情况也是相当凶险。另外，冯冠奎手下叛匪时常前来骚扰。他们枪杀干部，讹诈钱财，祸害群众，对叶书记的安全也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有一天夜间，四个叛匪叫开了我家的门，声言：必须交上两千元现钞，否则，这次一定要带走杨士珍的人头。我奶奶也是党员，因为之前冯匪的手枪队的家属就安排在山后一带，所以对他们也熟悉。她大大方方的迎这几名叛匪进门，炒了鸡蛋叫他们喝酒。我爷爷也想办法为他们凑足了二千元钱。二人这里沉着机智的应付着这几个叛匪，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暗地里派人把情况报告区委。接到报告后，张又俊带领七八个战士及时赶到，缴了他们的枪，把他们彻底消灭。
在四名匪徒夜闯我家之后，小山区委及时向上级汇报，并向上级建议，请叶政委转移到其他可靠的村子。当时我爷爷他们结合县妇救会，把叶政委放在装有高梁秫秸的大车上运走，避开敌人，送到孟二庄据点附近的东花寨共产党员陈长冶的婶婶家掩护起来。之后，上级又请政治可靠的医生为他治病。叶政委渐渐好起来，不久又重回战斗岗位。


（注：叶尚志）

四 小山维持会

1943年下半年，小山区抗日形势异常严峻，无棣县委书记张晨光，县大队政委娄剑峰来到了山后。他们招集小山区委张又俊，范长寿在我家开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以为鬼子极有可能在小山安据点，建维持会，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建一个白面红心的维持会，为我所用。会议决定：由李良志抗日村长李玉桐，小山后村刘玉祥等人打入维持会。
果不其然，敌人来了。我们的＂维持会班子＂也趁机取得敌人信任，由李玉桐出任会长，顺利打入控制了敌维持会。敌人要在山上建据点了，我们把修据所用材料钱粮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鬼子据点建成了，据点里挑水的、做饭的，管账的都是我们的人来安排。
一天晚上，我爷爷叫张皮张连仲到我家，张晨光书记、杨志成、张又俊、范长寿四位领导都在。他们和张连仲说：我们研究让你给鬼子做饭，打入据点，得到情报让张逢元送下山。连仲说他会尽力，就怕有什么差迟，担当不起。张晨光等人说：有我们大伙呢，有什么情况和张逢元说，有特殊情况就说看病到山下小山街上药铺。上文中说到的小山药铺就是联络点，那先生就是张晨光的父亲，人们口中的刘老头。
伙夫找好了，还要找一位管账的先生。我爷爷就去找了我们村的刘季方。他们家日子好过，刘季方上过学，有文化。刘季方也痛快地答应下来了。
这个维护会在当时可是起了不小作用。里应外合，处死了大汉奸张柱；巧使离间计，借伪军队长高大肚子之手除掉了的翻译官张华，为懂日语的张连仲重新接近敌人创造了机会。最出彩的，还是促成赵高伏击战的胜利。
原来，敌人纠集了盐山等地40来个鬼子，230名伪军，准备对我良户地区展开扫荡，扫荡后就回据点吃饭了。于是就事先吩咐张连仲准备多少多少饭。张连仲从敌人口中得此机密，马上叫张逢元把消息传至山下。当时，我们在良户地区力量薄弱，且地形对我不利，敌人去了，我们将损失很大，而此时，我们刘震寰的回民支队及县大队600余人正在小山东面八里的赵高村，于是组织决定把战场设在赵高，设法把敌人调到东边。就派赵高充当日伪报告员的人刘牛子向敌人报告假情报：赵高有八路一百多人。敌人果然中计，出动大部人马前来扫荡，陷入我包围，赵高伏击战取得完胜。
然而，并非所有事情都这么顺利，敌人号称“鬼子”呀，知识水平，军事素养都较高，如果他们愚蠢，抗日战争何以打了八年。一次次的失败，不免叫敌人起疑。这不，他们怀疑上了管账先生刘季方。他们把刘季方押到了埕口。对刘季方严刑拷打，逼刘季方承认通八路军。刘季方咬住了不说，敌人岂肯善罢甘休，他们给他往嘴里灌辣椒水，灌满肚子，然后放在地上，用杠子压出。如此再三，刘季方终于项不住了。他精神失常了。
刘季方出事后，敌人盯上了我爷爷。有一天，汉奸又来抓我爷爷。没有抓住我爷爷，却抓到了我大爷，就用枪逼着我大爷领他们去找我爷爷。我大爷机灵啊，就领着他们绕着村围子转，转到一个地方，围子上有个洞，我大爷趁汉奸们不注意，猫身钻了出去，这才算逃过了一劫。这回逃过了，可下一次怎么办呢？走吧。那时候，我大姑十三，已经跟八路军走了。 二姑十岁，我大爷八岁，二大爷体弱在饥饿和惊恐中夭折，我爸爸三岁，家里没法呆了，我大爷便带着二姑和我爸爸开始了逃难的日子。
后来，组织想出一个办法把爷爷捆起来游街，脖子上挂着“大汉奸杨士珍”的牌子，在附近几个村里游斗了几日，游完街又把我爷爷暴打了一顿，据说半个月下不了炕，鬼子将信将疑，但终究放过了爷爷的性命，不过爷爷因为那顿暴打，落下了腿疾。
多少年的腥风血雨，多少年的生死离别。 曾经，我奶奶问在我家养病的叶尚志：叶政委，我们还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吗？叶政委说：能，嫂子！等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来接你们，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是 啊，终于是胜利了。1992年，叶政委也是回到了我们家。可惜，我爷爷奶奶早已不在人间了。

五 后记

本文的写作缘于我与孟建华兄刘亮弟的张皮之行。张皮红色基地辅导员巴连甲与我相识，一见面就说：景春，你怎么不写写你爷爷呢？我说我没资料啊，知情人大多不在了，而且这种事不能虚构啊。巴叔说：我有啊。于是领我回家，给了我几本书，这才动了笔。
写作过程中得到县党史办金连广同志的大力帮助。更得到远在淄博，年近八旬的张连仲之女张志杰表姑提供大量原始信息。更令人感动的是，远居上海的革命老人巴延年，以托话的形式给予肯定与鼓励。在此谨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堂妹在看到文章后，与我说起爷爷奶奶晚年的颓境，都不免心下凄凉。又说起了我大爷，又暗想这种基因或者很难改变吧。
我妹妹是牙医，她的医术客观的讲，还是很不错的。也曾经想辞职开个门诊，我大爷就说，医院培养了你，一次次出去进修，有技术了，自己出去挣钱去，说不过去啊。
非典时候，我妹妹带着俩孩子一个十一，一个三岁，他听说医务人员有上前线的，对妹妹说，让你娘看着孩子，你报名吧，年轻人，勇敢一点，国难当头了！
这些事，别人听了肯定以为是说笑话，可它真真实实出自不是党员的老农民口中。
以上这些，权当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