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见父亲的为人处世

大逸居士

1957年“整风反右”时期，大逸父亲经历一件小事，就这区区小事，后来不幸被老爸言中，成了天大的事。而父亲的谨言慎行救了他自己，也救了我们一家八口人。

事情是这样子的，父亲有个黄埔军校的同僚叫朱家锡，与父亲一样是起义的，1949年解放军大军压境时，他参加了宜宾起义，收编到解放军部队后又转业到地方，回到老家湖南浏阳，分配至浏阳一中任教，又与父亲成了同事。朱家锡是浏阳北乡人，家里成分不算高，听老父说过是个“中农”，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地主和富农属剝削阶级，是敌对阶级，是要对其“专政”的。“中农”成分的人属中间力量，是可以争取的，不用“专政”对付。再往下就是“下中农”和“贫农”，属无产阶级，属革命依靠对象，是专别人政的人，这个阶级叫“工农领导阶级”。这种划分使颇有工作能力，性格外向的朱加锡当上了浏阳一中唯一的副校长，算是很有发言权的领导阶级的人了。

1957年暑假，全县教师数千人集中在县城各学校参加“反右斗争”。右派分子要反掉多少，是有比例分配到校的。这个比例一般人不知道，仅掌握在少数几个“整风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核心成员手中。偏偏朱校因“历史问题”虽身为副校长却没资挌进入领导小组，所以许多由内部掌握的政策他并不清楚。

反右斗争的第一阶段是“向党提意见”，鼓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手段就是可以自主自由贴“大字报”，就是把对党的意见用毛筆写大字的方式写出来，贴在一中校园里指定的牆上，后来大字报越来越多，就随便贴了，学校各处贴满了“向党交心，提意见”的大字报。

一天下午，朱加锡副校长拿着一张写好的对党所提的“意见书”找到父亲，轻描淡写的说，“王老师，可不可以签个字”。老爸一眼瞥见大字报标题“专家治校才是正道”就觉得“有问题”，感觉这字是万万签不得的。但他却揣着明白装糊涂问朱校长：“是不是规定要签？”朱校长回答得很响亮：“不不不，同意才签”。老爸继续卖乖：“不是规定要签我就暂时不签好了，等我看明白了再签，好不好？”朱校长嘴里一边唸着“无妨无妨”一边走了。

又过了些日子，形势骤然改变，一直在指导“向党提意见”的领导很明确地宣布，这个阶段叫“引蛇出洞”，现在是那几条毒蛇在兴风作浪已经看清楚了，运动进入“打蛇”阶段，正式的名称叫“右派甄别”，把右派分子揪出来再划分“一般右派”和“极右分子”，重点揪斗极右分子。很不幸的是，朱校长以及在他执筆写的那张大字报上签名的人都成了“右派分子”，朱校长被划为“极右分子”，几个参与大字报的人，无一幸免，朱校长后来的结果很惨，开除了教职，被送去“劳教”，22年后平反时，他早已一命归西。大逸的老爸却因“看懂了球”而平安无事，他要是随声附和，在那张大字报上签名，他必划为右派分子，咱们王家就会是另一番境遇了。

22年以后的1979年，右派平反，正式的大名称叫“拨乱反正”，老父亲的许多同事昭雪时人都死了，66岁的父亲却在此时光荣退休，开啟了他34年多的退休生活。

老爸退休后住的房子在“彭家坡27号”，是80年代大逸用教学之余去“三口化工厂”当顾问赚來的钱买的，买的是浏阳首富“刘某”的自建房中四个套间中的一套，105平方米，办好一应手续花了两万二千元。22年后遇拆迁，陪了一套电梯房，卖了后总收入约50万元。那时父亲还健在，因股骨头摔断在三口骨伤专科医院治好后在某老年康复中心静养。我们父子俩这一时期交流特别多。

老爸那时是“黄埔同学会”的资深会员，一到年节，黄埔同学会都会收到国内及海外的各种资助，老爸自己的钱他不管，交给大姐静蓉管着，平时并不怎么特别去节省，到父亲满一百岁驾鹤西去时，尚余近20万元。老爸有一个幸福平安的睌年，他常对我说的活就是有着浓浓的醴陵口音的那句话：“留得青山在，还怕胃柴烧？”

父亲啊，儿子常常记着这句俗语，也常常四处云游，去看看那常在之青山，去看看如白马过隙的云彩，去唸上一句你的老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