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护士”之名，播人间大爱

华夏真人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携“工业革命”之雄风，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一直高高在上的“泱泱中华”被蕞尔小邦“英吉利”揍得鼻青脸肿，被迫开放口岸，实行“五口通商”。

一百多年过去了，透过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不难看出，时间老人在对中华帝国无情嘲弄的同时也给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走出“彭罗斯阶梯”怪圈的机会，因为列强们用枪炮护送来的——除了他们急于倾销的令中国人眼花缭乱的大量商品之外——还有西方文明：宗教、文化以及先进的科技，这其中就包括先进的西方医学。

　　西医在中国最早的传播是由上帝的使者——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医疗传教士——来完成的。宁波，作为率先开埠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不仅曾经拥有中国最早的西医院，这里还走出了中国护理学界的先驱——金韵梅。她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和第一位女医生。

出生于美丽的宁波东钱湖畔的金韵梅，原名金雅妹，或金亚妹（“雅妹”和“亚妹”，今仍是宁波乡间中老年妇女常见的名字）。两岁那年，因父母不幸双双染病身亡，由美国长老会医疗传教士麦嘉缔夫妇收养。17年后，金韵梅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女子医学院，四年后，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纽约医学界小有名气的女医生。

1888年底，金韵梅放弃在美国优渥的物质生活，回到祖国，希望尽自己的力量，解除同胞的病痛。

　　1908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拨款15000大洋，约请正在四川成都行医的金韵梅医生，来天津创办北洋女医学堂，这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女子医学院校和护理学校。金韵梅自任女医学堂总教习，并特聘毕业于伦敦盖伊医院附设护理学校的钟茂芳女士担任护理总教习。四年后，北洋女医学堂培养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护士”。

　　但那时，从事临床护理工作的人员并无“护士”之名。

有医学界权威人士主张沿袭日本人的叫法，称之为“看护妇”；另有人主张干脆直接采用英文“nurse”的音译。

不可否认，同属于“汉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在进度上大大落后于日本，现代汉语中很多有关西方文化的词汇均直接从日语中照搬过来，比如说“科学”和“人权”，比如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不胜枚举。但医学界的有识之士认为，一种与病人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崇高职业，一群精通现代医学并日夜守护着患者生命与健康的现代女性知识分子，如果用“看护妇”三个字来概括或称谓显然是十分不合适的，更不用说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还会出现男性护理工作者。

　　而“nurse”，在英语语境中，在作为从事护理工作人员的职业称谓之前，其初始意义是“保姆”和“保育员”的意思，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1914年5月，在中国从事护理工作的人们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出席会议二十四名代表中唯一一名中国籍代表（其余二十三名全部为外籍人士），来自北洋女医学堂的钟茂芳女士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她受北洋女医学堂总教习金韵梅女士的委托，要在此次会议上为在中国从事护理工作的人们正名。

　　与会之前，钟茂芳女士已请教过国内多位知名的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并广泛征求护理工作者的意见，因此，她已是成竹在胸。会上，面对其余二十三名在中国从事多年护理工作的外籍前辈，她果断提出，建议将在中国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统一称为“护士”。她解释说，在中文语境中，“护”有“保护”、“护卫”以及“照顾”的意思，而“士”是中国古代对知识分子的统称，从事护理事业的具有西方科学素养的现代知识分子，应该称作“士”，又因为他们护卫着病人的生命与健康，应该叫着“护士”。将“nurse”译为“护士”既可融合东西方有关这一职业的含义，也可准确表达这一职业的文明与高尚，并赋予护理工作者尊重生命，守护生命与健康的神圣职责。

　　钟茂芳对“护士”一词的智慧解释，赢得了与会所有外籍人士的一致赞同。从此，“护士”作为对从事护理工作者的称谓沿用至今。

一百多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护理工作者，以“护士”之名，守护着国人的生命与健康，而在一次次与疾病的殊死搏斗中，她们（或他们）更像是冲锋陷阵的“战士”。

　　记得著名作家巴金曾说过这样一段十分朴实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爱，很多的同情，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为别人花费它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

以“护士”之名，播人间大爱，将维持自我生存之外几乎所有的同情、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守护患者生命和健康的事业上，无愧于“护士”这一光荣称号，可以说，临床护理工作者就是这样一群让生命开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