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旅浮尘&少小时难

悠悠我心

　　

岁月如溪流淌，万物生生不息。心灵走过的地方，恬静明朗，无怨无悔。回眸平凡人生，即使命如草芥，运同涓流，即使小径拾遗，徜徉唏嘘，也一定能够留给儿孙们些许启迪，激励他们去坚守那份真诚、那份执著。

——题记

序 言

母亲早年帮我带小孩儿时，讲了我和我的前辈许多过去的事，我详细记录了下来。翻阅这些尘封已久的笔记，回望走过的人生路，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感慨与遗憾，便渐渐产生了自传创作的想法。退出职场，回归家庭，在含饴弄孙的闲暇，整理出了这本小册子。

我们这代人，在社会大变革中摔打、磨砺，历经世事沧桑，饱尝苦辣酸甜。不是吗？饥荒是我儿时的深刻记忆。发蒙读书后，学校一直没有安静过，小学二三年级遇上“史无前例”的“文革”，后来“停课”、“复课”，“斗私批修”，“批林批孔”......自己跟着喊口号、刷标语、写语录牌、贴大字报，有过踌躇满志的亢奋，更惆怅于岁月蹉跎。1975年高中毕业回到“广阔天地”，想有所作为，但身单力薄，谈何容易。不久便带着一身汗、两脚泥，走上三尺讲台，当上民办教师，开始了我的工作经历。在端上“半边碗”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其间向往绿色军营，但两年体检没合格而失之交臂。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跟随570万大军挤过高考这座“独木桥”，成为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一名莘莘学子。1982年1月，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印钞造币企业。在这个世人倍觉神秘的领域，搞过5年教育、13年组织人事处工作，做了10年党政办主任，2010年后相继担任所属两家独立法人企业党委书记至退休。

在求学道路上，我始终坚守“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的信条，面对饥寒交迫的窘境，面对此起彼伏的干扰，我像朝圣的苦行僧那样，艰难地爬涉于漫漫长路。虽然足迹早已被时光湮灭，但曾经领略过的那一路丝丝微风、缕缕阳光，时常还吹照于心。在职业生涯中，我乃“燕雀”而非“鸿鹄”，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只是秉承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顺其自然地一路走来，如今无衣食之忧、儿孙之虞。吾乃一介布衣，躬逢盛世，小有所成。回眸平凡人生，万千情愫升腾于心。我深深地感恩于社会和行业、领导和同事、家人和朋友，深深地感恩于生命中的所有遇见。

有人说，人一生至少要做三件事：一是种棵树，伴随着成长，它会成为希望的寄托，日后也能为后人遮荫纳凉；二是生一个或几个孩子，让基因得以遗传，使生命得以延续；三是写一本书，把思想留下，让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后人借鉴。书写自己名不见经传的平凡人生，以当下的阅历、心智和客观的视角，审视那些记忆中的风雨点滴，在与自己的对话中疗慰心灵、提升认知，这何尝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本小册子，只是讲述了自己出身社会前，即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前的过往经历、心路历程。透过这本小册子，也许能让人看到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人的一些影子；儿孙一书在手，也许能有所思，有所感，有所启迪和借鉴。

作者

2022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葛藤之系

一、寻根问祖话族源

二、我的父母和姐弟

第二章 童年琐记

一、嗷嗷待哺的日子

二、我的启蒙学校

三、绵绵童趣

第三章 少年蹉跎

一、校园印象

二、爱好，如蜻蜓点水

三、“搞搞匠”

四、难以释怀的那牛与狗

第四章 寻梦之旅

一、在风雨中历练

二、初为人师

三、辗转村小

四、任教民办高中

五、考上大学

第五章 莘莘学子

一、走出大山

二、学海游弋

三、校园琐记

四、清苦生活

五、放飞梦想

附一：李煜崇佛初探（毕业论文）

附二：裹脚的变迁

第一章 葛藤之系

先贤云：“天有本而阴阳符其性，地有本而刚柔协其机，岂可人无根而自忘葛藤之系乎？”（清咸丰朝蓬州黄天培《黄氏谱序》语）自述人生，首当寻根问祖，明白我自何来，以期念祖睦亲。

一、寻根问祖话族源 



公元1957年4月22日（丁酉年农历三月廿三）戌时，我出生在四川省蓬安县兴隆场（今名兴旺镇）以东大约四华里的黄家沟（今属兴旺镇高石坎村）一个世代农民家庭。

蓬安地处四川东北，东邻营山，南向广安，西接南充，北靠仪陇。地貌以丘陵低山为主，浅丘带坝为辅。嘉陵江自县西北平头乡进入县境，东流西弯，转山绕坝，境内流程89公里。兴旺镇位于蓬安南端，与南充高坪的长乐、广安岳池的骑龙交界。高石坎村东临蓬安与岳池交界的排山、南靠南充高坪的金城山，主要有黄姓、韩姓、邓姓、刘姓、于姓等人家。黄姓人家主要集中在黄家沟，属二组，一组姓黄的也不少，大约占比三分之一。

相传本族先祖系峭山公后裔，湖南永州人，清朝康熙年间“湖广填川”而来。入川时，先集结于醴陵县鹅公大坵，再从湖北孝感，经麻城自东而西，落脚于四川省蓬安县一个叫“罗汉pian”的地方，今属罗家镇的一个村。过了许多年、若干代，由于这地方山高坡陡，穷水恶壤，生存条件较差，想重新找个好一些的地方，于是就到处寻访未被“插芊”处。所谓“插芊”，就是指迁入者在看中的地方的周边或要道插上竹竿，表明这片土地已经有主。那时入迁者众，未被“插芊”的地方很少，本族先祖寻访到现在的黄家沟当时还没有主人，便插上芊，搬迁到此。这条沟下起双河口、上至三岔路，大致呈东西走向，东高西低。

本族最早迁入黄家沟的始祖无从查考。据老人回忆，他们小时候在观音庙里看到过抬樑上刻有黄大伦、黄大敦的名字，是否为始迁此地的先祖尚不能确定，但可能要算是最接近的了，因为此前已无法追溯。先祖入迁黄家沟后，他们勤奋创业，垦荒种地，繁衍生息，后来在沟的南面坡上建造了一座慈云阁，即俗称的“观音庙”。如今石壁上依稀可见时断时续的文字，虽难以查考其义，但“慈雲阁”三字还比较清晰。近年，族人黄国典牵头，募资做了简单修缮。

黄家沟西北侧有座小山丘，习称茅岭山，丘顶有座古坟，相传是本族黄氏老母的迁葬坟。从罗汉pian迁黄家沟时，为便于以后的祭奠，他们将已故老母的尸骨装入坛中背来安葬在了这里。现在高龄老人大多知道这坟、这故事。过去开荒种粮食平了不少坟地，这黄家族人的祖坟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只是被一胡姓人家种地时不断削蚀，成了一个小土堆而已。近些年族上清明会都要到此祭奠。

紧邻黄家沟的横沟湾东北山梁上有一排墓地六棺坟，这里习称“老坟山”。中间三棺坟解放初碑文尚存。据老人回忆推断，最中间的一棺坟可能是黄玺、黄谦的父亲，因为其左右两坟为玺、谦之墓，玺、谦墓碑早些年很清晰。但玺、谦二人是否为亲兄弟，其父是否为大敦或大伦，却无法认定。本族历代均把黄玺称作“大房”，把黄谦称作“二房”。如今，黄玺墓碑文字已无痕难辨，生卒不详。相传生有三子，后世常称“三大房”。本宗源自大房黄玺之后。黄谦殁于1793年，碑铭有“清乾隆五十八年岁在癸丑”为证。相传谦之七子中有六子传续香火，即后世常说的“六大房”。玺、谦自其子始，排定本族二十字派，即：

臣应朝中选，富国定安邦。

兴隆万代显，荣华永世昌。

相传本族有一位张氏太婆，种染料“蓝”发了财，随之人丁也逐渐兴旺起来，族上便大量置田买地，当初插芊划定的黄家地盘，一直向下延伸到了兴隆场（即今兴旺镇）。“赶场不走外姓地”，这似乎为黄家人的骄傲。本族渐渐美名远播，可谓享誉遐迩。顺庆府（即今南充市）后来赠给黄府“祥锺巨下”大匾。这匾一直挂在黄家沟老房子堂屋右侧，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被毁。

随着人口繁衍，买地置业，地域扩大，大房黄玺的“三房”、二房黄谦的“六房”便开始了分家、迁徙。先祖们采取了最原始的、公认为“公平”的抓阄方式，来确定各自的迁徙地。黄玺的三房人中， 武臣一支迁凉风垭（今南充高坪区隆兴乡高滩寺村），另两房人不动，住现松云、福田院子。黄谦的六房人中，大房、二房仍住老房子；其余四房 : 一房迁往本镇的黄刘垭村，另三房分别搬住本村的瓦厂岭、严家沟、横沟湾（幺房）。

相传家道衰落源于一起官司。大房人黄玺有两个曾孙，一个叫黄朝强，俗称“黄大牛”；一个叫黄朝祯，俗称“黄二牛”。由于家业兴旺，附近一个叫陈南山的盗贼经常来偷其家财。而黄朝强母亲也姓陈，陈南山偷了头牛卖给了黄家。一天，陈南山与在附近打石头的孙石匠谈起这件事，说：要不是我便利卖给他们头牛，日子哪有这么好过！黄朝强兄弟俩在旁听到了，便去追打，追到慈云阁的山崖边，将其打死。案发，黄氏兄弟被关入顺庆府大牢。为疏通关系，减轻处罚，族上售田卖土，疏通关系，打点狱吏。狱吏不断地索要财物，以致田土售罄，家道衰落。见没油水可捞了，狱吏便以死者从悬崖上摔下致死为由搪塞交差，将黄朝强、黄朝祯放了回来。

在其后漫长的岁月中，族人们安分守己，耕读为本，繁衍生息，形成了目前本支近千名宗亲。

溯源追宗，靠长辈们的回忆，可追溯到我的曾祖辈。据说我的曾祖辈有选懿、选有两兄弟。选懿为长，是我曾祖父，受祖上官司之累，卖掉不少田土，家境逐渐贫寒，外出下苦力，做生意，打烂帐。一次，路过匪窝附近，土匪发现后大声吼道：“是哪个？做啥子的？跟我站住！”曾祖父头也没回，拔腿快跑，结果被土匪乱枪打死，连尸首都没有找到。曾祖父死时子女尚幼。曾祖母李氏带着女儿改嫁到本乡断石桥陈家，将其子富瑞（即我的祖父）丢给其弟选有带养。

祖父富瑞，号乐安，娶临乡三合盘氏后，其叔选有平分祖置家业（田产），便自立门户，住在不成屋的简陋房舍。上世纪30年代，改建成瓦架子盖的茅草房。吃集体伙食时，搬家到族人集中居住的老院子的转角处，原住茅草房用于集体栓牛。后来这房子被牛拉垮了，吃集体伙食时就撤来做了柴烧。1964年，伙食团解散，集体用伙食团的房子给予赔偿。祖父母先后生三男一女，依次为：国民、国全、国安、丽华。国民为长，即我父亲。

祖父务农兼舀纸、贩盐。这种舀纸即为最古老的造纸术，就是将嫩竹子去掉枝叶，砍成小段捣破，沉塘石压，覆上厚厚的石灰，在石灰水里腌泡大半年，再捞出来放在浆槽捣成浆，用帘子在浆槽中晃荡一下，然后出槽脱浆，如此往复，成垛压榨，撕晾成纸，打成捆逢场挑到集镇上去卖。那时，父亲、二叔都跟着祖父舀纸，一年大约要腌上万斤嫩竹，有时还要用纸去换竹浆来舀。除了舀纸，家里人还隔三差五去挑些食盐和针头线脑去卖，做点小本买卖，赚点小钱。可后来卖盐亏了，不得不卖些田土还账，日子也就每况愈下。

1950年春土改，祖上被定为贫农。祖父当了村农民协会主席。据说祖父年轻时给同族副保长黄月山修房子抬树子，闪了腰，成疾，晚年又患上疝气。1958年腊月十八因寒凉病去世。去世时，父亲图方便，将其葬于祖屋后面左侧的斜坡上。若干年后，一些端公道士或懂点风水的人说，这里背靠山，面向远，脚下有条自东而西的河流，是一方宝地、福地。听母亲说，父亲此前也得过寒凉病，请名医杨世交坐诊，母亲娘家送来些面食，方治愈。祖父去世不久，祖母也相继得了寒凉病，母亲将藏在棉絮中的两把挂面拿出来给祖母煮了一碗，放了些油，不知道寒凉病沾荤就会加重，患病的第六天（即1959年正月十几）去世了，母亲守护灵前懊恼不已，还将娘家陪嫁的玉镯入殓陪葬。

（在2017年清明族亲联谊会上宣讲族规家训及族谱编纂事宜）

　　 二、我的父母和姐弟

父母离开人世好些年了，尤其是父亲，我大学还没有毕业他就走了。似水流年让人渐渐淡去了过往的记忆，但对父母的怀念始终未曾泯灭，尽管他们的人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

都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水”，这“山”和“水”构成的一副令人荡气回肠的清幽画卷，垂于眼帘，使我不得不用心中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父亲生于1929年农历十月十三。年幼读过几年私塾，略高于初小文化。10岁左右，拜龚家沟邓彰洪为师，学理发，终生以此为业。那时拜师学艺，除了学成后要厚礼以谢，开始学就得带些酒菜或者家禽之类，行跪拜礼，并向师傅发誓。父亲发誓：“不听师傅的话死于河里”。我小时候，长辈们经常以此取笑父亲。我疑惑地问：“爸，这是真的吗？”父亲说：“死鱼不在河里还能在土里？”

乡下人把理发叫“剃脑壳”，称理发的人为“剃头匠”，很多人不大看得起，形容这活儿是“站前站后”，但毕竟也算一门手艺。有句俗话“养儿不学艺，挑担锣鼓戏”，是说男儿不学门手艺莫出息。而且理发投钱不多，有一两把推子、剪刀、剃刀，一块磨刀石，一张围布，加上洗头用的皂角（早些年没有肥皂、香皂之类），往小木箱里一放，挎在肩上，就可以走四方，或者逢场天到集市上摆摊营生。所以从业的人还不少，附近每个村基本上都有这样的手艺人。

父亲理发没有摆摊设点，而是走家串户，服务对象除了家附近的外，更多的是分布在岳池骑龙、苟角靠近排山、金城山一带的乡民。理的基本上是男性头，一年一包。年岁大的多是剃光头，年轻一些的，或者有点身份地位的，或者走南闯北的，则用推子、剪刀理平头，或者剪成二八分头型。偶尔也给女人剪披头短发，或者给头生虱子或疮疖的女孩儿剃光头，理女人头由于不经常、不定期，也就不纳入“包”的范围，偶尔帮帮忙而已。一年理发包的脑壳，多的时候三四百，少的只有百十来个。一个月左右轮流一便，如果理的时候不在，可给他家人或邻居留个话，另约理的时间、地点。如果一年缺的次数多了，年底收钱粮就酌情扣减。不是包理的头，人家请你理，也顺便给理一理，适当给点钱，人熟了不给钱也是可以的。

走家串户理发，自然由主人轮流待饭。山里人朴实、厚道，家里再穷，生活再紧张，也要招待好匠人，起码比自己平常的饭干净一点。父亲理发箱里随时放有一个小本子，记载他们待饭和给付工钱的情况。时期和年代不同，各自的生活境遇不同，工钱给付的方式和多少也有所不同。最早是按人头给点粮食，谷米麦豆不论，多点少点也莫关系。后来成立生产队，实行工分制，交钱评工分，凭工分分口粮，工钱只好直接以现金来体现了。队上每年年初预算、年终决算，确定当年一个全劳力总工分数和需要交款的数额，或者交多少钱可以评一个全劳力的日工分数。包的脑壳少，收入必然少；交的钱少，工分自然就少，怎么办？可以出工挣部分工分。粮食出来的季节，如果全家的工分数少了，分配的口粮也会减少，等补够了钱才给你补粮。

父亲有门手艺，正常情况下糊口养家基本上过得去，比起那些纯粹在田土里摸爬滚打的庄稼人而言，日子好过得多。但“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解放前夕，为躲“抓壮丁”，逼瞎了右眼。四十来岁患上胃病，常年药罐不离身，过早地病故了。

解放前夕，基层国民政府到处“抓壮丁”，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政策，为国民党军队补充兵源。父辈弟兄三人，父为长，十八九岁，正该“三丁抽一”。为免于充军“当炮灰”，祖父多方求情，托人打点。保长杨清白（土改时被人民政府镇压）经常来敲诈，捞不到好处就说要抓人。没办法，祖父便将给人做媒的谢钱12块大洋给了出去。没过多久，父亲还是被抓走了，关在兴隆乡公所的碉楼里，等部队来人带走。祖父急得团团转，家里实在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好将一头准备喂来过年的肥猪，牵去送给杨清白，求他放人。过了两三天，也许是部队接兵的人没来，父亲便被放了回来，算是躲过了一劫。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随着前线战事吃紧，部队需要大量补员，躲“抓壮丁”越来越难了。要想逃脱，除非身体残疾，无法上战场打仗。于是，族上黄银庭活生生剁掉了右手食指，打枪扣不了扳机，这才没有被抓。祖父想，这是个办法，便找外祖父商定：干脆找人把我父亲的右眼弄瞎算了，肯定能躲过。只要左眼是好的， 生活莫多大影响。1948年冬天的一个夜里，祖父请来一个乡村土医生，带了些粉红色的药末，用稻草节撮上，一手掰开父亲的右眼皮，一手将药末抖入眼中，母亲在一旁把灯照明。药入眼，渐红肿，后来眼珠爆裂，失明。这前后疼痛了差不多一年时间。虽留下了终生残疾，但躲过了充军当“炮灰”的厄运。

也许父亲自幼学艺，长年累月走东家串西家，饱一餐饿一餐，又嗜烟酒，所以年青时就得了胃病。后来严重了，走家串户去理发，除了背个理发箱，还时常提个药罐。红苕是山里人的半年粮，父亲胃酸过重，不能吃红苕，待饭的主人给父亲煨好中药后，清洗了药罐抓把米掺上水，又放进灶膛煨稀饭。有的主人嫌麻烦，煮红苕稀饭时，只舀稀饭不舀红苕，殊不知煮过红苕的稀饭更易于加重胃酸。再后来，大约七十年代初，父亲胃溃疡穿孔，疼痛难忍，不能进食。幺叔带他住进县医院，外科名医晏其栋给他做了胃次全切除术。医嘱忌辛辣，戒烟酒，多保养。但在那食不果腹的艰难岁月，拿什么养？加上刚毅的性子，父亲顾不了那么多，出院养了一段时间后，依然好辛辣、喜烟酒，术后的胃没有得到修复，复发的胃病也没钱去医院看。实在扛不住了，就去大队赤脚医生那里抓中药，5分钱一副。有时采用一些道听途说的偏方，有的偏方说不定是人家整你的冤枉呢！后来，肠胃几乎丧失了消化功能，吃的稀饭拉出来还是稀饭，连颜色都没变。消瘦成皮包骨，骷髅状。1980年农历六月廿三病故，年仅50岁。

我的母亲唐仁玉，生于1931年农历五月初八，兴隆场人。外祖父唐本秀，号德山。外祖母李氏，系王坤山在金城山捡来的，因王无后，便视其为己出，抚养成人，嫁给我外祖父。外祖父母生育一女三男，我母亲为长，三个舅舅依次为：仁长、仁富、仁贵。

母亲是1947年农历七月十六嫁到黄家的，那时才16岁。父母成婚后过了几年大家庭集体生活，1952年四月祖上分家，同年九月初二搬至瓦厂岭本族黄国财西边侧房，仅一通，内外两间。这房子原来是解放初分给韩奇志的，父母先以100多斤稻谷租住，第二年夏天花了30元买得。这是我出生的老屋。父亲有个手艺，母亲又持家，日子渐渐好了起来，便在老屋右侧添加了一通偏房。但随着子女增多、长大，房子明显不够住了，1971年农历八月二十，在原地基上拆建了四排三通和一个偏房。由于拆房，涉及与邻居共用的排山争议，加之又在原地盘上新建，挡住了后屋住户的视野，两家人便结下了冤仇，过了若干年，后生们依然还多多少少为此有些纠结。

母亲热情好客，乐善好施，解放初做过村妇女主席，1952年还到县里参加过20多天的妇联会。区乡干部住队，喜欢住在我家。南充长乐一带经常有来讨饭的，母亲不是掏碗小麦，就是抓把豆子，多多少少都要施舍些，哪怕自己家挨饿。家里来了客人，总要做些好吃的来招待。母亲崇佛、吃斋，初一、十五都要去附近庙里烧香，待人宽宏、和善。年轻时喜欢抽烟，50岁左右一次上庙敬香发誓戒掉，从此就不再抽了。九十年代，随着子女陆续搬出原籍迁家温江，母亲长期住在姐家，协助我姐照料家务。当然生活费、零用钱我全部承担，因为我的条件最好。可母亲总是舍不得花，时常省下些钱来，帮补我在农村比较苦寒的大弟。2013年查出患原发性支气管癌，鉴于高龄，不宜手术，便采取保守治疗。我将珍藏的虫草给母亲泡水喝，母亲觉得太贵也总是省着用。2014年冬，母亲病情恶化，住进我所在公司的职工医院，弟兄们轮流看护。担心去世后，遗体拉不回老家土葬，后来转回了老家兴旺镇医院。由于医院条件太差，又转到县红十字医院。同年腊初七凌晨去世。噩耗传来，我驾车火速赶回老家，母亲落了气，摊在故居堂屋的门板上，尚有体温。家亲内戚、本村乡友都纷纷前来吊唁。母亲的后世办得隆重，请了端公道士看地、做道场，次日凌晨4时发丧6时下葬，与父亲合墓，重修了墓山。

父母生我们三男一女。

女为长，我姐，名群英。生于1955年农历三月廿六。1962年春启蒙于临村三大队小学。1968年秋升至兴隆小学念初中，1973年7月毕业。那时四姐弟都读书，父亲患胃溃疡病重，仅有母亲一人挣工分。加上我与姐、堂兄定文同期初中毕业，学校校长又是幺叔。升学尤其是上大学都是靠推荐。初中升高中刚实行考试，按照惯性思维，我们姐弟三人不可能都同时升高中，我的成绩相对好些，升了学，姐弃学回乡务农，堂兄复读一年再上高中。

姐回乡不久，做了本村的村小代课教师。1974年春，因家中缺乏劳动力，生产队强行要回务农。姐发奋劳作，不久便入了党，成为本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兴隆拟建蚕种场，需要培养一批种桑养蚕的技术人员，1976年她被选送到南充蚕桑学校培训。完成学业回乡出任多种经营大队长。1980年农历三月十四出嫁。姐夫于光耀是临村人，1974年冬参军入伍新疆36103部队，1976年入党，曾任运输班班长，荣立三等功。1981年农历六月初五添子，名大智。姐夫转业复员回乡后，时值改革开放“川军”南下深圳务工的热潮，便赴广东东莞碧湖一家台资企业务工，为这家企业管、修车辆，一干就是十多年。子于大智1998年参军，2000年转业，次年安置进我的单位，为成都印钞公司钞票纸厂工人。姐、姐夫后来迁居温江，与子团聚，住在了一起。姐从小就身体不好，儿时蛔虫钻胆，老师经常背她回家。中年因流沙型肝胆结石，两次大手术。晚年因肝胆结实以致肝腹水，2014年七月廿九病故。享年不足六旬。

我的两个弟弟，大弟定贵，1960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生，1967年春在本院子小学启蒙，三年级转至兴隆小学。五年级时，父亲胃溃疡手术，家境贫寒，执意不让其再念下去。由于成绩尚好，班主任于游波老师多次来家访，希望继续上学，可父亲就是不同意，还多次烧了他的书。无赖只好辍学务农。1982年正月初八娶妻杨玉莲，1985年中秋日生子，名攀。子高中毕业后就读四川商业服务学校厨师专业，毕业后在成都印钞有限公司食堂打工，后招进成都印钞有限公司所属长城金银精炼厂加工市场部工作。后来购房、成家、生子，定贵便偕妻迁住了温江。

小弟定友，1963年七月初四生，1970年秋在本村小学发蒙读书，1972年因父亲病重，家中缺劳力，且成绩不好而辍学，后来母亲执意送读便复了学。1967年正月初七在排山黄茅盖砍柴，从十多二十米高的悬崖上摔下，右大腿摔成粉碎性骨折，一同打柴的于朝文之子连忙跑去告知在附近修大深沟水库涵渠的大弟定贵，找人抬回家后，父亲请来村里赤脚医生看了看，无能为力，便立即到骑龙水库去接钟水师。因钟家庭成分不好正受“管制”不能出门，父亲便叫来远房堂叔国敏、国勇，当晚将其抬往钟家，经清洗消炎，正骨上夹，又连夜抬回。经钟氏父子半年多时间的治疗后，定友杵着拐杖复学了，担心留下残疾读不出书来前途黯然，便十分发奋，即使雨天也坚持上学，1981年考取济渡中学高中。考虑将来很难考上大学，我便找我先前班主任王前银老师退录，并改定友为“升”，转学复读初三，以期次年报考中专中师。次年终于如愿以偿，考入营山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回县，先后在济渡、罗家小学任教，1992年秋考入南充教育学院数学系脱产两年学习，入了党，取得大专学历。1994年9月借调县政府“普九办”工作。2000年9月调县城北中学任较。娶妻曹文秀，相继在罗家区医院、县中医院工作。1989年八月初七生子，名安邦，2010年7月毕业于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大专学历，次年招工进成都印钞有限公司所属长城金银精炼厂工作。

（1971年改建、如今已破败的老屋）

（母亲游览第六届中国花博会（成都温江）现场留影，下同）

（母亲79寿辰留照）

（母亲81岁时）

（母亲80华诞留照）

（2018年2月与两弟在老家合影）

（姐群英与其孙女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与母亲、姐弟合影）

同上

（2012年偕妻与79岁寿辰的母亲合影）

（为母亲祝寿时按家与母亲合影）

第二章 童年琐记

时光流淌于平凡而艰难的岁月，当打捞起那些残存于脑海中星星点点的记忆碎片，可谓酸甜苦辣麻五味杂存，时常令人长久地感慨与无奈。

一、嗷嗷待哺的日子



我出生的头一年建高级社，社里统一田土种植，按人口和出工的劳力分配口粮。我出生的第二天，正好赶上分小春口粮。由于父亲外出理发，母亲要出工，我与姐没人看管，1958年夏天，我们家搬回到黄家沟的老屋，祖父母给予照看。我出生后，父母给我乳名“业宁”，也许与俄国十月革命导师列宁是相同的生日（阳历），为避伟人名讳改“列”为“业”，且寄托父母的美好愿望，祈求我的未来事业有成、生活安宁。

可现实却狠狠地打了脸。

我的童年是在饥荒中度过的。出生的第二年开始吃集体伙食。每家每户将自己的粮、油、柴全部集中到村上的伙食团，不允许各自开伙。田土统一种植，粮食统一收割，上缴国家公粮后，其余由村上集中管理。村民到公共食堂统一分配食物。一到饭点，锣鼓一响，蜂拥而入。干饭用称称，稀饭用瓢量。一个全劳力为1股，其余人口分若干成。每户一个饭钵，上刻几股几成。为了公平不刻姓名，若患不均可以互换。我家的饭钵是2股5成，父为1股，母为8成，姐4成，我3成。以前一家一户时，粗粮细粮、粮食菜蔬搭配着吃，农忙吃干，闲时吃稀；而集体伙食缺乏计划，管理混乱，没过多久就断了粮，到春节只好以菜充饥。办集体伙食不仅粮食被抛撒，而且砍树、拆庙甚至住房也被拆来当柴火。我家的祖房就是在办集体食堂时拆来做了柴烧的。

在队为基础、集体所有的体制下，社员缺乏生产积极性，而且饿着肚子参加生产劳动，大多出工不出力。结果粮食收成不好，一遇天灾大幅减产。集体食堂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后来就只供应一餐，仅三两粮。再后来一人一天只能分到一两胡豆，大约三十几粒。炒熟煮软，再和些菜蔬，一大锅，便是一家人的饭。有时一人一天只有1斤红苕，熬成粥，一人两瓢。由于搅合不匀，有人闹不公，就改为蒸煮，分配用称来称。记得那时，我经常为饥饿难耐而大哭大闹。父母从公共食堂端回饭来，我总是护着饭钵不让人动。多少年后，村里人还以此取笑我。为孩子，父母常常把饭留给我和姐吃，他们就煮食野菜。食盐在那年月十分紧缺，好在父亲有个手艺，走东家串西家，能时常捎些回来。父亲轮到在附近理发时，往往从集体食堂端回饭后，就出门给别人理发混饭去了。

集体伙食人人食不果腹，可要生存、活命，就只好去“偷”，出产什么就偷什么。红苕结蒂、玉米长籽、稻谷包浆，就开始偷了。村民们白天忍着饿，晚上偷回后就立即煮食充饥。为防偷，村上只要发现哪家冒烟，就会立即派人去查。走亲戚带回吃的东西，都得向村上报告，否则查出来就要挨批斗。有一次母亲从娘家大舅那里捎回一包馍和一些面粉，先到村上报告了才回家。1960年，母亲生我大弟时，没吃的就悄悄去摘地里枯黄的油菜叶煮来吃，被村上发现后挨了一顿骂，好在是坐月子情有可原没被处罚。

1962年春下放伙食团，我们家又搬回了瓦厂岭。由于公共食堂仅有很少点东西被有权有势的瓜分了，我们家没分得村上“黑货”，生活极其艰难，尤其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据说，这年村里不少人包括父亲在内都患上了水肿病，得这种病的人全身浮肿，手脚无力，用手一压就起一个窝，见什么东西都想吃。有的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那时候，只要能填肚子，什么都吃，草根树皮充饥是村民们的生活常态。父母常常从山坡上挖些野地瓜根，或者地里的麻疙兜，买些粗糠炒香磨成面，加点盐做成馍蒸来吃。但吃得进拉不出，大人就用竹块、镰刀帮我掏。母亲有时从坡上采回一种植物叶，揉溶取其汁，用米汤搅和煮稠，冷却后便成了凉粉。无籽的玉米棒磨成粉，与一种俗名“冷饭籽”的野果子捣成糊状，和在一起做馍蒸来充饥。红苕叶不管老嫩，即使晾干了的，也是当时的好食料。还有一种俗名叫莴儿秧草的野菜，抓把大米或小麦煮一大锅，吃起来很香，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开春，我爱到潮湿的田边地角掏猪鼻孔，又叫则耳根，学名鱼腥草，洗净后和点盐充饥，很好吃。饿慌了，我也尝试吃过观音土。村里翻苕窖，是找吃的好时候，我常常跟着大我两岁的姐，走两三里路到集体苕窖边，找那些翻窖时扔出来还没有完全烂掉的红苕吃。记得幺姑出嫁“翻七”（即出嫁后第七天回娘屋），我跟姐去送她，回来时沿途的马桑树果子红得发紫，让人垂筵欲滴，便一路走一路采来吃，不多久便中了毒，不省人事，姐找人背回来后，情急之中，大人舀来粪坑水敷在我嘴鼻边，臭气熏天，立马呕吐不止，这才缓解过来。

生活最困难时期，大舅家给了我们不少接济。他住在兴隆十五大队母家坝，一个叫水观音的地方，有个小型水电站，发电给周边村社和乡民打米，日子相对好过一些。母亲走娘屋，时常捎些米糠回来为我们充饥，偶而大舅还包块腌薰的鱼给母亲带回来。记得有次带回半节腌薰的鲤鱼，母亲用南瓜叶包上若干层，再用麻绳缠好，吊在灶上烟薰，遇节庆或来客时切几片蒸吃，那味道香得很啊！

那时候，穿不那么重要，天冷了，可以焐个烘笼，把烂旧成网的棉絮裹在身上，倦缩在背风的屋角。天热时，男孩子光着身子也无所谓，女孩子稍大点就要讲究些。小孩子盼过年，不仅有好吃的，还要做新衣服。一般每两年要做件新衣服。棉衣就只能给大的做了，小的依次捡着穿。破了，母亲把它缝补好，补疤套补疤地，实在没法缝、没法穿了，就撤来做补疤用。

1963年，农村实行“三自一包”，田依旧由集体统一种收，土则按人头分给村民。集体收获的粮食首先按统购统销数交国家，剩下的村上根据各家各户出工挣的工分统一分配。我家当时5口人，分得五六亩地，当年收成颇丰，被评为“五好社员”。另外，3户人家还养了一头母猪，轮流喂养，一户一胎，一胎能下几只猪崽就看运气了。过年，家里还杀了头猪，一半卖给国家，一半自家留用。那时人人会念的儿歌：“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以说是对“三自一包”最基本的理解。村民们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可城里人还在挨饿，于是一些在外工作的人有的弃工返回了农村。

二、我的启蒙学校



1964年春，我在本村村小发蒙上学，报名时，大人按字辈给我起名定富。村小就在我住的院子里。院子呈L型。我家住的是偏房，东向。正房有五六排（通），坐北朝南，直面排山、金城山，叠峦起伏，视野宽阔，屋后竹木茂盛，小山相拥。院子如坐落在椅子中间。正房大都是木板墙，堂屋雕梁画栋，顶挂横匾，记不清刻的是什么字了，破“四旧”时撤了下来。正房堂屋以西，与我家相临，住的是族人国财叔家，其四个儿子都比我大。堂屋以东两排，横向隔断一前一后，住有两户人家。外边一家是罗飞庭，号洪光，一生以缝纫为业，人们习惯叫他罗裁缝，我叫他罗公公，因其无后带养了我本族远房爷爷辈的女性取名罗淑元，将女抱儿，招金城山麓龚家沟欧阳章才（先后在玉门、大庆等油田工作）为婿；里边一户是我亲二叔家，从堂屋的神龛东侧进出户门。

村小不成其为学校，开办时只有一间教室，就是院子的堂屋，大约20来个平方，课桌统一做，凳子学生带。由于年年有新生入学，没有教室，不同年级学生就纵向区分，挤在一间屋子里上课。后来实在挤不下了，就新增了与我家相临的正房转角处的一间屋子做教室。大约办了三四年，乡上拨款，村里筹劳，在我家东南两三里远的地方，另建了一所基本象样的村小。学校建成，大约1967年，按照兴隆公社中心小学的统一安排，我所在的班成建制地转到三大队（张家沟）村小，一直读到小学毕业。那时小学分初小、高小，初小两年，高小三年，因学校招生由春季改为秋季，加上“停课闹革命”，小学我读了五年半。

我上学的启蒙老师叫郑昌文，据说四川大学数学系还没毕业，因耍女朋友被开除回原籍做了民办教师。他家在兴隆一大队的石油井坝，离学校大约四五里远。郑老师中等个儿，微胖，不多言语，字写得很好，板书很规整。我刚启蒙，学写阿拉伯数字，看我写得不错，将我作业本出示给全班同学，并大加夸奖，给了我极大鼓励，我学习就更加来劲儿，后来就做了学习委员。

那时，小学主要课程是语文、算术，到四五年级增加了自然课，还有一些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课，如体育、音乐、写字、图画等等。我基本上是不偏科的，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但体育很难达标。也许是因为儿时经常挨饿，身体素质较差；抑或从众心理作祟，认为语文算术才是管用的。在本院子上学时，老师只有一人，什么课程都教。后来新生入学，一间教室两三个年级，仍然是一个老师教，布置了这个年级的作业，就给另一个年级讲课，自然就免不了相互的干扰。有利的是，高年级学生可以给低年级学生批改作业，能为老师减轻些负担，还可以使不同年级学生相互温习学过的知识或粗略了解新的知识。我是学习委员，除了收同学作业本外，也经常帮老师批改低年级学生的作业。

学校在自家院子里，每天朗朗读书声老远都能听到。老师又吃住在我家，自然读书的氛围就浓。邻居家与我同辈的几兄弟都读得书，都能写一手好字，周末回来，经常在院子里练写毛笔字，或背书、朗诵。罗裁缝也是个爱看书的人，经常听他摆龙门阵，说三国，讲隋唐，特别是聊斋故事，让人听得津津有味。记得有次上课，老师正在给我们讲“曰”的意思，罗裁缝在教室外的屋檐边高声说：“‘曰’就是‘说’”，“子曰‘学而优则仕’”一下子引来哄堂大笑。还有一次上课时，罗裁缝在教室外自言自语地高声朗诵：“不朝南来不朝北，群雄结义把隋灭……”。我暗自羡慕他们有才，了解的东西多。受其影响和熏陶，我学什么都有浓厚的兴趣，总想赶上和超越，将来能出人头地。

由于经济拮据，没钱买学习用具，我就自己制作。用老竹子削成钢笔头的样子，缠绕些麻丝查入斑竹管中固定，就成了写作业的钢笔。用1分钱2片买来的兰色染料，加水泡入瓶中，化开后就成了墨水。做毛笔就复杂些了，先用猪毛，太硬，笔尖分叉，还不沾墨，没法使。后来改用公鸡的尾毛，去其毛茎后缠紧根部，用烧化的松香凝固在小竹管一端，能将就着用。练毛笔字的纸倒不缺，手工舀的火纸家家户户都有。写过毛笔字的火纸，大人们还可用作抽水烟时点烟的火捻子。院子里，有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有大我几岁的，六七个，常常聚在一起，练字、做作业。晚上，点上油灯，和姐弟一起，在饭桌上看书、写作业。等夜饭煮好了，人回来齐了，就吃饭。吃了饭还要继续学习，有时太晚了，母亲会说我们“白天油熬油，晚上炼狗油”，意思是白天不抓紧，晚上费灯油。那时点灯的煤油，限量凭票购买。煤油点完了，就在灯盏里倒些清油或桐油，插上根灯草，点燃后照明。为省油，大人经常把灯芯压得低低的。耗油少了，可灯光就会很暗。即使这样，我们学习的劲头依然很足，生怕读不出书，莫出息。

农村孩子读书，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农业学大寨”时期，父亲理发向队上缴钱评工分，母亲得出工挣工分，大家习惯把那时挣的工分叫“大寨工分”，一个男全劳力干一天农活为10个工分，妇女一般只有8分，我能干的一些轻农活如薅秧、翻苕藤、割麦子，干一天最早只有3分，后来能挣到5、6分。那些年，10个工分大多在8分钱到1角2分钱之间。年底，队上根据每家的工分数分口粮，不够基本工分的，就拿钱来买，否则分不到口粮。我们姐弟几人既要读书，还得做家务、干农活。除上课时间外，要么出工挣工分，要么煮饭、放牛、割草、砍柴、检粪……，有时雨天也得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去干农活。即使干活，也要琢磨着算题，或者默记课文。尤其是放牛，一边牵着牛绳，一边拿着书朗读。若遇空旷草地，就将牛绳接长，栓在合适的树上，让牛自由自在吃着青草，我就在旁边找块石头当桌子做作业。

记得早春的一个傍晚，我放牛回家，骑在牛背上，走到离家不到一里远的鸭毛田埂，不知是脚碰了牛背，还是一群鸭的叫声，牛一下惊跳起来，将我连同书本甩在了水田里，一身湿透，直打哆嗦。怕我受寒丢魂得病，夜里，父亲提着只撮箕到我落水处，一边在水里捞，一边喊“业宁娃儿回来没有？”母亲就在家回应“业宁娃儿回来了！”如此呼应三遍。这叫“捞魂”，免生病。

三、绵绵童趣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萦萦于怀的趣事，在记忆深处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如同陈年佳酿愈久愈让人回味。在那似乎不堪回首岁月，我的童年依然充满欢乐，充满执着。

童年的欢乐常常与游戏形影相随。儿时爱玩的游戏很多，扇糖纸、丢沙包、滚铁环、抽陀螺、跳人马、丢手绢、捉迷藏、放风筝、下五子棋、打三角板……课间休息玩，放牛割草玩，只要有伴，闲下来都想玩，都可以玩，有时玩性足，忘了正事，挨大人骂。秋收后，傍晚的稻草田是玩捉迷藏的最好地方，伙伴们将晒干后的草垛子砌成屋，钻入隐蔽处，轮流来找，被找到的当人马，骑行五步，大伙儿常常笑出泪来。累了，将稻草铺在田里，厚厚的，一大片，在上面打滚，比谁快。不玩了，就睡在稻草上观赏晚霞变幻，似群山延绵，如大河流淌，象万马奔腾，想象的翅膀伴随云彩而尽情地翱翔……

夏秋的夜晚，老老少少喜欢到院坝里纳凉。旁边生堆火，覆上些生艾、湿草或柏树枝，升烟驱蚊。大人扇着扇子，轮流抽水烟袋，摆龙门阵，我与伙伴们围着草剁追逐打闹，或者抓荧火虫，累了就坐下来，听大人讲故事。那时听的故事很多，有怎么样躲“抓壮丁”的，有当棒老二（土匪）挨打的。罗裁缝最爱讲吞口吃人、狐狸成精之类的鬼故事，也讲些他亲身经历的恶作剧。他说，附近独户人家尹老太，只要听到有人经过，就会“哎哟”连天地哼。有次经过她家，问得了什么病，她说牙疼，罗裁缝说：“那好办，我下次给你送个秘方药”。没过几天，罗裁缝给人做了衣服回家，经过山梁顺手检了几粒白狗粪，揉细用火纸包好给尹老太，说“痛的时候就把这药面面敷上”。后来，罗裁缝问她效果怎么样，尹老太说“痛得好些了，就是有点臭”。

劳作也充满欢乐。集体劳动，常常伴有歌声、号子声，插秧时还有开秧门的锣鼓声。经常唱的歌是“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歇气时，三三两两一起坐在田边地头，大太阳天就围坐树荫下，一边抽着叶子烟，一边摆龙门阵，偶尔也来几句样板戏的唱段。有次薅秧歇气，管事的把队上用烂苕干酿的酒拿来，叫附近家的带上两三个碗，捞了些泡菜，五六人围一圈，一人一口地转着喝，不知不觉我喝醉了，吐了，父亲背我回家睡了一觉才缓过来。大家一起干活，往往是边干活边聊天，历史故事，逸闻趣事，偷鸡摸狗的事，还有一些黄色龙门阵，什么都摆，说的人白泡子翻，听的人津津有味。这样，干活就不觉得累，而且时间过得很快，收工的哨子声在不知不觉中就响起了。

我喜欢凑热闹，看希奇。六十年代初期，经常有飞机在岳池与蓬安交界的排山上低空盘旋，地面驻扎了很多解放军，隔不多久他们就会往返于我家对面的山路上，有时还牵着马驮运东西，我总想靠近看个究竟。后来我工作了，参与修志查史料，才知道那时是空中、地面勘察选址建印钞厂。

盼过年，望家里、院子里来客人，或者跟着大人走亲戚，热闹，好耍，有好吃的。特别是过了年三十，大初一开始，你来我往差不多要热闹大半个月。正月间拜年走亲戚，一般都还打发点“压岁钱”，最早一两角，后来伍角、一元，七十年代多到了两三元，叔、舅、姑亲房人家，一般打发得多些。我那个腿残、单身的二舅，每年靠做点篾活路早早地为我们去拜年准备了“压岁钱”，要是不去，他会郁闷很久。外祖母的养父，我叫王祖祖，家很远，在岳池的长根乡，要走三四十里山路，每年正月都盼着我妈和几个舅舅去看他。我上大学后的第二年正月，我跟两个舅舅去拜年。回来路上，边走边说现在的学习、将来的工作，我说“能到造钱的单位工作该多好啊”。这不经意的一句话，后来却成了真。

看电影是那个年代男女老少最喜好的事。公社放电影一般是在兴隆小学外的操场上，学校楼上有个固定的对着银幕的放映窗口。偶尔也轮流到各大队去放，到哪个大队就由这个大队负责接送放映设备，包括放映机、发电机。银幕一撑起来，消息会立刻传开。在本大队看电影，我们就早早地搬去高板凳占位置，到兴隆街上看电影因为路远就只带火把，回家路上好照明。看电影的兴趣很浓，哪怕是下雨路烂，回来摔成一身泥也不后悔，只是父母心疼，要骂你几句，一边骂一边将晚饭端上桌，叫你快点吃、快点睡。每次放电影，主办方或公社或大队，往往先要传达些什么、说些什么，如最高指示、文件政策、注意事项等等，这时场上总是乱哄哄的，要招呼好几遍。啰嗦久了，会有吹口哨的，骂人的，甚至有摔小泥团砸人的。正片开演前，有时要放映纪录片《新闻简报》，或者农业科技知识。放映中，观众的情绪会随着电影的情节而涌动，按耐不住时便高声欢呼、叫嚷。换片间，有的高举手势投影在银幕上，如鸟翔，如蛇行，如狗叫，常常会引来满场喝彩。电影结束后，黑压压的人群潮水般地涌向回家的路。那时看过的电影，在我记忆中主要有《地道战》、《抓壮丁》、《兵临城下》、《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平原游击队》《革命家庭》、《舞台姐妹》、《早春二月》、《刘三姐》、《小铃铛》、《上甘岭》、《农奴》、《画皮》等等。这些电影，有故事情节，使人受感染、受教育，看完后，哪怕是不同年龄的人凑在一起，说起情节和感想，都不会缄默。一起出工的社员，如果不少人看了头天晚上的电影，大家干活时就会议论好半天，有时还对一些情节的不同看法争得面红耳赤。

第三章 少年蹉跎

青春年少，梦幻与现实搏弈。蹉跎于流金岁月，憧憬于美好未来，或抑郁彷徨，或踌躇满志，与命运抗争，骨子里的那一份执着，让我在艰难中前行……

一、校园印象



青少年时期读书是头等大事。我1967年秋从本院子小学转到附近的三大队小学，读到小学毕业。1970年升入兴隆完小读初中。1973年初中毕业，考入济渡中学，至1975年7月高中毕业。学习一直勤奋努力，成绩也还不错，好几个学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三大队小学成规模，年级齐，教师多，没有复式班，任课老师变换频繁，留给自己印象深的不多。语文老师记不起叫什么名字，个儿高高的，脸上长有不少疙瘩，教歌声音厚重，爱摇头晃脑，尤其是教唱《毕业歌》时的情景，多少年后还留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数学老师是班主任，中等个子，嘴皮薄，能说会道。我姐也在这所学校读书，每天一起上学，中午放学一起回家吃饭。后来到兴隆小学读初中，一般自带午餐，没带时就到公社农机站大舅那里，或者到学校幺爸那里去吃，有时候母亲给我一两角钱，中午就到街上买个烧饼吃。幺叔蓬安中学高中毕业后，先是区水利员，搞了几年社教，1970年初做了教师，在兴隆区完小任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是工农代表。那时还不是校长负责制，第一副组长实际上行驶校长职责。幺爸也就成了我精神上的支柱和靠山。老师们也因此无意识地给了我一些偏爱、照顾。记忆最深的是语文老师吴绍礼，和蔼可亲，不急不躁，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讲课逻辑思路清晰，语言表达流畅。他经常鞭策我，鼓励我。我各门功课都比较努力，认真听课，记笔记，完成作业。还经常给学校、班级办黑板报、墙报，给校广播站写稿件。初中三年，我一直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加入了共青团。

我初中毕业这年，正值邓小平复出，重视抓教育，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考必须重视文化课考试的意见。兴隆区所辖5个公社，加上河舒区的杜家、会龙两个公社，一共只招90名高中新生，占应届初中生的比例约为8%。所以这年的中考十分严格。考生一人一桌，只能带笔和三角板、量角器、圆规，考试期间上厕所还得由监考老师跟着。就这样，我考入了济渡中学高七五级。

济渡中学是蓬安县第四中学，新建不久，尚未完工，教室大都是泥土夯的厚土墙。之前招过一届，高七四级。仅管校舍简陋，但师资力量很强。我这届两个班，我是一班。教语文的王前银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一位老教师，曾经教过我的幺叔，个儿高，不苟言笑，稀疏的头发向后梳着，俨然一副老学究的摸样。数学老师黄鹏程，和蔼可亲，书教得不错，也很有责任心。英语老师是个年轻人，姓颜，戴幅眼镜，住在学生宿舍西下侧的一间平房，每天一早朗读英语版的《中国日报》，上课声音小，一次他在课堂上说患有“痰饮”病，还把这两字板书在黑板上，要大家理解。化学老师张映书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在蓬安教育界名望高。物理老师姓袁，听他的课有些吃力。生物老师六七十岁，讲课上气不接下气。这样的师资阵容，在当时可谓少有。高中阶段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其实我的语文水平一般，学得最认真的还是数学、化学，笔记、作业都写得规整，后来我还保存了好些年。

读高中时住校，每周星期天下午去，背上一周吃的东西，一两斤大米，一二十斤红苕，或一些胡麦豌豆之类，还有一瓶咸菜，没咸菜就带些炒盐。从家里到学校要走二三十华里，经常走得汗流浃背，疲沓嘴歪。记得有次走到文昌公前面上坡的公路边，一辆大货车开得很慢，我就顺势爬了上去。车到离学校不远处下坡时，我赶紧从车厢后面梭下来，膝盖着地，跪在路面的石子上，扎了好几个洞，血流不止，好在被摔的地方就在济渡公社医院门前，于是赶紧去医院消炎、包扎。还好，没伤到骨，没影响学习，不几天就结巴痊愈了。饭是学校食堂统一蒸，学生交一张蒸饭票，一分五一张，在学校总务处买。蒸饭时，饭盒里放一把米，砍几坨红苕，掺些水，放在蒸厢内，到吃饭时各自去取，早餐一般是头天晚上就放进蒸厢。学校一个星期一般要卖一两次炼过的菜油，每人限量两调羹，五分钱，算是打牙祭。学生宿舍一间屋子五六个床铺，一个床铺睡两人，我与临村的邓瑞海睡一个铺，他家条件好些，其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负伤致残，每月有点抚恤金。他每周带的咸菜都用油炒过，我们经常打伙着吃。学校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每学期发几元助学金，我进校时，凭大队开的证明，学校给了二等，二元五。而邓瑞海是一等，三元。我有意见，给王老师汇报了想法？，他当时批评了我，可后来还是给了我一等助学金。对这件事，我多少年都感到愧疚，因为邓瑞海是我高中时最好的同学。

二、爱好，如蜻蜓点水



小时候，我什么都爱学，好琢磨，兴趣爱好比周围的同龄人要广泛许多。苦无循序渐进的教材，更没有名师指点，常常是自己鼓捣，自我陶醉，结果蜻蜓点水，学而不精。

喜欢音乐、唱歌，爱抄录那时流行的歌词，没事就拿出来唱。后来学了简谱，不会的歌，简谱和歌词对应着练，练上几遍就会唱了。院子里的几个本家弟兄都喜欢吹拉弹唱，每当夜里纳凉，吹的吹，拉的拉，唱的唱，笛声清脆欢快，洞箫深沉悠扬，二胡如泣如诉，使人时而心旷神怡，时而凝思遐想，无形中感染了我。我借来他们的笛子，砍一节老而直、厚薄适宜的竹管，找准吹孔和音孔的位置，先用烧红的铁丝烙个洞，再用削铅笔的小刀将孔修圆，一把笛子就成了。没有笛膜，就用细薄的白纸替代，但音色欠佳，改用大蒜内膜，效果很好，就这样开始学吹起来，一有空就吹，有时吹得嘴唇麻木，腮膀酸胀，依然乐此不疲。后来又学做二胡、拉二胡。做二胡比做笛子复杂多了，筒、杆、轴好办，但蛇皮、胡弦、弓毛的材料何来？我就寻捕粗壮的蛇，将皮剐下来，取中间粗的一段，紧紧地绷在琴筒一端固定凉干。胡弦、弓毛就分别用麻绳和棕丝替代。二胡做好后，跟着院子里兄长们学拉，起初“杀鸡杀鸭”不成调，拉了一段时间也就象那么回事了。读高中时，参加了校乐队，有了正儿八经的笛子、二胡和指导老师，兴趣更加浓了，还随校乐队参加过全县中小学生文艺汇演。

美术也是我年青时的一大爱好。美术字是那时流行、实用的工具，写标语、办板报都离不了。我的字写得不错，有了这个基本功，我就琢磨着写仿宋、黑体、新魏体，以及各种变体。学校、班级办板报、墙报，我自然就成了积极分子，逐渐掌握了各种书体的基本要领，再大的字也能提笔而就。开会要拉会标，活动要挂标语，单位要办板报、墙报，电脑时兴之前都只有手写，凡有这类活都少不了叫我干，甚至远山坡上几十里能见的“农业学大寨”等标语也写，工作后给单位写的招牌至今还保存在陈列室。不过这算不上什么书法，顶多是个写字匠的活。

学画，我是从临摹、从水彩画开始的。学校开设了图画课，但没有专业老师系统地教，学得很不正规，然而兴趣很浓，常常照着画样，用细小的排笔，调和水彩颜料，一笔笔地画，有时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画的多了，结构、色彩基本掌握准了，就用广告颜料画宣传画、主席像、人民币，或者对着照片来画。画大幅作品就采用方格缩放法，以便准确把握结构。没有画纸，就在家里石灰粉刷过的墙壁上画，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残存着年少时画的主席像和战斗英雄的宣传画。在本公社十五大队教书时还画过一幅高约一米五、长达五六米的巨幅宣传画。

我还自学过速记学。是受一个远房堂叔的影响。他当时在部队服役，经常为军报写些稿件，速记能与说话同步。看到他笔记本上的速记符号，很好奇，便向他借来一本《速记学》教材，边学、边抄录、边做作业，用了大半年时间，基本掌握了。这套速记的方法，是用一个个不同的浪形符号，分别表达语音中不同的声母和韵母，只是没有声调的标注，熟练了完全可以一字不拉地记录讲话的内容，我基本上达到了这个程度。但由于缺乏直观性，而且语音记录后一般要及时进行文字整理，没有特殊需要就难以排上用场，后来也就闲置、生疏了。

（1975年1月参加全县中小学文艺汇演的济渡中学文艺队合影，本人第二排左一位）

〈残存于老屋墙壁的临摹水粉画）

（同上）

三、“搞搞匠”

农村读书的孩子没有不做家务不干农活的，我除了做家务、干农活，还要想方设法挣些学杂费、生活费。农村资源丰富，能挣钱的门道多。小时候主要是撬半夏。半夏是种常用中药，场镇上有定点收购的地方，也可以卖给药铺和农村合作医疗点。晒干的半夏，最早卖几分钱，后来陆续涨到一角七分、三角二分……暑假天，背个笆篓，带上小铁锹，漫山遍野地找。山上收了豌豆的坡地较多，常常撬了一茬又一茬。撬回的半夏，去其粗皮，放在筛子里晒干，秋季开学前就拿到场镇上去卖，有时能卖好几元。后来撬的人多了，我就找别的营生。国家绿化需要，供销社收购柏树籽。柏树是家乡的主要树种，山坡上、田埂边到处都有。柏树籽成熟时，我就带着弟弟背上背篓，上树采摘树果，背回家晒在蔑席上，当柏树果干开裂时，就能轻松地将籽儿抖出来卖钱，果便是很好的燃料。

家乡的竹子多，为了家用和卖钱，我学会了编各种篾器具，竹扇、筲箕、背篓、篾席、筛子、烘笼等等，什么都会，竹扇上能编出八个甚至十二个字来。普通的竹扇一天能编两三把，逢场时就背去卖，一两角钱一把。有时到长乐去卖。长乐是远近闻名的竹蔑之乡，街很长，318国道从街中穿过，逢场天人多拥挤，开车没有半个小时过不去。大约十岁那年初夏的一天，我赶长乐卖黄鳝和扇子，一辆大卡车经过街中间的桥头时，将一个老头儿的小腿拉掉很大一块皮，露出白生生的裸骨，让人心惊肉跳。由于年幼怕事，遇到可能不测的情况，我都得小心、躲着。

捞鱼打虾，兴趣更浓，春安黄鳝暑抓蛙，一年四季捞鱼虾。所谓“安黄鳝”，就是用编好的竹笼，里面放两三根烧熟的蚯蚓，夜里埋入水田靠边大约一两米远、黄鳝可能出没的地方，将有倒须的竹笼口用指头溜圆，最后在旁边查上根竹签，以便次日掏取。这招很管用，只要田里有黄鳝，一般都不会落空，尤其是清明后水田周围刚锄了草，铲进田里的草皮里夹杂不少虫虫蚂蚁，黄鳝定会出来觅食，被诱入竹笼。水稻收割前，三伏天闷热的夜晚，青蛙爱在田埂上乘凉，是抓的好时候。我挎个笆篓或者大口袋，左手持火把，右手抓，青蛙见光不动，很容易被抓。遇到一条沟的稻田只有一两块田有水，这有水的稻田青蛙会很多，田埂上几乎一个接一个，用不了多久就会将袋子装得满满的。捞鱼不分季节，但更多是在夏秋。涨水时，用网在河里捞鱼，用撮箕在流水处捞泥鳅。天旱河水少时，选择有鱼的河段，在其上设堤断流，用盆子把水舀干，鱼就自然露了出来。冬春季节，到水田里赶鱼，也偶有收获。捞鱼打虾不仅改善了生活，还卖了不少钱。母亲常常说我是个“搞搞匠”。

父亲理发为业，抱守“养儿不学艺，挑担锣鼓戏”的旧观念，要将理发这门手艺传给我，因为我是长子。母亲可不那么情愿，认为“剃头匠”的手艺“站前站后”，被人瞧不起。由于兄弟姊妹多，生活压力大，父亲又得了严重的胃溃疡，药罐罐从来没有断过。我只好去学理发，但书还是照读不误。十一二岁就跟着父亲走东家串西家，从初中到高中，几乎每周星期五放了学就赶到他理发的地方去，星期天晚上又得赶回来以免影响周一上学，寒暑假、农忙假都要去理发。父亲胃溃疡手术后，我独自扛起了这份活。那情景，真是苦自不堪言。几十里路的翻山越岭，累且不说，最怕的是背着理发箱走夜路。因为小时候听罗裁缝讲的那些鬼故事，使我自幼就胆小、怕鬼。当夜深人静，途经排山、金城山一带，崎岖的山路渺无人烟，高山峡谷，林茂草丰，路旁常有蛇兔出没，令人胆颤心惊，毛骨悚然。特别是经过排山大石门、山岔路下乱葬坟，稍有一点动静，就会吓出一身冷汗来。为了壮胆，有时边走边大声唱，大声吼。

我读高中的后期，父亲的病日渐加重，考虑我的压力太大，便放弃了理发。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周五放学回家，周六背上一周的口粮到学校，挖泥，踩匀，做砖坯。一匹砖坯一厘五，一天能挣三五角钱，干上两天，一个星期的开销也就差不多了。

四、难以释怀的那牛与狗



劳累、清贫是那时农村生活的常态，但也让人充实、回味。记忆中，那婀娜多姿态的乡村画卷，时常撩拨起游子思乡怀旧的情愫。老屋场竹树环绕，鸡犬相伴，鸟语蝉鸣。迎面层峦跌宕，沟壑纵横，苍山滴翠，稻黍遍野。蔚蓝清朗的空中，鸟逐白云自由飞翔，充盈清澈的河里，鱼随溪流怡然潜跃。更让人难以释怀的是那牛、那狗。

牛，可谓农耕文明的重要承载物。它勤劳，任劳任怨，“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耕田、耙地靠它，拉磨、驮运靠它，古往今来，人们对它无不深怀敬畏之心。

那时候，牛作为集体的重要生产资料，由生产队分配喂养，统一使用，按年给喂养的农户记工分，家庭成份不好是不能分养的。我家属贫农，小孩又多，所以分养了头母黄牛，大约喂了七八年，伴我度过了童年时代，还生过一头小牛。牛下崽的那一幕，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天我牵它到沁山岭，放在大山坡上吃草，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十来丈高的坡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支角，给我吓哭了。过不多久，它慢慢爬起来，似乎没事的样子，我才松了口气。牵回家，太阳就快下山了。母亲见牛角断了一支，更担心牛肚里的崽儿，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赔不起。天黑了，牛屁股不断流出些羊水，一会儿，露出两支小蹄，大约一袋烟的功夫，牛崽两前腿夹着头一溜就出来了，几次跪站之后，便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小牛喂养大半年，队上便另分配了喂养户。我家仍养着这头老黄牛。这牛可温顺了，放养山坡上，听到主人的吆喝声便抬头“哞...哞...”相应，吃饱了匍匐在地上会温情脉脉地望着你，有时还会亲舔你的脚。骑牛放牧，毛绒绒、暖乎乎的背，让人倍感温馨快乐。

美国作家约翰·巴勒斯在一篇以牛为主题的文章中说：“在数不清的山冈上，牛意味着大地的和平与丰收……山谷中古老的母牛的低鸣声又把人们带到田园牧歌时代。”他把性情温和、几近木讷的牛比作令人肃然起敬的“乡村圣人”。当然，“乡村圣人”并非一直都是悠闲自在，心如止水，有时也会发怒甚至大动干戈，尤其是水牯牛，当遇上“仇家”，无论是人还是同伴，必然野性发作，不拼尽全力誓不休。同伴之间的角逐，常常是头角死死相抵，四脚狠命地划，斗到两眼血红，打得筋疲力尽。乡民们见打得不可开交，点把火朝牛头边扔去，这才各自分开。离我家仅两三百米之遥的张公公家喂养了头个子大、性子烈的水牯牛，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被我父亲惹怒了，只要一听到我父亲的声音就会追上去。有次张婆婆牵它经过我家地坝边，听到我父亲说话，一下子追到了屋门边。吓得我直哆嗦，连忙躲进了里屋。有一次，父亲经过这头水牯牛正在吃草的家门外岩边，被它发现了，便埋头以角相迎，直追到半坡，没了退路，父亲只好死死地抓住它的两角，死劲地举着，僵持了很久，直到牛累了，才得以脱身。

在乡村千姿百态的图景中，除了牛，自然还有许多其他事物，狗是不得不说的。因为在那个“治安基本靠狗”的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忠诚、感恩于主人，不但守家护院，还时常给人许多欢乐，不愧为人类最好的伙伴。每逢年三十吃年饭前，主人一般都要先挑几片肥大的腊肉，舀一瓢白米饭，倒入槽中，让狗先吃。我家养的那条狗，瘦瘦的体格，麻灰的毛，虽其貌不扬，但太通人性了，嗅觉、听觉太灵敏了。院子里的客人，只要一年来过两三次的，它老远就能辨识出来。院子里的人回来了、出门了，院子里客人来了、走了，它会以友好的目光望着你，“嗯嗯......”不停地表达迎送之意。而陌生人进院子或出现在周围，它会用连续不断的“汪汪”声提示主人警觉。夜晚，特别是逢场的头天夜里，经常有小偷摸入农户家偷鸡偷鸭，甚至偷猪偷牛，天亮后到集市上去卖。这时，狗的看家护院本领、治安防范作用，就会大大地彰显出来。有天深更半夜，我家的狗可能捕捉到了陌生人的气息，“汪汪”地叫了几声，母亲透过蔑壁的缝隙观察，没看见屋外有什么动静。过不多久，狗又大声、连续地叫了起来。母亲发现鸡圈外两个人影晃动，像插队的知青，便大声吼道：“年轻人！快些走！快些走！”小偷被主人发现，毕竟做贼心虚，一溜烟跑了。

我家那只狗可好玩了。吃饭的时候，总会“嗯嗯”不停地绕着你转。有次我端着碗苕稀饭在门槛边吃，一会儿向屋内扔片苕皮，一会儿向屋外扔片苕皮，它就一会儿跳进屋内，一会儿跳出屋外，即使没有扔食物，只要用筷子做出扔的动作，它也会条件反射地跟着你的示意跳来跳去。而这只可爱的狗，却因家里窘迫至极，子女无肉过年，1972年过年时被父亲杀了。杀它那天，母亲极力劝阻、反对，骂父亲是“天杀的”、“冷炮子打的”，哭着去抢父亲手中的尖刀。被父亲抓住的狗，也“嗯嗯”地哽咽着，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杀狗过年”的无赖和心酸，使父亲横下心来，将刀捅进了狗的心脏......此情此景刻骨铭心，许多年过去了，我依旧记忆犹新。

第四章 寻梦之旅

每个人在他人生的发轫之初，总会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并为之魂牵梦绕而孜孜以求。即便行若微尘，踽踽独行，也绝不会停下蹒跚的脚步。

一、在风雨中历练

少小时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青少年大多热血沸腾。游弋于社会大变革的洪流，有过踌躇满志的亢奋，也时常惆怅于岁月蹉跎。“ 文革”中那份些许的狂热，办专栏、写标语、搞宣传......一定程度上锻炼了自己的多才多艺，也增加了我在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老师的鼓励、引导下，我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大约在1972年春夏的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学生应当“以学为主”，努力把书读好，一步步地上台阶，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与之相悖的现实干扰，却一直没有消停。“文革”伊始的所谓“教育改革”，从初小、高小到中学、大学的课堂，除了毛主席的语录、文章、著作，没有更多学习的内容。准许读的课外书籍不外乎《高玉宝》、《刘文学》、《收租院》之类。反“白专道路”，批“学而优则仕”，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使“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文攻武卫”，针锋相对，“你方唱罢我登场”，更使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1973年，高校招生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便增加了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由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取开卷形式。不幸的是，张××考场上写的“一封信”被利用，成了“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使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瞬间变得支离破碎。与之相衔接，这年一个五年级小学生黄×的一则日记也被大做文章。紧接着，“批林批孔”运动全面展开。记得上高中不久，学校总务处有位老教工因解放前当过几天县教育局的科长，也被当作“批林批孔”対象弄来斗。他站在台上耷拉着头，不停地说“对不起，我检讨，我不该克己复礼……”

在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同时，我的潜意识里依然坚守“读书方能改变命运”的信条。所以，面对此起彼伏的干扰，自己没有放松学习，更没有放弃读书。在认真学好各门功课的同时，当遇到感兴趣的书，便通宵达旦地读，记录下名言警句。有本郭沫若评唐诗的书，说杜甫是“门阀地主阶级”的代表，读来读去没搞懂，但对杜甫生动形象的诗很感兴趣，抄了一二十首。印象最深的是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有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看了很带劲，许多人传抄，我三四天时间就抄完了，厚厚的一大本。高七四级的语文老师张志，诗文功底深厚，课讲得生动，我们便找他的范文和他学生的笔记来读、来抄。那时，让人感兴趣、增知识、长见识的好书不多，买不到，也买不起，所以，常常将精彩的语言抄录下来品味。

1975年7月，我怀揣高中毕业证回到了家乡，迎接我的是“口朝黄泥背朝天”的日子。如果想要继续读书，得有两年以上“广阔天地”的“大作为”，还需要自下而上的推荐。

回乡正是打谷子的时候。我个子小，体力弱，拌桶扛不起，拌禾把子手没劲，割禾把一两天手皮被磨穿。三伏的烈日如火灸烤，稻田里热浪滚滚，浑身上下被汗水包裹着，稻草给人体的裸露处划上连片的红道。歇气时，当我说起手钻心地疼，连吃饭端碗都火辣火燎的。本族一个爷爷辈的人却说“变泥鳅还怕糊眼睛！”顿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淌。收工了，人家担两百来斤的水谷子到队上，我最多只能挑八九十斤，没办法只好叫我的大弟来帮忙。

“敢问路在何方？”劳累了一天，三两杯苕干酒下肚，躺在院坝的凉椅上，时常有意无意间仰望星空，沉思自问......

跳“农门”，当兵是条好路子，有前途，门槛低，农村的许多适龄青年对此梦寐以求。我曾经看到过那时乡下流传的一本算命书，对应我的生辰八字有四句懺语:

“东南西北尽皆通，出姓移居更觉隆。

衣食无方天数定，中年晚境一般同。”

其中 这句“出姓移居更觉隆”，我的理解是走得越远、飞得越高，发展就会越好，也许就是俚语“远香近臭”的意思吧！当兵自然是“远走高飞”，符合这句懺语，会有更好前途。

高中毕业前的这年春天，空军在应届高中学生中选招飞行员，我参加了在南充的体检，全部项目中唯因“鼻夹肥大”未能通过。当年冬季征兵开始，我报了名，担心“鼻夹肥大”过不了关，咨询医生咋办？医生说：“好办，我给你开支麻黄素，体检前滴几滴在鼻腔里就可以了”。由于当兵心切，加之不懂药性，我滴药太勤，导致体检时血压偏高，接兵的西藏部队对该项目要求很严，自然就把我刷下了。第二年征兵，我又报了名。听说醋能降血压，我喝了一大碗后去体检，结果血压低了，又被刷了下来。这正应了一句古话：“天下本无事，杞人自扰之”。

（高中毕业前后的几张留影）

（1975.7高中毕业全班与校领导和任课教师合影，本人位第三排右起第四）

　　

二、初为人师

时光在艰难中一天天地过去。熬过了一个多月，兴隆小学因一名代课教师去读中师，急需人接替。学校和区教办从这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上了我。从此，我走上了教书育人之路，端上了民办教师这个俗称的“半边碗”。在人生履历中，1975年9月，便成为我参加工作的起始时间。

从事教师这个职业，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和一群成长中的孩子打交道。初为人师，那种难以掩饰的青涩和腼腆仿佛就在昨天。

开始执教的这所学校，是兴隆区最大规模的完全小学。位于镇东，校门朝东偏南，门前高高的石梯下，左右各有一颗上百年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的黄角树，再下面是学校的大操场，兼做放映、集会的场所。进入校门，便是两层四合院的古建筑，穿过天井青石板地面，沿二十多步石梯拾级而上，有一个两三百平米的大厅，正对校门楼上的戏台。大厅西侧通往新建的长方形四合院，是教职工的宿舍和食堂。学校二十几个班、七八百名学生、四五十名教职工。师资力量相对较强，除自身的教学外，还承担对全学区的教研指导任务。

我接手的是小学四年级一班，四十来名学生，当班主任，教语文。教室在校门右侧二楼顶端。为方便工作，学校安排我的寝室，就在教室旁隔着过道、紧靠戏台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屋子，里面一张书桌、一架床。

据前任老师介绍，这个班的学生大多是兴隆场及其附近生产队的孩子，聪明但很淘气。因为兴隆场这个地方三县交界，历史悠久，人口密集，往来频繁。生活在场镇周围的孩子见多识广，从小就不那么本分。班上有的学生经常爱跟那些打架闹事的“天棒”伙，很难驾驭。由于初出茅庐，又没学过教育学、心理学，听了这些情况，不免有些发怵。在学校教导处张主任主持的交接仪式上，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将与同学们朝夕相处，努力把大家教好，希望大家刻苦学习，不断进步，健康成长……”在简短的讲话中，我就发现几个学生在挤眉弄眼做怪相。

刚上讲台，不知道课该如何讲，以为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能读会写。上新课一般是先将生字词拧出来教一两遍，解释它的意思，让学生抄下，接着领读、讲解全文，引导学生把握写作背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完成课文后面的作业。学校教导处还安排我旁听了几堂老教师的讲课，慢慢也就明白了教语文课的一些门道。

书好教可学生难管，上课时学生往往注意力不集中，有的压根儿不听你讲，甚至毫无顾忌地摆龙门阵、耍小动作。整顿课堂纪律，占去了不少讲课时间。课堂纪律差更突出地表现在老师不在教室时的自习时间，没几个学生能静下来认真做作业，整个教室如“蜂子朝王”，一片乱轰轰的声音。面对这些顽皮的孩子，无论你怎么“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呕心沥血”，都难以奏效。

“醉后方知酒味浓，为师方知为师难”。我有时怀疑这个小小的讲台，这个双手伸开足以怀抱在胸的讲台，能创造出多少灿烂的人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学校图书室的一本书，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苏轼和佛印在一起闲话，苏轼对佛印说：“我看你像一堆狗屎。”佛印没有以牙还牙，而是心平气和地说：“我看你像一尊金佛。”苏轼挺得意，自以为占了便宜，口舌上打了胜仗，回去后兴高采烈地告诉苏小妹。苏小妹劈头泼来一盆冷水：“大哥，你上当了。你看别人是一堆狗屎，说明你心中盛放的是狗屎；佛印看你是一尊金佛，说明人家心中有佛。”苏轼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境界太低，修养太疲。读了这则故事，我开始反省自己的心态和方法。渐渐明白，只有心中有佛，才能善待他人，广解善缘，容天纳地。教师肩负着将学生渡向光明、幸福境界的重任，只有用真心、真爱、真情润泽孩子质朴纯真的童心，才能化育桃李、成就英才，才能赢得孩子的尊重和拥戴。夏尊丐先生说过：“爱对于教育，犹如池塘之于水，没有水，便不能成为池塘；没有爱，便不能称其为教育。”在教师这个默默无闻的职业里，我逐渐感受到教师所具备的内涵与精神。

经历一番痛苦的思索，我开始改变过去动辄呵斥、停课整顿的做法，多鼓励少批评，对学生稍有进步的表现就给予表扬，对不太过顽皮的举动给予和悦友好的提示，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找学生个别交谈，有时还进行必要的家访，慢慢与学生建立起了信任和感情。一个学期的教育实践，我渐渐发现和感知到，当老师的只有带着一颗真诚的心走近孩子，关心孩子，即便是批评，也会被他们所接受。

在初为人师的艰难探索中，一个学期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三、辗转村小

1976年春，我因患急性胃炎住院治疗和在家休养，康复后先后在本大队小学和十六大队小学临时代课。秋季被派往十五大队小学任教。次年春，又辗转到十一大队小学教初中。一年半时间的村小教育，历炼了自己独立工作、生活的能力。

十五大队小学是一所新建的村小，当时只有三间教室、两间寝室，两名教师。我的搭档罗老师是本村人，中师毕业，他家院子是我去学校的必经之处。上任那天下午，他陪我先去了他家。一大家人很客气，很热情，要留我吃了晚饭才去学校。我遵从了罗老师的安排。透过他们的热情，从他们打量的目光和仔细的交谈中，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们想看我能不能做罗老师妹妹的男朋友。而我心理明白，不合适，因她个头大，年龄也比我大，而且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当然，也许是我自做多情。

到任后，我教高段四年级一个班，罗老师教小学低段两个班。各自负责的班，按规定开设的所有课程都得教，当然语文、数学是重点。由于偏远乡村的孩子老实规矩，相比生活在场镇上的学生听话好管得多，课堂上老师无需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整顿纪律，教学活动按部就班、井然有序，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但生活在偏远乡下的孩子智力水平参差不齐，整体不如见多识广的街上孩子，需要老师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思维能力上多下功夫、多些耐心。我精心准备每堂课的教案，尤其是主课，尽量能让学生静得下、听得进、弄得懂、记得住。

为提高教学业务水平，兴隆小学几乎每周要组织一次教研活动，一般是周三的晚上或周六的下午。教研活动按年级分组，主要内容和形式是：交流教学进度，观摩课堂教案，探讨备课的重点和难点，等等。参加这些教研活动，自己收益匪浅。但深更半夜返回学校，十多里的路程不说，最令人忐忑不安的是，要经过一个叫拱桥河的地方，周围很远没有住家农户，河岸一侧的路旁峭壁上刻有“王道荡平”四个斗大的楷书字，也许是有帝王曾经路过，或者平夷了蛮荒之地，刻留下这几个字权作纪念。岩上还有很多菩萨雕像。过了石砌的拱桥，绕上另一侧山腰的羊肠小道，树木繁茂，遮天蔽日。这一路可谓阴森恐怖，稍有一点响动，就让人胆颤心惊。每每经过，依然采取当年理发夜走排山时的做法，边走边吼，或者高歌壮胆。

任教十五大队小学一个学期后，我被选派到十一大队小学教初中。这所学校在全学区的村小中规模最大，小学各年级齐全，还有两个初中班，共十来名教师。我接手的是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数学课教师姓曹，本村人，我高中同班同学。给中学生上课，比起教小学，难度就大多了，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吃透教材，备好教案。那时，可供教学参考的书籍很少，一本发黄的《现代汉语词典》伴随我多年，是我备课的主要工具，课文的作者介绍、词语解释，都能在词典中查到。至于课文的段落划分、中心思想的提炼归纳，得靠自己反复阅读理解。备课充分了，讲起课来就能得心应手。

在乡村学校教书，随时能感受到学生及其家长对你的尊重恭敬。家访时，无论是否吃饭时间，学生家长都要煮碗醪糟鸡蛋或面条之类请你吃，若不接受，会让家长以为你嫌弃，沟通起来就不那么自然和深入。

民办、代课教师的收入微薄，生活清贫。在完小代课时，每月有二十来元的薪酬。后来做乡村民办教师，收入就少多了，只有十三元。这微薄的收入中，绝大部分要交由父母给生产队折算工分、分口粮。记得有次父亲嫌我交回的钱太少，喝酒时甩了酒杯，说：“其名当个教师，不及老二当打石匠，修大深沟水库一个月能挣十七八块、二三十斤米”。当教师，无论在完小还是村小，都是从家里背口粮去学校，农村出产什么，家里有什么，就拿什么，自己煮。在村小教书，大队给了学校几分菜地，教师各自栽种、取用。

乡村小学大多是所在大队的集会之地，堪称“政治文化中心”。在那个年代，乡村教师不仅仅教书，有时还要融入到社员群众之中，跟他们一道参加政治学习、宣传教育等社会活动。尤其是1976年，堪称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东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可谓天崩地裂；“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开启了历史的大转折。这一系列大事件，举世瞩目，上下联动，相关活动自然少不了参加。按照学校所在大队要求，我曾在学校的山墙上，采用方格缩放法，画了一副长六七米、高约两米的宣传粉画，还在一些山岩上写过不少巨副宣传标语。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度。

（1976年秋在11大队小学任教参与教研活动留影，本人左一）

　　

四、任教民办高中

1977年秋，兴隆区教办选调我到“五七”中学任教。不堪重负的教学压力，苦不堪言的生活条件，使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为后来人生命运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那时的“五七”中学，与“五七”干校、“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一样，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根据“五七指示”衍生而来，意在把学校办成学工学农学军的学校。“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办了不少以“五七”命名的学校。我任教的这所“五七”中学，诞生于“文革”中后期。区教办与区完小为贯彻“五七指示”，利用周六、周日时间，轮流组织全学区的教职工和区完小的初中生，花了两三年时间才建起来的。

学校离兴隆场有三十多里路，地处蓬安、岳池、南充三县交界的排山上，属蓬安境内。排山与白云山、金城山相邻，在我家的院子里远远可以望见连绵起伏的山峦，但“看到屋却走得哭”，没两三个小时是到不了的。记得选址时，我在兴隆小学读初中的最后一年，几位美术老师采用写意的方法绘制过系列国画，来展示周围的山势地貌。我还参加过几次学校组织的义务劳动。一般是星期六一早，带上自备的干粮和锄头、撮箕，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上行，经过高石坎、三岔路，再翻越崎岖的羊肠小道。到达目的地后，便开始开荒、挖地基。夕阳西下，才疲惫地下山回走。

到这所学校任教，也算是故地重游，不过，上山的路宽了一些，学校也初具规模。两栋依山而筑的平房呈“7”字型，有四五间教室，五六间教职工寝室兼办公室，两间男生宿舍和一间女生宿舍，另外还有一个食堂和一个小型的养猪场。校舍前后的山上山下和东侧，是学校近百亩的农场地，几乎都是师生们陆续开荒而成。

我赴任时，学校有一个小学高年级班、两个初中班、两个高中班。小学生和初中生基本上是附近乡村的孩子，每天翻山越岭上学、回家，其余高中生除少数家在附近的外都住校。那时公办学校招收高中生的比例很小，仅百分之十左右，因此这所学校的生源比较多，只要有初中毕业证便可报名就读。由于是民办中学，初、高中班都分了一些农场地，高中班的农场地最多，学生一边读书，一边种地。校领导和任课教师由区教办选派，按民办教师发给工资。食堂和农场的员工大多是毕业留校的高中生，由学校从副业收入中支付少量的薪酬。出产的红薯、玉米、小麦和蔬菜瓜果之类，教职工和住校学生都可以享用。难逢难遇养猪场的肥猪出栏宰杀了，全校师生可以美美地打回牙祭。

我接手的班是高中一年级，82名学生，24亩农场地，教语文，当班主任。学生大多是附近三县大山里的初中毕业生，一半以上是往届生。学生年龄差距大，文化基础与理解能力也参差不齐。我的教学一般以中等基础为取向，重点放在对课文的阅读理解和写作的训练上。好在语文教学比起数理化来，知识的连贯性不那么强，受制于基础的因素少了许多。但高中学历教高中，又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教学资料，仅凭自己的理解和读高中时老师讲课的记忆，不免因才疏学浅而时常感到吃力。

我一直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能读会写，所以我在写作训练上常常选取学生身边的题材、亲历的事情，引导学生按照观察事物的逻辑顺序或参与活动的事情经过进行描述，重点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或活动的主题内容。写人，引导学生去捕捉能透视其性格、品质的细节；写景，引导学生尽量展开想象，巧用修辞，寓情于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学生的作文有了明显的进步，以前写文章找不到话说的知道了该如何展开，作文用语干巴巴的也能采用些排比、拟人等手法使文章生动。

学生们很辛苦，除了读书，还要干又脏又累的农活。我虽然出生在农村，断断续续做过些农活，大体知道看天象是要放晴还是要下雨，什么季节该栽种哪些作物，但毕竟把握不那么精准，而且体力弱小，精力不济。因此，我挑选了一名年龄稍长，比我大一岁，听说当过生产队长的学生做班长，再将班上的24亩农场地分配到学习小组，农场活基本上由班长安排，只要与学校没冲突、教学能调剂，我都同意，这样班里的农场活我就省了不少心，就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备课、批改作业等教学业务上。

当班主任，自然成天得跟学生们在一起，将他们圈定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学校坐落在半山腰，周边除了农场的庄稼地，便是山石丛林，白天可见日出日落，夜晚可观繁星皓月。学生们大多20岁左右，正值谈情说爱的年龄，当班主任最担心、最关注的是他们坏了风气，越了底线，惹出麻烦事来。对此，健全的班务管理体系起了重要作用，学生晚自习和熄灯睡觉，班长、组长、室长要清点人数，我要去巡查。不过，学生们紧张的学习生活和农场劳动，加之大山养育的老实本份的秉性、时代造就的传统保守的风尚，即使有爱的欲望、性的冲动，也不得不深深地压抑着。

让班主任操心的，还有学生生病的事。学校建在大山之巅，远离场镇好几十里，又没有校医，也没有配备常用的药物，患了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能挺就挺过去，挺不过就要走十多里的山路去找附近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一天，班上有个年龄较小的女生闹肚子疼，疼得在床上打滚、冒汗。咋办？没药，也请不来医生，让人十分着急。喝了杯热开水后一时有所缓解，但毕竟不是治病的药啊！无赖之下只好给他的父亲打电话。她父亲是个医生，第二天从南充赶到学校一看，原来是月经初通因受寒过久而痛，并无大碍。

在“五七”中学的工作、生活是艰苦的，也是愉快的。教职工之间相处融洽，学生对老师也很尊重。农场的重体力劳动，如担粪浇农作物之类的活，身强力壮的学生总是争着干，不让老师们去。寒夜入睡前，同事、学生有时主动帮你打来一盆滚烫的热水，让你洗脸泡脚。在这样和谐友好的氛围中工作、生活，也就不觉得那么苦和累。

（上大学前与所教班学生及校领导、部分教职工合影留念）

（上大学前与所教班的班委、团支部成员合影留念）

五、考上大学

1977年8、9月间，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国家恢复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这一关系国家和青年前途命运的大事件，引起了国人的普遍热议，尤其是青年们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我的心情怎一个“激动”了得？

那时我想，凭本事硬考，不靠关系，勿需推荐，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背榜”的寒门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考上了，人生将是另一片天地。考不上，服气，不怨天尤人，再努力，说不定来年还有机会。

不久，有关高考的具体信息下来了。文理分科，各省命题，四川考试时间为12月7、8、9日三天，考五门课。考前准备时间只有一两个月，如何准备？可以说是茫然不知所措。能找到的资料只有原来读过的高中课本和正在使用的一些教材，而且繁重的教学任务也不允许静下心来复习。不过，我心里明白，高中毕业后两三年一直当民办教师，从教小学、初中，到教高中，没离开过书，比起那些一直在农村、工厂干活的考生而言，可能自己的优势要多一些。

对我的迎考准备，学校和同事们还是很支持的，除了该上的语文课外，其余的事包括学生管理、农场劳动，他们都主动替我分担，我基本上不用操多少心，一有时间就翻看从家里带来的一些资料，主要是上高中时的教材和作业本，后来又从幺叔那里找了些有关时事政治方面的书刊来看。学校还有几位准备报考的同事，我们有时也凑在一起探讨，还各自写些作文相互交流。这样，不知不觉就到了高考的时间。

当年高考，全县只设了两个考点，理科考生集中在蓬安中学考试，我报考的文科，考场在周口中学。考前一天即12月6日，我便赶车到了县城，在宾馆住下，去考场熟悉环境。第二天一早到周口中学，按考号找到自己的座位，然后在室外静候。铃声一响，依次入场，考试秩序井然，只有写字、翻纸和呼吸的声音。两名监考关注于每个考生的一举一动，时不时地来回巡察。考生要入厕，举手示意，经监考同意后由专人跟守以防作弊。

高考试题大多是些常识性的，比起后来的确简单很多，甚至简单得让后生们嗤之以鼻。不过，在那“斯文扫地”长达十年之久的岁月里，几乎没多少人读书，也没什么书可读。“水是清的，风是凉的。心是平的，肚子是空的”。一位网友如是评说那时的情形。面对现在看来十分简单的考题，我与其他考生们一样感到难做。三天五门课程的考试，我尽最大努力去思考、去完成每道考题，做不起的尤其是文科题，也要坚持不留空白，不到时间不交卷出场。

接着，加试外语和美术。我之前填报的自愿有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按要求需提交一幅画作并加试美术。青少年时期，我喜欢绘画，但没受过专业训练，大多是依葫芦画瓢的宣传画，谈不上任何创意。考前头天晚上，在县城正好碰上一个我熟悉的爱画画的重庆知青，我请教他美术怎样考，他说不知道，建议我准备些腹稿，以人物为主。我一时茫然，虽然以前画过主席像、工农兵形象……但都是靠方格缩放掌握比例，用广告颜料彩色体现。谈到这次高考作文题——《一个青年矿工的变化》读后感，他灵机一动，掏出铅笔不一会儿就勾勒出一个矿工的形象。第二天去考试，我将一副16开大小，照着我初恋女友的像片画的水粉画，作为代表作交给老师。考室里只有三五名考生，每个考生面前摆着一枝削好的铅笔、两张4A大小的白纸。老师说，你们各自画一副自己熟悉的人物画，我便不假思索地画了那副印在脑海里的头戴矿灯、身着工装的矿工形象。

高考后，参加考试的同学、熟人，很长时间都在谈论、交流高考情况，有的眉飞色舞，有的垂头丧气，有的缄默不语。那些背榜硬、说自己考得不错的，以为高考录取可能还有过渡政策、推荐因素，因为这次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我没想这么多，感觉没怎么考好，也就不爱多谈。回到家，母亲炖了一只鸡，做了几个菜，父亲照例倒上两杯烧酒，问我考得怎样。我说：“不哪样，心里莫数，题倒是基本上做了，但好多是打猜猜，可能不靠谱。”父亲见我有些沮丧的样子，便安慰道：“莫来头，你现在教到书的，就是‘半边碗’，也比我们黄家屋里那些娃儿好多了。”

怀着似乎有些失望的心情，我回到了五七中学，继续教我的书。不过，对高考结果的期待，还是时常萦萦于怀。短暂的寒假在等待中过去，新的学期又要开始了。开学回校前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有两个片段：一是梦见家门前的双河口涨大水，淹了石船，几条蛇在水面上游来游去；一是梦见一条碗口大的蛇，盘旋在屋后竹林岩上苕窖边，盯着我，把我吓醒了。第二天吃早饭时，我摆给母亲听，母亲说：“梦见蛇，梦见涨水，是好兆头！娃儿呢，你可能运气来了！”我心想，是不是高考有了结果？唉！不管这些，吃完饭还是到学校去吧！

开学的第二天，我正在上课，邓校长来教室悄声对我说：“你姐姐来了”。我赶紧去见，她满脸堆笑，急忙掏出一封信递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这是你的《高考录取通知书》，赶忙把工作交接了，去学校报到”。接过通知书，知道被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激动一时使我不知所措，在迎面耀眼的阳光下，我感觉眼眶似乎有些湿润。原以为能上个高师班就不错了，没想到考取了本科。

上大学，对于今天的青年们而言一点儿也不稀罕，因为高考录取比例达到了50%以上。可是，恢复高考第一届，570万考生大军一下子涌进考场，只录取了27.3万人，录取比例仅为29：1。那时，一个乡镇能考上一两个就很不错了，特别是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简直如“鸡窝窝飞出了金凤凰”似的。

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家人、族人自然为之兴奋、自豪，甚至方圆几十、上百里的乡民们也议论纷纷。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坊间的传说很多，有说我家的祖坟葬得好，祖父、祖母的坟地背靠大山、脚下有河；有说我家的屋场好，坐落在椅子型的小山凹，开门即见金城山，一层层蜿蜒的山峰由近及远，晨曦薄雾下如诗如画。甚至传说我有神灵的保佑，这可能与我经历的一件事有关。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去岳池骑龙水库边的姑母家拜年回来，经过排山大石门，路边有尊石刻的将军头像，工艺十分精湛，栩栩如生，很像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颈项上系着条红绸带，面前有几柱香和一堆燃过的香灰。这尊头像可能是“破四旧”时被取下，后来信众将其移到这里供奉，祈求家人、路人平安。我好奇地捧了捧，不重，大约十来斤，便装进大口袋，提回了家。先供奉在堂屋的神龛上，后来因为太重，便扔到了屋后的苕窖边。过了些年，这尊石像不知道是谁又将它搬回了排山大石门，重新供了起来。这是好些年前的事了，善良的乡民们把它与我考上大学联系起来加以演绎，一传十、十传百地在连绵的大山里流传。

第五章 莘莘学子

充满激情与梦幻的大学生活，应当是人生这本书中最精彩的一页，许多人笔下的描述是那么绚丽多彩，让人回味。而我却像朝圣的苦行僧一样，背着羞涩的行囊，在漫漫长路上艰难爬涉。虽然那深深的足迹早已被时光抹去，但曾经领略过的那一路丝丝微风、缕缕阳光时常吹照在我心中。

“天空没有留下飞翔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泰戈尔）飞翔过的羽翼经历了风雨的洗礼，必将更加坚强。

一、走出大山



接到入学通知书，当天我便与任教的五七中学办理了相关手续。其实，除了不足20元的工资结算，也没什么别的事宜。日常生活用具几乎都是自备的，不存在公物交接。

邓校长见我收拾好行装准备回家，连忙说：“不行！不行！总务上已经派人割肉打酒去了，晚上大家一起为你祝贺，给你饯行！”他军人出身，向来说一不二。我想，与大家共事一场，临别，一起聚聚，叙旧话别，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晚宴说不上丰盛，一盆腊肉，一钵粉蒸肉，几碗土豆、莲花白之类的素菜，还有一壶包谷酒，这在那时也算是不错的待客佳肴。大家满满地坐了两桌，酒碗在谈笑声中依次传递着。我表达了对领导和同事们的感恩之情，以及学成归来再共事的愿望。即使有些言不由衷的成分，但让人听起来舒服。除此之外，我尽量少说话，保持低调，因为我明白，邓校长、蒋老师，还有几位员工，都一起参加了这次高考，只有我被录取。我如果过于高兴、激动，甚至趾高气扬，就会伤害他们的自尊。但酒是必须喝的，敬与被敬，几个来回下来，难免过了量。

蒋老师陪我到宿舍，聊到去学校带些什么时，他说：“除了生活用具，《毛泽东选集》你可以带上一套，我正好有个合订本。”他急忙回他的寝室拿了来，红色塑料封面，烫金书名，上千内页，送给了我。

第二天，学校组织我教那个班的学生，还有校领导和部分同事，排列路的两旁，鼓掌为我送行。此情此景，让我实在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泪哗哗地往下流，哽咽中不停地说：“谢谢！谢谢！”我明白，依依不舍的送别，传递了多么深厚的情谊，承载了多么美好的祝愿！

回到家，母亲见我眼圈红着，问我：“哪门的？”

我说：“哭了”。

“哭啥子嘛！应该喜都喜欢不完！”

我说：“妈，您不晓得哟，那么多老师学生送，太让我感动了！”

到学校报到的头天晚上，五七中学邓校长和总务处的曹老师来我家，说是为我送行，送给我一个洗脸盆、一条毛巾和一个留言的笔记本作纪念。

1978年3月9日，我揣上提前买好的汽车票，父母姐弟一起把我送到兴隆，上了车。汽车发动了，送行的家人似乎含着热泪。向窗外挥手告别的一刹那，我也不免有些激动。是啊！作为大山里走出的时代幸运儿，我深深地明白，父老乡亲的重托，蕴于新的征程，激励自己毅然前行，不得有丝毫懈怠。

经乘两个小时的汽车、三轮车，便到了学院的大门。“热烈欢迎七七级新生入学”的巨幅标语横挂校门顶端。校门内人流涌动，熙熙攘攘，大道两侧摆满了课桌，课桌外侧贴着各系的名称。一看就知道这是迎接新生入学报到的地方。

一下车，就有人迎上前来一边问我是“哪个系”，一边帮我拎行李，把我引到中文系报了到，然后又带到宿舍。交谈得知，迎接、引领新生的，都是上一两届的师兄们。

南充这座城市不大，离我老家也不远，虽去过几次，但了解不多。入校不久便知道，这所学院曾是原川北行政公署驻地，除西边几栋新教学楼外，大部分建筑是胡耀邦任川北区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时修建的。至今仍保留着胡耀邦办公旧址、川北行署礼堂以及民国时期老建筑群。这些老式建筑早被列为了省级重点保护文物。院南毗邻南充知名景点北湖公园，湖为建国初人工挖成，始名莲花池。院内植被繁茂，绿郁葱葱，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学校与四川师范大学同根同源，发轫于1946年创立的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历经私立川北大学、公立川北大学、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南充师范专科学校、南充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等阶段，2003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华师范大学。

我被录取的七七级中文系共有四个班，每班三十多人不等。一、二班为小班，是近几届的高中毕业生，年龄大的二十三四岁，小的十七八岁，我算居中，二十岁，在二班三组。三、四班为大班，是六六年、六七年、六八年三届简称“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都已成家生子，多的有四五个子女，还有两夫妇同时考入的。开学一个多月后，学校又补录了一批新生，分别插入各班二三人。

宿舍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老式四合院，“人”字瓦屋顶，木地板，木楼梯，木栏杆，十多平米一间，进门两侧靠墙是上下铺联体的木床，中间纵向摆放两张课桌。一间屋住七八个学生。我所在的寝室共七位同学，来自成都、绵阳、广元、南充、巴中、宜宾等地。我们宿舍前还有栋一模一样的四合院，全封闭，是女生宿舍。

走出大山，我的大学生活便在这片新的天地里演绎，在教室、食堂和寝室的三点一线中周而复始。

(图为南充师范学院老校门，1986年拍摄时略有变化)

(南充师范学院相继更名为四川师范学院、西华师范大学，图为老校区大门)

(2016年7月在西华师范大学新校区校门前留影)

(当年院长办公室，即原川北行署主任办公室)

(学校原大礼堂，即川北行署礼堂，现已成了文物)

(当年读书时的教学楼)

　　

二、学海游弋

“大学就是使大力地学”，一位好友签名送给我一本《月季花开》的书，他在书里把这句话作为一篇文章的标题来写，道出了我们这代人对搏击知识海洋的激情，对智慧人生的渴求与向往。

报到并安顿下来后，中文系召集我们七七级新生见面会。偌大的阶梯教室座满了人，一百五六十张脸朝向讲台，打量着系上的领导和知名的老教授们。既然是见面会，首先就叫我们一一做自我介绍。轮到我了，我说：“我来自乡村，民办教师……”当听到我说教过高中，大家便一下子投来疑惑的目光。其实，我们这届新生中，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尤其是大班同学，有当局长的，有做校长的，教师占比最大。我虽教过高中，但不过是“赶鸭子上架”，算不了什么。自我介绍后，便是系主任韩守本介绍学校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希望和要求。接下来，年级辅导员也是我们班的辅导员刘长春老师，把我们班三十几名同学领到旁边的小教室，划分学习小组，指定临时班委，详细交代我们学习、生活有关具体事宜，还发给我们《中文系七七级二班同学名录》和《大一上学期课程安排表》。从此，见面会的阶梯教室就成了我们年级上课的地方，辅导员刘长春老师便是管我们和联系学生与学校的桥梁。

开始时，学校给我们安排的课程比较多，每天都有，上午有，下午有，有时晚上还有，但基本上是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当然，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学习却贯穿大学始终，只是后期更多一些罢了，而且还增加了一些选修课、研究课。学过的主要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通史》、《逻辑学》、《教育学》、《心理学》、《英语》等等。

母校师资力量很强，尤其是中文系，有一大批在学界颇负盛名的老教授，如付屏湘、郑临川、周虚白、周子云……他们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精辟透彻的分析归纳、风趣生动的语言表达，听他们的课，可以说是一种享受。

每个人的学习天赋和习惯是不大一样的，有的人记忆力超强。比如班上一位来自重庆长寿的同学，一本《新华字典》，他基本上能背下来，你问他某个词条在哪一页，他的回答往往八九不离十。闲聊谈起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人物，他能准确地说出其生卒年月、家庭背景、主要经历，令人惊羡不已。

我的记忆力没那么好，看书的速度也没那么快，只有“笨鸟先飞”，多花些力气。我的学习方法是，各门课程的学习一般在课堂上解决，课余时间主要用来阅读中外名著，浏览、摘录与课程相关的学术期刊等资料。因此，每堂课都要去上，从不拉下一节，认真听，详细做好笔记。“好记忆不如烂笔头”，我信奉这句俗语。一些重要而感兴趣的课，老师讲的每句话几乎都记录了下来，包括一些“插科打诨”的笑话。教我们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牟家宽老师，他是西充人，第一次给我们讲课时自我介绍道：“我来自苕国，一口苕腔……”类似这样的话，在我的笔记中还保留着。

做笔记，我喜欢用合页夹，因为阶梯教室上课没有桌子，只有木椅，椅子右侧的扶手上，用合页夹做笔记方便，又好整理。合页夹夹八开对折的白纸，中间再嵌一张格子纸，记录也就整整齐齐。翻开合页夹，内面贴上当期的课程表，便于课前准备。一本合页夹，三块五，伴随我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除了脊边，另三边都用起了毛。大白纸，三分左右一张，一学期差不多要用一百张，上学前在老家的镇上买，到附近的印刷厂裁切好。课堂笔记用，自习摘录也用。一门课程学完才整理，毕业时共整理装订了三四十大本。

由于我的课堂笔记详细，详细到可以作讲稿，在大学讲台上“现炒现卖”，寝室里的同学有时借去看、抄，弥补因故耽搁的课。复习时，只需要翻看这些笔记，对付考试也就没什么问题。这些笔记还对我后来给电大和函授学员讲《大学语文》、《文选习作》等课程，提供了许多便利。若干年后，与母校常务副校长、当年我们的班长谈及此事，他建议我将这些笔记捐给母校，让后生们知道我们那时是如何刻苦学习的。也许是出于“敝帚自珍”的心理，我谦虚而委婉地谢绝了。

大学的学习全凭自觉，上课不去没人管，大量的课余时间也是自己安排。不过，我们这代人都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而且那时的校风、学风都很好，校园中、寝室里，到处是看书的学生，阅览室、图书馆随时都座无虚席。我习惯于早晨在绿荫道上朗读、默记，没课的时候到阅览室、图书馆“抢占”座位自习，睡觉前躺在床上默背古诗词或英语单词，有时在寝室里练练书法。

与课程教学相衔接，学校给我们列出了不同阶段的阅读书目，多为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们没日没夜地读。大学可以说是书的围城、知识的海洋，在这个书籍包裹着的世界里，渴求知识的学子们，尤其是学语言文学的，希望能饱览群书、“学富五车”。品味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领略三国群雄逐鹿中原，感悟善良百姓逼上梁山，欣赏四书五经、唐宋诗词、元明戏曲，纵观鲁迅、矛盾、巴金、曹禺、老舍……文人笔下的风起云涌，放眼塞万提斯的《唐吉柯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的悲剧……沉浸于书中的大千世界，伴随作家、诗人的脉动，让人尽享学海的美韵，也时常令人废寝忘食。我没有“一目十行”的阅速，喜欢回味书中的精彩片段，咀嚼、摘录那些名言警句，因而读的书不算多。虽然如此，那时所读的中外古典名著，时至今日，大抵也要占到了十之七八。人间五千年，浩瀚长河，“弱水三千”，即使“只取一瓢”，足矣！

(图为在校园里看书学习)

(图为在校园里看书学习)

三、校园琐记

有人说，大学是人生旅途中一个美好的驿站，四面八方的人一批批地来，又一批批地走。到过这个驿站的人们，都会留下深浅不一的脚印，带走历久弥浓的回味……

我们进校不久，中文系七六级有个男生“脑壳进水”，对女生贴身用品很感兴趣，一有可能就潜入女生宿舍偷胸罩、内裤什么的，甚至蹲厕所时，将男女相隔的木板墙掏个小洞觑“稀奇”。女生们接二连三向学校反映，晾晒在宿舍的衣物被盗。俗话说“久走夜路总会遇到鬼”，这“老兄”终于被逮住，搜查发现他偷藏的女生贴身用品足足装了一大箱。学校不得不将其开除。遣送回家那天，保卫处的人把他带上一辆吉普车，他低着头不敢斜视，几十上百的学生围观。

由于发生这样的丑事，加上我们这届学生有些阅历、资历，有的人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些傲慢、盛气，对讲课呆板的老师不尊重，答疑时让老师下不了台。为此，系上特意安排了一次恳谈活动，由郑临川教授给我们全年级讲他当年的母校和老师。他说，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好不容易考上西南联大。但进入校园，感到一切都很平常，与想象大相径庭。郑老师谈到他课堂上第一次见闻一多先生时的印象：“五短身材，其貌不扬，鼎鼎大名，其实不然……”这似乎是在贬损他的母校、他的老师。不！谁都知道，西南联大这所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虽仅九年历史、八千学子，但在硝烟中诞生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在复兴民族的丰功伟绩中，从“两弹一星”到“胰岛素合成”，都记载着西南联大师生的业绩。郑老师其实是先抑后扬，对母校和老师的认知徐徐展开娓娓道来，两个小时的讲述没有一句批评我们的话，而弦外之音我们懂。那天晚上，阶梯教室坐满了人，大家悄无声息，一边聆听、一边思索……从这以后，同学中的那种傲气很快就消失了。

学校注重从多方面教育培养学生。支农是我们每年的“必修课”，中小学放农忙假时，学院按系、级、班，把我们轮流安排到城市周边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劳动，干得最多的农活是插秧、收割。有一次，我们班去凤鸣山下插秧，女生挽起裤脚跃跃欲试，却不敢下水，担心白皙的肌肤成为蚂蝗的“小鲜肉”。其实，大家心里明白，活并不多，没必要让女生干，男生们都劝女生别下到水里去，只在田埂上传传秧苗，或者在周围掏掏鱼腥草。中午了，大家聚在树荫下，摆上早晨出发前食堂准备的份饭，以及女生们现场调制的凉拌菜，开始了浪漫的午餐，大家有说有笑，吃得有滋有味。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伴随收音机播放的歌曲旋律，L同学抱着凳子跳起当时算是犯禁的交谊舞，大家开怀的笑声顿时撒满了山谷。

后来支农的事少了、没了，小组或者寝室的同学就自发地去郊游、野炊。一个初夏的周末，我们小组十三名同学约定去白塔脚下嘉陵江边的芦苇荡游玩、野炊。这地方离学校十多里，没有交通工具，我们穿城市大街，过跨江大桥，一路说笑一路歌，别有一番情趣。到了江边芦苇荡，大家神清气爽，转悠一阵之后便自由组合，有的玩牌，有的下棋，有的包饺子……集体活动增进了大家的了解和友谊。

教室、食堂、寝室这“三点一线”的学生生活是枯燥的，只要有一点“火星”，大家的激情就会立刻燃烧起来。有两件事，我至今还记忆深刻。一是逼迁看守所。大三时，我们男生宿舍从四合院搬到了东五楼，这栋男生宿舍南面紧挨市公安局的一个看守所。一天深夜，从看守所传来女人阵阵凄惨的哭声，惊醒了整楼的人。几个“老三届”同学朝楼下的看守所吼道：“深更半夜搞什么名堂？要不要我们睡觉？”大约平静了一刻钟，又传来那女人的哭声，而且更加凄厉、哀婉。本已动了恻隐之心的同学们，一下子便激动了起来，直往看守所内扔玻璃瓶。一名警察出来，站在屋外的天井里，两只手叉腰，仰头朝我们喊：“我看你们哪个敢再甩！”这吓唬人的话，不仅未能镇住大家，反而点燃了大家的怒火，朝看守所方向的窗口被全部打开，空瓶子一齐飞向看守所，甚至没开的啤酒瓶、还在用的墨水瓶也扔了下去。那名喊话的警察不得不连忙钻进了屋里。第二天一早，几名警察将大家扔的这些东西，装了三大箩筐，抬进学院办公室。由于事出有因，而且大多数同学都扔了，又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只好不了了之。无赖之下，看守所没过两年就搬走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庆贺女排首获世界冠军自发上街游行。1981年中国女排以亚洲冠军的身份，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经过7轮28场激烈竞争，11月16日，中国队以7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的冠军。这一消息立刻传遍大江南北，举国上下欢欣鼓舞。这天晚上，注定是个激情燃烧的不眠之夜。我与其他同学一道，加入了全校学生自发的游行队伍，沿着市内的主要大街，一边用饭勺敲搪瓷面盆，一边随队伍高呼口号。后据了解，当时几乎所有大学都上街了，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些打、砸的过激行为。好在我们自发组织的游行，没有出格情况，只是边走边敲自带的脸盆饭盒，热闹高兴了一番而已。

（1980年7月在校大礼堂前）

　　

四、清苦生活

在那物资匮乏、精神禁锢的年代，大学生活是清苦的。尤其像我这样家境贫寒的学生，个中滋味真让人刻骨铭心。但是，苦能使人清心、励志，苦中也有惬意的乐趣。

我上师范，说内心话，不是因为教师这个职业神圣，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倍受世人尊重；也不是因为民办教师报考师范院校容易被录取，后来我想，要是过半年再考，说不准还能上个名校，因为七八级学生大多是七七年落选考生。我高考填报的志愿全都是师范院校，主要是因为那时我家穷，师范院校包伙食，不花什么钱。

进校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17.5元，实行桌餐制，八人一桌，基本上按小组分，女生食量小些，便分散各桌。吃饭的时候，一般人到齐了才动筷子，有来不了的，或者等的时间太久，就先将他的饭菜盛好、留着。那时，粮食定量供应，粗细搭配。经常吃的主食是玉米粥、绿豆稀饭、玉米面与小麦面做的馒头、玉米面蒸的发糕，白米干饭一般只在午餐有。菜也仅够下饭，但一个星期要打一两回牙祭，大都是回锅肉，遇有全院性的重大活动，就会多几个荤菜。多数同学尤其是女生比较斯文、谦让，也有个别同学不太顾及别人，一筷子夹走许多，其他同学很不是滋味，久而久之，大家就会瞧不起他。

数千人的集体伙食，麻辣咸淡，众口难调，自不必说，卫生差却是大问题。有不怕事的师兄，几次将菜里的头发丝、小虫子，羊肉汤里的羊屎，挑在一个盘里，端到隔壁的教职工食堂正在吃饭的章润瑞院长面前。学生因集体伙食的各种弊端，多次到院部闹事，要求取消桌餐，分发生活费，各自到食堂买饭。

桌餐制大约持续了两个学期就取消了，饭菜质量似乎有所改善，筷子那么长的一条糖醋脆皮鱼三毛钱，物美价廉，时常让我们回味、垂筵。但矛盾依然有。别看那时的“掌勺人”，可吃香了。他一高兴，或者是熟人，就给你多打点，看你不顺眼，拿勺的手就像“打摆子”那样发抖。有件事我记忆最深：一天，四班一个女同学因为儿子来了，去食堂排队买饭。厨工勺子里的菜开始够量，但几抖几抖只剩下很少一点。这位老大姐低声问：“师傅，是不是太少了点？儿子来了不够吃”。“不够？潲桶里多！” 厨工这话把她给气哭了，端着饭盒边走边擦泪。同班几个男同学打球路过，问知此事很是气愤：“给我们指一下，是哪个小子不落教！看我们怎么收拾他！”第二天，这几个男同学一人端一个大饭盆到食堂，在这个厨工的卖饭窗口排队买饭，要求每样菜打两分钱的。这厨工不干，骂骂咧咧，出言不逊，正好中计。于是双方由嘴上功夫很快发展到动起拳脚来，厨工用铁勺打，同学用稀饭泼，结果厨工寡不敌众，吃了大亏，同学倒是出了口恶气，却挨了处分。

那时，同学之间的感情很淳朴，没有明显的“嫌贫爱富”，更没有现在的人那么势利。我们寝室的同学，开学进校时，一般要带些好吃的东西，如苍溪雪梨、宜宾芽菜之类的土特产，以及卤鸡、卤鸭、卤猪蹄什么的，无论你带没带什么，大家都一起享用。平时，家里条件好的同学，偶而还在外面买些酒肉回来，与大家分享。同寝室的同学中，数我条件最差，只有我姐当多种经营大队长，每月有三块钱的补贴，可以给我一些资助，开学到校凑上二三十元，平时家里是没有钱寄来的。必不可少的开销，还得靠嘴上省。因此，同学之间的私人聚会，我能回避就尽量回避。记得有次寝室里几个同学聚会，我故意很晚才回去，没想到一进屋大家正喝得起劲，经不住三番五次的劝，以及酒香的诱惑，便喝了起来，不知不觉就喝多了、吐了，这是我大学四年在校唯一的一次醉。

读书人爱书，遇到爱不释手的书总想买。但钱从哪里来？我发现了一条挣钱的路子。一天，几个“老三届”的同学给学校卸车，我凑上前问：“老大哥，卸一车能挣多少钱？我加入一个可以吗？”他们说：“三四个人卸一车，每人能挣三五块。这活路累哟！你吃得消不？”我说：“可以啊！下次叫上我哟！”就这样，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学校基本建设持续不断，一些临时性的活，不可能长期雇人，也不方便找人，我们又需要挣点钱，正好两全齐美。所以，一到周末，领头的老大哥就要问学院基建上有什么活，然后带我们去干。卸车是我们经常干的活。卸木材的钱好挣，三四个人齐心协力用钢钎往下翘，不到半小时，两三块钱就到手了。卸水泥包子就不那么容易了，一车二三十吨，50公斤一袋，全凭劳力用肩扛，一两个小时下来，腰酸腿软满脸灰，汗流浃背浑身痒，一人挣四五块钱，这真叫血汗钱啊！不过，累了有收获，大家依然开心。有个外号“老顽童”的同学，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个儿矮小，其貌不扬，随时都是乐呵呵的，我们经常在一起打工、开玩笑。

除了卸车，我们有时还搬运材料，和水泥沙浆。只要能挣钱，不影响学习，与班上的集体活动没有冲突，都乐意干，甚至寒暑假也不回家。记得有个暑假的某一天，我从师院拉两吨钢材到西南石油学院，十来里路不算太远，但肩拉手拖板板车，走了差不多一上午。卸了货往回走，经过石油学院职工宿舍门前，被我一个小学老师发现了，她十分惊异，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喝口水。但走到她家单元门口，她突然说有事，改天请我去她家。我迟疑地回答：“好！好！谢谢！”，心想，是不是嫌我这身“下力汉”的模样？

俗话说“财大气粗”、“人穷志短”，不是没有道理。囊中羞涩，必定做人低调，一分钱掰着两半用。那时，只要有点钱都存在银行里，一元两元地取，以免花钱的冲动。抽烟，是我早已形成的恶习，实在太想，商店有零卖，三分钱买两支，吸一两口就掐灭，一支要抽一两天。但买书花钱我不吝啬，“书到用时方恨少”，靠打工下苦力挣的钱，我主要用在了买书上。当时书很便利，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一套4本5.6元，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一套4本2500多页，也才8.6元。这类书籍我买了不少。后来工作了，有钱了，反而买的书不多了，保存至今的语言文学类书籍中大部分是那时候挣钱买的。

(同寝室的同学在寝室里吃饭)

(小组春游嘉陵江畔白塔山下芦苇丛)

(八O年五四青年节本班参与全校歌咏赛获优胜奖集体合影，笔者在二排左二)

(整理装订的部分课堂笔记)

　　

五、放飞梦想

“心还在，梦就在”, 有首歌的歌词如是说。马丁.路德.金也有句名言：“如果你的梦想还站立的话，那么没有人能使你倒下”。 有梦、逐梦，人生才会精彩。亦梦亦幻的大学生活里，每个人都在孕育、放飞自己的梦想。

师范院校是培养教师的摇篮，这一目标定位基本上决定了我们未来的职业取向，当跨入师院校门，大家就抱定了这样的理想：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在那波澜不惊的平凡日子里，我们每天都重复着平淡无奇的生活——上课、吃饭、自习、睡觉。随着读的多了，听的多了，见的多了，想的也就自然多了，我开始琢磨：除了当教师还有没有别选择？毕业时有没有考研的可能？潜意识告诉我：一切皆有可能！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大学后期，一些知名教授开设的专题选修课接踪而至，诸如付屏湘的“杜（甫）诗研究”、周子云的“韩（愈）文研究”、郑临川的“辛（弃疾）词研究”、顾培基的“鲁迅小说研究”、汪泽树的“曹禺剧作研究”、唐君毅的“词汇研究”……这些课程不仅使我们对研究对象有了更加广泛而深刻的了解，而且还让我们学到了一些如何读书做学问的方法。

受到专题课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想尝试搞点研究，把目标锁定在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上。一有时间就到图书馆、阅览室借阅相关文史书籍资料，尤其是对南唐的正史、逸闻，二主的年谱、词笺、词事，以及后世的评论等等，摘编资料卡片，整理目录索引。在研读过程中，发现后主李煜痴情于佛的故事很多，经较长时间的资料搜集，将其崇佛与政事、词作联系起来分析，撰写了七八千字的《李煜崇佛初探》一文。一天晚上，我带着习作去请教郑临川老师。郑老师问明情况和来意，领我进了他的书房。他快速浏览后，给了我一些肯定和鼓励，叫我过几天去，再给我谈些具体意见。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又来到他的家。郑老师说，这篇文章花了不少功夫，基本上可以作为本科学习的毕业论文，如果有时间，希望能对佛学、对南唐的历史、对李煜及其词作，进行深入研究。对这篇习作，我记得郑老师还做过多处修改，并在封面上写了他的几点意见，遗憾的是没有保存至今。

尝试五代十国的文学研究，旨在为报考研究生做些准备。但大四了还没有招生的信息，而且外语这必过的关压根儿就没什么希望，我只好放弃这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书该怎么读还得怎么读。

转眼便到了大四下学期，进入教育实习。这是师范院校的必修课之一。我的教育实习在苍溪县中学，安排我教的课文是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一书的节选，在去实习学校之前一个月就定了下来。为编写好教案，我认真阅读了这部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教案几易其稿，得到“教育学”老师审查认可后，1981年11月8日前往实习学校。一道去实习的有十多名同学，除了同级同系的六七人外，还有同级不同系的一些同学。

苍溪县地处南充地区最北端，嘉陵江上游，与广元毗邻。县中学系省属重点。这里民风淳朴，教师敬业，学生好学。校长姓谯，一脸杀气，治校有方，师生们有些怕他，背地里称他“谯老爷”。书记兼副校长姓王，和蔼可亲，曾是“地下党”，上过川北革大，听过胡耀邦的演讲。我实习的班是高中二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自然便成为我的实习指导老师。他简阳人，不多言语，爱拉二胡，喜欢晨起冷水浴。一个来月的教育实习中，除了事先安排的实习课外，绝大部分时间是观摩指导老师的课堂教学，参加学校和班上一些相关的集体活动，协助指导老师批改作业。没事的时候就与实习的同学三三两两逛县城，或者到嘉陵江畔的“红军渡”溜达。实习同学中,有一位是我的上下铺，他从部队考来，系现役军人，家在苍溪。大学期间，我俩关系很密切，他在生活上、经济上给了我不少帮助。在他老家实习，自然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 一个来月的教育实习也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12月13日，我们每个同学带着“优秀”的实习成绩，愉快地回到了学校。

实习结束后，毕业分配就成为我们关心和热议的话题。那时，大中专毕业生由毕业学校按国家下拨的计划指标统一安排工作，这种毕业分配制度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才逐步废止，由“统一分配”转为“自主择业”。我毕业分配时，学校首先满足国家部委和省厅的计划指标，其次是确保支援西藏和甘、阿、凉地区的毕业生分配到位，最后再考虑生源所在地市的需求。为了落实计划分配指标，尤其是“援藏支边”的名额到位，学校对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服从国家需要”的教育活动，鼓励大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全校分配动员会上，特意安排了自愿到边疆的毕业生发言，还给他们戴了花、发了奖。

分配到什么地方、什么行业，一定程度上比考入什么样的大学、什么样的专业还重要，大家都很在乎，在乎分配的地方是城市还是山区，进入的领域是机关还是基层，前者关系到未来的生活，后者关系到未来的发展。我却没有过多的考虑，并非我的觉悟有多高，而是我生活起点低、很知足，认为到哪里、干什么都可以，没有过高要求，更无“鸿鹄之志”。当时，我们汉语言文学系一百六七十名毕业生，只有少数人能回原籍地市，大部分要统一分配到国家部委在川单位和省厅所属机构。

一天，年级辅导员刘老师问我：“系上有个去中国人民银行国营东河印制公司的名额，这单位应该不错，你愿不愿意去？”就内心而言，我还是想回原籍，因为大三时在蓬安耍了女朋友。但想起早年看过那本算命书上的懺语，“出姓移居更觉隆”，也许真的是走得越远才飞得越高……

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坚定地回答道：“行”！

从此，我便与印钞造币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苍溪中学实习时与实习同学和实习指导老师合影)

(在苍溪中学实习的同班同学:前排本人、刘川眉，后排任鸿鸣、杨平、周明)

(本班全体同学毕业时合影，本人位列后排左一)

(学习小组毕业合影，本人前排右一)

(同寝室的同学毕业合影:前排左起:任鸿鸣、唐顺发、陈桂华，后排左起:刘兆东、杨为民、杨平和本人)

(与杨平同学留影校门前）

〈1982年1月大学毕业时）

(大学毕业证书内文)

(学士学位证书内文)

附一：

李煜崇佛初探(毕业论文)



在我国历史上，有文学才能的皇帝不少，但真正有成就、在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却屈指可数，南唐后主李煜无疑当是其中的佼佼者。成为一个时代（宋）文学标志的词，在其发展史上，李煜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大胆、真切而毫不掩饰地用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写出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作品，扩大和发展了晚唐“花间词”的表现范围和艺术风格，而开北宋一代词风。他是一位承前（唐）启后（宋）的杰出词人。前人对之十分推崇。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又说：“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有句有篇，惟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有的说他与李清照“是当行本色”（《填词杂说》），甚至把他与李白并比，说“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白雨斋词话》）。这未免有些过誉，但可以看出李煜及其词的巨大影响和前人对他的重视。对李煜及其词进一步探研，作出客观、恰当的评价，在今天是必要的。

五十年代中期，对李煜的词是否有爱国主义、人民性等问题进行过较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对李煜崇佛问题，一般认为，这是他前期生活没落腐朽的表现，而就其形成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佛教的宗教思想在李煜思想中的地位和特点及其对他词作的影响等问题，很少甚至没有作客观的、细致的探讨。本文试图就此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希望能对进一步研究李煜及其词有所裨益。

（一）

李煜崇佛，史载颇详。诸如，普度众生：

“后主罔恤政事，晓於禁中卧听内道场童行撞钟有节数，喜而召之，與剃度为僧。而童子奸猾，对曰：不敢独受恩泽，愿陛下如佛慈悲，广覃诸郡。於是普度焉。”（《江南野史》卷三）

“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数千，给廩米缗帛以供之。”（马令《南唐书》卷五，一下简称《马书》）

造寺奉佛：

“后主笃信佛法，於宫中建永慕宫，又於苑中建敬德寺，钟山亦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江南余载》下）

后主“與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诵佛经，拜跪顿颡至为瘤赘。”（《马书》）

甚至论决政事也要根据所谓“佛验”：

“奏死刑曰：适遇其（后主）斋，则於宫中佛前然（燃）灯以达旦为验，谓之命灯。未旦而灭，则论如律，不然率贷死。富人赂宦官窃续膏油，往往獲免。”（《江南野史》卷三）

面临国势衰削，群臣谏止，后主不听：

“南唐后主淫於浮屠氏，二人继踵而谏，一獲徒，一獲流。歙（今安徽歙县）人江涣位第三谏，极言请死，云，梁武帝事佛刺血写佛经，散髮與僧践，捨身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终也，饿死於臺城（今江苏南京）。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不得如梁武之事。”“后主虽擢[江涣]为校书郎，终不能用其言。”（陆游《南唐书》卷十八，以下简称《陆书》）

更可笑、也更可悲的是，开宝八年（公元九七五年）十一月，宋兵围城时，李煜召小长老商议防守。他哪里知道，小长老原来是开宝初年北宋乘李煜崇佛之机派往南唐从事侦探活动的“有经業口辩”的少年。（《江南野史》卷二）当小长老应召而登城大呼时，宋兵稍退。后主大喜，令僧俗士兵朗诵救苦观音菩萨，“声如江涛”。不久，城外矢石如雨，士民死伤无数。围城中人人忧惧，李煜却亲净居室听和尚德明等人讲“楞严圆觉经”。（《陆书》）佛力安保社稷？李煜终成宋室阶下囚。

李煜如此酷信佛教，是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的。

首先，从李煜的家世来看，代吴而起的南唐，虽然没有像梁武帝那样，公开宣布佛教为“国教”，但统治阶级对佛教都是很崇奉的。李煜的祖父——南唐开国皇帝李昇，“居建業，大筑其居......既成，用浮屠说作无遮大斋七会，为工匠役夫死者荐福。”又曾召豫章（今江西南昌）龙兴寺僧智玄译胡僧经。末年迎溧水（今江苏溧阳县）大兴寺桑生木人於宫中，“奉事甚谨”。（《陆书》）李昇就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陆书》）临终嘱咐李璟应“视以为戒”，嗣主李璟并没有“视以为戒”，也曾供佛度僧。据载：

“僧应之初为进士，被黜，忿乃为僧。保大中授文章应制大德，赐紫。李璟喜《楞严经》，命冯延巳为序，命应之书以镂板。”（《马书》卷二十六）

“南唐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今南京）能言人祸福死生，似都瞻禮，李璟召见於百尺楼。”（《马书》卷二十四）

由此看来，崇佛可以说是李煜的家传。

（论文《李煜崇佛初探搜资整理）

（二）

李煜曾经在宋军围攻金陵，中外丧沮，都城难保的时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其中说：“我生平喜耽佛学，其于世味澹如也......”（见《钓磯立谈》）

李煜对世态的冷漠不是没有原因的。据载，他是嗣主（李璟）的第六子，生有奇表，少有才华。《江南野録》说他，“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经籍文学都很擅长，因而受到他的长兄文献太子弘冀的嫉恨。为了避罹灾祸，他每日只是闭户读书。十八岁时，与大司徒周宗的女儿结了婚。周氏是一位“通书史，善音律”，（《马书》卷六）“喉无滞音，笔无停思”（《陆书》卷十六）的才女。他把他自幼遭受迫害的精神生活，寄托在与周氏的爱情生活与艺术生活里。二十五岁继位以前，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他的长兄文献太子的威慑下度过的，他一直不敢、也没有机会去过问政治。二十三岁时，虽然早年酖杀叔父晋王景遂的文献太子短命了，（参见《陆书》、《南唐书》、《资治通鉴》）李煜得徙封吴王，但宗室的变迁不能不使他留下心灵的创伤。此外，在李煜的青年时代，朝廷宋齐丘派与钟谟派的党争日益激烈，势不两立，最后以宋齐丘、陈觉等人被钟谟谗死而告终。这些祸乱事故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于李煜的思想情绪。

宋建隆二年（即公元961年）李煜继位时，由于他的父亲信任邪佞，穷兵黩武，使得“朝上无贤臣，军中无良将”，（《中国通史》）南唐国势日益削弱以至于萎靡不振。外则强敌（后周）压境，“内则帑庾空竭”，留给李煜的纯粹是个破烂摊子。政治上蹩脚的李后主不能不感到棘手，正如楚子先生所说：“后主虽有心从事整顿，但积弊已久，客观条件非常恶劣，非短期可见改进；况后主虽有过人的天资，但没有封建社会政治家所必须的诡诈阴险的驭人法术。”（见《李煜词讨论集》）李煜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在他继位时，致宋表上说：

“臣本於诸子，实愧非才。出自膠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蘟育，樂日月以优游。思追巢许之遗塵，远慕夷齐之高義。既倾懇悃，上告先君。固非虚词，人多知者......”（《宋史》卷四百七十八）

因而对于政事很少关心。尤其是看到赵匡胤一登位便雄心勃勃，对于南方诸国大有一举吞并之势，不久灭了荆南（公元907年建都江陵）、后蜀（公元925年建都成都）、南汉（公元905年建都番禺，即今广州），除了吴（南唐前身，公元892年建）、楚（公元896年建都长沙）、闽（公元893年建都福州）、前蜀（公元891年建都成都）等国早被兼并外，剩下来的南唐、吴越（公元893年建都杭州）、北汉（公元951年建都太原）也已囊括在他手心之中。于是更加消极起来，年年进贡、上表，以求取宋室的优容，以保持苟安生活。这种对现实所采取的逃避态度，正是李煜崇佛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李煜相貌上看，据说他“姿貌绝美”、“风神灑落”，（见《翰府名谈》、《钓磯立谈》）宽阔的前额下，丰满的面庞中间长着一只高耸的鼻梁，一幅“道装像，神骨俱全”，（《画史》）“居然有尘外意”。（《钓磯立谈》）“艺祖曰：公非贵貌也，乃一翰林学士耳”。（《翰府名谈》）可见，后主的仪表和性格是和一般封建君主有所不同的。

李煜相貌上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慈善性格，在他整个性格中表现是比较突出的。据记载，他“性宽恕”，（《湘山野録》）“好生戒杀”。（《钓磯立谈》）“论决死刑，多从末减”。（《陆书》卷三）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

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冬，[后主]较猎於青龍山，还憩大理寺，亲録囚徒，原贷（宽免）甚众。韩熙载奏，狱讼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车驾所至”，“请罚内库钱三百萬，以资国用，虽不听，亦不怒也。”（《陆书》卷三）

又，有孕妇在狱，生二子，感于牝狙之事，减其死罪。（戚光《陆书音释》）

在群臣中，后主宽厚相处。他象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教导他的弟子一样，告诫群臣“从公之暇，莫若为学为文”，（徐铉《御製杂说序》）而且以身示范。同时，他又象以个天真的孩子在大人面前认错之后转背又干顽皮的事一样，以此对待大臣们有益的进谏。这类例子不少，诸如萧俨谏阻弈棋，粗暴无礼，后主并不加罪，“默然罢弈”；（马令《南唐书》）张宪谏耽声乐，“赐帛三十段，以旌敢言”；（《江南余载》）江涣死谏佞佛，说他将来不如梁武，擢涣为校书郎，等等，尔后皆好如初。

在家庭生活中，李煜也常以仁爱相处。昭惠后死了，他亲自写诗文来寄托自己深切的哀思。弟弟從善被留于宋时，他很担忧和伤心，“手疏求從善归国”，并作《卻登高文》：“怆家艰之如毁，萦离绪之郁陶”，“无一驩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云云。（《陆书》卷十六《從善传》）足见怀念悲痛之深。难怪史学家这样叹道：“故虽仁爱可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后汉纪》）由此可见，仁慈是李煜性格的主要特点，也是李煜崇佛的一个内在原因。因为佛教就是“以修善心为主，不殺生......贵行善修道。”（《徐公文集》卷二十九）唐代禅宗一派就有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李煜慈善的性格正适应于这一教派特点。当然，在沾濡这派教义既久之后，李煜的慈善性格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

由于种种复杂因素，佛教逃避现实的思想在李煜一生中影响不小。南唐的亡国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不能不顾客观实际地一概加以贬责，应当就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李煜厌世逃禅，就这件事的本身来说，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肯定的，但把他放在具体的客观历史环境中，至少从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试想，一个封建帝王竟然厌世逃禅，可见社会黑暗到了何等程度。李煜对黑暗社会的现象，表现了一种消极反抗精神。如果说，陶渊明的厌世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反抗，那么李煜崇佛则是更加曲折地反映出摆脱现实的尔虞我诈、追求自由和平的愿望。如果说李煜：“......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的词句所流露出的愿世世勿生帝王家的愿望可以变成现实，那么这一点应无可非议，也显然将获得同情和谅解的。

诚然，從崇佛的本身来看，它是一种麻醉剂。它引导人们放弃对黑暗现实的积极斗争，采取妥协、忍耐的态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李煜，他以笃信佛教的具体实践来加以提倡，以适应他的统治需要。这正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共同本质：愚弄人民，让人们安份守己。不过，经籍文学都很擅长的李煜不一定就真正体会到佛教是一种骗术。否则，他就不会那么虔诚，就不会那么天真地笃信佛力。由此可以说，佛教也愚弄了李煜自己。

那么，在李煜思想中是否仅仅具有浓重的佛教逃避现实的思想情绪呢？不是的，虽然，李煜消极避世的态度表现在他一生的待人、处事中，但这是以“经国化民”（《后汉纪》）的愿望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不能或者难以实现为前提的。他“著为杂说数千万言”，（《钓磯立谈》）“论儒术”，“演乐记”，“论享国延促”，“论古今淳薄”，（徐铉《御製杂说序》）“时人以为可继典论”；（《南唐书》）同时，采取了一些内政措施，希望改变尔虞我诈的现实，扭转南唐日益衰削的趋势。然而积弊深久，条件恶劣，而且力不从心，结果不仅没有多少成效，反而加剧了他内心得矛盾。使他苟安、侥幸的思想和吝佛逃禅的行动逐渐产生，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的述怀之作《九月十日偶书》中说：“背世返能厌俗态”，就流露了他背世厌俗的想法。《病起题山舍壁》有诗句说：“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生，谁能役役塵中累，贪合鱼龙構强名。”就是说他要隐遁避世，不愿为塵俗所累，不想跟政敌争强。他的残诗之中又有“冷笑秦皇经远略，静憐姬满苦巡行”，也具体地表现他对政治的消极冷漠的态度了。

思想上有矛盾，必然带来苦恼，李煜企图找到解决思想矛盾、化解苦恼的办法，于是对佛教更加虔诚起来。“赖向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途侵。”（见《全唐诗》卷八李煜《病中书事》）然而笃信佛教并没有消除烦恼，在《病中感怀》一诗中说：“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在《悼诗》里又说：“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空王”并没有告诉他“前缘”，指示他的迷途，思想矛盾和苦恼依然不能解除。“林花谢了春红”，依然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后主词《乌衣巷》句）在残酷的生活中，在被剥夺自由后“日夕只以泪洗面”的囚徒的痛苦经验中，李煜对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丑恶面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终于体会到封建统治者的冷酷与恶毒，正是这样的人生体验使他到了“烛残漏断频倚枕，起坐不能平”（《乌衣啼》句）的地步。被侮辱、被损害的痛苦生活，使他深深地感到“万古到头归一死”（李调元《全五代诗》卷二十四）。除了死之外，则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无尽的忧郁、永远的悲愁。

李煜这种对于尘世的忧愤与厌恶，对于人生近乎绝望的慨叹，表现在他的词中（尤其是后期词中），则是大胆地直抒胸臆，真实而又深刻地表现出那种最有抽象性的离、别、愁恨得情感。因而他的词较之于晚唐、五代主要描写歌舞和恋情的词来，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冷酷严峻的现实生活体验，使李煜在词的创作中，冲破了当时词的藩篱，扩大了词的境界，开辟了一条宋词创作的广阔道路。不仅从内容上对后代的影响不小，而且在词的艺术变现上，它那朴素、清新、洗炼、准确的语言，鲜明、生动、含蓄的形象，优美、和谐的音律，尤其是朴素自然的风格、技巧，更极大地影响于历代词人。李煜这种朴素自然的风格、技巧的形成，诚然有诸多因素，而其崇佛不能说对它没有影响。因为佛教就是崇尚“清虚”的，佛教徒们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大都以清静自然为宗。李煜词中，就有这方面的流露。如“春殿嫔娥鱼贯列”，“醉拍阑干情未切”之后，要“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就是宴饮歌舞之余想要过清静自然的生活的反映。

当然，我们说佛教的宗教思想影响于李煜一生的待人处事，及其词的创作，使他对动乱时代的生活现实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他的词中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倾轧和兴衰递代的情况，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并不否认，他对于现实消极逃避的态度，对于人生近乎否定的咏叹，是应当批判的。

综上所述，在文学史上有主要地位的李煜，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虔诚于佛教不恤政事，以致亡国，毋庸否定，这是李煜消极颓废的表现，是他荒淫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把这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分析，就不难看出，李煜并不是以味盲目地沉浸于佛教的自我麻醉中，李煜崇佛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的。天性“仁慈”的李煜，在佛教的包围圈中，面临日益衰削、积重难返的国势，亲眼看到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因而“欲脱世網”，在崇佛中求得安慰。但崇佛并没有解除他对现实所感到的苦闷、彷徨，相反，更加深了他满腹的愁和恨。不过，思想上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使他的词更具有广阔的社会意义，更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成为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受到后世人们对它的重视。

（1980年12月）

附二：

裹脚的变迁

妇女缠脚，在中国封建社会曾一度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对此，前人大都以为开始于南唐后主李煜时。史学家们也一般缘用此说。范老《通史》云，李后主“有宫女名窅娘，轻丽善舞，用帛缠足，纤小弯曲象新月，着素被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跳舞，飘飘然有水仙乘波的姿态，相传中国妇女缠足从那时候开始。”

其实，妇女缠脚的历史大约可以上溯到汉代以前。《天禄识馀》引《史记》云：“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女子弹弦缠足。”《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又有“揄长袂，蹑利屣”之说。可见，汉代以前就有妇女缠脚的情况，只是少数地方少数人而已。汉人《杂事秘辛》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吴姁奏言，大将军忠侯乘商有个女儿很美，皇上于是下诏查征。“体检”的结果是：身“长七尺一寸……足长八寸，踎跗丰妍，底平趾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汉尺较今小得多，八寸的足是较短的，而且脚趾常因“约缣”只得收敛一团。不过，近人考此，认为这是六朝人的伪作，不足为据。

六朝也有关于缠脚的记载。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9《清商曲辞》中《双行缠》云：

“朱丝系腕绳，真如白雪凝。非但我言好，众情共所称。”

“新羅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

这里把脚上缠着“新羅”和手腕系上“朱丝”对比起来，说系腕不仅是“我”认为很好看，而且大家都是称许的。但缠脚则不然：“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这反映出，六朝人大都不以缠足为妙。

唐人题咏美人妆饰的诗不少，对缠脚略有所涉的，如杜牧诗：

“细尺纔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

又如段成式诗：

“醉袂幾侵鱼子缬，彯缨长戛凤凰钗。知居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做锦鞵。”

更明显的是，大历中夏侯審《詠被中睡鞋》诗云：“六寸肤园光致致”。《池北偶谈》引此后注“唐尺只抵今制七寸，则六寸当为今四寸二分。”这正合缠脚的一般情况。

由此可见，妇女缠脚在李后主时，已有很久的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到了晚唐五代，妇女缠脚就更多起来了。那时藩镇割据，战乱频繁，皇朝更迭，中原无一日安宁。人们朝不保夕，封建士大夫时常寻求新的刺激。社会比较安定的国家，受着中原战乱的波及和威胁，统治者趁着国内的暂时稳定尽情地享乐。南唐李后主就是一例。他的宫女窅娘缠脚在金莲花上跳舞。南唐人唐镐为之咏诗：“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十国秋春》）时人又有《金莲步》诗：

“金陵佳丽不虚传，浦浦荷花水上仙，未曾与民同乐意，欲于宫里看金莲。”（《辍耕録》）

与李后主同时代的西蜀词人毛熙震有也咏及缠脚的词：

“碧玉冠轻袅燕钗，捧心无语步香堦，缓移弓底绣羅鞋……”（《浣溪沙》，见《花间集》卷十一）

这更加看出，缠脚不仅在李后主以前早已有之，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其它国家也有。甚至，金制莲花也并非李后主独创。据《南史·齐纪》记载：废帝东昏侯增置宫殿时，“为潘妃凿金为莲华（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

如果说，李后主时妇女缠脚较为普通，那么更广泛的是在封建的伦理观念、道德原则更加系统化了的宋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和风尚。无论大家闺秀，还是乡间贫女，都摆脱不了这一沉重的封建脚镣的羁绊，而被锁在闺纬的牢笼之中，身心遭至严重的摧残。虽然也有迫于饥寒而从事繁重劳动的妇女是不缠脚的，但常常受到习俗的非议。这种局面直到封建社会结束才逐渐消亡。

（1980.10）

(“相识相知20年"，1994年元旦部分同学偕家人相聚成都，本人位于首排右一)

(2008年春节期间部分同学偕家人相聚成都巴国布衣酒店，本人位三排右二)

(2013年元旦部分同学相聚母校，本人位于中排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