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阳台上读书

三清山夜话

我坐在阳台上读书。

正是五月的黄昏，小雨，薄暮，

空茫像大海，涌进我的窗口。

鸟雀归巢，它们快速而热烈的交谈，

我听不懂，

不会太久，喧哗渐渐平息。

在五月的阳台上，我在读

一本有关孤独的书。

艺术，美，felling，

它素白的纸，幽蓝的插页，

在我的手中，像一块南极的冰。

这具肉体，我认识了几十年，

争执，厌倦，安抚，

这个下午，借助这本书我才开始和它

平静地对话，

对死亡才有了耐心。

房间空寂，尘埃扫净，

身边的米兰吐着小朵的泡沫。

对面的窗子，亮起橘黄的灯光。

纸页上的字迹慢慢模糊了，

而内心，

带着些微的疼痛，

刚刚被某种柔美的光芒照亮。

4月30日至今都有许多无常的事发生，5月1日上午协调隔离区需要400本书籍的事，蓝天救援队把书送到隔离点才松口气。5月4日小区封控，心情焦虑，没有大量囤菜，网格群里都是寻求帮助的留言，有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老人，有租户没有厨房设备的，长期吃外卖的年轻人，有想抽烟吃水果等的诉求，有需要燃气和药品的百姓，社区人员、党员志愿者等忙得不可开交，把家里冰箱全面整理好，平复一下复杂心情，看书、画画、锻炼听音乐、浇花、喂猫，无常背后，你也会发现世间本质大抵如此。繁华落魄，快乐悲伤皆如烟云，终归空寂。最终都在一方蓝空下归于平静，也无风雨也无晴。

5月8日下午参加药学读书会的线上视频读书分享会，主题是文学与故乡，大家身处各地，身份不同，有大学教授，有在校大学生，有刚毕业不久的网络小说写手，但读书会将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联络在一起，从余华到鲍尔吉原野，从新疆到江南，主题鲜明却天马行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文故乡和理想中的精神家园，读书，行走、写作，思考，不仅是地理边界上的跨越，更是心海之旅的无边游荡。我分享了应家乡安坑自然村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龚氏宗祠。全国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龚氏宗祠分为两祠，分别名为玳公祠和叙千祠。龚氏宗祠是中国南方典型而独特的大家族宗祠，虽分两祠，但功能却并不完全一样。先落成的玳公祠主要用于祭拜龚氏列祖，而叙千祠主要为娱乐场所。叙千祠始建年代为清乾隆十二年，落成于乾隆三十七年，建筑年代都有族谱记录，存于宗祠内碑石和石牌楼背面的捐资名录、碑末落款年号为证。

我还分享故乡情结是许多作家在创作中自然而然的情感依托。刘震云也曾表示，故乡是自己小说创作中“情感的触发点”。“故乡情结”包含很多内容，它在作家的精神深处基本上是在一系列矛盾性概念的冲突中形成的，如现代性与传统性，开放意识与地域观念，都市向往与乡土依恋，现实世界与梦幻世界，等等。它既具有心理原生的特性，又与作家所处的现实时空有紧密的联系。

故乡情结的产生，首先是因为距离。诗人余光中曾感叹：当你不在中国，你就是全部的中国。只有当身体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对故乡的依恋与责任才会油然而生，并感受故乡对自己精神的塑造与占领。在每个人尚且年幼不知何为别离时，就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启蒙过，之后又在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中不断被思乡的情感熏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月夜忆舍弟

[ 唐·杜甫 ]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人日思归

[ 南北朝 ] 薛道衡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渔家傲·秋思

[ 宋 ]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因谋生、做官，出走故乡的诗人们用十分质朴的诗句表达着对故土与亲人的深情和思念，浓浓的故乡情中浸润着中国人的朴素与真诚。同时，这种对故乡的情感也是单纯甚至单薄的，偶有诗人会在远离故土后体味到了独立于世的孤独感，如“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或归乡后物是人非的无奈感，如“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但总的来说，思乡题材的古典诗词，十分典型地体现着中国人性格中的温柔敦厚与感性深沉，尚不具备更为深厚的文化意识与生命意识。

中国新文学中的故乡情结

20世纪初新文学的诞生，是在整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寻求新的生机和发展路径的必然结果。在《故乡面和花朵》这样一个带有很大虚幻成分的后现代文本中，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刘震云对故乡情感的集中而热烈的喷发，其中蕴含着无比的深情，也渗透着深刻的反省。在刘震云迄今为止的所有小说中，如此直接抒发自己的故乡情怀，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次。

故乡是什么？传达故乡情结之前，他首先要辨明这一点。在《故乡面和花朵》第一卷第六章的开篇，刘震云借小说中的人物白蚂蚁之口，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本源性的问题：

故乡是什么？白蚂蚁说，故乡是他家棚子里隔年的蜘蛛网，上边扯着几只干化的苍蝇、蚊子和蠓虫；网子是固定和陈年不变的，苍蝇、蚊子和蠓虫是偶尔撞上去的；棚子是不变的，人就像网子上的苍蝇、蚊子和蠓虫一样，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罢了。

药学读书分享会持续了几个小时，它天然吸附着一切美好、醉人的因素。它让生活中一切所感、所念，像执于圣人之手的花洒一般，喷出一粒粒紧致的水珠，向着心中的秘密花园。所有的字符也都张开了透明的翅膀，着了魔似的向它敞开着、低诉着。透过这些恍惚不定的细密如雨的文字，爱意被层层加深了，而这种爱，像雨后在屋顶上散步的鸡雏沐浴到的金光一样，焕然一新。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饭店不做了，饭继续做。月光落下来，太阳会升起，明日还会是新的一天。

从明天起，做一个简单的人。听风，听雨，做饭，种花，一切如旧，了然无惘。

「等疫情结束，去看春暖花开的世界」，却转头在心里暗自惆怅。我们隐约知晓，昨日不再。能够继续思考的，唯有在今日这个纷乱的世间，我们将如何自处，又将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

我们学会安静等待，学会在纷乱里找平衡、找安宁、找自己，在等待中完成自身的沉淀与质变。我们太需要一些内在稳固的生活秩序了。因为我们困在一个又一个时间的谜局、生命的漩涡中，早已忘记了，「生活本身，才是人生大事」。

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也写到，“不要沮丧。你想，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点地完成。”在这世间流动的一切不确定中，我想，总有一样是能回馈给你爱意的。

疫情静态管理期间看的书如下：

《所念在家山》是孙重人老师新出游记随笔集的书名，最近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孙重人是资深旅行家、散文家，关注博物学和自然人文生态，曾多次自驾行走中国西部的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他的老家在赣西宜春，却在深圳工作二十多年，历时一月余，走访山川名刹，寻找延续千年的耕读文化传统，感受新时代新农村的建设成果，足迹几乎踏遍赣西各地。

之所以将《所年在家山》对故乡的描写单独提出来，是因为从中读到了孙重人内心深处最为真实和刻骨的故乡情结。无论在他多重变幻的笔下故乡的形象变异成何种模样，无论他以怎样的目光来审视故乡，归根结底都是源于他对故乡割舍不掉的情感。怀着巨大的热爱，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动感的故乡。

莫名的沉重，在这苍茫人世间，唯那一盏灯光在牵绊着心弦。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份浓浓的牵挂，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

是什么力量 让我们坚强

是什么离去 让我们悲伤

是什么付出 让我们坦荡

是什么结束 让我们成长

是什么誓言 让我们幻想

是什么距离 让我们守望

是什么欲望 让我们疯狂

离开了太久了的故乡，日渐老去的爹娘，那夜色下的月光，无论走到任何地方，都别忘了故乡。

《我本芬芳》作者：杨本芬

讲述了20世纪六十七年代一个普通女人的婚姻故事。品学兼优的年轻姑娘惠才由于就读的中专停办而辗转至江西求学，毕业前夕，她又因出身问题即将被下放农村。走投无路的惠才在好友的劝说下，与相识不久的吕医生结了婚，婚后她勤俭持家、卖力工作。不过个性喜好、为人处世的差异，令惠才与丈夫摩擦不断，而生儿育女又彻底中断了她的求学之路。热情敏感的惠才无论如何也无法打动一颗冷漠的心，屡屡受挫的她不肯沉溺于伤痛，仍旧生机勃勃地学习、工作、教养孩子——哪怕无人欣赏，也要竭尽全力地绽放芬芳。 ——坦陈婚姻之痛。杨本芬奶奶讲述了母亲（《秋园》）和乡亲（《浮木》）的故事后，又将目光转向婚姻，细致描绘了一个女人在婚姻里不被看见的孤独、不被欣赏的失落、不被尊重的委屈，袒露女性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困惑与痛楚、不甘与重生。那份真情实感弥足珍贵。 ——慰藉与勇气之书。《我本芬芳》是一位八旬老人对亲密关系真挚的呼喊与追问，将为身陷困顿中的你我她带来慰藉与启发：未来的人生是委屈求全还是勇敢前行？是忍辱负重还是活出自我？ ——装帧令人过目难忘。沉静的墨绿底色与明净的红色花朵彼此映衬，充分展现了女性的生机、力量与美好。

《古书之美》作者：韦力

古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站在这个角度上，韦力先生说：“收藏古书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最高规格的礼敬。”收入本书中的文字，既有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讲座，也有记录拍书经历的《甲午春得书记》及长篇访谈录《古书之爱》，作者所言都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内容丰富，极有参考价值，处处见出一位藏书家对古籍和传统文化的挚爱。

《非洲短篇小说选集》

国内初次译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作品；16个国家、38位作家，以文学为方法，述说流动中的非洲，呈现非洲历史的凝聚与离散。这是非洲现当代文学的谱系图，甄选列编的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并由此呈现非洲历史的凝聚与离散。它的作者们，从钦努阿·阿契贝、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纳丁·戈迪默、本·奥克瑞，到恩古吉·瓦·提安哥、米亚·科托，一再让我们相信，文学不只是历史的镜像或视窗；它更是媒介，诠释与重塑了我们眼中的非洲，触发我们审视移民、身份、边界等议题。从文学看到的非洲历史，不只是政治动荡、世代更替而已。它包含了日常生活的细微刻画，文化记忆的书写，口述传统的遗产，民间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交替影响，图腾与禁忌的反复搬演，以及传说、神话、寓言与现实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它让我们看到，非洲的人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又如何看待自身的存在与未来。

《出梁庄记》，关于每个人都在沦陷的故乡，关于每个流落在外的异乡人，关于早已隐没在时间长河中的温柔与哀痛。

《梁庄十年》作者：梁鸿

横跨十年，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梁鸿重审故土，构建更为完整、曲折的农村变迁史。

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童年，回不去的故乡，是回不去的岁月。这份浓郁的相思也只有音乐可以化解？

《比较政治学30讲》作者：刘瑜

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是值得敬畏的，而文明常常是一座脆弱的纸牌屋，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着谦卑和审慎，去寻找隐藏在荆棘深处的第1001条道路。

我在课程中反复强调一点：“政治在社会中”。其实，“社会”在这里是一个笼统的表述，分解开来就是“政治在社会结构中”“政治在经济中”“政治在历史中”“政治在地理中”，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在文化中”。中国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好的政治很难在逼仄的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空间中长成参天大树。很多人期待制度的改写或者政府的更替可以一夜之间让“大地旧貌换新颜”，这种心态，说好听点，是一种浪漫，说难听一点，则是一种懒惰。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可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它必须同时自下而上地生长。在人们学会宽容、学会耐心、学会同情性理解、学会从各种集体主义的轮椅中站起来迈出个体的步伐之前，没有什么政治可以成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好的政治给每个人一张船票，但是它无法也不应该把每个人带到他的目的地。

不过，政治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政治虚无主义。政治是有限的，但并不是无用的。这一点，我在序言中说到过，对比朝鲜与韩国、东德与西德、海地与多米尼加、今天的委内瑞拉与20年前的委内瑞拉、今天的德国与80年前的德国、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我们都能清楚地感到政治作为一种“艺术”的力量。相似的历史、相似的地理、相似的社会、相似的文化，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下，可以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道路。改善的游戏规则未必会使一场球赛精彩纷呈，但它至少是一切可持续比赛的前提。

在课程中，我谈到了“政治创造可能性”的各种路径。比如，政治选择的路径——在南非，虽然社会结构极度撕裂、历史记忆充满创伤，但是新旧两个政治领导集团通过妥协与分权，使南非实现了转型的软着陆。还有经济政策选择的路径。智利身处经济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在右翼威权政府倒台后，仍然坚持了温和的经济自由主义路线，使得智利经济成为拉美地区的佼佼者。我还谈到集体行动的路径。美国国家能力的建构，和许多其他国家不同，不是缘起于密集的战争或发达的文官制政府，而主要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运动。在韩国，新的政治可能性则来自观念的变迁——当观念水位不断上升，人们甚至超越其经济理性，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重新缔造制度。

在所有这些故事中，我们发现，尽管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构成政治发展的约束，但这些约束不是牢笼，每个社会对其政治未来，都有一定的选择余地。这个余地一开始也许只有10厘米，但是，通过行动的勇气与智慧，它可能扩展为10米、100米、1万米，直到打开新的天地。

哪怕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的政治文化，似乎是一个国家的胎记，但是，就像我在“文明的冲突”那两次课中所说的，文化不但可能变迁，在一个大发展和全球化的时代，它甚至可能非常快速地变迁。80年前的德国人，默许了纳粹政府屠杀600万犹太人，但是今天的德国人，成为整个欧洲最欢迎移民的群体。90年前的日本人，忙着刺杀一切有和平主义嫌疑的政治家，但当代有跨国民调显示，日本人成了全球最不愿“为祖国而战”的国民。历史是文化的作者，但绝非它的唯一作者，甚至可能只是它的第二、第三、第四作者。

当然，反过来，政治在“创造可能性”的同时，也时常收缩可能性，把本来辽阔的空间从1万米缩成100米、10米、10厘米。我们谈到过阿富汗，20世纪70年代时本来处于现代化的入口，但是，极左力量的崛起引发苏军的入侵，苏军的占领激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引发内战，政治多米诺骨牌效应让一个国家的道路越走越窄，直至山穷水尽。我们还谈到过伊拉克，萨达姆不是什么伊拉克救星，他的统治下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发展与和平，事实上，正是他把一个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拉进了无穷的战火。我们也提到过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的时候，充满希望、百废待兴，但是，穆加贝的族群政治、民粹主义以及大权独揽，让一个非洲粮仓沦为通货膨胀的传奇。政治是艺术，但它可能是非常糟糕的艺术。

在卓越的和糟糕的艺术之间，是政治行动。行动需要勇气，需要道德觉醒，需要有一个小男孩以及更多小男孩冒着巨大的危险，从人群中站出来说：对不起，国王，你并没有穿衣服。在关于“平庸之恶”的讨论中，我讲到过，恶的泛滥未必需要多少“坏人”，往往只需要一个“魅力四射的疯子”加上无数“不假思索”的人。在这个“1+N模式”中，一个普通人要从“不假思索”中出走，他必须跳出“此时此刻”，获得一个更高更远的视角，足以看到历史深处的亡灵，以及道路尽头的悬崖。

但政治行动不仅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节制。泰国反复的政体振荡说明，狂热的政治激情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摧毁民主，以自由的方式摧毁自由。而委内瑞拉式的经济崩溃则说明，善的感召如果失去缰绳，可以像海妖的歌声，把无数船只引向触礁与沉没。很多时候，比左右之争、东西之争、普世与民族之争更重要的，是狂热和温和之争，是斩钉截铁和怀疑主义之争，是感叹号和问号之争。

最后，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可能是因为我常常在公共领域写作，而且尽量用非学术化的语言和读者交流，所以常常被贴上一个标签，叫作“政治学常识的普及者”。说实话，我对这个标签有点不适。为什么呢？因为仔细想想，政治学几乎没有常识。你对政治学了解越多，就越会意识到，政治学没有常识。你觉得“民主”是常识，但是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反民主——麦迪逊甚至说：“如果所有的雅典人都是苏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会仍然会是一群暴民。”你觉得“自由”是常识，但很多左翼会追问：谁的自由？哪有没有阶级属性的自由？你觉得“平等”是常识，可是历史上对平等的追求，常常带来一败涂地的悲剧。我能普及什么呢？更多的时候，我普及的不是所谓“常识”，而恰恰是迟疑。

有时候，我会为政治知识的这种“原地踏步”而绝望。在其他领域，人类的进步令人惊叹。直到现在，坐飞机的时候，我仍然感到难以置信：人类怎么这么聪明？居然能造出这么一个笨重的家伙，而它能在天上飞十几个小时？吃到改良水果的时候，我也特别感恩：他们到底对葡萄和西瓜做了些什么，怎么这么好吃？全球气候变暖运动的扩散，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地球平均温度200年里上升1度，这么微妙的变化，居然被人类发现了，而且分析出它的前因后果，发展出轰轰烈烈的全球运动。有一年我看一个舞台剧，表演和特技、音乐结合得太完美了，我几乎热泪盈眶，感慨人间真是不虚此行。

所有这些文明的成果都让我敬畏，但是，转身看一眼政治，立刻泄气了：虽然人类已经能够上天入地、呼风唤雨，但仍然会为能不能退出一个宗教打得头破血流，为一句刺耳的言论付出沉重代价，为一句口号沦为无法退出的实验品，为一场选举而反目为仇。同一个物种，居然会同时如此智慧和愚蠢、伟大和狭隘、勇敢和懦弱。

不过，另一些时候，我又觉得，没有常识未必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因为如果知识是确切的，专制就是必要的。恰恰是知识的不确定性，让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情境中不断重返基本的道德问题和历史经验，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并以这种思考成就人之为人的尊严。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在建造一座层层累加的高塔，社会科学的知识则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推上去，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或许有人认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一种徒劳，殊不知原地踏步或许正是对自由落体的抵抗。政治复杂到令人绝望，但也正是这种复杂，让思考充满乐趣，让自由成为必要，让未来涌现无穷无尽的惊奇。

低眉敛语的芍药，躲在幽绿的夏日里，决定担当一位忠诚的守护者。它收归五月的雨水，收归少女的眼泪，收归懵懂的爱悦。

以后，你会长大，你会遇到很多人，你会经历无底线的信任，也会经历最痛彻的背叛，但你永远有勇气重新开始，永远有爱的能力。

如同当年在闹市中，一朵芍药让周遭瞬时安静下来一样，它留在你的心底，始终帮你留下一方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