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郎

宁静致远海兵

那天，当我穿过宽敞的柏油马路去母亲家时，途经儿时就读的鼓楼区一中心小学门口，那首小时候和哥哥摇头晃脑歪唱过“小呀小儿郎，背起了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了风雨狂；就怕先生到我家呀，爸爸生气，我呀么我挨打”的歌，就这么不经意间，浮现于脑海之中。
人常说，怀旧是变老的开始。而我知道，我正是在这变老的旅途中，慢慢品尝着曾经的百味人生。在这所学校里，承载着我太多的回忆。当年我的同桌，就是歌词中那般的小儿郎。
记得在小学一年级，我因个头在班中偏高，老师特意安排了一位从一年级留级下来的男生与我同桌。大概老师认为，我这个不算柔弱的女孩子，多少能够镇得住这位淘气的小儿郎吧。同桌长得虎头圆脑，生就一副结结实实的小身板。拜这位男生所赐，从此注定了我小学同桌的他，都是清一色的小儿郎。
我和小儿郎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座位。每天上课，小儿郎都在旁边动个不歇。不是嘴里嘟嘟叨叨像小和尚诵经般念念有词，就是手上用纸叠个小飞机小盒子什么的，一会塞进我的书包里，一会塞进我的铅笔盒中。老师庄严地站在讲台上，凌厉的眼光像雷达一样扫射过来时，我忙用胳膊肘捣捣他，以示警告，这才使这哥们停住了忙碌。那时小儿郎成了我频繁的噩梦，他那无时无刻不在的恶作剧，让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孙子兵法”，与他展开持久进攻与防守的拉锯战。
有一天早晨，我来到教室课桌前，刚要坐下，他马上把长板凳一角翘起。好在我早有防备，且又力气大，站在这头用身子把板凳使劲往下一压，反而让他猝不及防地从板凳上掉了下来，摔了个四脚朝天。有时他会把我的书包藏起来，一脸坏笑地看着我满世界地找书包。
更有甚者，有次他趁我不注意，拿起我的铅笔盒，藏在他屁股底下。我急着要写课堂作业，只有伸手去抽铅笔盒。哪知，他放肆地大声喊起来，说我非礼他。那一刻，整个课堂上的脑袋“唰”的一下，全部望向我。我气恼得满脸通红，牙根咬得嘎吱嘎吱响，恨不得上去给他一拳。
　　下课后，我马上去找老师，坚决要求调换座位。老师听了，沉思良久说：“如果给他换个男同学，我怕他会和男生打架；换成其他女同学，又怕他会欺负女生；他在原来班级，经常惹事；也就是和你同桌后,他虽然淘，但至今还没有给班里惹过麻烦”。听了老师这番话，我纵是有千般委屈万般不愿，也只能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
　　嗣后，每天到学校，一走进教室门口，看见小儿郎回头笑眯眯地望着我时，我的心情就格外差……
　　现在回想起来，这位男生大概属于多动症吧。对于病态的孩子，确实不能苛求太多。一年级结束后，小儿郎又留级了。他那含辛茹苦的母亲，苦苦哀求学校网开一面留下调皮的小儿郎，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只好转学了。
　　上了二年级后，老师又给我分配了新的同桌。他是从二年级留级下来的男孩子，有着一张憨厚而胖墩墩的脸，镶嵌在脸上的那双眯眼，小得睁着和闭着时没啥区别。我真怀疑上帝在雕刻他脸模子时，思想开了小差，以至于这么不负责任地用美工刀随意凿出了两道缝，就权当是眼睛了。
　　有次，他在听老师讲课，我从侧面看他眼睛是闭着的，以为他在打盹，连忙用手在他面前划拉着。他睁着那双连眼珠子都看不见的小眼睛，对着我憨憨一笑说：“我没打瞌睡。”
　　不过，这个同桌小儿郎既勤快又爱劳动，对我也特别关照。但凡轮到我们这组值日打扫卫生，只要我一拿起扫帚，他就殷勤地抢过扫帚说：“我来吧。”当然，我俩是优势互补，对他的数学语文，我也是耐心地帮助辅导。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便跟上了年级的学习进度。
　　冬天，正是病毒性脑膜炎流行的季节。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进教室前，都要用抗病毒的喷雾剂喷咽喉和用药剂滴管点鼻子。我是班长，这种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身上。
　　清晨，我早早地来到学校，像门神似地站在教室门口，挨个儿给同学们点鼻子。同桌也跟着我到校很早。男孩子比较邋遢，身上衣服脏得油光泛亮，几乎分不清衣服原来的颜色。他双手布满冻疮，鼻子上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一个劲儿地吸溜着。我说，“你到的早，先给你点鼻子吧。”同桌一听，满心欢喜地仰着头，我刚用吸管吸上药水往他鼻孔里点，就见那鼻孔瞬间冒出了一个大鼻涕泡泡，害得我手一松，鼻涕被反吸进管子里。我恶心地把吸管放在洗抹布的水桶中涮了许多遍，才继续给其他同学点鼻子。他却站在旁边，不好意思地摸着脑袋，一个劲儿“嘿、嘿”傻笑着。
　　那时，我每天下午放学后，都要去五台山体育场参加南京业余体校游泳队体能训练。我的同桌时常会和其他同学背着书包，站在体育场大门口等着。一旦看见教练带着我们游泳队的学员跑步经过时，便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那个情景，至今都难以忘却……
　　

说来，你可能不信，我没有上过小学四年级。文革前，我的小学是五年制，属于南京市重点学校。上完三年级，学校放暑假，我们全家跟随父亲搬迁到安徽某市的南营房。学校在我的转学证明上这样写着：“我校五年制三年级即六年制四年级学生某某某，现转学至你校”。于是我到南营房部队继红小学报到时，被毫无悬念地安排进五年级。
在部队子弟小学上学的第一天，班主任张守珍老师安排与我同桌的依然是个小儿郎。同桌名叫李苏洋，当时他的个头在男生中不显山不露水，但他的调皮在全校却是出了名的响。他机敏的眼神时不时带着狡黠的笑意。教室外有个风吹草动，他便呈现出吃瓜群众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亢奋，不管不顾老师还在黑板前讲课，站起来大声嚷嚷着：“怎么了，怎么了？”我坐在旁边，用手使劲地拽他衣袖，都不能压下他的极度兴奋。
有一次，他竟然把班上比其高大半个头的男生，打趴在教室地上。惹得这个男生，几十年后从国外回来参加同学聚会，还对当年往事耿耿于怀。
那时高年级的同学开始分男女界限，一张课桌上画个三八线，男女同学各罢一方，谁都不准越线一步。否则，战争爆发，桌上桌下闷雷滚滚，拳脚相加。李苏洋倒也善良随和，我俩是和平共处，南北无战事。
　　我们六年级即将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复课闹革命”。南京等地学校已经开始复课，而安徽的地方两派却为夺权斗得正酣，中学还处在停课状态。眼瞅着我们要小学毕业了，却无中学可上。此时高炮部队和工兵部队孩子们的父亲，正在炮火连天的越南抗美援越。为了让这些在前线作战的军人无后顾之忧，部队决定把所有的孩子们都管起来，部队小学创设了史无前例的七年级。
七年级教初中地理课的是武校长。校长有着一副明星脸，像极了饰演电影《平原游击队》“松井”队长的演员方化。我们背地里悄悄喊他“松井”校长。那天校长讲世界地理中的七大洲、四大洋。我旁边的同桌仿佛身下的凳子跟他有仇，身子扭来扭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外操场上低年级的同学上体育课。校长一扫往日的儒雅淡定，眉头紧锁，双目深邃如剑，那犀利的眼光足以片刻将人凌迟。“你给我站起来！”校长对着李苏洋大声吼着。同桌一哆嗦，战战兢兢地从课桌后面慢慢站起身來。“李苏洋，李苏洋，你真是臭名远扬（洋）”，校长发火了，而火药中都带着满满的文化硝烟和地理常识。那一刻，我对“松井”校长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个年代，部队小学的设施比较简陋，土疙瘩敲碎后铺就的操场，晴天风尘满天，雨天泥浆满地。伫立在操场旁的一排营房式教室，紧挨着迎河岸边。
　　印象中有个酷暑高温的下午，屋外骄阳似火，屋内蒸热难耐。没有电风扇的教室，空气中汗馊味弥漫扑鼻，令人窒息。
　　学校堤岸边如练的河水，缓缓地向远方静静流淌。堤岸透过阳光疏影的柳树上，被太阳晒得没脾气的知了，躲在枝繁叶茂中，发出高一声低一声地聒噪。
　　我坐在课桌前，困意阵阵袭来，上眼皮不听招呼的重重搭在下眼皮上。此刻，真想找个枯草棒子把眼皮支起来。前方，老师讲课的声音忽近忽远变得飘渺，就像催眠曲，催眠着我的头如小鸡啄米般向课桌上点去，一个期盼的声音在心中苦苦挣扎着：“快下课吧”。
　　突然，下课铃声大响，还未听到老师喊下课，就见一个书包从我身边打着旋飞向教室的天花板。“哦，下课啰！”我的同桌声音落下的同时，一个鹞子翻身，接过空中垂直落体的书包，“哧溜”一下窜出了教室。
张老师站在门口，伸手没能抓住比兔子溜得还快的同桌，气得大声叫着：“李苏洋，你给我站住！”此时，李苏洋已经跑到了操场上，对着张老师直做鬼脸。张老师那个气啊，嘴巴重重地往上吐着粗气，额前的那缕刘海被气息吹向脑门顶。远远看去，老师头上的刘海直挺挺地立在脑门上，如同山雨欲来，乌云密布。这是老师生气时，最经典的习惯动作。老师生气了，问题很严重。
　　李苏洋一见大事不妙，撒丫子往男厕所跑。张老师那时才二十多岁，刚生完孩子上班不久，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张老师跟在后面健步如飞地欲往厕所冲，李苏洋扯着嗓子大喊：“张老师进男厕所啦”。张老师脸涨得通红,手指着这个熊孩子,气得直跺脚。结局就是，李苏洋的妈妈被请到了学校，挨了老师好一顿尅。
　　1970年12月，李苏洋当兵去了北京军区工程兵部队。在新兵连训练期间，李苏洋因表现突出，首批加入了共青团。这个在小学没有入过少先队，文革中没有当过红小兵；上中学，没有当过红卫兵的熊孩子，第一次激动地哭了。真可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当年的熊孩子大器晚成，他开始向真正的军人迈出了第一步。从此，他的人生便有了不一样的烟火。
　　工程兵部队可以说是全军最艰苦的部队。当兵的第一年，部队开山爆破挖坑道，李苏洋在施工连队干活时，被运送石料的拖斗车撞到后背，腰椎两处受伤骨裂，他硬是忍着痛没啃一声，那一忍就是整整五年。
　　

我实在感叹这个小儿郎毅力的坚强，要知道腰椎骨折对患者而言非常痛苦，保守治疗也需要八到十二周时间才能恢复。尤其是骨折早期，疼痛剧烈，即使在卧床的情况下，都很难忍受。真不知李苏洋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毕竟那时他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每天带着这么重的伤参加施工连队的强体力劳动，难不成他有着钢筋铁骨不成？
　　1976年3月，李苏洋从部队复员了。由于他当年是从安徽某市当兵走的，根据哪来哪去的原则，被分到了毛条厂当工人。到工厂报到之前，他去123部队医院看望父亲的老战友史主任。史主任看到李苏洋很高兴，说：“既然回来了，就好好检查下身体吧。”
　　X光机一拍片子，发现李苏洋腰椎两处陈旧性骨折。史主任让李苏洋立即去老部队申请办理伤残鉴定。后来老部队医院认定李苏洋为三等甲级伤残，从部队回来的李苏洋就这样成了伤残退伍军人。
　　席慕容曾说：“在这人世间，有些路是非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单独一个人去跋涉，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也得独自默默地走下去”。李苏洋在工厂当工人的那段时间，很快适应了地方生活。他在厂里谦逊好学，爱帮助人，深得工人师傅们的喜欢。由于李苏洋的父母不在身边，每到逢年过节，工人们就邀请李苏洋到家里做客，大碗喝茶，大杯喝酒，插科打诨，唠着家常。
　　后来，李苏洋的父母搬进江苏无锡干休所，按照政策，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的，可以从外地调一个子女回无锡。作为孝子的李苏洋，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调回了无锡。
　　再后来，李苏洋凭着天时地利人和，用自己的吃苦耐劳、精明能干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硬是拼出了一方天地，成为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但他依然为人低调，不事张扬。他没有忘记自己来时的路，专门和几个人商议成立了毛条厂爱心互助会，用自己捐助的资金帮助那些下岗工人和生活有困难的人。
几十年后，李苏洋和其他同学相约去看望班主任张守珍老师。当他看见老师生活清贫，仍居住在部队老式的简陋平房中时，他再次落泪了。他悄悄地拿出二万元钱托同学转交给老师，以感谢当年老师的润泽之恩。他颠覆了关于小孩子“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古话认知，让我这个被小儿郎戏称为“爱管嫌事专管员”的人也对他刮目相看了。他让我看到是，男孩子小时候淘气是天性，也许调皮捣蛋的孩子更具有创造性，更容易闯出一番事业，也往往更重情义。
　　当过兵的人，身体多多少少都会受过伤。有着三等甲级伤残的李苏洋，腰椎伤残波及到腿，他现在左腿股骨头已经坏死。几次同学聚会，他都是拖着老残腿，一瘸一拐地忙来忙去，把自个儿活成了主角，看着像没事人似的。其实大夏天他都要穿着毛裤，忍受着常人所无法知晓的痛苦，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开朗的性格。他还是个孝子，每周都要抽时间，带老父亲去澡堂泡澡搓背，修剪指甲。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父亲已经活到了一百零一岁，去年我们所有同学专门去无锡参加了老父亲的百岁寿宴。
　　这就是我小学高年级同桌的小儿郎，一个在军营中长大，又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奉献给国防事业的军人。即使离开了部队，他依旧是个兵，依旧保持着军人的本色。他就像一只自带光芒的萤火虫，那光亮虽然微弱，却能让人感知世间的温暖。
　　我幼时的同桌小儿郎，“记忆总是喜欢夸大其词，记忆并不完全等于真相”，我记忆中的你未必是真正的你，请原谅我文中的描写。你们儿时的活泼、好动、调皮以及善良，带给我的是五彩的斑斓。假如岁月可回首，我愿用昏花的老笔续写昔日的葱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