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蹉跎岁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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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职业生涯

1975年8月，我被招工进了黄棉，安排在印染车间，成为一名包装工，聊以自慰的是同宿舍安排的五个人全部都是黄石五中的校友，上三班倒，我们分别被安排在甲乙丙三个班次，厂里按班次调整宿舍，我们五个都不願分开，朝夕相处四年，是患难兄弟，相互关系很融洽，也增添了生活的乐趣。

76年粉碎四人帮后，77年底恢复了高考，我报名参加了，尽管高中毕业十一年了，但大学梦仍挥之不去，且信心满满。记得短暂复习时间，我连课本都是到新下陸程敷襄那里借的。在黄石一中考场，我看到了潘大华这个五中的同学，还相互对过答案。初录了，到二医院体检了，但所报院校到厂里政审时却被告知我在文革期间参加过打、砸、搶，不予录取，这期间全国正在开展“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虽然我找到厂专案组尽力伸诉，专案组后来也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高校的录取工作己经结束了。我从专案人员那里了解到那个举报我的人竞是我的同班同学，此前並无纠结。

78年秋，父亲的冤案经过省、市两级信访部门的努力，得到纠正，我和建平赴湖南老家去接老母弟妹，一家人整整12年后又在新下陸团聚了。

79年，有个铜录山的井下矿工找到我，想与我对调工作，我是在矿山长大的，对矿山生活並不反感，也希望能借调动改变一下命运，不是有树挪死，人挪活的说法吗？5月份我就到铜录山劳资科报到了，劳资科楊科长是父亲熟识的湖南老乡，他希望我到矿子弟中学去当老师，我没有同意楊科长的建议，按照我的意願，我被安排到矿里行政科木工班，任务是为全矿职工家庭修理门窗和傢俱，(傢俱是矿里发的)。

80年5月份，父亲从报纸上看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要举行全国统一试卷考试，特意到铜录山来要我去报名考试，有了77年那次挫折，我对考大学己经心灰意冷，对电视大学也不太看好，迟迟不願去报名，直至临考前夕，父亲被通知参加在市海观山举行的笫五届市人代会，又一次来铜录山摧我去报名，並请我们单位领导做我的工作，恰巧那天班组的一位师傅使用木工平刨(一种木工机械)时，不小心被刨掉了两根手指，送他到矿里医院做手术后，下午我就去教育科报名参加电大的考试了，父亲作为政协委员在海观山开会，食宿都安排在宾馆，当年的电大考埸是十五中，就在海观山大门外，非常便利，但我对这埸考试未作任何准备，数理化三门课满分是300分，我只考了188分，当然还是被录取了，开始了三年脱产的电大生活。

我们这届电大，公司范围内只录取了22人，一个班，学的是电子专业，其中来自矿山的有9人，给我们安排了一间空教室作宿舍，床是高低鋪，到机关食堂吃饭，还是很方便的，这个22人的班级，年龄最大的是45年生，最小的是63年生，来自公司不同单位。最后一个学期，我35岁，经人介绍，与纺织机械厂一个女会计结婚了，从此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电大毕业后，我调入纺机动力设备科，开始了28年的职业生涯。

纺机厂是66年从上海内迁来黄石的一家制造印染机械的工厂，属纺织工业部的国有企业，我到动力设备科的工作是机械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修，基建项目的电气平面图的设计和绘制，由于业务联系，我去过市里机械行业多家工厂，包括省拖拉机厂，黄石锻压机床厂，有色公司机修厂等，纺机厂的机床设备是最多也是最齐全的，不但有车、钻、刨、铣等普通机床，大型的龙门刨、铣床就有十余台，九十年代初与荷兰一家公司技术合作时期，是厂里的鼎盛时期，厂里购置了多台数控机床，数控加工中心就有五台，还有数控剪板机，数控折边机，数控冲床，数控氩弧焊机，数控线切割机等等，这些数控机床基本上都产自欧美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作为维修工程师，我被派出国培训两次，一次是美国，另一次是法国，亲眼看到当时祖国与欧美国家的差距，(不过20年后的今天，这种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出国培训前夕，我们被送到市公证处，立下了十年之内不得离厂的保证，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许多同事都弃职去赚大钱了，我却从未动过离厂的念头，儿子上大学那几年，我的月薪低到了六佰多元，也咬紧牙关撑了下来，总觉得是厂里给了我这个平台，才成就了我，不能在厂里困难时弃之而去。后来，厂里減员增效，大批职工下岗了，我也企盼着被減员，但始终没等到这一天，直到2007年六十岁了，才办了退休手续，厂长又找我谈话，希望我继续留用几年，我答应了，这期间只在供货商的介绍下到上海水务局机械厂和江苏泰州一家民营企业及市里的几家民营小厂维修机床，尝试了一下打短工的滋味，2011年，我彻底退出职埸，回家养老，至今已十多年。回忆这一生，虽然坎坷，年青时吃了些苦，但三十而立之后，命运出现了拐点，找到了施展的平台，也尽力为工厂作了些贡献，还被评为85年的厂级标兵，晚年能够在这样一个远离战乱的安定国度生活，应该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