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一） 奄忽若飘尘

老桃树

　　【九歌】 （一）

奄忽若飘尘

我必须要记下她。

等她像那个时代的农妇都悄无声息的走了，她的过去就烟消云般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

她今年八十岁了，是我的侄媳妇。

我和她公公是堂兄弟，一个爷爷，她公公是老大，我是老十。老大和老十的年龄差距让我就没见过这个大哥，记忆里只有我那小脚的大嫂，还有比我大十几岁的侄子。

我记事的时候，我侄子娶媳妇了，从那时候起，就又多了一个叫我“叔”的人。

我应该是好几年没见到过她了，她的两个丈夫都去世了，为了各种纠结，也为了安慰安慰她，我去看望她。

当她一声“叔”喊出口时，我双眼湿润，满腔心酸，百感交集。

这个善良、贤惠、被生活蹂躏的坚强女人，命运赐予她灾难，命运又赐予她惊喜，上天最后善待了她。

从她身上，你可以看见一个时代，可以看见一个农村妇女生命的寄托与维系。

我相信宿命，也相信命运。

更相信时代的冷暖和人性的善恶。

很多很多农村妇女的命运，其实就捆绑在丈夫身上。

我侄子是一个小学教师，因为他祖宗有地，他又爱给学生讲三国演义，于是，学校的反右指标的完成就靠他了。

一个乡村小学校，弄出一个坏分子，在十里八村，也是件很震撼的事情。

于是我侄子就戴着帽子离开了讲台，回家务农。

但这家伙确实有才，才气外露而流淌。

农村的冬夜很长，很冷。只有生产队养牛的大屋子里暖和，生一堆火，火堆里埋几个红薯，屋子一头是牛摇晃着头吃草料，屋子另一头是一群人围着那堆火讲故事，我们这一带口语中，把讲故事叫做“说瞎话”，并且越荤越好，俺村许多男孩子的性启蒙，都来自牛屋里的瞎话。

我侄子被学校开除回来后，成了牛屋里的主讲，那堆火旁，就是他的论坛。还是三国演义，绘声绘色，绝对不逊色于说书艺人。

我是火堆旁最入迷的听众，遗憾的是每晚轮到我去那堆火里扒烧熟的红薯时，结果都是一无所获。

此时，我侄子都会停下来不讲了，问火堆前最近的人，谁还有红薯，给我叔一块。

在学校说三国，成为了坏分子，回村还在说三国，我侄子在这几个村很有点名气。

家里还有几间大瓦房，传说他家祖坟里有宣德炉，于是，就有媒人把隔条河那个村一个老实的农村姑娘，带了过来。

看看家庭，和我侄子说说话。

一个讲三国的坏分子俘虏一个村姑，才华绰绰有余。

很快就结婚了，这也是我那侄子被学校赶回去后的一种慰藉。婚后 ，侄子不去牛屋里开讲坛了，从此君王不早朝。

那时候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很迅速，一个女孩；兴趣很高，一个男孩；激情持续，又一个男孩。

充满的生机小家庭展示出红红火火的希望，都在一心一意过日子，生活的河流舒缓平静。

小脚的大嫂带着孙子孙女，我侄子俩口子家里地里。

生活，像那时的沙河水一样清澈。

河南兴修水利的第一批工程，有昭平台水库，就在尧山脚下。

村里要抽民工去修水库，作为坏分子的我侄子，又是首选。

被单子包裹一个被子，告别老母亲和老婆，作为第一批民工，我侄子去了昭平台水库工地。

修水库的民工来自四面八方， 白天施工，晚上挤在简陋的工棚里，干什么呢？我侄子重拾旧业，在工棚里躺着给工友们说三国。

工地上不乏和他经历一样的人，夜夜听三国的工友不少。在水库工地，他又成了名人。

猝不及防的疾风暴雨突然来了，给了他最致命的一击，他和听他说三国的那一伙人，被组成了个反对团伙，破获一个团伙，成为1966年昭平台水库工地上最重要的大事。

残酷没有任何先兆，就落在了她的头上。

风暴蹂躏了温馨的家，事件给生活提速，并最终失控。

一个老婆婆，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摆在我侄媳妇面前。

我侄子在全县游斗；她在家里被一次次叫去交代问题，揭发丈夫。

白天被监督干活；夜里在村部接受审问。

每晚要被叫走时，她都把孩子安顿好，告诉孩子她去开会，和奶奶一起睡觉。然后自己整理整理衣服，跟着戴红箍的人走了。

红箍们心情好时，审问持续到快天亮。她回到家，看看孩子，就去给孩子们做那永远不变的红薯早饭，天亮了，还要下地去接受改造。

我侄子被押回村里接受游斗，押解荷枪实弹，警笛呼啸，场面空前浩大。

她想去看看他，但不允许。她领着三个孩子，就站在村头的桥边，看隔着一条河的麦场里的批斗会，听那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那夜，同样命运的家族中的长者，我娘去看她，害怕她寻短见，悄悄去安慰她。黑暗中，她瑟瑟的裹在被子里，那凄凉的抽泣，绝望的呜咽，真是悬崖绝路的恐惧。

连大声哭的权力都没有了。

游斗一年之后，最后的审判在县城里。没人通知她，但村里好多红箍们要去参加宣判会，透露出消息是后天审判，会获极刑。

很决然，她把孩子托付给别人，自己身上有两元钱，又向亲戚借了两元钱，她带着婆婆去了县城。

她要亲手把他埋了，她要婆婆再看看她的儿子。

她带了家里仅有的几尺白布，白布中裹了一根绳子，四元钱和自己烙的烙馍。她打算把丈夫用白布裹住，用二元钱买一张席子，用自己带的绳子捆住，剩下的两元钱作为报酬，找一个人挖坑，就地把丈夫埋了。

昼夜兼程，不知道怎么走的，那七十多里路啊，她和小脚的婆婆在审判大会开始前到了会场外。

戒严，不准她进去。她找到了离会场很近的一家住户，坐在人家门外的树下等消息，想等听到那砰砰的声音后，她再去埋他。住户也是好心人，知道了缘由，就去会场帮她打探情况了。就在这等待的空隙里，她看这家里有纺棉花的车，为了感谢，她给人家纺了一个多小时棉花。

最后，我那个讲三国的侄子，被判处无期徒刑。

回到家后的日子，没有一丝光芒。

丈夫判刑，她也必须劳动改造， 所有的脏活、累活，随意指派她去干。更艰难的是虽然生活蹂躏了她，但三十多岁的女性风采依旧，使一些指派和监督她劳动改造的人，眼神邪恶，游弋不定。

所有的灾难与不幸都压在柔弱的她的肩上，孩子是她生存的唯一支柱。所有的苦难她都默默的承受，但她依然把孩子藏在自己的翅膀下，任凭风霜刀剑，任凭自己遍体鳞伤，孩子都安然无恙，一日三餐无论多难、多穷，她都让三个孩子挤在一起吃，她看着孩子吃饭，那是一个女人受尽屈辱后唯一的一丝安慰，也是她活下去的唯一支撑。

实在太难了。物质的贫穷，精神的折磨，感情的屈辱。老的朝不保夕，小的嗷嗷待哺。

娘家人实在没办法了，劝她改嫁。她坚决不同意，她说无期徒刑会减成有期的，她要抚养孩子，等着他。

家族中的人帮助，是有限度的，都是沦落到灰尘的一大家子人。我娘找她，劝她，为了孩子，带着走吧，只要能吃一口安生饭，离开这里总比一家人都死在这里强。

反复权衡，为了孩子，她改嫁了。

那是1968年的严冬，深夜，她给大女儿交代好家里的一切，把女儿和婆婆安顿好，带着两个男孩，离开了这个村庄。

有着这样子经历的她，回娘家后，直接和邻村的一个老单身结婚了，那个男人，也是个因为嘴乱说被戴上帽子的坏分子。

第二位丈夫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戴着坏分子的帽子，从戴领章帽徽的单位被赶回家种地。

他收留了她，也接纳了两个孩子。

有个男人的日子，总有一双肩膀共同扛着。

她经常半夜和这个自由着的丈夫一起去看看女儿和过去的婆婆，带点粮食，给婆婆带点药。

后来，她埋葬了去世的婆婆，给女儿找到了归宿。

两个孩子在新的村子里上小学了，在新的家里平静的生活着。

稳定的生活有了生命的延续，一年多后，她生了一个男孩；隔年，又生了一个男孩。

养活四个小男孩子，那日子的贫穷、窘迫、忙碌、艰难，把一个孱弱的女人快榨干了。

但日子总算是安静的，因为第二个丈夫虽然是坏分子，但祖宗很穷，没有地，批斗起来值不得也经不起深挖。

人的命运就在时代的浪潮中翻滚，生活的荆棘捋下去，扎不扎手，下一把永远是未知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天不会让一个这样善良的女人浸泡在苦水中一辈子。

时代给了她阳光。

七九年，第二个丈夫摘帽子了。从农村又回县城上班了，头顶国徽，重新威武。

八零年，第一个丈夫出狱了，所谓的反动团伙纯属“三国演义”，狱中十二年，出来重回学校上班。

她和第二个丈夫一起，从监狱里把第一个丈夫接出来，拉着长成大小伙的两个男孩子，把孩子交到第一个丈夫的手里。

十二年啊，一个女人的付出，用什么可以丈量，要是心血的话，那流出来的能汇集成大海。

以后的日子，是苦尽甘来的回报。进城了，她也有单位了。她和第二位丈夫生的两个男孩子很争气，很出息。

上天、命运最后终于善待了她。

2001年，她的第二个丈夫去世了。

2018年，她的第一位丈夫去世了。

送走了两个丈夫，她在最小的孩子家里住。

这孩子很孝顺，也很懂事，虽然不姓陶，见了我就叫十爷。

年迈的她，仍不孤单，她生下的一女四男都成家了，每家的事情她都得操心，一大群孙子孙女是她生活的支撑与骄傲。

80岁的她，剩下的路会很平静。

人的一生，无论多坎坷，就这么半篇文章。

好像很老套的故事，但却真实。

那时代一个母亲的遭遇，文学作品一样。拿文学的词汇来描写她，都是苍白无力的。其实她就一个想法：养大我的孩子。

八十岁的她，身体也不好了，那个小孩子给我说了情况，我得去看看她，给她带去一个家族的安慰。

当她一声“叔”喊出口时，我双眼湿润，满腔心酸，百感交集。

夜深人静时，把翻江倒海的岁月折腾回去，是记之，算是她的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