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蹉跎岁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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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仅以此文献给我親爱的知青战友们

我是1969年隨着黄石五中第三批下乡队伍被敞篷大卡车送到大冶矿山区政府门口的广场上的，把行李寄存在就近的陈贵公社十大队一个叫楊董的村子，那里有先期下乡的校友，开始了两个多个月的流浪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前面第三单元说过，下乡前夕，由于受得精神病J同学的牽连，我被驻校工宣队批判过，在学校里没有象其他同学那样落实好所要去的社队，而是要下来后再找一个有利于对我进行改造的知青小组，再把我插进去，这个工作就落到矿山区分管知青工作的付区长刘坚身上了。在等待的两个多月里，刘付区长煞费苦心跑遍了矿山区所有的知青小组，硬是找不到符合五中工宣队所要求三个条件的知青小组，哪三个条件呢？第一，所在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思想觉悟高。第二，该生产队是大队支书所在的生产队。第三，知青小组的原有成员要全部是党、团员。要找到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小组确非易事，特别是第三个条件，在整个矿山区，硬是没有，我多次找到刘付区长，他让我耐心等待，我只好硬着头皮在同班要好的同学程敷襄所在的知青小组住了很长一段日子，有时也主动参加他们队里的劳动，时间长了，那个小组的同学相商着把我接受下来算了，他们小组四个人中有三个是团员，刘付区长无奈之下也只好同意了，但是，那个生产队的社员却不同意再多分一个知青给他们，我下乡的事又搁浅了，我找到刘付区长对他说，你们既然安排不了我，那就把户口还给我，迁回铁山好了，刘付区长瞪了我一眼，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谁敢往城里倒流？户口下乡了，铁山的窝没了，回不去了，好在我还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兄弟，建平被安排在洋湖公社十大队四生产队，他们那个知青小组有两个男生，三个女生，春节期间其他四个在铁山有家的都回家过年去了，我和建平就在他的知青点找老乡讨了点咸菜混了几天，这里没有食堂，远离集市，初来乍到，也只好这样了。

春节过去了，十五过去了，乡下开始春播了，我的插队落户仍是杳无音信，那个年代，粮食是跟着户口走的，黑人口是找不到工作拿不到口粮的，没办法，只好自己解决落户问题。洋湖公社十大队共七个生产队，其中的六个生产队都接纳了知青，只有三队因为住房确实紧张，没有接收知青，而七生产队是个人口最少的生产队，却接收了六个知青，知青小组内部也闹矛盾，建平了解到这一情况，找到大队领导，希望能接纳我，安排到三队，大队领导同意了，並把七队的一男二女三个知青调到三队，与我共四人组成一个小组，调过来的男生就是黄大毕，与我同甘共苦了两年多的同班同学，我们又生活在一起了。

经过铁山整整两年的重体力劳动的锻炼，乡下的体力活对我巳算不了什么了，下乡这个村子地处丘陵地带，做饭、烧水主要靠烧稻草，当然不够，每年还得去五、六十里外的南山(就是红军时代彭德怀建立红三军团的所在地，翻过山就是刘仁八)去砍柴，我们这里二生产队几个男生雄纠纠，气昂昂地跟着老乡去，却丢盔弃甲、空手而归，我把他们丢在半山腰的柴全部挑了回来，保管员正在称粮，顺便把我挑回来的柴用大杆秤称了一下，130斤，也有些吃惊，一来一去百十里山路加上羊腸田埂小路，天上又下着雨(上山时还是晴天，下山时就下起瓢泼大雨了)，土生土长的老乡也只能挑回百十来斤而已。

这个叫柯汉昭的村子距区政府陈贵有14华里路程，一条从灵乡镇到铁山的铁路，北边是洋湖公社，南边是陈贵公社，当年没有修公路，只有田埂小路，到区政府送公、余粮，运化肥，完全只能靠一付肩膀两条腿，有一次，拨来一吨碳酸氢铵，队里派了20个劳力去挑，没想到由于公粮超额完成任务，奖励了200公斤化肥，这样就得有4个人挑4袋(每袋25公斤，共200斤)，我自告奋勇，把200斤化肥挑了回来。

这个23户人家的村子，人心淳朴，我在那里的近七年时间，他们始终把我当作他们的第24户，没有任何歧视。从我落户起，每年评工分，我一直是十个底分，虽然每天的工分值只有几角钱，但我每年除了养活自己，还能结余百十来元，我就可以每年年底结算后给老家的父母弟妹寄一点钱了。

晚年回忆起那段时光，也不全是苦涩，也有色彩斑烂，春天，红色的红花草，紫色的兰花草，黄色的油菜花把田野装扮得多姿多彩，“五、一”后，又变成一片葱绿。我参加了七年“双抢”，秋冬季节参加过多次县里组织的农田基本建设，红峰水库修建，黄金湖围垦，大冶湖围垦，长江边四顾闸修建，我全都参加了，每次都要呆上一两个月，睡的是稻草地舖，吃的是咸菜，摸黑起床，摸黑下工。

70年大招工后，五中一千多个下乡在矿山区的校友们绝大多数都陸续返城了，剩下来总共只有几十个人，洋湖十大队剩得最多，老三届还有九人，黄大毕也由他哥帮忙转点去了贵州，多年朝夕相处的伙伴从此天各一方。

72年公社成立了第一家乡镇企业洋湖铁矿，由各生产队抽调人员组成，有一百多号人，地点在灵乡镇，我被生产队派去了。公社出资买回一批板车零件，钢圈，车骨，花骨筒，内外胎，一时找不到会组装的人，这项工作我在铁山矿石加工厂看人做过，于是就毛遂自荐，承担了这项工作，后来又兼职矿里的保管员，负责保管工具，炸药，雷管等，我与木匠师傅被安排在同一间宿舍里，他负责打板车架子，另外还有两名炊事员，我们四个人就是矿里的后勤人员。矿石的收购方是鄂城钢铁厂，为了搞好与鄂钢质检员的关系，矿里经常给他们送一些花生，黄豆等土特产，后来他们提出想要一套傢俱，于是报请公社领导给矿里派了一位手艺有些名气的木匠师傅，后来他就成了我的师傅。70年大招工后，很多年没有了招工的消息，随着年龄的一年年增大，我开始考虑将来，我与师傅同居一室，看到他打出的各种漂亮傢俱，也开始喜欢上木匠这个行当，我向他提出了拜师学艺的请求，他同意了。74年春节过后，我辞去了公社铁矿的工作，跟着师傅的儿子和另一个徒弟到大冶保安开始了卖乡工的生活，走乡串户，吃住都在雇主家里，每天给每个匠人提供一包香烟，三歺都有酒，我就是那时学会了抽烟，但由于对酒精过敏，至今仍滴酒不沾。75年春节过后，传来了招工的消息，我这才告别了师兄弟们，回到生产队，等待招工，50多年过去了，我与师傅一直保持联系，每年大年初一，我从未忘记给他老人家电话拜年，他今年己经91岁了，身体仍然健朗。

75年8月份，黄石棉纺织印染厂来大冶招工，公社分配给十大队五个名额，我们兄弟二人只能走一个，建平让我先走，我已经28岁了，再不走就超龄了。双抢过后，我仍然是在区政府门口爬上黄棉接新工人的敞篷卡车，望着渐行渐远的区政府大楼，离开了这片生活了七年的熟悉的土地，心里还真有些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