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之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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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之研读

文/文森特

辑/南海一风

/20220410

　

《资治通鉴》之开篇

做老大的艺术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时说的一番话，是皇帝统治的核心：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这意思是说天子最大的职责就是守护礼制，守护礼制没有比区别身份更重要，区别身份没有比匡正名分更重要。所谓礼，就是朝廷的纲纪。所谓分，就是君臣上下的身份。所谓名，就是公、侯、卿、大夫的爵位。

这段话其实说的就是天子维持其统治及权威的核心，就是守护礼制，守护朝廷的纲纪。

名很好理解，你是侯爵还是大夫，你是士还是庶人，这是你的“顶戴”。名是来自于上级或天子的认证，自己给自己封的不算。就比如楚武王，他的王号没有得到周天子的认证，所以他顶多算个“野王”。

身份也很好理解，你是君还是臣，你是父还是子，你是上级还是下级，这是你的身份。身份是要靠器物来区别的，比如天子的鎏冕，诸侯是不可以戴的；诸侯的马饰，卿大夫是不可以用的，用了都是以下犯上，都是下级对上级的藐视和冒犯。

那什么是纲纪呢？

司马光说：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

所谓纲纪就是在匡正名分、区别身份之后，以此规定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谁是指挥者，谁是接受者，谁只要发号施令，谁必须听从号令。

这是纲纪，纲纪是不能乱的。纲纪乱了，天子的统治就会崩塌，天子的权威就会丧失。

比如三家分晋之后，原属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卿族，居然获得周天子的官方认证成了诸侯。这在当时对人们心中的观念冲击是非常大的。

韩赵魏本来要服从于晋国君主，可他们却私自瓜分了晋君的土地和人民。这按照礼法来说是大逆不道，要杀头的。可周天子不但没有联合其他诸侯国共同起兵讨伐韩赵魏，反而给他们封侯，对他们行为予以认可。

那这样的意思是：天底下所有士人是不是都可以反卿大夫，所有卿大夫是不是都可以反诸侯，所有诸侯是不是都可以反周天子。如此周朝维持其统治的纲纪就出现了动摇，周朝也是在这个时候真正走向了灭亡。

所以司马光会说天子最大的职责就是护朝廷的纲纪，坚决杜绝一切犯上作乱的行为。

那么怎么保证纲纪的稳定和持续呢？也就是说如何守护纲纪呢？

一是靠实力。建立纲纪就需要靠实力，只要拳头硬，大家都怕你，就不怕大家不听你的。但这个方法成本太高，而且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实力能永远排第一。只靠实力来维持的纲纪，最后都免不了崩溃的命运。

第二，就是靠礼，也叫观念。这是成本最低，但效果最好最持久的方法。

就好比周朝的纲纪“诸侯服从天子，卿大夫服从诸侯，士人服从卿大夫”，这一套纲纪固定下来之后，慢慢变成文化，内化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就成了观念。

我们知道观念是很强大的，观念能让这一套尊卑关系，这套服从与被服从关系走进每一个人的心里，让他们都习以为常，让每一个人都自觉遵守，毫不怀疑。

换句话说，观念能让百姓心甘情愿接受卿大夫统治，让卿大夫心甘情愿接受诸侯统治，让诸侯心甘情愿接受周天子的统治。

周公制礼作乐的目的就是这个，他通过一系列的繁文缛节，把各个等级人士之间的尊卑关系融成了礼，把纲纪渗透进每个人日常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顺利地将这种服从与被服从关系变成了文化，变成了观念。

所谓周礼，其本质是上级支配下级的统治工具而已。

　 周朝国祚800年，幽王之后，周朝国力是一天不如一天，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中随便哪一个诸侯国都能完虐周朝，可为什么没有人敢灭周，周朝半死不活还能延续个三四百年？就是因为礼，这种深入人心的观念的力量之强大。

同样齐桓公首先支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做春秋霸主，号令诸侯，也是利用了这个观念。虽说明白人谁都知道齐桓公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没办法，他这么做是当时的ZZ正确，他代表的是周天子，诸侯就是要服从周天子的。

这就是礼的逻辑，先用名与器来区分人之间的尊卑关系，然后把尊卑关系制度化，把制度生活化，最后形成文化，形成观念。

一样道理，把这套逻辑放在现如今任何一种有上下级关系的场景里，都是适用的。

不管是职场还是哪里，想要当好老大，让小弟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实力还真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把小弟服从老大的观念，深深地根植进他们心中。

第一， 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谁是老大，谁是小弟，要说得清清楚楚。而且这等级只能由老大来指定和安排，不然小弟们各自你称哥，他叫弟，岂不乱套。

第二， 区分各自的权力和义务，做小弟的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哪些事必须干，这也要讲得明明白白。做小弟的干了老大才能干的事情，这就是违规，必须给予惩罚。做小弟的想要超过他身份的权力和奖赏，这也是必须禁止的。

第三， 要讲服从，小弟们要听话，服从老大的安排和指挥，就像身体服从大脑一样。并且要把这种服从变成一种文化，一种观念。哪怕是后续有无数个小弟进来，只要这种服从观念在，就不怕小弟不听老大的，也就不怕老大的地位不稳。

　　

《资治通鉴》之第2

你以为再寻常不过的提拔

很可能是一场阴谋！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人事调动的时候往往有些规律，一般领导提拔下属，要么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年份资历熬到头了，就提拔；要么是根据与领导的远近亲疏关系来提拔；再或者是靠个人贡献或能力进行提拔。

当然，这说的只是一般情况。我们都知道下属多，而领导的职位少，有时候同时出现了好几个符合提拔资格的下属，到底把谁放在位置上，这是一个问题。这时候领导提拔下属，就要看他个人的好恶了。

历史告诉我们：最终能被提拔上去的，大概率是领导最喜欢的那个。

文章开头的材料，就讲了春秋末期发生过的一件人事调动的大事：

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赵简子打算立继承人，但不知道该立谁好。于是就把一些训诫的话，分别写在两块竹简上，交给两个儿子，告诉他们：“好好牢记这些话。”三年之后，赵简子问他们竹简里的内容，大儿子伯鲁答不上来，问他竹简在哪里，说早就丢了；再问小儿子无恤，他对答如流，问他竹简在哪里，马上从衣袖中抽了出来。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贤能，就立他为继承人。

先说说赵简子赵鞅，他是晋国卿族赵氏一族的族长，大名鼎鼎的赵氏孤儿赵武是他爷爷。伯鲁是赵简子的嫡长子，母亲应该是赵简子的正妻，他的出身比较高贵。无恤是赵简子的庶子，母亲出身蛮族，是赵简子的妾，所以无恤的出身很低贱，名分和地位都不及伯鲁。

这段材料中的赵简子作为领导，就面临着在两个儿子兼下属中提拔其中一个做继任领导的局面。最终赵简子选择的是庶出的无恤，做了自己的接班人。

可是，按照春秋时期的礼法，择立继承人首选应该是嫡长子，如果没有嫡长子才会另选。如果执意要废长立幼，不仅礼法上行不通，而且还会引起嫡长子和他背后势力的不满，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家族内乱。

要知道西周之所以亡在周幽王手里，并不是因为烽火戏诸侯，而是因为周幽王废了大儿子宜臼的太子之位，另立少子伯服为太子。这直接引起了宜臼的外公，也就是幽王的岳父申侯的不满，导致申侯毫不犹豫背叛周王室，联合西戎杀进丰镐二京，砍掉了周幽王。

整个周代，因为择立继承人不当，而导致的家族内乱，那是海了去了。因为废长立幼在礼法上说不通，也就意味着被立的幼子作为继承人的合法性不足，再加上嫡长子及其背后势力到了嘴边的鸭子飞了，他们当然要以礼法作为借口，拼命夺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地位名位爵位的背后，都是鲜血淋漓的利益。

赵简子作为赵氏一族的族长，这种前车之鉴，他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

但是，赵简子仍旧把庶子赵无恤立为了继承人。

为什么他在继承人这么大的问题上，即使冒这么大的风险，也要立庶子无恤？

赵简子给出的理由是“无恤为贤”，就是他认为无恤有贤德。

说实话，这只能算是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因为周代根本没有立贤不立长的礼法依据，而且到底怎么叫“贤”呢？“贤”是一种很模糊的评价标准，没有很明确的定义，谁都可以拿来用，再说那个时候无恤还只是小孩子，又怎么能看出“贤”还是“不贤”呢。

换句话说这极可能只是赵简子的借口。

而且在史书上，对于无恤的“贤”，除了从赵简子口中说出来之外，在无恤继位之前并没有明确提到过，同时对于伯鲁如何，史书上也没有描写过他是“贤”还是“不贤”。

赵简子说“无恤为贤”，可伯鲁也未必不贤，因为伯鲁作为继承族长之位合法性最高的嫡长子，被无恤夺了继承权之后，至死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这难道不能说明，伯鲁也是个有德行的贤人吗？

所以赵简子给出的“无恤为贤”这个理由真是站不住脚，要论“贤”，伯鲁也不差。真实的原因其实是赵简子偏爱无恤，因为他认为无恤比伯鲁更优秀，更有才识和能力，更符合自己心中赵氏一族优秀继承人的形象。

赵简子本身是个很有作为很有才干的人，赵家又是晋国的一个大家族，他作为家族族长，同时又是晋国的卿大夫，如此的身份和地位就意味着他的责任是发展壮大家族和晋国。

这样的重任，必定是要超凡的人，才能胜任。

所以赵简子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会“将置后，不知所立”，他疑虑了，不知道该立谁。很明显的，合法性最高的嫡长子伯鲁，较为普通，可能不足以担负起家国的重任。而更有才能的无恤是庶子，废长立幼不仅失去了礼法高地，且隐藏着风险。

如果两个儿子差不多，赵简子绝不会不知道该立谁，只要根据礼法立嫡长子就行了。可就是因为两个儿子很不一样，都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所以他才会犯嘀咕。

而且赵简子心里必然是更偏向无恤的。如果说他更偏向伯鲁的话，直接按着程序走就好。就是因为他更偏爱的人是无恤，对于他来说，无恤身上的才能和胆识有着比嫡长子身份更高的权重，因为他在无恤身上看到了家族的未来。他当然会偏爱无恤。

所以，赵简子才不得不以“无恤为贤”为借口，来顺利地把庶子无恤扶上继承人之位。

但是，这么做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处理不好就容易引发家族内乱，导致家道中落。要知道赵简子的爷爷“赵氏孤儿”一案，真正的导火索就是择立继承人不当啊。

惨痛的教训就在眼前，赵简子必须要谨慎小心，要考虑一个完美的方案，拿出一个让各方都同意、无话可说的借口，来实现目标。

那他究竟怎么做到顺利弃嫡立幼的呢？他是怎么挡住悠悠众口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靠的是精湛的演技，和一个重量级人物的同台表演。

先说说这位重量级人物，名叫姑布子卿。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相术师，就是给人看相的。据说他看相很厉害，赵简子对他很信任。

　　不过史书上对于姑布子卿的记载很少，只有在《史记·赵世家》中有一则他看相的故事：

公元前500年，赵简子约姑布子卿来给自己的儿子们看相。姑布子卿看了一遍，指着无恤说：“这是真正的将军！”赵简子听了很困惑，说：“他的母亲很卑贱，他是奴婢所生，怎么能显贵呢？”子卿说：“这是天意，卑贱又如何？肯定会显贵的。”

《史记》是正史，太史公对史料的筛选必然是很考究的，所以先下个结论，这个故事应该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但是，事件的表象越是简单，事情的真相往往越是复杂，越是深埋在重重迷雾之下。

我们就来一层一层拨开迷雾。

首先，看相这回事，对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具有很高信任度的。因为看相往往代表了一种人力无法掌控的神秘力量，即“天意”：“天的意愿”，或者说“神的意愿”。

这种力量比任何一种人力都要强大，世俗的一切都要臣服于“天”，“天”赋予的合法性是最高的。

为什么皇帝又叫“天子”，因为他是“天”在人间的代言人，是“天”让他做皇帝，这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

换句话说在当时那个时代，无论什么人，一旦被打上了“天”的烙印，那不管他做什么，要获得什么地位，都是合理的，他的合法性都是最高的。

虽然这样的说法，放现在不太会有人信，但在当时确实是人们的一种共识，就是有很多人会信。

既然是人们信任的洼地，就会有人钻空子，利用人们对“天意”的盲目相信，达成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假借“天”的名义，装神弄鬼。

比如：农民陈胜吴广起义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们就用了一招“鱼腹藏书”。这其实就是建立了一种“天意”的假象，让人们相信是老天爷要让陈胜做王，愿意跟着陈胜一起造反。后来的刘邦也是一样。

我们看历史书可以发现，很多由卑贱走向显贵的人，都有这种类似的经历。某天突然出现一个相士，给他看了相，预言他会显贵，随后这位相士就永远消失了，但是后来预言果真就实现。

这种事情现在看起来很扯，但在那个时代就是有很多人会深信不疑。这样的套路被一个又一个阴谋家用了一遍又一遍，效果却还是很好，就是因为人们相信。

我们换句话说啊，这种事情其实都是戏。

所以可以推断出，赵简子找姑布子卿来给自己儿子们看相，极有可能是利用了相士能代表“天意”的这种特点，通过姑布子卿这张嘴，借着“天”的名义，给庶子无恤增加继位的合法性，同时贬抑其他儿子，尤其是嫡长子伯鲁。

说白了，这就是一出赵简子和姑布子卿一起唱的双簧。俩人应该是提前说好了，根据赵简子的意思，让姑布子卿给无恤多加点BUFF，顺便暗示其他儿子，你们都不够格。

姑布子卿说无恤显贵是天意！什么意思？就是老天爷要让无恤做将军。伯鲁在礼法上继位的合法性再大，能大过天吗？当然不能，无恤的继承权是神授予的，他生来就是做将军的，必须做将军。

解决了庶子无恤继位合法性的问题之后，就要想办法证明无恤担得起继承人的位置，也就是赵简子所说的“贤”。

这时候赵简子的演技就派上用场了。

赵简子把一些训诫的话，分别写在两块竹简上，交给伯鲁和无恤，告诉他们：“好好牢记这些话。”三年之后的某天，赵简子突然问他们竹简里的内容。

伯鲁答不上来，连竹简都丢了。而无恤对答如流，问他要竹简，当场就能从衣袖中拿出来。

据此，赵简子认定无恤为“贤”，把他立为继承人。

事情很简单，但其实疑点重重。

疑点一：赵简子的考验方法，就是简单地给了竹简，要他们记住内容，但是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以及需不需要考核，什么时候考核。

这就容易导致几个问题：第一不知道为什么要记住内容，就不会重视；第二不知道要不要考核，就会掉以轻心；第三不知道什么时候考核，那就不会有紧迫感。

疑点二：三年之后的考核，时间没问题，考核也正常，但不正常的是伯鲁和无恤的表现差距太大。伯鲁的表现属正常，而无恤表现得太好了，好得就像有人提前跟他交代过一样。

试想一下，古代的竹简又大又重，平时拿着走路都不方便，无恤却能在父亲突然考核的当场就拿出来。如果要说他三年来天天带在身上，恐怕没人会信。

更有可能的是，无恤已经提前知道了考核时间，提前做好了准备。甚至是他早就知道了，这是继承人考试，在拿到竹简的那一刻就已经准备起来了。

那到底是谁告诉无恤的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赵简子。

毕竟除了他，谁又能进行这项考试呢？

所以说，整场考试其实就是赵简子和无恤合演的一场戏，他早就在私下直接或间接地跟无恤通了气，目的就是为了做给其他人看，以此证明无恤是“贤”的，真担得起继承人之位。

最终赵简子达到了目的，他靠着“天意”和演技，成功地绕开了嫡长子伯鲁，堵住了其他人的嘴，把偏爱的庶子无恤扶上了继承人的位置。

对于无恤来说，他是幸运的，虽然出身卑贱，但本人出色，有才识。正好他的父亲偏爱他的才识，他的家族需要他的才识。所以他飞跃了。

　 而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处在下属的位置上，渴望得到提拔的人，能够从中得到的经验就是：

第一：要修炼内功，不断地提高自己，想干什么岗位就必须先有相应的能力。想要揽瓷器活，就得先有把金刚钻不是。如果无恤没有才识，没有能力，赵简子也不会选他。

第二：明白上司需要怎么样的人，明白公司发展需要怎么样的人，尽最大可能地把自己变成契合上司需要和公司发展的那一类人。假如赵简子和赵家不需要无恤这样的人，那么无恤再优秀也没用。

第三：更重要的是引起领导的注意，拉近和领导的关系。有时候领导愿意拉我一把，比我拼死拼活干上一年半载，效果都要好。要是赵简子不偏爱无恤，那任凭无恤再怎么表现也无济于事。

第四：有一个好领导比什么都重要，真正决定我能不能被提拔的，是我的领导。如果领导不够明智，那我也难有出头之日。赵简子这位领导就很明智，不固执于礼法，而是根据自己的眼光和实际情况来选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选好一个领导，又何尝不是重要的呢！

综上：这故事告诉我们，越是简单的事情下面，越是潜藏着深刻复杂的真相。在你眼里越是简单的提拔，在领导那里可能就越要深思熟虑，步步为营。

《资治通鉴》之第3

越是自私的人 输得越惨

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我们社会的人际交往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比如：仁义道德。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做人要讲仁义道德。

那什么叫仁义道德呢？先来给个通俗的解释：就是要做个好人，不要干坏事。也许有人会觉得这定义太宽泛，有钱捐个一千万叫好人，没钱出手帮个忙也叫好人；杀人放火叫干坏事，给别人自行车轮胎放气也叫干坏事。

其实，仁义道德的标准向来模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高于法律所约束的底线的。也就是说，法律是我必须要遵守的，它说不能做的事我就一定不能做，不然没得玩了，但仁义道德，是我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的。

换句话说，仁义道德是一种选择，其关键在于尺度。而这尺度的核心就是：我自身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在我不愿意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兼顾到他人的利益，这样的尺度就叫仁义道德。如果有人愿意损己利人，那就是“大圣人”无疑了。

如果有年轻人非得抬杠说，我不犯法，但也不讲仁义道德，我只想损人利己会怎么样？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这个想法很危险，结果会很惨。

文章开头的材料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智宣子要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果说：“不如立智宵。智瑶有五个优点，一个缺点。长得漂亮，善于骑射，才艺双全，能写善辩，坚毅果敢都是长处，但他没有仁德。如果他利用自己的长处来做不仁义的坏事，谁还会追随他。如果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一族就会灭亡。”智宣子不听。智果就脱离了智氏宗族。

先来捋一捋故事背景，智宣子是春秋时期晋国最强大的卿族智氏一族的族长，智瑶和智宵都是下一任族长的候选人，智果是家族军师。

当时的智宣子打算立智瑶做继承人。智果反对，他认为智瑶没有仁德，会导致家族灭亡。智宣子不听，智果就脱离了智氏，另立为辅氏。

后来的事情怎么样呢？

智氏一族的家业传到智瑶手上之后，果然被他给败完了，连他自己都被自己玩儿死了。

智瑶继位之后，号称智伯，执掌整个晋国的国政，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几乎所有人都怕他。但是智伯这个人做人不太行，不仅狂妄自大，而且贪得无厌。

一次，他无缘无故向晋国另一位卿大夫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本来不想给，大家都是平级的同事，凭什么我要“割我肉”给你吃。可是他又害怕智伯以此为借口起兵攻打自己，迫于无奈就给了。

智伯得了便宜又逞了威风，很高兴，继续向魏桓子要地。魏桓子也一样，原本不想给智伯，但考虑到智伯的兵力，也只好给了。

智伯一连两次得逞，是越来越得意忘形，转头又向赵襄子要地。谁知这赵襄子是个硬茬，坚决不给智伯哪怕一寸土地。

智伯顿时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是勃然大怒，马上带领韩康子和魏桓子的兵马，一起攻打赵襄子。赵襄子逃到晋阳城，智伯就引河水灌城。

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好死不死的智伯说了一句让自己和整个家族都丧命的话。他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啊。”

　　这话一说完，韩康子和魏桓子的脸色就变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这两人串通赵襄子，里应外合，杀败智伯的兵马，砍下智伯的头颅，诛灭了智氏全族。只剩下辅果，也就是智果得以幸免。

这就是智伯继位之后的遭遇，果真是应验了智果当初的预言。

不得不说智果真的是有先见之明，他是有大智慧的人。这样的人要放在现代社会，绝对是人际关系大师。因为他不仅会识人，而且精准地把握了人际交往的核心：仁义道德，换句话说叫利人利己。

回顾一下智果是怎么评价智伯（智瑶）的，他说智瑶哪哪儿都优秀，就是没有仁义道德。意思是说智瑶这个人长得好，能力也好，就是只在乎自己，不懂得利人利己，

没有仁义道德，不懂得利人利己，会导致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就是没有人愿意追随他，也就是所谓的众叛亲离。这是任何一个想要立足于社会和职场的人，都承受不起的。

智伯确是如此，他狂妄自大，根本没把同样有实力的同僚们放在眼里，敢无缘无故向他们索要地盘；同时他又贪得无厌，接二连三地索要地盘，同僚不愿意给，还要杀人。

这样的为人，这样做事，又怎么不会众叛亲离呢？

其实智伯最大的错误还不在于他没把同僚放眼里，也不只在于他无故索地，最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把握好适当的尺度。他只想着自己的欲望尽快获得满足，自己利益迅速得到扩大，完全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意愿和利益。

还记得在文章开头，我们对仁义道德的尺度下的定义吗：在我不愿意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兼顾到他人的利益。用大白话来说，叫做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大化。

智伯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只想着损害别人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就是所谓的损人利己。

他这样做虽能一时逞强，但终究走不远，做不大，因为其他人会对他产生不满，恐惧，甚至远离他，背叛他。尽管这些人单打独斗都打不过智伯，但是对他同样的愤怒，会导致这些人联合在一起，干倒他，毁灭他。

　　所以，当韩康子和魏桓子看到赵襄子的遭遇，听到智伯对“水能亡国”的感慨，心里肯定马上就清楚了，智伯这样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的人，给他再多土地他都不会满足。今天能够为了土地杀掉赵襄子，明天就有可能为了更多的土地来杀了韩康子和魏桓子。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联合起来，把智伯杀掉，斩草除根。

真正导致智伯身死族灭的原因，就是这一点。智果说的他没有仁德，指的就是他只知道损人利己，不懂得利人利己。不讲仁义道德的代价，会是如此之大啊。

假如智伯讲仁德，懂得利人利己，当自己与别人产生利益纠葛时把握好尺度，那必然不会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敌意。如果他能照顾到其他人的利益，说不定还能相互合作，谋求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所谓的：自私的人走得快，但利他的人走得远。

这也是人际交往的关键所在。仁义道德，与其说它是一种规则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选择，聪明的选择。用大白话来说，仁义道德就是看清楚损人利己可能带来的后果之后，所做的“利人利己”的明智选择。正好这种明智选择，对自己、对别人、对大家都有利。

那么，既然仁义道德是一种选择，为什么智伯没做到？

根本原因是他太强了，目中无人，眼里只有他自己，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这样的人在做事的时候，容易忽略其他人的利益，容易得罪人。把周围人都给得罪了，就众叛亲离了。

所以我们为人处世的时候，眼里还是要有别人，心里还是要装着别人，自己准备吃肉的时候，要想想有没有人也惦记着这块肉，要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正盯着这块肉，别光顾着自己埋头猛吃独食。这样才能避免隐藏着的祸患。

这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想在当下社会立足的人，可以从这个故事中获得的具体人际交往经验就是：

第一：哪怕自己再优秀再强大，心里也要装着别人，时常想着自己的行动会不会侵犯到其他人的利益。

第二：当自己和其他人有利益冲突时，不要想着把好处占尽，要给别人留一部分。因为利益只是暂时的，而关系是要处很久的。关系处好了，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如果我把利益都占尽了，那就容易得罪人。

第三：得罪一个人，也许不是我的错；但如果得罪了很多人，那肯定是我的错。得罪的人太多会很危险，如果我什么时候走下坡路，这些人就会一起跑出来，狠狠捅上我几刀。

所以，年轻人还是要讲仁义道德啊。

最后我们来发散一下思维，智伯怎么做才不会满盘皆输呢？

从权谋的角度出发，智伯可以慢慢地蚕食。今天吃韩家一点，明天吞魏家一点，吃的时候，还要用好言好语，金银财宝来麻痹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地把他们都吃干抹净。

另外，从道义的角度出发，智伯完全可以换个思路，不要内卷，联合起来一致把矛头对外，会更好。

因为他们都从属于晋国，有着同样背景和文化，同样国家认同和社会意识形态。要是能做到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把版图向外扩张，一起把蛋糕做大，那才真叫做“利人利己”。

　　

《资治通鉴》之第4

帝王心术的本质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老文我看过很多有关“帝王心术”的书，基本都是讲什么驭臣之道、治国方论、统御之术，讲得都挺不错，但是都没有讲到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帝王心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本质就是表演，围绕着帝王自身利益，并为了获得这些利益，所做的表演。

上述材料中说的魏文侯就是如此，他堪称帝王级的表演师。

老规矩，简单交代一下故事背景：

魏文侯，战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三家分晋之后，魏国的土地在魏桓子手上进一步扩大。魏桓子死后，把位子传给了孙子魏斯，即魏文侯。魏国在魏文侯手上，实现了战国时期的首霸。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往下看。

一直以来，魏文侯在史书上的形象，都是一位贤明君主。比如，材料中提到的魏文侯“礼贤下士”：

魏文侯在位之时，让卜子夏、田子方做国师，每次路过段干木的住所，必定要在车上俯首行礼。因此，四方的贤德人才都来归附他。

魏文侯对有学问的人是多么地尊崇敬仰啊！以一国之君的尊荣，对贤才停车并屈身下拜，这不管在什么时候，对于文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和鼓舞。虽然不及刘皇叔之三顾茅庐，但也不差。

为什么要这样？原因跟刘皇叔一样，因为要图强，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利益啊。魏文侯心里清楚，都是为了自己和国家。

魏文侯这样做的效果，就好比是自己给自己打广告，只不过电视广告卖的是产品换来的是钱，而他卖的是自己求贤若渴的美名，换来的是真正的人才。

就好比后来郭隗说的“千金买马骨”：

国君让臣子去买千里马，结果臣子却买回来千里马的骨头。国君大怒说自己要的是活的千里马。臣子却说：“死的千里马尚且用五百金来买，何况活马呢？天下人一定认为国君有交易千里马的诚意，千里马很快就要到了。”果然，不出一年，千里马到了很多。

这其实都是想表达同一个意思：连水平不高的人，在魏文侯那里都能得到重视和重用，看得出魏文侯求贤的诚心，那水平更高、更贤能的人，在魏文侯那里就更不在话下。而且魏文侯对人才没有国君架子，人才在他这里能得到尊重。

后来，果然有很多既有学识，又能办事的人才跑到了魏文侯那里，替他效力，比如西门豹、吴起、李悝（kuī）、乐洋等人。

此外，魏文侯重用卜子夏、田子方做国师，这些人都是当时有名望的贤人。俗话说“人以群分”，这些人的朋友圈层次肯定不会低。魏文侯笼络了他们，就相当于间接打响了自己在他们朋友圈人中的口碑，正好以他们作为渠道，招揽更多人才。如此，人才质量也更有保障。

所以，魏文侯的“礼贤下士”，不过是他向外界表达求贤诚意、收拢天下人才的表演而已。

魏文侯这么一个胸怀大志，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为了国家自强，愿意拉下国君的脸面，来迎合人才，是非常不简单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基本都不会混得太差。

再，史书上还提到魏文侯“守信用”：

魏文侯与群臣宴饮，外面忽然下起了大雨。文侯却命令准备车马，要往山林中去。群臣都说：“今天喝酒正起劲，外面又下着大雨，国君打算去哪儿呢？”文侯说：“我与小官约好了去打猎，虽然此时很开心，但不能不遵守约定。”于是，坐车前去，亲自通知停猎。

下雨虽是突发事件，但以魏文侯的国君之尊，这次打猎约定，他去或是不去，对方都不会有怨言，去了也许很高兴，不去的话，哪怕派个人去解释一下，对方也愿意理解国君。

可是魏文侯还是去了，这对小官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下大雨了，国君不来打猎，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国君还是来了，而且是冒雨亲自前来，就为了解释一下，这简直是意料之外的惊喜。这怎么能不让小人物感动呢？

别说小人物，天下人都被感动了，大家从此知道魏文侯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大家都愿意放心跟着他。

魏文侯也通过这次事件，向天下传达这样一个信号：只要跟着我魏斯，我答应过你们什么，就一定能做到，这就是我对你们的保障。

这件事情虽小，但意义重大。之前，魏文侯“表演”礼贤下士，卖的是求贤若渴。这次魏文侯“表演”的是“言而有信”，卖的是放心，是保障，让跟着他的人都安心。

同时，魏文侯通过这次“表演”，奠定了他言出必践的形象，完美并迅速地在百官和百姓中建立了威望。君主的威望是很重要的，是他统治稳定的核心。

由此看出，抓住一切机会，好好表现，是魏文侯作为一位政治家，一代英主的基本操作。聪明人就是要这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机会，来为自己造势，扩张影响力，增加软实力和硬实力。

另，魏文侯还有“团结三晋”的美名（韩赵魏统称三晋）

韩国请魏国出兵一起攻打赵国。文侯说：“我和赵国是兄弟国，不敢从命。”赵国也来向魏国借兵打韩国，文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两国使者都怒气冲冲地离开。事后，两国得知魏文侯对自己的和睦态度，都来朝拜魏国。魏国自此开始成为魏、赵、韩三国之首。

乍一看，魏文侯就像是韩国和赵国之间的和事佬，靠着动动嘴皮子踢踢皮球，两边都不得罪，就捞了个好名声。

其实，魏文侯这么做，既是无奈之举，又是不可为之。

说他无奈，是因为两国确实都不能得罪，如果两国都得罪了，万一两国联系好，一起进攻魏国，那就更糟糕了。哪怕是得罪了其中一国，也是厚此薄彼，容易遭人恨啊。所以只能两边都是兄弟。

然后，说魏文侯不可为之，也就是不能打仗的原因是：因为当时魏国的国力较弱，而且地址位置还尴尬，处在韩赵两国的中间，如下图，像肉夹馍一样。如果魏文侯贸然联合其中一国，起兵攻打另一国，都讨不了好，占不到便宜。

　　假如魏国联合韩国，一起进攻赵国，取胜会很吃力，因为赵国是当时三晋最强的国家，哪怕是赢了赵国，魏国也会国力大伤。如果这时候韩国鸡贼又联合其他国家灭了魏国，那真就没得玩了。这对正在发展中的魏国，是既不划算，又很危险的。

其次，假如魏国联合赵国，一起攻打韩国，就算是把韩国打败了，魏国也只能看着韩国这块肥肉掉进赵国嘴里啊，因为单独一个魏国打不过赵国。吃不到肉还不是最惨的，更可怕的是赵国一路兵马回军路过魏国，再派一路兵马进攻魏国，两面夹击，魏国也要完。晋献公假道灭虢（guó）的手笔，魏文侯应该是不会忘的。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无论魏国联合哪一国，攻打哪一国，战线肯定都会铺到魏国境内，但和魏国联合的国家，战线是完全没有铺到的。如果不能一下子把敌对国消灭，只要敌对国缓过劲来，第一个打的，肯定就是魏国无疑了。

这怎么看怎么都是魏国吃亏，和他联合的国家占便宜啊。所以魏文侯的做法是正确的，既符合自己的利益，又不费一兵一卒，拉拢了韩赵两国的人情，做了三晋的霸主。

说到这里，老文我又想发散一下思维，魏文侯还可以怎么做呢？

从权谋的角度出发，魏文侯可以坐山观虎斗，等待时机收取渔翁之利。只要不让战线铺到魏国，魏文侯就作壁上观，等到韩赵两国打得国力去了大半，快要决出胜负的时候，魏文侯再选择时机，派兵出击，帮助弱势的一方，打到优势的一方。

这么做，一是可以防止某一家因战做大，二是可以给弱势一方卖个人情，多拿点胜利果实，三是可以重构三国的实力均势，迅速拉低了另两国的实力值，不仅自己做老大，还拿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们话说回来，魏文侯靠着表演，打出了礼贤下士和言而有信的形象，吸引了大批人才为自己和魏国卖命，实现自强，再通过跟韩赵“做兄弟”，稳固了自己的地缘优势，顺利实现了战国首霸。

以上就是一代霸主魏文侯的帝王心术，他本质上就是在表演，建立自己的形象，以迎合天下人，目的是为了国家自强，统治稳定，这就是他作为帝王的最核心利益。

最后，我们普通人能够从中得到的借鉴就是：

第一， 保持头脑清醒，看得清自己所处的境遇和形势。就好比刚刚接手魏国的魏文侯，没有被“万岁万岁万万岁”给冲昏头脑，而是清楚地看到了国家实力虚弱，以及国家所处的形势，就是列强环嗣，魏国时刻都有危险。

第二， 知道了问题所在，就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魏文侯在认清国家虚弱之后，没有放弃，也没有做咸鱼，更没有抱大腿，而是决心要自强，把国家命运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也要自强。

第三， 想清楚该怎么做。换句话说：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如魏文侯一般，他要实现国家自强，就要靠改革，改革就要靠人才，只要有了人才，就有机会实现目标。

对于魏文侯来说，人才是自强的核心利益。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实现我们个人自强的核心利益又是哪些呢？

第四，质君主形象，以吸引人才，在百姓中建立威望，还有平稳三晋的关系。

我们也是一样，光是埋头苦干已经远远不够，现在是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要学会抓住机会表现自己，推销自己，这样能事倍功半。

第五，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了解个人的局限性，现如今也不是单枪匹马能干成大事的时代了，还是要靠团队合作，要靠近更多优质的人才，一起干事业，才有更高的几率成就一番事业。一代霸主魏文侯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我们普通人了。

《资治通鉴》之第5

领导的阴鸷驭人术

战神吴起是怎么玩人的？

说实话，每次我看到下面这段对战神吴起的描写，我都会不寒而栗：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还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这段话说的是吴起带兵时候的情形：

吴起做大将，与最下等的士兵同样穿衣吃饭，睡觉不铺席子，行军也不骑马，亲自挑上士兵的粮食，与士兵们分担疾苦。有个士兵患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毒汁。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痛哭。有人奇怪地问：“你的儿子是个士兵，而吴将军亲自为他吸吮毒疮，你为什么哭？”士兵母亲答道：“不是这样啊！当年吴将军为孩子的父亲吸过毒疮，他父亲作战从不后退，就战死在敌阵中了。吴将军现在又为我儿子吸毒疮，我不知道他该死在哪里了，所以哭他。”

我不知道朋友们看到这样的记载，心里是什么感受，是觉得为这样的吴将军战死沙场也甘心，还是觉得能追随这样的领导是一种荣幸。

反正老文我每次看到，都会觉得吴起真的太阴狠，太会玩权谋了。他对士兵心理的把握，真的太精准了，把士兵玩得心甘情愿为他送死。

总之，吴起是个玩人高手。

他玩人方法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建立亲民形象。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

吴起一个大将，放弃高规格待遇，选择和底层士兵融入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亲民形象，以获得人数众多的底层士兵的支持。

因为他将军职位的授权，虽然来自于君主，但军队并不是他的亲兵，能不能指挥得动军队，对他来说是个问题，主要看他在军队中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来自于士兵们的广泛支持。

为了稳固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吴起需要在军营中建立影响力和威望。

如何建立？就是通过塑造自己的亲民形象。

做底层士兵的人，大都来自于社会底层，吃的普通，穿的普通，住的普通。如果新来的领导整天高高在上，锦衣玉食，底层士兵们会觉得将军离自己很遥远，不可触及。有思想的士兵，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将军跟我们不一样，不值得追随之类的想法。

如此一来，士兵们就对吴起产生了离心力，那士兵们就不买吴起账了。这样肯定不行。

所以吴起只有把自己塑造成底层士兵的形象，才能贴近他们，与他们融为一体，争取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既然要塑造亲民形象，首先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就要与底层士兵一样。这就相当于发放一个信号，就是：我吴起也跟你们这些士兵一样，来自底层的劳苦大众，我就能代表你们。同时，也是在暗示，只要你们跟着我吴起，也有机会像我一样，当大将。

其次，吴起融入底层士兵，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人多，打仗也主要靠他们。如果他们对将军或待遇有意见，那就容易军心不稳，战斗的时候力量容易涣散。要知道战场上，时时刻刻都是万分危急、生死攸关，胜败只在一瞬间，容不得半点差池。

如何防范于未然，就是靠平时的监察和控制，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制止，把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第二，突破士兵们的心理预期。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还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吴起将军亲自为一位底层士兵吮吸毒疮。这对那位底层士兵是什么样的心理冲击？

这个事情换个语境讲，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为某一个底层下属，做了一件他本完全没有必要做，且完全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也就是说：某件事情，领导他本来不需要做，但他还是为底层下属做了。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打个比方：某省一个基层单位的临时工，生疮流脓躺在床上，省长不仅衣着朴素的亲自跑来看望，还亲自为他吸脓。

请问这个临时工会作何感想？肯定是感恩戴德，感慨自己怎么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位领导。当然是下定决心，自己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基层单位的事业上。

吴起为这位底层士兵吸脓，也是这样的效果。那名士兵肯定是庆幸自己是如此的幸运，感慨自己真是遇到了一个几辈子都难得遇上的好领导，并下定决心要用生命去报答吴将军的这一份知遇之恩。（关键是吴起，人也狠，做得出，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位底层士兵的父亲，为了报答吴将军给他吮吸毒疮，战死沙场了。由此可以想见，这位底层士兵的命运，应该不会差他父亲太多。所以这位士兵母亲的哭泣，是有道理的。

一个套路，用在一家两代人身上，吴起好手笔。

这一招就叫突破心理预期。

底层士兵生疮流脓，当将军的不闻不问，是情理之中的事，探望了问候了，是将军仁至义尽，没人会说闲话。

但是像吴起这么做，完全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举动了。对人心的震撼可想而知。瞬间就把底层士兵原本的心理预期给突破了，从此对吴将军死心塌地。

吴起这一招目的就是要收买人心，其实买人心还不止，目的是要买命啊。

这一招，最毒的地方就在于：下属付出的代价，往往要数倍于领导，有时候下属甚至愿意付出生命。

总结一下，以上两招就是吴起玩人的权谋之术：

第一招，建立亲民形象，是为了让士兵们支持他，心甘情愿跟着他打仗、立功；

第二招，突破士兵心理预期，收买人心，让士兵们心甘情愿为了他战死沙场。

吴起这么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出人头地，要功名利禄，要当卿相。

他是一个名利心很重的，成名之前为了当官散尽家财，可也没捞个一官半职，遭到乡人讥笑。吴起很气愤，一下子杀了三十多人逃走了。临走前对母亲说：“不当卿相，决不回卫。”后来他母亲去世，也没有回去奔丧。

吴起侍奉鲁穆公的时候，为了当大将，还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发妻。就是著名的“杀妻求将”。

这些事情，足见此人对于名利的渴望。

　　在我第一次读到吴起带兵的故事时，我以为吴起是真的爱护士兵，然而并不是，了解了吴起的人生之后，我才发现，他就是一个名利动物。

一个为官位连自己老婆都会杀的人，怎么会爱护非亲非故的底层士兵。他爱的只是对自己有利益的人，而士兵正好可以为他带来军功利益。

士兵不过是他实现名利双收的工具而已，每一条为报答他而战死沙场的生命，都是他成功路上的祭品。

但是吴起这样做，既是情有可原又无法批判。

情有可原是因为吴起也是为国家办事，只不过国家利益和他的个人利益正好契合在一起了。无法批判是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哪怕底层士兵看得出吴起这样是在卖恩情，他也愿意。

因为越是底层的人，面对着越是高高在上人的好意，就越是容易感动。不得不说吴起玩弄人心的手段真是高明，这才叫顶级的权谋。

就好像我刚走上社会时，公司大老板拍拍我肩膀说几句：“我看好你，加油！”就把我唬得一愣一愣地，自认为得到了赏识，天天不要命地熬夜加班，结果身体吃不消了，但到手的钱，还是没多。

直到我看了吴起这个故事才明白，大老板根本不了解我，何来看好我，他就是利用了他大老板的身份，对我这个底层员工，进行了廉价收买，让我自觉主动不求回报地给他卖命。

现在我学乖了，要熬夜加班可以，但我会掌握尺度，同时要给我可以获得的等值回报或者预期回报。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从这个故事中获得的借鉴：

第一，站在领导的角度上，吴起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榜样。深入群众，建立影响力，获取支持，巩固自己。对员工好，多做些出乎员工意料之外的事情，来加强员工对自己的向心力。

如此，能够最大程度地团结队伍，提升凝聚力，增强团队的整体实力。只是要掌握尺度，对员工好是目的，而不是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

第二，站在下属的角度上，如果遇到了一个对自己好得过分的领导，让自己觉得特别荣幸能够追随的领导，那就要当心了，要告诉自己：哪怕是领导再没有底线地对自己好，当下属的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领导和下属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

　　《资治通鉴》之第6

战神吴起的溃逃

“借刀杀人”的极致艺术

上篇我们讲到战神吴起是怎么玩人的，这篇我们讲讲吴起是怎么被人玩的。

久之，魏相公叔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起为人刚劲自喜，子先言于君曰：'吴起，贤人也，而君之国小，臣恐起之无留心也，君盍试延以女？起无留心，则必辞矣。'子因与起归而使公主辱子，起见公主之贱子也，必辞，则子之计中矣。“公叔从之，吴起果辞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惧诛，遂奔楚。

这段材料翻译出来如下：

过了很久，魏国国相公叔娶了公主为妻而以吴起为忌。他的仆人献计说：“吴起容易去掉，吴起为人刚劲而沾沾自喜。您可以先对国君说：‘吴起是个杰出人才，但君主您的国家小，我担心他没有长留的心思。国君您何不试着要把女儿嫁给他，如果吴起没有久留之心，一定会辞谢的。’主人您再与吴起一起回去，让公主羞辱您，吴起看到公主如此轻视您，一定会辞谢国君的婚事，这样您的计谋就实现了。”公叔照此去做，吴起果然辞谢了与公主的婚事。魏武侯疑忌他，不敢信任，吴起害怕被诛杀，于是投奔了楚国。

吴起这个遭遇，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春秋齐景公时期有三个好汉，一人叫田开疆，能双拳敌虎，救了景公，被封为寿宁君。第二个叫顾冶子，此人曾随景公渡黄河，黄河蛟龙作怪，风浪大作，顾冶子拔剑下水，提蛟龙头出来，风浪俱息，被封为武安君。第三个姓公孙名接，景公被秦兵围困凤鸣山，这人使一条铁阕，杀退众秦兵，救出景公，被封为威远君。

此三人专行霸道，结为生死之托，不知文墨礼数，在朝廷横行。众人惧之。

一次，景公设宴，请楚王及诸臣，恰园中桃熟，只有五枚，采来食之。景公，楚王皆一颗。此时正是晏子使楚之后，有使齐，楚缔盟之功，齐王赐他一颗。剩下两个桃，齐王令功劳大者得。田开疆说起自己敌猛虎的功劳，景公称善。晏子慌忙进酒一爵，食桃一枚，归于班部。顾冶子说自己有斩蛟龙之功，景公称善。晏子慌忙进酒赐桃。公孙接不甘，说自己有百万军中救主之功，景公称善，但已无桃可赐，要赐酒一杯，等到来年桃熟时再赐。

这个时候，晏子便说:“你的功劳最大，但已经没桃了，白白可惜了你的功劳。”公孙接拔剑说自己功劳最大，却不能食桃，是让自己在两国君臣面前受辱，被万代耻笑的事，便伏剑自杀。田开疆自感微功而食桃，羞耻之，也自刎而死，顾冶子说三人结为兄弟，两人死了，自己不能独活，也自杀了。

晏子笑曰:“非二桃不能杀三士，今已绝虑，吾计若何？”楚王下坐，曰:“丞相神机妙策，安敢不伏耶？”

这是著名的《二桃杀三士》。

　　两个故事，两条毒计，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杀手不沾死人血的借刀杀人之术，比之真刀真枪杀人，前者堪称阴谋诡计的极致艺术。

此术的最大特点在于，被害者本人至死都不清楚自己为何受害，也不知道是谁害得自己。阴谋者全身而退，而被害者尚且蒙在鼓中。真是厉害。

总结两条毒计，我提取出了最本质的逻辑。

你要想给坏人下套：

第一， 要了解这个人，知道他的性格。比如：公叔痤知道吴起为人刚劲而沾沾自喜，必定不堪折辱。晏子了解三士自恃功高，不忍耻辱。既然不堪耻辱，那要么让对方受辱，要么让对方感觉马上就要受辱。

第二， 了解对方性格特点之后，向领导诬告对方有问题。比如公叔痤就诬告吴起要离开魏国，不如把公主嫁给他试一试。晏子更高明，这一步都省了，直接进入了第三步。

第三， 设计一个环节，诱使对方暴露出先前诬告的问题。比如公叔痤设计了让公主羞辱自己的环节，让吴起认为魏国公主都喜欢这样，以吴起的性格必定不堪忍受而推掉公主的婚事，由此间接证明吴起无留心。晏子虽说没有诬告三士，但他直接让三士都感到耻辱，结果都自杀了。

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心气高的人，往往就承受不住，自入瓮中。

　　但是，要想套路百分百成功，要把握住最重要的一点：

关键信息无法判定真伪。

比如：吴起不可能向魏武侯询问公主是贤良淑德，还是贪蛮暴横。三士也不可能向齐景公和晏子询问仓库里是否还有多余的桃子。

只要斩断了领导和被害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沟通渠道，那么此计必成。

所以说，真正厉害的兵器，不是刀剑枪炮，而是直指人心的“刀”，就是所谓的个人最不能忍受的东西，找到它，你就可以控制那个人。

《资治通鉴》之第7

功臣的悲歌

走上这条路的人必须死

从一开始，战神兼改革家吴起，就是必须死的，而且必须是不得好死：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馀家。

翻译过来，如下：

楚悼王去世。贵族国戚和大臣作乱，攻打吴起，吴起逃到悼王尸体边，伏在上面。攻击吴起的暴徒用箭射吴起，并射中了悼王的尸体。办完葬事，楚肃王即位，命令楚相全数翦灭作乱者，因射吴起之事而被灭族的多达七十余家。

历史是残酷的，帝王更是无情。

吴起死得真是惨，估计是被射成马蜂窝了。自古功臣名将几乎都不得善终，原因不是功高盖主，就是得罪的人太多，更何况吴起既是功臣又是名将。

吴起被杀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而且得罪的都是权贵阶级。

当时，吴起从魏国逃到楚国，碰到了他最后一个也是最看得起他的雇主——楚悼王熊疑。楚悼王雄心壮志，力图改变楚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正愁找不到得力助手。两人一见面，就像锁找到了钥匙一样，碰撞出了火花。

楚悼王开始任用吴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措施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种：

第一，削减权贵们的特权，比如爵位和俸禄不再世袭罔替，裁减占着位置不干事的官员，对官员的收入和赏赐进行严格限制。

第二，整肃吏治，精简政府，削减不必要的官职，杜绝行贿受贿，禁止结党营私。提拔启用大量有才识的人。

第三，积极开发边疆，把夺了爵禄的贵族一律迁往地方人稀的边疆，让他们从事耕种，增加粮食产量。把他们原来的土地出租给贫困的农民，既让他们有口饭吃，又增加了收入，还缓解了双方的矛盾

第四，改革军制，让底层人士有了向上走的通道……等等，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上述改革主要表现为以下一大特点：

针对楚国的既得利益群体，进行整体性、釜底抽薪式的“断供”，然后再把“给养”输送给有才能的人和社会中下底层人士，把他们的人力资源转换成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农耕力量。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从大老虎口里夺肉，分给贫下中农吃，换取他们对楚国的贡献。

这个套路熟不熟悉？像不像那谁？提示：红妆素裹。

所以说：阳光之下无新事。

同样不新鲜的事，还有改革都会面临巨大的阻碍，尤其是像吴起推行的这种，用新体制替换旧体制的改革，阻力是大得难以想象的。

因为这得罪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要知道这批人都是非富即贵、有权有势的人，这批人在楚国深耕多年，关系网错综复杂，势力盘根错节，连楚悼王都要忌他们三分。

虽说得罪他们其中某一个不可怕，但吴起是一下子把他们都给得罪了，这就很危险了，权贵们是恨不得咬死他。

还好有楚悼王替他撑腰，吴起在大改革的时候，还能安然无恙。这也就是说，吴起在楚国的根基只有楚悼王一人。这也就意味着，楚悼王对于吴起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这也是为什么楚悼王一死，楚国的权贵们就敢于急不可耐地弄死吴起的原因。

吴起死了，其实还真没关系，因为他跟商鞅一样，都是诸侯王的一杆子枪，就是用来对付既得利益集团的。他们能实施改革，是因为真正拿枪射子弹的人是诸侯王。

但是吴起死的有没有价值，这真的很有关系。

　　从《资治通鉴》中的表述来看，吴起死得很值，尤其对楚国和楚肃王来说。

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馀家。

权贵们射箭攻击吴起，吴起趴在楚悼王尸体上。吴起这样做并不是想念楚悼王，而是楚国有法律规定，损毁王尸的人是要杀头的。吴起应该是考虑到了这点，猜测权贵们应该会投鼠忌器，暂时放过他。

但是这帮暴徒没有，不仅射死了吴起，还连带着射中了楚悼王尸体。

先王下葬之后，继位的楚肃王是个狠角色，派令尹族灭了七十多家参与案件的权贵。古代的族灭是把犯人的直系旁系三代以内除孩童14岁以上的全部杀死。权贵们都是大家族，这一杀得杀了多少人？要派多少人去拘捕，多少人砍头？不可想象啊。

如此一击，应该是对楚国权贵阶层的一次重大打击。权贵阶层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也就意味着这个楚国出现了大量的政军职位空缺，和大量的土地财富盈余。新任楚王正好可以拿这些东西，去收揽人才，巩固自己的统治。

那么，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来了：

吴起趴在楚悼王尸体上之后，到底是谁先射出的第一箭呢？

楚肃王熊臧。不是楚肃王，至少也是他的人

熊臧是楚悼王之子，从他的平稳继位和任命令尹诛杀权贵来看，他应该是太子，合法性最高。当时，楚悼王的尸体边上，连吴起都在，不可能没有他。

既然楚国法律规定，损坏王尸是要族灭的，那么当着下一任新君的面，权贵们肯定是会有所顾忌。不然不就是替自己和全家找死么。

可他们为什么就敢射箭呢？法不责众，但要说没有人当个出头鸟，射出第一箭，我是不信的。谁敢射出这第一箭呢？

而且为什么要射箭呢？为什么不是仗着人多，上前抓住吴起，砍了他呢？这简直就像安排好的一样。能做这样安排的人是谁呢？

只有楚肃王。他的目的就是借着损坏王尸的由头，找权贵们的麻烦。

说不定，吴起情急之下跑到王尸边上，还是太子熊臧提醒的他。

原本吴起是想求得一线生机，可没想到却给楚国提供了一线生机。

不得不感慨，帝王心术，不好猜啊。

吴起生前的改革就是和权贵阶级作斗争，没想到斗了大半辈子，也只是把他们踩在脚底下摩擦摩擦，不敢把他们都弄死。这倒好，吴起一死，比他干几辈子的效果都要快都要好，一下子拉了这么多人陪葬。

楚肃王也算对得起吴起了。

而且，可以猜到的是，就算吴起没有被贵族杀死，多半也会死在新王手里，一是害怕镇不住吴起，因为他是先王的功臣，功高震主，居功自傲怎么办；二是权贵阶层也容不下吴起，权贵阶层树大根深，新王刚上台又没什么威望，如果还不对他们表示一下，说不定要被他们推下王位，所以新王为了获得他们支持，巩固自己地位，也必须弄死吴起。这跟商鞅一样。

　　由此可以想见，一个人的命运，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他最终会走上怎么样的道路，会是什么样的结局，跟他所处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跟他生存的国家也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跟他个人的选择也是分不开的。

比如吴起，生在乱世，存在楚国，最后干的是改革的事业。所以他必须死。

乱世需要智和力，买主是图强的诸侯国，实现方式是改革。改革又会得罪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而且举国上下，改革的支持者肯定只有君主和太子，因为国家是他们的，一旦君主死了，或者太子不支持改革了，那么改革者的结局就不言而喻了。

吴起就是这样，他不过是楚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祭品。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都一样，都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分子。但是我们比较幸运，生在治世，存在中国。

《资治通鉴》之第8

韩哀侯之死

一个权术高手的引火自焚

用权术玩弄人，却又驾驭不了人，是没有好下场的。比如，下面这位韩哀侯。

韩严遂弑哀侯，国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韩廆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令人刺韩廆于朝，廆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韩廆，兼及哀侯。

白话文如下：

韩国严遂杀死韩哀侯，国中贵族立哀侯之子，是为韩懿侯。当初，韩哀侯曾任命韩廆（wěi）为国相却宠爱严遂，两人互相仇恨至深。严遂派人在朝廷行刺韩廆，韩廆逃到韩哀侯身边，韩哀侯抱住他，刺客刺韩廆，连带韩哀侯也被刺死。

韩哀侯是典型的玩弄权术玩砸了的人。

从《通鉴》上记载的这一段来看，韩哀侯是个昏君，宠爱严遂，纵容他和国相韩廆斗争，导致严遂胆大包天，敢派刺客当朝刺杀韩廆，自己这个君主也毙命刺客之手。死得冤枉又窝囊。

但实际上，韩哀侯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他在位的时候农业和经济搞得不错，军事上不仅和赵敬侯、魏武侯废晋靖公为庶民，瓜分了食邑，让晋国绝祀，还灭亡了郑国。韩国在他手上是蒸蒸日上。

而且他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完全不像到了年老智衰的样子。从这些方面综合看起来，他不像是昏君，也没到昏头的时候。

可他为什么任命韩廆为国相，还要宠信严遂？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他要坐看两大朝臣仇恨日深？

原因只有一个：他要在韩廆和严遂中间搞平衡。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相是从卿族中提拔任用的，权力很大，能执掌一国之政。权力大了，当然能在明里暗里地搞些小动作，比如在朝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安排上，以权谋私等等。

一个政治家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下边人的支持，如果政治家下边都没人了，那他的政治生涯就到头了。很明显，韩哀侯就看到了这一点，为了防止韩廆坐大，把他这个国君个架空，所以就安排了个严遂，跟他对着干。

如此一来，韩哀侯只要在他们俩当中做和事佬就行，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让任何一方一家独大。

　　问题是，韩哀侯怎么确保韩廆和严遂之间会相互仇恨，不会结成联盟？

靠的是差异。他给了韩廆权势，但没有给他荣宠；给了严遂荣宠，却没有给他权势。这样两个人心里都有落差，但又不能仇恨韩哀侯，因为不管是荣宠还是权势，都是韩哀侯给的，所以，这俩人只有把气都撒在对方头上。

同时，国相的权势是固定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严遂的荣宠就是韩哀侯可控的了，如果韩哀侯想让他俩仇恨再深一点，那他就可以对严遂的宠爱再深一点。

换句话说，韩廆和严遂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完全掌握在韩哀侯手里。只要韩哀侯一天不给严遂相应的权势，那么严遂就会一直仇恨韩廆。

不过在我看来，韩哀侯并不是真的宠信严遂，如果真的宠信，大可以把韩廆换下来，把严遂提到国相的位置。但是韩哀侯并没有，他只是利用严遂来制衡韩廆罢了。严遂就是韩哀侯稳固权力地位的一个工具人。

而且韩哀侯真正信任的人应该是韩廆。首先刺客刺杀韩廆的时候，韩哀侯是抱着他的，用自己做保护伞来保护韩廆，这很明显是不想韩廆受到伤害，如果韩廆可有可无，韩哀侯不可能这么豁出性命保护他，如果换成刺客刺杀严遂，韩哀侯不见得会这么保护严遂，毕竟一个严遂倒下，韩哀侯还可以让千千万万个严遂站起来。

其次韩廆毕竟是自家人，严遂再好他也是外人。给一个外人权势，韩哀侯是绝对不会安心的。

想一想韩国是怎么来的，不就是韩哀侯的祖先们从晋国那里抢来的么？韩哀侯的祖先们从晋文公那一代，就成了晋国的卿大夫，一直发展下来实力越来越壮大，最后抢了老东家钱粮人地，自己做了诸侯。

这三家分晋的事情，韩哀侯不会忘记。

当然，也不是韩国一家抢了晋国的资产，还有赵国和魏国。为什么这三国能废掉自己的晋国君主，分裂晋国，就是因为他们不仅有实力，而且还团结啊。三家团结在一起，把晋国君主给架空了。

所以，当领导的想要自己的地位稳固，最不能看到的情况就是，下边人铁板一块，把自己给架空了。最好是下边人分成两派内斗，哪一派都要巴结讨好领导，来增加自己的势力。领导只要稳坐钓鱼台，搞搞制衡就行了。下边人斗得越厉害，领导就越稳。

这个道理，韩哀侯肯定懂，而且他真是这样做的，在韩廆和严遂之间搞平衡，又让他们保持互相仇恨。

但是，韩哀侯最失败的地方在于，他看错人了。

他能宠爱严遂，但做不到驾驭严遂。像严遂这样恃宠而骄，胆大妄为的人，跟疯子无异。

严遂不仅胆子大，而且也有实力。首先他能派刺客进入朝廷刺杀国相，其次能做到没有人提前泄露给国相，第三刺客刺杀国相和韩哀侯的时候，竟然没有人上前阻拦。这些细节足以看出严遂对朝廷的渗透。

简言之，严遂是个有政治资源（韩哀侯宠爱），有野心，胆子又大的人。

像这样的人，韩哀侯驾驭不了。

对待这样的人，必须小心翼翼，韩哀侯应该要注意对严遂宠爱的尺度，不能太过。太过了，这种人就会不清楚自己的角色和定位，干出滔天大祸来。

韩哀侯死就死在用权术玩弄了一个自己根本驾驭不了的人，属于引火烧身。到最后，小丑竟成了韩哀侯他自己。

　　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不管是在职场中，还是日常的交际交往上，都可以从上述故事获得四点借鉴：

第一， 要学会识人，有些人就是不可以不值得交往，不值得我们对他们付出的。

第二， 对待他人要掌握好尺度，不要对别人太好，最后吃亏的肯定是自己。如果有人硬是要抬杠说：吃亏是福。那好吧，我在这里先祝他福如东海。当然也不能对人太差，不要得罪人。

第三， 与人交往的时候，还是要真心换真心。都不是帝王，就不要玩什么帝王心术。但是我们要懂要理解帝王心术。自己不用，保不齐别人会不会对我们用。

第四， 玩弄权术的时候，不要利用那些连自己都有可能驾驭不了的力量，因为驾驭不了他们，就代表着会被他们吞噬。站在高位者的毁灭，基本都是这样来的。

《资治通鉴》之第9

权力的禁忌

齐威王杀人事件

不管是君主还是领导，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威，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权力的禁忌不被触犯。

权力的禁忌是什么？下面这个故事，会告诉我们答案：

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白话文如下：

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官，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然而我派人去即墨察看，却是田土开辟整治，百姓丰足，官府无事，东方因而十分安定。于是我知道这是你不巴结我的左右内臣谋求内援的缘故。”便封赐即墨大夫享用一万户的俸禄。齐威王又召见阿地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阿地镇守，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但我派人前去察看阿地，只见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当初赵国攻打鄄地，你不救；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道；于是我知道你用重金来买通我的左右近臣以求替你说好话！”当天，齐威王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于是臣僚们毛骨耸然，不敢再弄虚假，都尽力做实事，齐国因此大治，成为天下最强盛的国家。

这段材料说明了权力的禁忌是：对领导获取信息的渠道的垄断。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如果一个做下属的，垄断了领导获取信息的所有渠道，让领导只听到一种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声音，那么这个下属就触犯了领导权力的禁忌。

比如材料里的阿地大夫，他就是典型的垄断了齐威王获取信息的渠道。

自子守阿，誉言日至。

从他镇守阿地开始，齐威王每天听到的，都是夸奖他的话。

作为一个领导，要想了解下属的工作情况，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法：

第一，自己下基层视察；

第二，听下属自己说；

第三，听身边人对下属的评价。

齐威王作为一个君主，地方大摊子多，必须依靠下属给自己管理。但这帮人管得到底怎么样，齐威王心里也没底，他也是要随时了解情况的。

他怎么了解呢？自己下基层视察肯定不可能，他也察不过来；听下属自己说，也不靠谱，王婆卖瓜还自卖自夸，更何况一个地方官员，而且下属的述职报告，领导也不见得都会相信。所以，齐威王了解基层情况的办法，一般就只有听别人说，尤其是听自己信任的人和自己身边的近臣说。

这个方法最简单方便快捷，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方法最容易让齐威王相信。齐威王信任的人说的话，可信度在齐威王心里很高，还有他的近臣们，比如每天照顾他的宦官，经常跟他讨论问题的大臣，这帮人整天在齐威王眼前晃悠，一遍又一遍地对齐威王说同样的话，效果跟洗脑一样，容不得齐威王不相信啊。

假如说，有一个居心叵测的地方大夫，山高皇帝远，在任上胡作非为。但他很会粉饰自己，也很有手段，买通了齐威王身边的人，让他们统一说自己的好话。那其实，齐威王对这个大夫的印象就是好的，他就是会相信自己身边人说的话的。

这样的地方大夫不是没有，那个阿地大夫，就是这么做的。他真的是一个很会做官的人，花重金收买了齐威王身边的人，替自己说好话。

但是，这对于领导来说，就会被困在所谓的信息茧房里。齐威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地困在了阿地大夫与自己身边人，给他编织的茧房里，让他听不到一切对阿地大夫不利的声音。

这也就是身居高位者的无奈，地位越高，离基层就越远，对基层真实情况的了解就越少。因为真实信息并不是直接从基层传达到高位者那里的，它是要经过层层转手的。每一次转手就给真实信息披上一件外套，最后事实真相就在这一层又一层的转手中，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这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呢？想一想赵高和秦二世就知道了。

赵高为什么向秦二世建议搬进后宫好好享受生活，为什么所有人找秦二世都要先经过赵高？第一是要把秦二世“囚禁”起来，第二是要切断他和外界沟通的渠道。这样一来秦二世能听见的只有赵高的声音，能相信的也只有赵高。

自此，秦二世变成了赵高手上的橡皮图章。秦二世被彻底架空了，赵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二世”。结果秦亡了。

　　我们把这个桥段提前百来年，放在齐威王身上。假如说他手下有这么一个地方大夫神通广大，政绩不咋地，但还野心勃勃，收买了齐威王身边的人，来为自己代言。那结果会怎么样？

齐国就完了啊。

如果齐威王稍微糊涂一点，身边人说什么信什么，没有多渠道验证信息的真假，那么齐威王就被这个大夫给彻底骗过，说不定还会给这大夫升官发财。后来的袁世凯如何上台的，就是用了这个套路对付慈禧啊。

那其他人看着领导这么好骗，那就都用同一个方法骗领导呗。如果有忠直之士想对齐威王说真话，那就先到齐威王面前把这人撸掉。总之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骗子”聚集到齐威王身边，把他骗得团团转，“骗子们”捞个盆满钵满。

这种情况历史上是很常见的，除了秦二世，大明的崇祯差不多也是遭遇了这个套路。所以，只要有空间，罪恶就是会滋生的。不要过分相信人性中正义忠直的含量，人性永远都是趋利的。

所幸齐威王是一代英主，他不仅仅是听别人怎么说，还派人实地考察。当他知道阿地被治理得一塌糊涂，就知道了，原来阿地大夫串通了自己身边人，一起糊弄自己。

所以他当即就把阿地大夫给砍了，还砍了帮他说好话的近臣们。说真的，我真不觉得齐威王是因为阿地大夫消极怠政，才要把他给砍了，真正要他命的就是他收买齐威王近臣给自己说好话。齐威王不过是借着阿地大夫的由头，杀掉为了利益蒙骗自己的一批人，同时警告其他人，不要学阿地大夫和这帮近臣，不要骗我齐威王，更不要背叛我。

至于齐威王封赏即墨大夫，第一确实是为了表彰他政绩不错；第二是表彰他没有跟阿地大夫一样，耍心眼，糊弄自己；第三，更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告诉其他人，不弄虚作假，好好做事，就有好果子吃，不会亏待你们的，不要想着走捷径，我齐威王什么事情都知道。

这么一杀一赏下来，“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从上述故事中，我们能获得以下借鉴：

第一，危机感和见微知著。齐威王绝对是一位很有危机感、见微知著的君主。有危机感，就会对隐藏着的风险特别敏感；见微知著，就会从一些细微的事情中，看出不符合常理，有巨大隐患的地方。

如果齐威王不是见微知著，他就不会注意到身边人都在说阿地大夫的好话，就不会派人去阿地考察，也就不会联想到阿地大夫收买近臣在糊弄自己。如果他没有危机感，说不定就砍一个阿地大夫了事，不至于大开杀戒砍了一批近臣。

第二，丰富自己的信息获取渠道。如果说，当我身边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那问题就大了。有时候，有人骗我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人都在骗我，其实这个时候我是不知道自己被骗了的。所以，要多渠道了解信息。

第三，交叉验证信息的真假。当我看到一件事情，听到一种声音，不要着急下判断，不要让情绪起来。先要冷静下来，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把所有信息放在一起，交叉验证，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尽可能地无限接近事实真相。如果做不到这点，领导很有可能会被下属骗得很惨。

第四，跟对人很重要。不仅是领导要挑选我们，我们也要挑选领导。毕竟我们选错领导所付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领导选错下属的成本。领导选错人，大不了换下一个；我们要是选错领导，付出的是我们宝贵且一去不复返的生命和精力，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机会成本。

第五，如果有幸成为领导身边的人，要珍视这份信任资源。要做就做领导的传声筒，不要做其他人的传声筒，或者说谨慎地在领导面前说别人的好坏话。不然的话，这份信任资源很容易耗完。

《资治通鉴》之第10

厮杀/博弈/利益分配和背叛

这是一个关于厮杀、博弈、利益分配和背叛的故事。

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罃与公中缓争立，国内乱。

魏大夫王错出奔韩。公孙颀谓韩懿侯曰：“魏乱，可取也。“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兵伐魏，战于浊泽，大破之，遂围魏。成侯曰：“杀罃，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二国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杀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贪也。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患矣。“赵人不听。懿侯不悦，以其兵夜去。赵成侯亦去。罃遂杀公中缓而立，是为惠王。

故事大意如下：

魏国魏武侯去世，没有立太子，他的儿子魏罃（yīng）与公中缓争位，国内大乱。

魏国大夫王错逃奔韩国。公孙颀（qí）对韩懿侯说：“魏国内乱，可以乘机攻取。”韩懿侯于是与赵成侯联合出兵攻打魏国，在浊泽地方交战，大败魏军，包围了魏国都城。赵成侯说：“杀掉魏罃，立公中缓为魏国国君，然后割地退兵，这对我们两国是有利的作法。”韩懿侯说：“不妥。杀死魏国国君，是强暴；割地后才退兵，是贪婪。不如让两人分别治理魏国，魏国分为两半，比宋国、卫国还不如，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魏国的威胁了。”赵成侯不同意。韩懿侯不高兴，率领他的军队乘夜离去。赵成侯也只好退兵归国。魏罃于是杀死公中缓即位，是为魏惠王。

魏武侯去世，俩儿子打内战是发生在公元前371年。而赵国和韩国派兵插手魏国内乱，是发生在公元前369年。

中间足足隔了一年多，这俩人打得时间挺长，看得出来魏瑩（yīng）和公中缓的实力还是差不多的。

事件的转折点发生在魏国大夫王错逃到韩国，之后，公孙颀（qí）怂恿韩懿侯乘乱攻取魏国。

王错是魏国的卿大夫，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都逃到韩国了，魏国国内情况应该已经水深火热，而且像他这种级别的官员，逃到别国，肯定是抱有政治目的的，比如求援。王错是要为谁求援呢？换句话说，王错是谁的人？

《资治通鉴》上没说，但在《史记》中对此有一段记载：

公孙颀……谓韩懿侯曰：“……今魏瑩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

如今魏瑩得到了王错的辅佐，拥有上党，算来就有半个国家了。

从这个叫公孙颀的口中透露出，王错是魏瑩的人。他辅佐魏瑩，掌握了半个魏国，有实力。剩下的一半，不说全部，起码有大部分是掌握在公中缓手里，没这样的实力，公中缓做不到和魏瑩打一年多的内战。

两个人相持一年多，胜负不分，整个魏国处在没有君主的状态，国家大乱。这种情况下，作为魏瑩属臣的王错，逃离魏国，跑到了韩国求援。

王错为什么不逃到赵国求援呢？因为魏国和赵国仇恨比较深，魏文侯死后，两国爆发过数次战争。而魏国与韩国之间倒是和平共处。

更重要的是，王错找韩国帮忙，是因为韩国是弱国，不管帮是不帮，帮了不管赢是不赢，对魏国都构不成根本威胁，纯属锦上添花用的。魏瑩相当于给自己找个帮手，借一把力给自己送上王位。

但是，赵国是强国，找赵国帮忙不仅政治不正确，而且说不定兵强马壮的赵人，连魏国都给端了。那不就等于引狼入室么。魏瑩干不出这蠢事。

王错逃到韩国之后，公孙颀马上跟进找到了韩懿侯，说服他趁着魏国内乱，打下它。随后，韩懿侯就和赵成侯合兵进攻魏国。

公孙颀谓韩懿侯曰：“魏乱，可取也。“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兵伐魏。”

这件事有两个疑点：第一，公孙颀是谁？第二，韩懿侯和赵成侯为什么如此默契地共同起兵攻魏了？

史书上并没有对公孙颀的身份详细说明，但是从后来赵成侯和韩懿侯都支持立公中缓为国君的事情中，可以看出来公孙颀是站公中缓的。

而且《史记》中对公孙颀入韩，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公孙颀自宋入赵，自赵入韩，谓韩懿侯曰：“……今魏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

公孙颀是先去了赵国之后，再去的韩国。对韩懿侯说：魏瑩拥有半个魏国，趁机杀掉他，就能打败魏国。这段基本能确定公孙颀是公中缓的人，反对魏瑩。

公孙颀说服了韩懿侯之后，韩赵马上联兵了。也就是说，他在入韩之前，就已经说服了赵成侯起兵攻魏。之所以还要拉上韩国，一是避免韩国帮助魏瑩，二是要进一步壮大己方的实力，确保成功。

公孙颀相当于直接促成了这次韩赵伐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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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瑩和公中缓打了一年多时间，韩赵都没有动静，而公孙颀一来，韩赵就同时起兵，并支持公中缓继位。想必公中缓应该是答应了给赵韩很大的好处。同时，王错是先一步来向韩国求援的，但韩懿侯还是听了公孙颀，可见公中缓给出的好处是要大于魏瑩的。

魏瑩和公中缓不仅在战场上血肉厮杀，而且在战场外也在博弈。很明显从短期的利弊来看，魏瑩在场外是输了，因为赵韩同时起兵，要打败他。但是从长期利弊来看，公中缓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埋了一个雷，因为他拉来了魏国强大的仇敌赵国。

这也为公中缓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话说回来，赵韩联兵的攻势很迅猛，大败魏军，直接围困了魏国的都城安邑。眼看着就要摘取胜利果实了，两个合伙人之间出现了问题。

而且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利益分配。

魏国的这次好处应该怎么捞？

赵成侯建议：杀掉魏罃，立公中缓为魏国国君，然后割地退兵，这对我们两国是有利的作法。

对此，韩懿侯不同意，他说：不妥。杀死魏国国君，是强暴；割地后才退兵，是贪婪。不如让两人分别治理魏国，魏国分为两半，比宋国、卫国还不如，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魏国的威胁了。

赵成侯的利益分配方案，很强硬，很毒，对赵国特别有利。强硬在直接杀掉魏瑩这个合法性最高的嫡长子，拥立合法性不高的公中缓。

毒的地方在于：合法性不高的公中缓做魏君，意味着他不一定能得到多数国内人的支持，反对他的人多了，王位不稳；其次赵国逼迫公中缓割地，这就是趁火打劫，不仅会进一步加深赵魏仇恨，而且会让公中缓在国人中形成对外软弱的形象，更加坐不稳王位；第三，公中缓是赵国人拥立的，还记得契丹人立的“儿皇帝”石敬瑭吗？那看到契丹皇帝得叫人家“爸爸”，公中缓坐上王位之后，也是要礼让赵国三分。

对赵国有利的地方就是，如果公中缓要想把王位坐稳，必须依靠赵国。更何况当初公孙颀是先去的赵国，有感情基础，又许以厚利，当然跟赵国穿一条裤子。

综合起来看，赵成侯这个方案，就相当于赵国在魏国扶持了傀儡政府，就算不是傀儡，至少也是需要依靠赵国存在的政府，唯赵国马首是瞻。

这么一来，魏国就等于是被赵国控制了，晋三家本来就是一家，赵国一下子控制了三分之二，接下来要控制谁，那就不言而喻了吧。

如果韩懿侯答应了赵成侯的提议，韩国就危险了。虽然说韩国能在这次战争中吃到肉，也就是拿到土地，但是能不能保住这份胜利果实是个大问题。

毕竟韩国最弱，谁都打不过。如果赵国控制了魏国，第一个要打的就是韩国，统一三晋。就算魏国最终脱离了赵国的控制，它本着国内压力，肯定也是要拿回失去的土地的。到时候枪口第一个瞄准的肯定也是韩国，谁叫他最弱呢？

正因为韩懿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没有答应赵成侯的提议，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至于韩懿侯说的：杀死魏国国君，是强暴；割地后才退兵，是贪婪。这种都是场面话，不能相信。心里话是不能说出来的，说出来的那都不叫心里话。

我们看，韩懿侯的方案是分裂魏国，立两个新君。

韩懿侯是深谋远虑的人，把魏国的国土一分为二，但是，魏国的实力可不是一半一半分的，而是呈指数级下降的。

看看韩懿侯的原话：

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患矣。

分裂之后的魏国，跟宋国和卫国差不多，那我们就再也不用害怕魏国了。想当初魏国在文侯、武侯之时，是何等强大，三晋最强，战国首霸，赵国比不过他，韩国在它面前更是渣渣。

可一旦分裂，就成了宋国、卫国那种九流国家，最终只能是被别人吞噬的命运。原来弱小的韩国，就再也不用害怕魏国啦。韩懿侯这一招真叫釜底抽薪。他是真正的弱国外交大师。

韩懿侯的外交手段，简直跟泥鳅一样，滑不溜手。他的方案，就是谁都不得罪。

首先，魏瑩和公中缓的人都来找过韩懿侯求援，韩懿侯把两个人都扶上王位，两边都没话说，就算有话说，凭着两位各自拿到的分裂之后的魏国国土，谁也奈何不了韩国。同时两边都欠了韩懿侯人情，这东西可不好还啊。

其次，看韩懿侯的话术：杀魏君是强暴，割地才退兵是贪婪，不如分裂魏国。意思就是说赵成侯你的提议太黑，容易名声不好。用我的这个方案，既有了好名声，又消除了魏国这个祸患，一举两得。这种设身处地为赵成侯考虑的做法，简直让人感动。

但其实，韩懿侯的方案还有更深层的考虑。

魏瑩和公中缓各据一半魏国，魏国虽说还在那里，却再威胁不到韩国，同时还能起到赵国和韩国之间双重屏障的作用，极大缓和了赵韩之间未来可能的冲突。

另，魏瑩亲韩，公中缓亲赵，哪怕是后面赵国吞并了公中缓占据的一半魏国，剩下的一半魏国，赵国要拿走也是不容易的，需要时间和实力。趁着这段时间窗口，韩国要吞并魏瑩手上的一半魏国，也不是不可能。这样一来，韩国就有资本跟赵国叫板了。这既相当于间接给赵国全盘控制魏国增加了巨大的障碍，同时也消除了赵国靠着控制魏国进一步统一三晋的隐患，保全了韩国。

坦白了说：韩懿侯表面上是为了仁义道德，本质上就是为了延缓赵国扩张的脚步，保全韩国的同时，还给自己扩张争取时间。

对于韩懿侯的套路，赵成侯也是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俩人没能统一利益分配的意见。于是两位国君，放弃了快到嘴里的“肉”，各自撤兵回家了。

　　赵韩退兵之后，魏瑩很快就杀死了公中缓，继位为魏惠王。

这速度是多么快啊！快得很奇怪。

为什么之前魏瑩和公中缓内战，一年多时间还没分出胜负。赵韩联军一来一走，魏瑩马上就能把公中缓杀死呢？

原因还是出在公中缓主动拉了赵国做援兵上面。之前讲过，魏国和赵国打过好几次大仗，两家的仇恨很深。魏国的公室和国人，对于赵国是有恶感的。合法性不足的公中缓为了坐上王位，主动求助敌对国家，这等于是间接背叛了公室和国人的感情，说他是背叛者都不为过。

头脑清醒的人，怎么会支持一个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的人呢？

由于公中缓这一非常不明智且短视的举动，导致了原来支持他的公室贵族们，纷纷倒戈，放弃了他，转头支持魏瑩。更有可能的是，原先公中缓的支持者们，一看他成了国家的背叛者，肯定走不远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杀死公中缓，拿他的头颅，到魏瑩跟前去赎罪邀功。

如此，魏瑩顺利继位称王。

魏瑩的运气是真好，他能胜利，不是因为他很强，而是因为对手们都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所以，从魏瑩身上还真没什么好学的，运气这种天赋学也学不来，但是从其他人身上能学到的就多了。比如：

第一，赵韩之间，由于他们利益分配的意见没有统一，导致了他们错失一个千载难逢，而且几乎不可能再次出现的，能够一下子把魏国削弱的机会。赵韩两人，哪怕是随便选一个分配方案，战国时代很可能就再没有魏国什么事了。

由此可见，与人合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合作方之间能不能形成一种共识，特别是对怎么分配利益的共识。有了共识，就没有分歧，合作方内部就不会分裂，行动推行下去就没有了阻力。没有共识，实力再强，也是虚弱的。

第二，做人要坚守自己的阵营，不要做背叛者。背叛者最容易里外不是人，在原来的阵营那里，他不再是自己人；在后来投靠的阵营那里，他从来就不是自己人，而且以一个背叛者的身份加入，人家也不容易相信他。背叛意味着信用破产，意味着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不断背叛。

所以，看清楚自己是谁，处在什么阵营，坚守自己的阵营，是必要的。

《资治通鉴》之第12

商鞅变法

最高级的权谋是获取信任

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绕不开的一段。秦始皇能“奋六世之余烈”，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其基础正是商鞅变法打下来的。

不过，今天不聊商鞅具体是怎么变法的，我们来聊聊商鞅在正式实施变法之前，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我们能从中得到的借鉴。

请看材料：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白话文如下：

法令制定后，并没有立即公布，卫鞅担心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南门的集市上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杆，下令如果有人能把木杆搬到北门，赏十金。人们觉得奇怪，但是没有人敢去搬。于是又下令：“能搬到北门的，给五十金！”有一个人过去把木杆搬到北门，马上就赏给他五十金。这才公布变法的政令。

立木取信，商鞅在正式变法前，就做了这个。然后才实施了变法。

老文我一直秉持着一个观点：看历史不能只看能看到的东西，还要看那些看不到的，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就像冰山一样，看得到的只是一角，更多看不到的部分在水面以下。历史也是一样，往往是那些没写出来的东西，信息量更大，更重要。

上述材料，有什么是没写出来的呢？

　　这得把话说回到商鞅的变法，它是对秦国现有的法令制度做重大变革。简单概括就是以下四点：通过消灭王公贵族等特权阶级，来保护平民百姓的利益；鼓励耕种来增加社会财富，把不从事耕种的人全家抓去做奴隶，减少人力资源浪费；通过战功来宣扬国威；通过战功和爵禄的挂钩，来给百姓上升的渠道。

我们看，这些都是利国利民的法令，尤其是对百姓有利。但它对特权阶层不利。

而上面的材料，只提到了商鞅取信于百姓，却没有写商鞅取信于特权阶层。这就是史书上没有写出来的东西。

商鞅没有取信于特权阶层，是因为特权阶层是商鞅变法最坚定的反对派，根本取信不了。

变法其实是利益再分配，动了既得利益团体的蛋糕，分给劳苦大众。这种是得罪人的事。得罪的就是现有既得利益团体——特权阶层。

既然是对这些团体开刀，那肯定会受到他们的反抗。但是变法是秦国最高领导秦孝公执意要进行的，商鞅是代表着秦孝公变法，这也就是说：法不能不变，必须要和既得利益团体做对抗。

朝堂之上，大家对变法这件事情的看法失去共识之后，就形成了分裂。商鞅和秦孝公站在一起坚决要变法，王公贵族这些特权阶层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变法。这种情况下，变法法令推行下去肯定是阻力重重，没有这些王公贵族的信任和支持，又要坚持变法，怎么办？怎么保证变法法令能推行下去？

商鞅给出的方法就是“立木取信”，直接绕过特权阶层，获得为数众多的底层百姓们对变法的信任和支持。

所以，商鞅的这个动作从表面上看，是取信于民，实际上是跟特权阶层斗智斗勇，斗谁更快一步，率先获得百姓们的信任和支持。

史书上在记录这段时，算上标点总共才用了75个字。但其实里面门道很多，暗流涌动。

首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法令制定完毕后，没有立即公布？

就是所谓的“令既具未布”，换个词这也叫“保密”，保密意味着商鞅要预防些什么。

到底是预防什么呢？

其实是预防民间私下议论法令，预防舆论讹传，形成舆论阻力，预防百姓因为不理解法令而引起大规模恐慌，盲目地反对法令，预防特权阶层歪曲法令来误导百姓，利用这些不明所以的百姓，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变法。

何以见得？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商鞅为什么担心百姓不相信？

刚才说过，商鞅变法的法令都是利国利民的法令，尤其是对百姓有利。

这样的法令，商鞅为什么还担心百姓不相信？百姓到底不相信什么？

如果百姓们知道这是对自己有好处的法令，那肯定是支持都来不及，肯定是迫不及待想要这些法令实施，贯彻到底，又怎么会不相信这些法令呢？那如果法令不好，百姓们肯定会反对这些法令，那就谈不上相信了。

既然商鞅的变法法令，是对百姓有利的，百姓如果还不相信的话，那就只有一种情况：百姓对法令的好坏根本没概念，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法令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们对法令无知，又因无知而恐惧，因恐惧而不信。换句话说，当时的秦国百姓们是愚昧的。

而那些特权阶层正好相反，他们看得懂法令，他们清楚地知道，商鞅的这些法令对自己的利益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必然成为变法的坚决反对者，对法令根本谈不上相信不相信。

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推行法令，很可能导致一个后果：

推行阻力是强上加强。商鞅的法令对特权阶层，也就是既得利益团体是不利的，对百姓是有利的。但百姓们对法令无知，这种混沌愚昧，就意味着容易被特权阶层影响操控，变成一种反对变法法令的阻力力量。用大白话说就是，如果特权阶层利用百姓对法令的无知，来歪曲法令，宣传法令是对百姓有害的，那么百姓就会反对法令。

也就是说，如果商鞅在没有获得百姓信任之前就公布推行了法令，那就等于他不仅要面对来自既得利益团体的阻力，还可能要面对一无所知的百姓们的阻力。

所以，无论怎么看，商鞅极力拉拢百姓，提前取信于民，建立执政者形象都是最优解。这样既获得了来自底层百姓们的信任和支持，又最大程度上地减少了推行法令时，来自百姓的阻力。

而商鞅对于特权阶层的态度就比较暧昧了，他知道特权阶层是取信不了的，但变法是要变的，具体怎么变，只好保密。在特权阶层和百姓们对于变法法令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商鞅提前获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支持，绝对是对特权阶层的一次隐形打击。

因为百姓数量多，就算秦国国内这一部分特权阶层反对，但为数更多的百姓支持变法法令，就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法令顺利推行下去。这样一来，特权阶层就翻不起什么大风浪来了。

而且法令实施一段时候之后，会有很多百姓凭着军功封侯拜将，这批人一旦上来，就会成为变法的最坚定拥护者，因为他们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变法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如此一来，原本旧制度下的特权阶层算是正式扑街了，变法的阻力也是越来越小了。

写到这里我得感慨一下：商鞅作为一个站在变法浪潮之巅，身处历史转折点的改革家，对于变法的关键问题看得真是清楚，新法令能不能有效推行，关键在于它能否获得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而这里的多数人，就是变法法令真正的受益者——秦国百姓。

商鞅正是获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支持，才能把变法顺利地推行下去。

很多人以为权谋只是阴谋诡计，简直是大误，这只能算是最低级的权谋。最高级的权谋是获得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

　　

《资治通鉴》之第13

沉默的君王

商鞅立威背后的权力逻辑

商鞅变法中最精彩的一幕，就是太子嬴驷犯法，他对太子的两位老师实施肉刑，以此来为新法立威。

请看材料：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白话文如下：

法令颁布实施一年后，成百上千的秦国百姓纷纷前往国都陈述新法给人民带来的不便。这个时候，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卫鞅说：“法令之所以不能很好地施行，是因为在上位的都不去带头遵守。而太子是储君，又不能对他施以刑罚，便处罚他的右傅公子虔，在太子的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墨字。”第二天，秦国人听说之后，都开始遵奉法令了。

当朝太子嬴驷违反新法，商鞅把他的两位老师给处罚了，公子虔被割了鼻子（也叫劓yì刑），公孙贾被刺了墨字。两种虽然都不是死刑，但侮辱性极强，尤其是劓刑，鼻子都给割了，还怎么出门见人。我这么喜欢商鞅，看到这儿都不得不吐槽一句，真损。

我们看，被处罚的两位老师都不是一般身份的人，公子虔是先王秦献公的儿子，另一个公孙贾也是有宗室背景的文臣。换句话说，这两位都是旧制度的特权阶层，而且，既然是储君的老师，也就意味着是未来新君的左膀右臂，将来朝政上文武百官的首领。

商鞅不拿太子开刀为新法拿下“一血”，但拿了这两位重量级人物来给新法立威，看得出商鞅是一个政治老手，是一个既有理想主义，又有点现实的人。

说他现实是因为他知道太子犯法是不可以被处罚的，哪怕是口号喊得再响，但放在太子身上就是不能用。能处罚太子的人只有秦孝公，不是他商鞅。而太子犯法这件事，并没有看到秦孝公有任何表示。

说他理想主义，是因为他必须对太子违反新法这件事，给一个正向的了结，也就是必须处罚，不然新法没有威信。但处罚谁，是个技术活。随便拉个替罪羊，就起不到为新法立威，震慑其他人的作用。要罚就罚地位高、权势重的人。

所以商鞅把矛头对准了太子的两个老师。

这两人真是太合适了，首先他们是旧制度特权阶层的代表，其次他们是太子老师，担负着管教太子的重任，太子知法犯法，就是老师没教好。处罚他们简直合情合理合法。

这一招仅仅打了太子的脸，就保证了太子安然无恙，给秦孝公吃了颗定心丸，又达到了震慑反对派的作用，让天下人看到了变法的决心。一箭多雕。

只是商鞅这样做，是往绝路上走。

看后来事情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公子虔等贵族势力给商鞅按了个谋反的罪名，导致商鞅被车裂身亡，全家被族灭。

如果我们以后来者的眼光，回过去看商鞅当时对两位老师的处罚，是不是觉得商鞅这个人不懂变通？为什么不找个理由，把两位老师也给放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给予严厉的指责，但不安排任何实际的处罚。

干嘛要干这种激怒权贵的事情呢？

商鞅其实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事件背后站着秦孝公。

我们看，太子违反新法，商鞅处罚两位老师。整件事情的推动者，其实不是商鞅，而是站在背后的秦孝公。

如果犯法的不是太子，而是其他宗室成员，商鞅很可能直接处罚了事。但犯法的是太子，太子身份特殊，未来的君主，将来要坐秦孝公的位置。而太子这个身份正是秦孝公给的。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不过的就是秦孝公出面给个解决方案。但是秦孝公并没有出来表态。

秦孝公没有表态，其实就是最大的表态。秦孝公既不可能同意处罚太子，也不可能公然反对处罚太子，这就是反对变法啊。所以秦孝公沉默并完美地把锅甩给了商鞅。

商鞅对此也应该是心知肚明，秦孝公没有表态，意思就是不可以罚太子。秦孝公最怕天下人议论他的变法，如果可以处罚太子挡住悠悠众口，秦孝公肯定会出来表态，但他没有。

而法是一定要变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这次违法事件没有任何人受到处罚，新法威信便会荡然无存，更不用谈变法了，所以商鞅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处罚同样有权有势但略逊一筹的太子老师。

就这样，秦孝公和商鞅在这件事上达成了默契，而公子虔和公孙贾就很不幸地成了变法过程中的工具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