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

潘铁刚

             

       那个冬天的午后格外温暖，阳光斜照在厨房的窗上，使整个房间都显得热乎起来。

        妈把椅子搬到厨房，一声不响地坐着，看窗外冰冻的北大河，阳光把她的背影定格在地上，柔弱又细长。

        她像一座雕塑，一动不动。

       冰冻的河面在阳光照耀下闪着刺眼的光，有雪的地方像一块污渍的抹布，阴冷灰暗。河岸紧贴着北山，山上被厚厚的积雪覆盖。

       爸走的这一年里，妈总是这样，不管春夏秋冬，总是把椅子搬到厨房，一声不吭，一坐就是半天，她的眼前是不断变换季节的北大河、北山，从淙淙流水到皑皑白雪，她沉静如水的目光里是以前没有过的迷茫和不知所措。

       妈那天还对我说，再有一周你爸就走一年了，你哥他们知道吗？我说，妈，你放心吧，我们都记着呢。

        她虽然面无表情，语调平和，眼神淡定，但她内心一定情绪低落，烦躁不安。

       她身体明显消瘦，两只衣袖空空荡荡，鬓角不知何时又多了白发，额头的皱纹深了许多，我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看她了，我每天都＂妈、妈＂地叫着，每天都在问＂你缺什么，想吃什么？＂，但她的内心我又知道多少？她对爸的感情寄托我又懂得多少？做为老儿子，虽然我一直和爸妈生活在一起，但直到爸去世，我也没能真正了解他们，没能真正体会他们对四个孩子中最不争气的我的良苦用心。

       我的记忆里只残留着爸妈叙述生活时的只言片语，甚至他们说什么我都不想听、不爱听，可是，当爸突然走的那一刻，当我突然意识到我再也见不到他的笑容，当我再也不能喊一声＂爸＂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爸已经不存在了，他对我的叙述也戛然而止。

        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就是昨天。

        自从爸走后，妈就很少说话，有时常常一个人发呆，偶尔和对门的冯婶下楼，也是坐在石凳上，看大家唠着家常，一坐就是一小天，不言不语，表情木讷。时间久了，冯婶对我说，你妈这样可不行啊，你爸走后她变得沉默寡言的，这会影响她的身体健康。

        冯婶是县医院退休的护士长，从医院退休后就和同样退休的冯叔一起，山南海北地旅游度假，冯叔虽年俞七十，但仍兼职好几个公司的法律顾问，精神矍铄，神清气爽。爸在的时候，我们哥几个也常常拿冯叔冯婶做榜样开导爸妈，让他俩也出去走走，调整一下退休生活，可是不管我们怎么说，他俩都不同意，我想，这可能和爸上班最后一年发生的那场车祸有关。

        那一年，爸被检察院派驻税务局检察室做主任。有一次下乡调查一起偷漏税案件，在返回的途中遭遇一场车祸，他的肋骨骨折、左腿三处骨折，当我们哥几个赶到医院时，爸仍然昏迷不醒，妈吓得不停掉泪。

        漫长的等待后爸醒了，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看着哭着的妈和我们，有气无力的说，别怕，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妈没说话，只是颤抖着紧紧地握住爸的手，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爸忍着疼痛，露出不自然的笑，对妈说，以后不用学瘸子走路了，我成真瘸子了。那一刻爸勉强露出的笑容那么陌生，距离我是那么遥远。

         爸做为公检法老人儿，虽然平时在家刻板严肃，脾气倔强，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特别幽默，正直善良，为人和气，在检察院每次组织的联欢会上，他边表演相声边学着瘸子走路，惟妙惟肖，形似神似，常常迎来一阵阵笑声。

      两个月后，爸出院了，手术很成功，腿没留下遗憾。但从此以后，爸却很少出去活动，仿佛伤了元气，每天总是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或看着电视，不知不觉间慢慢睡着了。

        不久，爸退休了。

       爸喜欢喝酒，每到晚上，妈都会做几个菜，偶尔，妈也会喝一口，不一会儿就满脸通红，有时，我在外面吃饭回来，看见妈脸红红的，就笑着逗她说，又喝了，妈的脸就会更红，说，你爸非得让我喝一口，我才不愿意喝呢，死辣的。每当这时候，爸就装模做样的说，可不咋的，你妈不喝，是我逼她喝的，然后就憋不住的笑，我发现，爸退休后笑的很可爱。

        妈是十八岁和爸结婚的，当时，爸在刚解放的永南区政府当通信员，妈在缸窑小学当老师。一九五三年，妈做为第三批志愿军卫生兵集结在丹东，经过一个月短暂培训后，不知什么原因没能入朝，又返回缸窑小学当老师，同年，爸和妈经别人介绍认识并结婚。

       几十年后，妈还经常拿出一直保留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几张泛黄的穿着军装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妈穿着高领毛衣，胸前梳着又黑又粗的大辨子，黑白相间中，微胖的脸上露着清纯的微笑。

       妈常说，要不是嫁给你爸，说不上我出息成啥样呢，哪像现在，天天侍候你们，给你们做饭做菜的。爸就逗她说，你能这样就不错了，还心思年轻的时候呢，教学生拼音都教错了。

       妈是否教错了学生拼音我不知道，但我偶尔还能想起她和刚上学的孙子一起读拼音的情景，a（阿）、b（波）、C（次）、d（得），一老一少沉浸在奇妙的拼音世界里，幸福而温馨。其实，这时候妈一定又回忆起她的青春岁月，脸上洋溢着淡淡的自豪和骄傲。

        妈总是忙碌的，一刻不闲，主持着我们这个十多口人的大家庭，既要照顾老的，又要侍候小的，不管是儿子儿媳，还是姑娘姑爷，不管是孙子孙女，还是外孙子，从无怨言，从不说三道四，哪怕我对她有偶尔的埋怨她也从不吱声，默默地干着家务，许多年来，每当我想起曾对她有过的不耐烦，心就无端的疼，泪水悄悄流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对她的忏悔，对自己的自责。

        虽然妈忙碌了一辈子，但忙碌之后更多的是幸福，偶尔生活中也有过一瞬间的苦难，不管来自四面八方，还是来自内心无端的孤单，她都能坚强的挺过去。每当想起爸一个人在市里上班，把妈和四个幼小的孩子留在那个小镇艰难的＂熬”，我就会想，妈那么瘦小的身体怎么有那样一种坚韧啊。

        文革期间，因为两地生活，爸被打成反革命，家里困难，妈不得不出去找活干，她干的最累最苦的活是镇里修公路给工地砸铁线，在规定的时间内，把乱七八糟的铁丝用锤子砸直，然后捆在一起。起早贪黑，每天能挣几角钱。她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工作服，手上常常用纱布包着，套袖油渍渍的，带着的围巾已经没有了颜色。她把四个孩子放在家里，把中午饭做好，告诉大哥看着我们，不许出去乱跑。

        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大哥和二哥在炕上打闹，一不小心碰翻了火盆，把二哥后背烫出巴掌大的伤口，水泡铮亮。妈下班回来谁都没敢和她说，直到几天后伤口感染了才被妈发现，妈搂着二哥放声大哭。



        爸走后的第二年，我们全家一起去北京送大侄上加拿大留学，十几口人在首都机场引来周围人的羡慕和夸奖，那时候，妈的脸上是无比的自豪和快乐。在他临上飞机的一刻，妈紧紧抱住大孙子，摸着他的脸，哭着说，要是你爷爷能看到今天多好啊。

       十几年过去，值得欣慰的是妈的大孙子已在加拿大成家立业，三个重孙子也在快乐健康地成长，这个家族的血脉在静静地延续。

         2007年大年三十晚上，我们把电视机搬到医院妈的病床前，把她平时爱吃的饺子和年夜饭也端到她的病床前，虽然她已经没有意识，我们还是为她和爸摆上碗筷，我们十几个人围在一起，大哥说：今天过年了，我们一起祝福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