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绿的远方，——53年前，我硬磨被特招入伍

文昌

【我的军中一行】之一（原创） 成仗剑从军，为小卒，无所知名。 ——清·戴名世 向着绿的远方 ——53年前，我硬磨被特招入伍 　人的一生总是在挣脱和向往中前行。 1968年底，我被公社调去搞人事调查出差在外。 那天黄昏，我从外地一单位办公室订阅的报纸上，看到了正在征兵的消息，说家乡的征兵工作已近尾声。 尽管是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刻，我也决定立即打道回府——我要回去报名当兵！ 同伴说你如今调到公社，已经挺好的了，怎么还要去当兵？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这是三两句话说不清的事。 走在积雪覆盖很厚的乡间路上，脚下咯吱咯吱的响声辐传到脑际，一桩桩毕业回乡后的经历所带来的感受又涌上心头。 一个多月前， 11月10日，家在城里的十几名宣传队同学，骑自行车冒着刮脸的清雪把我送回乡下。 “轰轰烈烈”（指WG）就这样戛然而止，我的学生生涯也就此结束了。 其实早在五六月份，老三届毕业生就都离校了。我们宣传队是全市最出色的文艺轻骑兵队伍，同学们都不愿意离散，学校也默许我们滞留下来。加上仍然有演出任务，所以一直又过了五六个月，我们才不得不离校。 宣传队的同学们都在这个充满热能的集体中受到了锻炼，得到了陶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几个同学甚至萌生了宣传队整体去一个地方接受“再教育”的想法，哪怕是边疆，是海角天涯。 但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送我回家的同学们吃过晚饭就两步一回头三步一招手地走了，我站在村口望着他们骑上自行车渐渐消失了的身影，万般冷寂浸在心头。 紧靠村东头住的贾大婶走过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文昌，那么多漂亮的城里姑娘，哪个是你的媳妇啊？” 我没有回头，背着她拍了拍身上的清雪，苦笑了两声…… 第二天我就找生产队长报了到，扛起一把大镐去参加刨土粪的劳动。 尽管从学校回到乡下终止了学业，难免有些失落，但我“革命化”热情不能减——我没有忘记警示自己，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抡大镐不光要有力气，还要会使巧劲儿，我虽然用过镐，但毕竟不是成熟的劳力，两天下来，手掌都磨出了血泡。 不久又去参加修水利大坝，仍然是抡大镐刨冻土。我经常是大汗淋漓，后背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贴了一层铁皮。 午饭的时间到了，送饭的牛车刚停下，社员们就蜂拥而上，一眨眼功夫苞米碴子干饭就被抢光了，我刮桶底儿总算凑了半碗。等我去盛土豆炖白菜时，桶里只剩半桶模糊的汤。另一个来迟的社员看了一眼菜桶，抓一把土就撒到汤里，嘴里骂咧咧的：“我吃不着，你们他妈的汤也别喝了！” 说完，扬长而去。 见此情景，我几乎流出泪来，心里呐喊：“怎么能这样呢？我这是在接受什么再教育啊？” 一天晚上生产队开会。散会前生产队长讲了一件事儿，说上级给回乡知识青年一套棉秋衣秋裤，就给文昌吧！ 我忙说：“我不要，给困难的社员吧！” 不想我的话音刚落，大家就都争着“给我！”“我要！”，有坐在生产队大炕上的社员还站起来蹦到地下来争，有的甚至要到生产队长的手里去抢。 我的心又一次受到冲击，暗自叹息：这就是现实——这里哪有什么革命化——哪有什么境界！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家乡很有感情，但也亲身感受到农村还存在着的很多落后的丑陋的东西，一些愚昧狭隘自私的习性一时半会儿还很难改变。 在学校读了十多年的书，知识培育我们健康成长，使我们向往文明，渴望在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但如今的农村，确实没有什么变化，令我失望甚至沮丧。上大学成为有成就有出息的人的梦也破灭了。 第二天刨冻土的劳动继续。沉重的镐头没抡几下，就有人来找我，通知我马上去大队部办公室，说有事。我连衣服也没有换，擦擦脖子和脸上的汗就去了。 大队书记对我说，公社决定把你调到大队来，任革委会副主任兼会计，暂时主持工作。 至于什么是“主持工作”，我当时也没问，一闪念地想，可能是WG运动中有些问题涉及到大队的干部们，叫我来撑这个冷棚吧！ 其实他们都是很受大多数乡亲尊重的人。 大队书记递给我一串钥匙，算是交接。他打开卷柜，里边有几本毛选及宣传小册子，办公桌抽屉里有几斤粮票和几角钱，还有公章印泥什么的。 我无心细看这些交接物，关上柜子和抽屉，与蜷在炕上的看屋老大爷点了点头，示意“你费心看好屋子”（但我没有说出声，我觉得刚接任就发号施令不妥），我就回家了。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每晚去一个自然屯（生产小队），结合农村实际宣讲“怎样落实最新指示”，同时也是与各队的干部社员见见面。 才走了三个生产队，公社就通知我参加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 我这个离开学校不到一个月的青年竟成了大队干部，这在全县还没有先例。 巧的很，我的一个女同学孙秀英也临时抽调到大会秘书处。 参会的第二天我就感冒了。傍晚，我在宾馆的床上躺着，忽然有人招呼我说，大会孙秘书来看你了。 孙秀英在会议名单上见到我的名字，打听到我时，听说病了，便买了一兜子水果来看我。 同来参会的一位生产队长就宣扬开了：“文昌的对象，是县里的大秘书！” 我急忙解释，她是大会临时借调的，不是秘书；她也不是我的对象，只是同学而已，可别瞎说！ 其实我与孙秀英在校三年多时间，同在学生会文艺部同在一个宣传队同台演出，彼此心中都有亲切感，就差说破。这次会议我们有机会深谈，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对秀英说，我在农村，你在城里，将来怎么办呢？ 她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实在不行我就去农村，去你家那里当农民。 县里会议回来以后，公社成立了清查办公室，抽我去搞外调。 命运的脚步就是这么急匆匆，在我回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有如此的变化！ 现在我要去当兵，这事儿绕不过两个坎儿，一个是伯父母，我从小失去母亲，是伯父母（我叫大爷、娘）将我养大供我念到高中，如今二老已年届70，刚把我培养成人，我就要离他们而去，怕是难以通过。没想到二老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二是我的未婚妻孙秀英，我们谈了半宿。无疑，这已是我们对命运前程共同的选择。 可是当我向大队、公社乃至县武装部提出要参军的时候，他们全都不同意。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征兵工作已经结束，新兵都发军装了，再说你也不合格！ 绥化军分区丁子峰司令员在征兵电话会议上还讲，绥化新华公社曲文昌想要参军的积极性是好的，但像他这种情况——他的父辈三股就他这么一个男丁，就是在战争年代也不能征召 …… 好，那我就去磨丁司令员…… 就在这时，接兵部队参谋长黄伯桥接见了我，在我回答了他提出的所有问题后，他又问我有什么特长，我心中一喜，马上觉得有门儿，我说我是绥化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之一，参谋长听了，当即拍板：”定了，你可以补领军装了！” 领了军装，我开始冷静下来，在兴奋之余也开始有些纠结。我觉得似乎有些对不起我的伯父母，还有沈阳的父亲。由于当兵这件事儿运作的太急，还没有来得及和我父亲讲。同时我也开始觉得有点对不起家乡的组织领导对我的任用培养与期望。 我要当兵这件事儿，虽然是我与热恋中的孙秀英共同的选择，但是我总觉得我要冷落了她，并把照顾二老的责任推给了她（她说：你放心去吧，大爷、娘交给我！），如今我就要长久地离开她，真有些难舍难分哪！ 我甚至隐隐约约地想到，在命运的岔道口，激情是不是淹没了理智呢？ 出发的日子到了。 在我戴着大红花骑着枣红马离开村子的时候，很多乡亲出来和我打招呼，送别，有的还直抹眼泪，我的大爷和娘二老没有出屋…… 此时，我的心头由然地浮闪出两行古诗句： 挥手自兹去，啸啸班马呜。 面对着就要离开的故土和父老乡亲，我不由自主地默念着： 走了， 向着绿的远方， 别了， 此一去不知何时回来啊！ 2021年10月26日 <h3>（谢网络图片）</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