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3一一我的乡下生活

红心点点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指示“农业学大寨”，全国掀起了学习大寨的高潮。不久，一批批知识青年也来到农村，开荒建梯田，筑路修水库，艰苦奋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赶上并参与了这场运动。 　农村土地所有权属国家。农民种田，国家征收农业税，从秦朝商鞅变法开始延续了2300多年。解放后，农民种植获得的粮食要上交一部分给国家一一交公粮。 1969年下乡时，产出的粮食归集体，每年队里先向国家缴纳公粮。完成各项公粮任务后，剩下的粮食保管员按工分、按人头分粮给社员，知青同社员一样同工同酬。 　独户插队知青都自已做饭灶上灶下一把手，烧柴是队里分的农作物如稻草、麦杆、豆壳之类。没有烟囱的灶膛薰得人双眼泪直流，抹一把泪，黑半边脸，像灶神爷。遇到潮湿柴禾容易熄火，难免用嘴当吹火筒，对着灶门吹，柴禾猛地一燃常常眉毛被烧焦，苦不堪言。 　立夏后昼长夜短，每天要出早工。出工前把稀饭煮在锅里，盖好锅盖。收工回来，稀饭焖熟了但有很大一股铁锈味，急忙从泡菜罐夹出自已泡制的豇豆、萝卜或黄瓜压味，狼吞虎咽稀里哗啦吃完，清淡快捷，又忙着要出工了。 　为生活所迫，不仅学会了四川泡菜，还是制作腌菜、腌鸭蛋的高手。同时开始仿社员养鸡、养鴨、养猪。鸡鸭与我同住一屋，清晨鸡叫，生物闹钟催我生火煮饭。 　鸡、鸭都是放养，早晨丟几把玉米粒给它们吃，便放出去到晚上它们会回来。母鸡生蛋在鸡窝里，母鸭不生蛋，我正感到诧异。一天，突然鴨妈妈领着七八只毛绒绒的小鴨子回来，给了我久久的惊喜！原来她跑到屋旁的水塘芦苇丛中去安家了。 　自已没法养猪，便送给我六十多岁的老母亲代养。队里划给的三分自留地，从不闲置轮流种蔬菜、高梁、玉米、红苕…除自吃外，剩下的和谷糠、麦肤当猪饲料。春节杀年猪，政府要收购一半（0.68元/斤卖给供销社)养猪人自留一半。为了多得两斤肥肉，向开猪膛的人“行贿”，送一包红缨烟，请他手下留情刀走偏锋。留下的猪肉部分自吃，部分出卖再买只小猪仔来饲养。 　农村的野味很多！我们也经不住美味的诱惑。四~五月份黄鳝繁殖期，是抓黄鳝的最好时机。水田里的黄鳝有2个洞口，脚踩住一个洞防止它逃跑，手伸进另一个洞捅一捅，很容易就抠出来了。千万别把蛇洞当黄鳝洞，蛇洞较粗糙，黄鳝洞较湿润、光滑。用自产的大蒜焖黄鳝，很香很香。富顺是产鳝大县，改革开放后鳝鱼运到昆明卖，整个市场被富顺人掌控。 　夏季和秋收稻谷后，青蛙遍田野，那时没有保护意识，晚上背着笆篓、打着电筒去打青蛙，听见蛙声用电筒照着它，青蛙不会逃跑，手持镰刀一拍一个，十拿九稳。再用泡辣椒爆炒红烧，咸香入味，鲜嫩爽口！还有林中的鸟儿、沱江的鱼儿、地里的蚱蜢儿、缫丝后的蚕蛹儿…都是饭桌上的野味佳肴！ 　那些年，农村除野味多外，生活非常艰苦，能有存粮的社员较少，农作物（稻豆麦苕）一成熟便是口粮。公社提倡“农闲吃稀，瓜菜半年” ，农闲把粮食磨成粉搅“羹羹”喝，能计划用粮者是好社员。青黄不接时，困难户只能靠吃政府发放的有限救济粮。冬季生产队盛产红萝卜，用它煮汤凑合也是一次晚饭，久吃伤胃，多年后我见到煮红萝卜还犯呕。 　1971年深秋阴雨连绵，队里在虎跳岩山上挖红苕作过冬的口粮。稀泥粘土粘在锄头上甩不掉，要用手抠下才能挖第二锄，从泥泞地刨出红苕特费劲。干了一整天，非常累。天渐黑，我强撑着把喂猪的红苕藤背回知青小屋，再返回去挑红苕。 回到山上，已月黑风高，我把分得50斤红苕装进箩筐，挑起来沿着高低不平的小路下山。坡陡路滑箩筐碰着石头，扁担失衡箩筐打翻，一跤摔在冰冷的泥泞地上，红苕沿着斜坡滚跑了。此时饥渴寒冷，百感交集五味杂陈，酸甘辣苦咸涌上心头，止不住的泪水啊，顿时夺眶而出。面对着黑夜长空我发疯似的哭喊“口粮呀！口粮！…”走在最后的陈九妹、吴二娃帮忙捡回了部分，第二天我又去找。这是我在生产队里的第一哭，也是最后一哭！ 　方碑商店旁边，卫星二队有一块大石坝是晒谷子的地方，也是大队知青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在那里我们为社员表演文艺节目和演样板戏“沙家浜”，官明(已逝)扮阿庆嫂，智勋扮沙奶奶，思吾扮刁德一，学江扮胡传魁。没有乐器伴奏，我吹笛子独奏。大伙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开开心心记一天工分。 　那些年抓阶级斗争，下乡第一课是接受阶级教育。生产队里只有一个60多岁的郑姓地主，“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是被批斗的对象。一天，民兵队长主持批斗会，大声呵斥后，地主低下了头。地主的长工、佃农周大爷站起来诉过去苦，台下与地主分了家的4个儿子(远明、远池、远遥、远清)虽是队里的主劳力没吱声，郑地主也没敢搞破坏。 下乡一个月快没米了，准备回家看父母讨点米下锅，民兵队长说:回家要写假条经批准才能回去。口头请假不行吗？兵队长说“不行！你们是来接受教育的”。我突想起那次“X斗会”，难道咱是“第六类”？回敬道“你们应当欢迎他们”！来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鬼火冒，算老几？宁可不回！ 　走上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我劳动不偷懒能吃苦，得到社员们的认可。关系变融洽了，他们都不直接叫我名字，而是亲切、友好的称呼“陈全”，少者叫七哥或七叔（因我排行在七）。出生在工人家庭“苗红根正”，71年入了党。 　1972年社员们推选我当生产队会计，次年方碑小学叫去当兼职民办教师。小学四个班二个教师，另一个是大队副支书谢仲文，我俩各门课都上。 　1974年，我被抽到宜宾地委知青办公室与南下干部吴书田、宜宾日报记者雷再春下地属18个县市检查、落实知青政策。同年秋季离开生产队，可惜慈父因过度劳累中暑病逝，儿未尽孝成终身遗憾。 一吹哨放牛五更天，收工回家月高悬。面对徒壁锅灶冷，虎跳坡头泪未干。屋漏更遭恶鼠患，风雨敲窗孤灯伴。红苕瓜菜充肌肚，高粱汤粑包谷团。二养鸭喂猪油盐米，洗衣做饭独自酸。为挣工分哪敢闲，过年才有分红钱。山重水复路遥远，骨肉分离两地牵。家中养个不孝子，老父临终儿未还。 三可叹芳华似流水，历尽沧桑改容颜。虽经九转未曾悔，百折不挠奋为先。创业艰辛多坷坎，退休养老已到站。勿忘往昔生活苦，感恩今朝方知甜。 　2006年，农村迎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党中央一号文件加强惠农、富农政策，取消了农业税，结束了延续2300多年的农民缴税史，从此再也不上公粮了！种地还有补贴。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公路修到原生产队，家家茅房换瓦房，户户鸡鸭有余粮。 　虽然离开生产队快五十年，但那里的青山绿水、扑实的社员、知青的情谊，历历在目，萦绕在心，不能忘怀。往事不堪回首，但还是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