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坚强人生

查旺春

父亲的坚强人生

文/查旺春

父亲曾经经过多次算命。算命先生屡屡总是说：父亲最多能活64岁。64岁后又说:父亲积德，做了好事，阎王爷给他加寿，加到72岁。72岁后，算命先生说，你这命，我算不了。最后，我的父亲，89岁，寿终正寝。

89岁，89个春夏秋冬。要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多少坎坎坷坷，只有老天知道。然而，老天又不会告诉我。只有父亲自己知道，可惜他老人家，已是驾鹤西奔。即使他健在，又有多少是他的至伤至痛，我也不愿再在刚刚结痂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又有多多少少不堪回首的往事深深地埋藏在他老人家的心底。多少酸甜苦辣咸，只有他独自品尝。即算是苦似黄连，也只能他独自吞咽。

我只能从周围邻里，民间传闻中寻觅一些父亲的足迹，探索他老人家坎坷的人生。

我的父亲，生于1920年。风云变幻的时代，造就了父亲敢于挑战、敢于应对、乐于承受的坚强性格，陶冶出淳厚纯朴的乡风熏陶了正直善良的个性。

也许是老天嫉才，父亲五岁的时候，与天下所有懵懂少年一样，充满 好奇心。他在田土中发现一枚未打响的子弹。为了探个究竟，不假思索地，拿到石头上用小石头敲打。当子弹被敲开后，他当即变得血肉模糊。要不是邻居、乡亲相处和睦，当即将他抬至英山县医院，哪里还有我的父亲。

也许是，老天惜才，遭此大难而未死，还给留下了一只眼睛。难怪民间传说，太聪明的人，只有带些残疾才寿长。从此只剩一只左眼相伴父亲八十多个春秋。

幸好老天怜悯，遭此大难，不但能留下父亲的性命和一只眼睛，还没夺走聪慧的灵性。

父亲八岁开始师从田勖仁先生，因父亲的聪慧，深得先生器重。父亲十岁那年清明，和同学一起徒步去仙人台朝拜。翌日回到学堂，先生以严厉的姿态训斥学生：“你们未经过批准，擅自逃学，去了仙人台。说说有没有带礼物回来，带了礼物的免打。”父亲知道，先生是在考验他们。当即，父亲呈上一首：

夙知此地有仙台，今日登临觉快哉。

举首一轮红日近；回眸几多白云隈。

奇花异草招人赏；绿水青山动我怀 。

好景暂时观不尽，天缘有份待重来。

此后更蒙先生钟爱。后因田老先生外出游学。父亲又师从安徽太湖吴礼忠先生。前前后后，父亲读书六年半。

父亲十五岁时，乡民们拥戴，聚集附近学童，父亲开始教书生涯。三年后，被当时的国民党张榜区区长査春舫推荐，任当时的龙井保保长。鉴于当时国、共的激烈争端，父亲是左右两难。他曾因不忍心乡里乡亲，为作最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当炮灰，偷偷放走被抓来的壮丁。（这次偷放的壮丁中，有人在解放后残酷的运动中，专程到四流山为我父亲喊冤叫屈，救过我父亲的命，后文有述）。自后，父亲坚辞保长职务，继续教书。

194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父亲不在家，一位姓林的新四军伤员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敲门。母亲为他包扎伤口，弄些饭吃后，赶紧又趁夜幕将他送往靠英山那边山路，让他赶快逃走。不多久，有人向自卫队举报，说我家窝藏新四军，当即怀着身孕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均幼殤）被自卫队抓到新屋塆官厅，要在何铺教书的父亲回来换。父亲闻讯后，马不停蹄地赶回。父亲至新屋塆，当即被五花大绑，囚禁在官厅。被通知：可由当地名流以资保释，如无人保释，将押往武汉执行枪决。我的大舅父田忆亭当时在英山也算名流。闻讯，迅速筹集款项，积极营救。只可惜，大舅父钱款尚未凑齐，父亲已在去武汉的途中。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父亲被解至浠水査儿山交接，接收人是一位的国民党连长。填表时他见我父亲字写得好，留下好感。偷偷将我父亲叫到僻静处询问。他深知，我父亲如果被解到武汉，是绝不可能留下性命。加上听说我父是因为偷放共产党。他本来就看不惯国民党，同情共产党，对我父深感敬佩，冒着生命危险偷释放了我父亲。分手时，我父亲再三询问他的大名，他只告诉我父亲，他姓彭。

父亲拖着疲惫不堪身体，脚踏几寸深的积雪，赶往英山峻岭沟，向我的大舅陈述详情。大舅感叹，真是急难之时遇贵人。

至1953年，国家进行三反五反、清理阶级队伍、镇压反革命。有人说父亲是国民党党员，当过伪保长。甚至无中生有，说我父亲谋害了新四军老林。工作组组长陈仕典紧急召回在何铺泡桐树凉亭教书的父亲，召开批斗会。

自古说：好人有好报。真的不假。这时候，地方正义之士纷纷为我父亲作证，喊冤，鸣不平。更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年被放的壮丁中，有乌沙畈的詹xx（我不知道名字，父亲也不知道）。当时他已过世，他的遗孀拖着被包裹的三寸小脚，专门赶来为我父亲喊冤、证明。毕竟当时的干部还是至通人性。陈组长，当时表态，父亲没有历史问题，不在被镇压的范围之列。并督促我父亲迅速返回学校，免得耽误学生。

其间，初解放的祖国，百废待兴。父亲因不忍他的胞弟、我的亲叔忍饥挨饿，求借无门。竟将国家发给他们的供应证给我叔叔去取粮，而被处分 。1954年，又因蕲春县在刘河胡凉亭办的教师培训班聚餐中，和同事闹矛盾，被汤局长不点名的批评，愤而离校，以握笔之手持锄。

接二连三，长、次兄长前后夭折。陆陆续续，一位残废的哥哥、三位姐姐、还有懵懵懂懂的我和小弟 ，相继降临人世，生活是何等艰难，可想而知。

幸亏当年的人仁义。那饥寒交迫的年代，邻里乡亲、亲戚朋友、以及父亲的同事、学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雪中送炭。

当年的田桥公社办公室黄子荣主任，是我父亲的学生，看到父亲在搭田岸，脱下鞋袜 ，恭而且敬地来到父亲身边，询问家中境况。母亲生我们的时候，红糖紧缺，黄主任千方百计买到，送到我的家中。父亲当年的同事詹云萼老师、査佐辅大叔、詹茂斋先生等等，屡屡托人带来问候。

一颗颗滚烫的心，一双双温暖的手，辅佐着父亲的坚强，相助度过艰难的时光。

1956、1957年，县教育局两次下通知要求父亲，重返教育阵地。并送来开水瓶，棉絮。父亲将水瓶、棉絮收下，换取红薯，充作救命粮。但还是不愿去教书。

我是1963年出生的，当时父亲已经43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出于无奈，亲自挑着两担心爱的书文，连同他的国民党党员证书，投入火海。我依稀还记得父亲当时的满眼泪痕。

年幼时，父母日以继夜辛苦操劳。尤其是秋收的时候，白天要忙于收割，脱粒只好在晚上。逢有脱粒的时候，父母即使再疲劳，也不会放弃，是因为参与脱粒的人员可享受一顿聚餐的米饭。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美事啊！然而，我的父母依然没有饱饭吃。他们舍不得吃一口，全部带回，让给我们兄弟姐妹分享。

1979年，国家处于拨乱反正、平反、恢复工作籍的时代。当时父亲的同事，朋友，甚至蕲春县史志办公室的邵登云、陈湘、钱宾雁老师等，纷纷规劝我的父亲：申请平反、恢复工作籍，邵、陈、钱老师均表示尽心竭力。当时，田桥公社书记田德贵，办公室主任黄子荣，妇联主任郭美珍都是父亲的学生，如果父亲写好申请，恢复工作籍，应该不是问题。父亲只是一句话：“我老了，什么也不想了。”当他们再次劝告父亲：“不为自己着想，也算儿孙考虑吧！”父亲回答：“儿孙有用不靠我，儿孙无用，我去搞来也无益。”

后来，我和父亲交谈的时候询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平反、恢复工作籍?他回答我：经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和他一行的有的被共产党镇压，有的被吓死。而他历尽艰难坎坷，尚能安然无恙，还能有我和我的兄弟姐姐，后继有人，也算是老天对他的厚待。他知足了，再无他求。

我成家后，父亲已是古稀之年，我虽然竭力行孝，无奈手长袖短，难免不留下许许多多的遗憾。

二00八年冬天，百年未遇的大雪降临时，父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父亲，我敬爱的父亲！我不敢用“光辉、伟大”形容我的父亲；但用“光明磊落，坚强不屈，”应当是当之无愧，恰如其分。

值此父亲仙逝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敬献我敬爱的父亲。